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

作者:孙彩霞

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对汪精卫等人叛国投敌的处置，相关论著不但在一些问题的叙述上附会讹传，而且把蒋的处置仅仅定时在汪等潜逃至越南河内为止。其实，在随后汪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政府的过程中，蒋为了破坏汪的“和平运动”，阻挠和推迟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外交承认，继续做了一系列工作。本文除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错讹及疑惑问题进行辨析外，重点论述汪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建立伪政府过程中，蒋对其的处置。

对一些问题的辨析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根据与日本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史称“重光堂秘约”)所拟定的计划，偕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人逃离重庆，飞抵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次日，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帮助下潜入越南河内。当月31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拥护日本22日发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迈出了叛国降日当汉奸的决定性一步。鉴于相关论著已清楚地叙述了这一阶段蒋介石对汪的处置[1]，笔者不再重复，仅对疑惑或错讹之处做一些辨析。

(一)蒋介石得知汪精卫等叛逃至河内后的态度。

有文章认为，蒋介石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前，于12月26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重点是痛批近卫声明欲灭亡中国的本质，“但全篇讲话，没有直接提到汪精卫。此后数月间，作为舆论焦点之一的汪精卫及其叛国问题，一直没在蒋的公开言论中出现。《艳电》发表后，蒋对《艳电》没有评论……对汪为曾仲鸣之死‘出于义愤’而发表的《举一个例》长文，亦无直接回应。直到1939年10月1日，其时，汪精卫已经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蒋才在答中外记者问中明确汪为‘逆’，是‘人人得起而诛之’、‘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的‘汉奸罪犯’。”[2]这不免使人觉得蒋对汪逃离重庆背叛国家、民族这样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表态和定性，其真实情况怎样呢?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逃离重庆至云南，起初的态度是“痛惜”，希望汪“自觉回头”。12月21日的蒋日记写道:“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觉回头耳。”[3]22日，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与汪精卫的出走相呼应。同时，蒋也从龙云处得知了汪出走河内的真实意图。由此，蒋对汪的态度开始慎重起来。他担心汪的出走，对党、政、军及地方等方面产生不良后果，并影响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是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注意:一、接龙志舟(龙云，字志舟———引者)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二、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三、近日肝气旺盛，骄矜之态渐起，应特戒惧，以免陨越。四、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4]在23日的日记中，蒋又特别提到“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蒋之所以反复提醒自己要注意汪之脱逃造成的影响，是因为根据“重光堂密约”，日汪双方设想在汪逃离重庆并发表声明，呼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后，首先由云南的龙云发表拥汪通电，接着广东的张发奎起而响应，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然后汪在云南等日本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此外，蒋也深知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派系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分分合合，党内派系复杂，而汪的出走，有可能使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亲日主和派、反蒋派和汪派实力人物支持汪，使其建立新政权、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妄念成为现实。如此一来，将导致国民党营垒分化瓦解和抗日民族阵线崩溃，蒋的统治地位也将不保，其后果不堪设想。基于这样的担忧，蒋认为对汪的处置应以“积极为妥”，“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并“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5]因此，蒋决定立即“对汪表明态度”[6]。

12月24日，蒋介石中断了在陕西的军事会议，于下午5时赶回重庆，立刻约集党政首领会谈，商讨对汪精卫的工作。[7]接着，又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蒋要他的澳籍顾问端纳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8]。第二， 26日，蒋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揭露和斥责了日本政府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图谋，并明确指出日本的野心已暴露无遗，不能再与之谈和平:日本“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一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一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9]演讲完毕，蒋又对汪离渝赴河内一事作了说明:“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10]第三，蒋动员报纸不要非难汪精卫等人。27日，他致电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希望对于汪的有关舆论，“宽留余地”[11]。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12]。第四，蒋令正在河内交涉运送军火问题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醒悟回国，并嘱咐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美大使胡适，请其劝汪“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住香港，但不妨赴欧”。[13]

31日，汪精卫抛出《艳电》，公开承认卖国投敌条件，也公开了叛国投日的真实面目，蒋介石十分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见汪响应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诚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14]次日是新年元旦，蒋因汪发表《艳电》而心情不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记载:“侍从人员同赴委座公馆向委座夫妇拜年……委座从国民政府回来以后，以汪发表致中央党部和平电报，心上非常气愤，团拜也停止了。”[15]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汪精卫处置问题。蒋介石任主席主持会议，经长时间讨论，最终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不过，因蒋“力加阻止”，没有同时发布通缉令。[16]次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上述决议，并动员全国报刊讨伐汪逆。[17]随后，蒋介石获知汪精卫有往欧洲之意，乃嘱外交部即发护照[18]，并秘密派遣和汪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携护照赴河内，但遭到汪的拒绝[19]。由此，蒋知道汪叛国投敌已无可挽回，称“今日之汪精卫，其罪恶较之民国三年王金发降袁卖友为更大，王则卖友，而汪则卖国”[20]。于是决定动用军统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却误杀了曾仲鸣。

总之，在《艳电》发表前，蒋对汪积极开展工作，采取种种手段，力图阻止其与日进一步勾结;在《艳电》发表后，蒋对汪“仍留转回余地”而无效时，采取了暗杀手段。蒋对汪的处置，正如陈布雷和唐纵所说:“汪案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21]“委座又在劳心焦思对于这问题的处置办法。”[22]中共方面也承认，蒋在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23]

(二)蒋介石是对汪精卫脱逃至云南还是河内“殊所不料”?

有文章说:“得知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叛逃至河内，蒋介石在1938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事殊所不料’……”;“‘殊所不料’之事不是汪的离渝，而是此时汪已抵河内。”[24]其根据是由日本人古屋奎二编撰，台北“中央日报社”译成中文并出版的《蒋总统秘录》。[25]该书利用过台湾方面提供的蒋日记的部分摘录，但其并不是蒋日记原稿，而是经过修编的抄本或节录本。而蒋日记原件是日记述如下:“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蒋并于当日致电龙云转汪精卫一电:闻兄到滇后即病，未知近状如何?乞示复。[26]可见，蒋所没有想到的，是汪以赴成都讲演为借口逃离重庆飞昆明，而不是言汪已到达河内。

(三)蒋介石获知汪精卫脱逃至昆明的时间。

据载: 19日，龙云在汪精卫一行离开昆明后致电蒋介石，报告汪18日到滇， 19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27]说明在此电(效电)前，龙云于18日晚和19日汪离开昆明时，已两次向蒋致电报告。蒋是20日离开重庆前往陕西武功的，如果龙云在效电前曾有两电报告，那么蒋应该知道汪已飞抵昆明。但据蒋21日的日记，他直至该日才得知汪已潜飞到昆明，而此时汪已于19日离开昆明潜入越南河内，就是说蒋并没有看到龙云的电报。此外，龙云效电清楚地说明，汪“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蒋21日的日记却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这就使人怀疑龙云在效电前是否曾致蒋两电?蒋是否在汪一行已抵达河内两日后才知道汪到昆明?由于存在这些疑问，所以《蒋总统秘录》所录蒋的这天日记为:“此事殊所不料”[28]，所谓此事是指汪到昆明还是已至河内，由读者去揣摩。总之，蒋记述其知道汪逃至河内的时间说不通，到底真实情况如何，姑且存疑，留待以后考订。

(四)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

关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汪的处置情况，相关的论著一般引用《王世杰日记》[29]，但王的记述过于笼统，有些细节与事实不符;也有作者认为开除汪精卫党籍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通过的。[30]国民党中央开会开除汪党籍的情况究竟如何?事实上，王世杰当时尚未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于1939年12月1日正式到宣传部工作)，他是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列席中执委常务会议的。王世杰这天的日记记述:下午3时半，中央党部召集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讨论对汪《艳电》的处置问题。开会后旋即声明改开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张继、覃振、吴稚晖、孙科、冯玉祥、林森等人“均主张执行党纪，开除党籍，或更通缉，以彰国法”;孔祥熙主张“设法令其赴欧”;蒋介石表示“拟先以私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决议予以儆告，对于通缉认为无意义”。讨论历时2小时余，发言者仍主开除党籍。最后蒋提议以举手方式征询意见，结果出席的68人中64人同意开除党籍。于是蒋宣布:“现只好照大家意思办理，至于私人调解，只好另行设法。”[31]

王世杰的记述有下述几点错误: (1)此会不是在下午才召开的。当日上午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元旦团拜礼后，国民党中央即召开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谈话会，讨论对汪的处置问题。蒋提出以个人的名义去电劝汪醒悟，但受到张继、林森、吴稚晖的反对。他们主张给汪处分，“以严肃党纪”。蒋同意考虑，决定下午3点半继续开会讨论，并请在重庆的所有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列席。[32](2)下午3点半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常务会第108次会议(临时会)，13名常委出席， 55名执行、监察委员和候补执行、监察委员列席，共计68人与会，陈立夫因病请假未到会。举手表决时， 13名常委和29名执行委员、10名监察委员、8名候补执委、5名候补监委共65人同意开除汪的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这其中包括蒋介石在内。[33]但王世杰的记述并没有把蒋计算在内。(3)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者仍主张开除汪的党籍，蒋虽然承认汪“此次之去，绝非消极的，或更有企图”，但又说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并根据讨论结果拟了三种处分办法:即劝告、警告和开除党籍，请与会者表决。[34]

(五)蒋介石派谷正鼎赴河内游说汪精卫出国远游，是接受了谁的建议?谷正鼎曾几次赴河内劝汪?

有作者认为，蒋介石派谷正鼎去河内游说汪精卫赴欧，是接受了龙云的建议，“蒋即接受龙云建议，同意请汪外出远游”[35]。此说有误。事实上，在1939年1月6日龙云的致蒋电中，其建议是:“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36]可见，龙云向蒋建议的重点是让汪回国，而不是“外出远游”。

至于蒋介石几次派谷正鼎赴河内劝汪精卫去欧洲休养，不少文章和论著都采用了较早出版的朱子家(金雄白)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的说法，谷正鼎奉蒋命，在2月中旬和3月两次赴河内劝汪[37]:“中央也两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内。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销原意，仍回渝供职……汪并托谷氏转致几句话，汪说:‘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迨第二次谷氏到河内再见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他携来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并且还带来了一笔政府所给汪氏等的旅费……不料谷氏于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庆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发生了。”[38]

据蒋介石1939年1月8日复龙云电:“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盖急求谅解或为彼代谋，徒增其疑窦，而于事无补。且据法人消息，汪到越后之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现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至于留住国内，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此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39]蒋介石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汪回国，认为其唯一的出路是远游欧洲，何谈让汪回重庆任职。至于朱子家说，在谷正鼎回重庆的第二天(3月21日)即发生刺杀事件，更说不通。我们知道，蒋介石是在谷正鼎使命失败后才决定采取刺杀手段的，不可能谷今日返重庆复命，蒋次日即实施刺杀。

再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中说:“当2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了，何况离国?……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40]汪此文发表于当年3月27日，所记不会有误。又据当事人谷正鼎说，他至河内劝汪“只有一次”，“绝对没去第二次”。[41]谷为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奉蒋介石之命，对此事印象深刻。

由上可知，谷正鼎奉蒋介石之命赴河内劝汪精卫赴欧洲，仅有1939年2月中旬一次而已。

策动高、陶脱离汉奸集团，打击汪的“和平运动”

策动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汉奸集团，促使其集团分裂，打击其“和平运动”，是蒋介石对汪投敌卖国的另一种处置。

高宗武，本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1938年2月受蒋介石委派驻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并和日本交涉“和平”，但自从他7月私自赴东京，与日本陆军大臣坂垣等进行会谈，知道日本坚持要蒋下野，由汪出马进行和谈的意向后，便改换门庭，成为汪精卫集团与日联系的重要分子。在河内刺杀案发生前后，戴笠与杜月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住在香港)合计，由杜出面多次找高做工作，“剀切劝导，告以当此存亡紧急关头，只宜服从领袖，不宜另作主张，以免为亲者所痛，仇者快”。高也向杜表示，“拥戴蒋委员长始终如一，决不敢做不利于国家民族之事”，并将他私自去东京与日联系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交杜呈报蒋。[42]1939年5月初，在高离开香港到上海与汪会合之前，杜极力劝高留在香港。高对杜说:“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43]之后，杜与高的联系未有中断，两人“过从甚密”[44]。

陶希圣，抗战前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历史上陶希圣和汪精卫、周佛海交往较深，与他们沆瀣一气，对日主和，反对抗战，并成为汪精卫出逃降日的军师之一。但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陶却一直逗留香港。据其子陶龙生称:在汪精卫等人从河内逃往上海时，陶希圣逗留香港，持观望态度，直到8月始赴上海。在赴上海前，陶见过蒋介石，蒋交给他一份密电码，预备有急事使用，直通委员长办公室，并指派军统局毛人凤协助陶。蒋对陶说:你跟汪“去上海，在他身边，常常劝劝他，莫让他做出卖国的事。如果劝不住，你就回来。”[45]陶到上海后，确曾劝汪放弃成立“中央政府”的计划。[46]

1939年11月1日至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上海谈判订立“汪日密约”，高宗武、陶希圣认为密约要求范围之广、条件之苛刻，“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蓓〔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47]。这与他们两人企图通过和平运动达到保全国家的独立与生存的想象相差太远，当然还因他们在汪伪政府酝酿成立过程中所要权位未能如愿，加之他们也确实感到汉奸卖国贼这顶帽子的份量(陶希圣的夫人即称，“我们绝不能做汉奸，令自己儿女成为汉奸的儿女”[48]，因而决定叛离汪精卫集团。高并偷偷拍摄了日方提出的密约草案。

1940年1月初[49]，在杜月笙驻上海代表徐采丞、万墨林的帮助下，高、陶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脱离了汪精卫集团。高宗武后来曾说:“当年之所以能完全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立即发表卖国的所谓汪日密约，完全是依靠杜月笙先生的相助，否则，非但事情办不成，还有生命的危险。”[50]

蒋介石看了高宗武、陶希圣经杜月笙呈送的“汪日密约”文件后，极为气愤。他于1月13日写道:“吾不知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如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四千万元是争，是诚狗彘不如矣。”[51]20日又写道:“敌阀与汪逆订立《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密约，阅之令人发指。汪逆万恶，一至于此。痛甚!”[52]蒋决定将密约公布于世，揭露日本侵吞中国的阴谋和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真面目。经过周密策划，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日汪密约”的原文照片、译文，以及高、陶联名致该报的信、致汪精卫等人“悬崖勒马”的电报。次日，重庆及后方各大报纸同步刊登并加评论。24日，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和《告友邦人士》，前者指出:全国同胞披阅了“日汪密约”文件后，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日汪的“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占’。这就是近卫声明中所希望于汪兆铭将要成立的‘更生中国’，亦就是‘奴隶的中国’的要纲，这就是敌阀以‘分担建设新秩序职责’的名义，强迫‘中国分担’支解‘中国自身’的任务。”同时，蒋激励全国军民努力奋斗，杀敌诛奸。后者则阐述了日本企图独霸中国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中国的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及太平洋各友邦国家安全之深切关系，吁请各友邦国家共同合作，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并迅速采取有效办法，断绝日本物资及武器原料来源，立即对日禁运，援助中国抗战。[53]蒋还命令侍从室、中央党部和宣传部，将“日汪密约”和他的《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以及高、陶的致香港《大公报》函件原文，印刷成专册，分发到各级党部和军警学校，使人人闻知。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策反高、陶脱离汪精卫卖国集团，公布“日汪密约”，沉重打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周佛海说，和平运动“自高、陶事件以后，突转恶化。目前形势险恶万分，加以中央政府三月内不成立，则和平运动即将解体也。”[54]日本军方高级特务今井武夫也承认，高、陶的出走，对汪精卫汉奸集团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55]。同时，这也使人们看清了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狂妄野心，直接刺激了在华拥有各方面利益的英、美、法等国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2月13日、3月7日，美国政府先后两次决定给国民政府贷款4000万美元。同时，“日汪密约”也是汪精卫集团卖国的铁证，其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嘴脸大白于天下。从此，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之外，人们不会再对汪的“和平运动”心存幻想。[56]

与日虚与委蛇，阻挠和推迟汪伪中央政府成立

汪精卫和日本原来设想，在汪艳电发表后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会起而响应，然后在西南地区建立独立政权。事实证明，追随汪者寥寥无几，他们的企图无法实现。而曾仲鸣遭误杀，更使汪异常惊恐。1939年4月25日，在日方人员的接应下，汪离开河内， 5月6日进入上海租界，准备在日本刺刀的保护下建立政府，来推动重庆政府转向“和平”，停止抗战。然而，此时日本政府内部有一些人认为汪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政府，与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不能发挥对重庆的诱降作用，反而会妨碍与重庆方面的谈判，提出建立汪政权，“究竟能否有助于解决事变?或者反而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都很难预料”。[57]因此，尽管汪一再向日方提出组建政权的方案，但却被一拖再拖。直到5月31日汪亲赴东京讨论建立新政府的问题后，日本才于6月6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为“中国新中央政府树立方针”。其中规定:新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以及重庆政府的“觉悟分子”组成;新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成立时间，由日本方面依据全局的战争指导决定;重庆政府如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同意更动人事，并接受以“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正式调整中日国交，可以容纳其加入新政府。在随后的日汪会谈中，汪接受了日方的规定，日方则保证支持汪建立新中央政府，并同意汪使用“国民政府”名称，采用“还都”南京方式建立新政权。6月18日汪离开日本回国， 8月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9月与南北两傀儡政权的首脑王克敏和梁鸿志就组织政府问题进行磋商，积极进行建立政府的工作。

汪精卫公然在日本卵翼之下谋划另立政府，与中华民族为敌，与重庆国民政府相抗衡，其汉奸嘴脸彰彰明甚。蒋介石对其的处置也随之升级。6月8日，重庆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对汪严缉法办。令文曰:“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58]10月1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明确指出，汪精卫“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59]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主动开展的和谈，虚与委蛇，以阻止汪伪政权的成立。在欧战爆发后，日本为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以抽调主要军力南进，实现其称霸亚太的野心，在支持汪精卫建立政权的同时，也加紧开展对重庆政府的和平工作，力争在汪政权建立前或不得已时在其建立后，“使日军和重庆军达成停战，并指导汪、蒋政权合流”[60]。基于此，日本通过各种渠道主动与重庆方面秘密接触，进行“和平”工作。而重庆方面为阻遏汪精卫政权的成立，亦对此加以利用。

1939年11月底，日本驻香港武官、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与假借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名义，实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曾政忠取得联系，提出由双方各派能够代表中央政策的代表来香港举行会谈的建议。当时汪精卫正与日方举行所谓“调整国交”问题谈判，并于12月30日签订了“日汪密约”，汪精卫政权的组建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军统局为了刺探日方情报，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同意曾政忠与铃木进行秘密会谈。日方对此十分重视，以“桐工作”命名。

自1940年3月7日开始，中方代表曾政忠、张治平等人与日方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人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谈。此轮会谈共进行了4天，争论的中心问题除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在华驻军问题外，就是汪政府问题。日方提出:“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等进行适当的合作”;中方则修改为:“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等合作，但日本不得干涉中国内政。”[61]11日，曾政忠回重庆报告，约定1周内带正式答复返港。

起初，蒋介石并不积极支持军统的这一活动。就在戴笠同意曾政忠与铃木谈判时，出于同一目的，戴还派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姜豪赴香港和日本人接触。姜豪在香港、澳门先后与日方铃木、吉田谈判，并将谈判情况报告重庆。蒋介石却令中统局局长朱家骅，通知姜豪停止与日谈判，迅速返回重庆。对于“桐工作”，蒋3月21日写道:“倭寇一面成立汪伪中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府，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者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此种恶作剧，去年行之一年，其愚拙卑劣，当以一笑置之。”[62]不过，蒋很快改变了看法，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63]之后，曾政忠、张治平等在与日方铃木等人8个月的周旋中，都以推延汪政权的成立时间和推迟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为和平谈判的先决问题。

3月26日是汪伪政府预定的成立日期，但因回重庆汇报之中方代表尚未归来，日方为等候重庆的答复， 19日通知周佛海:铃木等人在香港与“宋子良”的谈判，“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4月15日”。经周佛海争取，日方同意组府时间最迟不超过3月31日。[64]但最终日方没有得到重庆的答复。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仪式，宣布“国民政府还都”。

重庆国民政府在汪伪政权成立的这一天，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百多名汉奸名单，并照会各国勿对汪伪组织作法律或事实上之承认。

此后，曾政忠等在澳门、香港与铃木等的继续谈判中，始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驻兵，坚持要求日方撤消汪伪组织，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或叫汪出国，或叫汪引退”。[65]为了达到目的，中方代表曾伪造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谈判代表委任状，伪造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文件及其意见等，与日方周旋。由于日方的真实意图是促成蒋、汪之间的合作，使南京、重庆两个“国民政府”合流， 9月，戴笠通知曾政忠停止与铃木的联系。而日本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迷信于武力，对和谈不感兴趣，命令中国派遣军中止了“桐工作”。曾政忠等与日周旋，使日本开展的“桐工作”，虽历时8个月而未得成效，但蒋介石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1940年夏，戴笠、曾政忠等返渝，蒋亲自接见并称赞他们说:“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66]

继“桐工作”之后，蒋介石又利用日本主动开展的和平谈判“钱永铭工作”，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参加这项“工作”的日方人物有日本满铁会社驻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外务省参事官田尻爱义、前驻沪总领事船津辰一郎等，中方人员有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时在香港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以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重庆国民政府铁道部前财政司长张竞立等。1940年11月上旬，蒋看到了钱永铭派人送来的“和平”条件。鉴于11月中旬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最迟在11月底以前完成与汪伪政权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和承认其政权， 18日，蒋即派张季鸾为特使赴香港，转告钱永铭向日方提出:如果日本同意下述两个条件，即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国政府就同意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67]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张竞立也要求船津辰一郎电请日本政府，“务必将承认汪政权一事延期到十二月十日左右”[68]。23日，东京复电日方代表，同意接受重庆政府提出的这两项条件，并要求重庆派代表来香港会谈。此时，张季鸾已返渝，钱永铭遂将日电内容电告重庆并派杜月笙携函赴渝报告。但杜因担心香港当局检查严密而泄漏电文内容，加之飞机停飞，未能及时成行。在此前后，重庆政府有否认和平的广播。[69]种种迹象表明，重庆方面是在敷衍和谈。日本政府内主张承认汪政权的一派猛烈反对“钱永铭工作”，认为这是重庆方面阻碍日本承认汪政权的谋略。28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原定计划正式承认汪政权。

29日，汪精卫宣誓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30日上午，汪精卫与日方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按此条约，中国将彻底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下午，汪又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汪精卫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汪伪“国民政府”。

就在汪精卫终于得到日本政府承认的这一天，蒋介石在官邸召集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会议，商决对付办法。随即，重庆国民政府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令文称:“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观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同时，明令通缉查办陈公博等77名通敌叛国者。[70]

是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也发表严正声明:汪精卫为中华民国之罪魁，其伪组织属非法机关，其任何行动，对于中国人民或任何国家完全无效，其所签之条约亦属非法，全无拘束。倘有任何国家承认该伪组织，中国政府与人民当认为最不友谊的行为，不得不与该国断绝通常关系。[71]

12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作讲演，痛斥日本承认汪精卫伪组织，并在日记中写道:“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72]

蒋介石敷衍日本的和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由原计划的3月中旬推迟到30日;其政权成立后，又拖延了8个月才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日方承认说:“由于汪精卫树立新中央政府运动不能按照预定迅速实现之故，此间(广州)民众及和平共鸣者之热意已呈冷却之现象。”[73]日本企图通过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达到分化中国和中止中国抗日的目的失败了。

综上所述，当汪精卫在日方人员的接应下进入上海租界，在日本刺刀的保护下另立“国民政府”之际，蒋对汪的处置也随之变化，一方面通过策动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反水，向中国和世界人民公布“汪日密约”，刺激英、美、法等国走上援华制日道路，根绝了人们对汪“和平运动”的幻想;另一方面，又通过日本主动进行的“和平会谈”，将计就计，与之敷衍周旋，把与日和谈作为推迟汪精卫政府成立和拖延日本政府对其外交承认的策略和手段。正如周佛海对重庆方面与日和谈动机之判断:“大约和平并非其意，欲借此以破坏我政府，则系实情。”[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