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中国父母收养的日本遗孤

70年前的夏末，残留在中国东北的155万日本人随军溃退撤离。在兵荒马乱之际，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尝到了家破人亡的滋味，走投无路的有些关东军部队甚至下令所有日军将士和家属都必须自杀，连孩子也不能留下。据事后测算，至少有4000多名日本孤儿被中国家庭收养长大，成为战争遗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那场战争中普通人命运的缩影：不仅是那些日本孩子体会到的生死悲欢，还有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展现出的最朴素动人的品质。

二战日本遗孤桂川君子6岁时与家人合影

虽说“孩子是无罪的”，但在当时的东北，人们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盘踞在东北14年之久的日本势力深怀家仇国恨。在自己的国土上，中国人却深受歧视，按伪满时期的食物配给制，在学校里日本人吃大米、朝鲜人则是白米和高粱米各半、中国人只能吃高粱米，而且日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如果吃米饭就要受法律惩处（水口春喜《“建国大学”的幻影》）。正因此，据当时在东北的台湾人回忆，“满洲人（东北人）外表看起来很温和，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反抗，我曾听人说，如果自己一个人走暗路，很容易被满洲人暗杀。”（许雪姬《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

战后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不少出身于关东军家庭，另一些则出自日本的开拓居民。此前为了将中国东北彻底殖民地化，1930年日本拓务省就已制定20年内移民100万户、共500万人的侵入计划，将之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辽宁省内居住的日本人，从1930年的不足20万暴增至1945年战败前夕的132万之多。这些“移民”来自除北海道和冲绳之外的日本所有地区，往往是高度组织化的武装拓殖集团，在各地打着“开发未利用土地”的旗号侵占良田，组成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中国人（参见《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一书）。可以想见，对当地人来说，这些日本人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移民，而是殖民者和潜在的加害者。但在日本战败之际，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不计前嫌收养了数千战争遗孤，其数目之大，足以证明这绝不是一个偶发的现象；而这些中国养父母，有不少本身就曾是战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例如收养日本遗孤的李淑贤，便是因被日本警察殴打流产而导致不能生育。

1996年，学者曹保明曾在吉林省采访调查了16个这样的家庭，写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一书，忠实记录了中国养父母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追忆。可以看出，这些养父母基本上都是贫苦百姓，所记的故事也都很朴实，没什么戏剧性情节。在全书的16个故事中，只有4个故事的叙事者是养父，而其中2个之所以养父叙述，原因是养母已去世，因此这主要是母亲的回忆，母亲相对来说对养育的过程更加饱含感情。值得指出的是：被收养的多数是女孩，男孩只有5个，事实上，日本战败时留下的主要是女婴，以至于日本政府将这一问题通称为“残留妇人”；在收养之际，这16对父母，绝大部分都是无生育能力、或因故丧失生育能力、或收养时不能生育多年的，这解释了他们当时想得到一个孩子的迫切心情，并帮助他们克服了血统歧视；此外，虽然采访对象是居住在长春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但其中只有1人是长春人，其余的籍贯或是山东（5人），或是黑龙江，或是吉林农村，他们当初去长春的动机都是为了糊口，这表明了他们的贫寒处境。

被内蒙古夫妇收养的日本遗孤乌云（原名立花珠美）成为库伦一中的人民教师

这些回忆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也有类似之处，其中有4个故事，养父母都谈到孩子刚抱来时又黑又弱，“洗了三盆黑水”。几乎每一个故事里，都强调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然而这些遗孤长大时正遇上文革，因此读上大学的寥寥无几。这里侧重的都是养父母（尤其养母）的单方面记忆，不仅重点都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这当然是毫不奇怪的），而且饱含着某种“情感记忆”，合乎逻辑的事实和细节不如感情重要。可以想象，如果我父母回忆起养育我的故事，其叙事结构也将大致类似。这类记忆通常不可避免总是感情记忆，我们也不可能以某些不符合事实记忆逻辑的细节来否定整个记忆（这正是现在一些日本右翼史家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抹去记忆中的感情因素，事实上也将使整个记忆被抹杀。在电影《大鱼》（Big Fish）中，儿子深深地怀疑父亲叙事的真实性，认为都是脱离事实的夸张言辞，并因此认为父亲的吹嘘罗嗦使自己难堪。然而到最后，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这些看似充满了经不起推敲的魔幻细节的记忆，远比乏味的事实记忆要使人更意识到生命的价值。

在所有故事的叙事中，主要重点是两个：如何收养到这个日本孤儿，以及1980年代后他们回国而引起的彻骨思念。所有这些遗孤在成长过程中都因自己的日本血统而曾遭到周围歧视，而养父母维护的办法往往是否认他们的血统；甚至当他们的亲生子女质疑这些养子/养女的血缘，怀疑他们是“抱来的”时，父母还会回答：“连你们也是我抱来的。”

中国养父母在孩子的童年时代长期隐瞒其真正的血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这对孩子的人生无疑有重大影响。萨特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谈到，很多犹太孩子长期不知道自己的种族，家里的长辈也对他们的出身只字不提，但“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有朝一日必须知道真相：有时通过他们周围的人的微笑，有时通过传闻或辱骂。发现得愈晚，打击就愈厉害：他们一下子发现别人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事，人家给予他们这种暧昧和令人不安的，在他们家不使用的形容词”。中岛幼八在《何有此生》曾回忆，一个日本遗孤在长大后拒绝认亲，因为哥哥是“日本鬼子”。可以设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隐瞒孩子的真实血统，既是一种保护措施，也是一种不想被污名化的做法。

长春“中日友好楼”

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90%的日本战争遗孤都回到了日本。他们归国后发起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组织，投身中日文化交流或公益活动，例如笠冠尚章在长春建造了“中日友好楼”（也称中国养母楼）。1999年夏，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款建造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落成。有些人到日本之后又返回了中国——电影《清凉寺的钟声》所刻画的并非没有现实基础。被内蒙的蒙古族收养的乌云（原名立花珠美）就是如此，为了照顾年迈的养父母，她在日本生活数年后又回到了内蒙。她曾说，“是善良的中国农民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就是觉得回中国生活好，回到中国我的精神上才充实、愉快。”

沈阳“中国人养父母感谢之碑

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养父母有不少都晚景凄凉。确实也有养父母对此表现出相当的失望，或者回忆起当初收养时就曾有人警告：日本孩子异族血统，将来不会养老，靠不住。虽然他们又都表示，并不后悔收养一个日本孤儿。无疑，日本遗孤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其原因当然是其血统，血统也是他们的原罪。但客观上说，这些遗孤已经被彻底中国化，其思想行为反映的恐怕更多是一个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回到日本的多数遗孤都是普通百姓，在日本生存尚且艰难，遑论其余？已有学者分析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遗孤，对养父母要相对比较孝顺。这些显然与血统无关。

在日本战败后，美国人也曾设法救助日本孤儿。1949年至1960年代中期的“精神养子”计划救助了300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遗孤，但该计划并非由美国平民家庭收养。1955年，《星期六文学评论》的编辑Norman Cousins发起“广岛少女计划”，为在广岛原子弹轰炸中毁容的25名日本少女在纽约安排进行整容手术，但该计划并没有选择那些面容严重受损的女性，整形医生只选择了那些手术成功可能性较高的女性。就像前些年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阿富汗割鼻少女”或遭塔利班袭击的少女马拉拉一样，这些人道主义行动都被渲染为救助孩童和妇女、并关注她们的未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毁容或灾难是由美国的战争行为引起时，计划并没有公开批评美国的核武器政策（见涩泽尚子《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但当加害者是塔利班时，他们则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

相比起美国，中国的这些普通的养父母可以说做得更多。虽然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并不是出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大道理，他们常常只是出于一种朴实的本能反应或传统信念（“我不能看着一个孩子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Eglantyne Jebb曾组织援救欧洲大陆的儿童，当有人指责她的行为是为敌人提供援助时，她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回答：“我没有11岁以下的敌人。”她发起的组织后来演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而1945年收养了一个日本女孩的李淑贤曾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我恨鬼子，但我不恨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