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陈西滢骂战的起因

自1925年始，鲁迅与陈西滢在报刊上先后各自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相互攻击，有人说，陈某是鲁迅在文化圈子里的第一个论敌。这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仇怨而打笔墨官司？

一：导火索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生于1896年，他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先后进入爱丁堡和伦敦大学学习，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1924年他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

时间回溯到1925年，当时鲁迅44岁，陈源29岁。两个的最初争端，起始于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风潮”。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开展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不承认“压制学生运动”的杨荫榆为校长。4月，章士钊强调“整顿校风”，支持杨荫榆。11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紧急会议，决定“驱逐杨荫榆”，同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并将真相诉诸社会……

因词条太长，在此楼主小结了一些值得留意的细节：

第一，1924年4月，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胡乱支配”校款，不经教务会同意自行添设学科，自行处置老师的去留，引起许多教员反感并质问。而杨荫榆只是“抵赖”，于是教员们不愿合作，集体辞职导致学校停课两个月。

第二，1925年３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5月7日，学生按惯例准备举行国耻纪念暨国民追悼孙中山大会。京师警厅探闻学生行动，以维持治安为由致函教育部设法阻止，教育部颁布命令禁止游行和演讲。于是校长杨荫榆执行教育部的命令，不许学生上街游行和悼念孙中山。学生因此群情激愤。

第三，“5月7日”国耻纪念日当天，杨荫榆到校本欲发表演讲，却被学生驱赶下台，因此大为光火。5月9日她以“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干事，将校内情形通知学生家长，希望以此控制局势。

第四，8月1日杨荫榆获得教务总长章士钊的支持，宣布取消学生自治会，解散四个鼓动风潮的班级。她强令不服约束的学生出校，同时切断校内外联络及供给。学生们像难民一样躲在学校里被困十余日，许多教员为了表示支持学生也住在学校，鲁迅就在其中。

第五，8月7日，教育部宣布解散女师大。8月22日，章士钊的下属刘百昭带领数百军警包围学校，并雇佣了一批打手、流氓、老妈子，试图用武力将女学生们全都驱逐出校。

当时的女作家石评梅所见的情形是：“我站在参政胡同的中间，听着里面的哭声振天，一阵高一阵远，一阵近一阵低的在里面抵抗，追逐，逃避，捕捉。虽然有高壁堑立在我面前，使我看不见里面女同学们挣扎抵抗的可怜，但是在那呜咽的哭声里，已告诉我这幕惨剧已演成血肉横飞，辗转倒地了。正在用心的眼了望她们狼狈状况时，忽然擦、擦的鞭打声起了，于是乎打声哭声绞成一片，我的心一酸懦弱的泪先流了！这时哭喊声近了，参政胡同的小门也开了，由那宽莫有三尺的小门里，拖出一个散发披襟，血泪满脸的同学来，四个蛮横的女丐，两个强悍的男仆，把她捉上汽车……”

然而，自1925年2月7日起，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专栏上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不断地批评北京女师大的学生们，认为她们打算驱赶校长杨荫榆的举动非常不可取。同时，他把矛头对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进步人士和教员，话里话外认定有人主使。陈文章中针对的就是当时在学生中颇受尊敬的鲁迅。不过鲁迅并没有理睬。

1925年5月27日，鲁迅和马裕藻、沈尹默等7位教授发表《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北师大的学生们和杨荫榆等人奋战到底。陈西滢随后便发表了一篇针对该宣言的文章《粉刷毛厕》，向宣言发起猛攻，从而引发了两人之间第一回合的大战。

陈西滢在文中写道：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时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传播得更加厉害……

鲁迅在当年6月1日《京报副刊》发表《并非闲话》，开始反击：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 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

此后，鲁迅还写了《我的“籍”和“系”》（6月五5日《莽原》周刊第七期）《并非闲话二》（发表于9月25日《猛进》周刊第三十期）等文章，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立场，澄清坊间因对立派们的胡说而产生的各种谣言。

而另外一边的陈西滢也没闲着：1925年12月17日，陈西滢等三十二人罔顾事实、联名起草了公开信函，发表在《京报》上。信中他们对女师大风潮中学生们的行为颇多指责，对鲁迅、沈尹默等教员于学生的支持继续批评。同时他们还公开支持当时对学生使用武力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二：笔战渐酣

1926年3月18日北平发生震惊全国的3.18惨案。段祺瑞政府治下的数千军警和上街游行群众学生发生冲突，军警们开枪打死平民学生47人，打伤几百人。遇难者中就有鲁迅的优秀学生刘和珍，鲁迅的那篇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写于此事件之后，在文章他表达了对段政府暴行的强烈愤怒，和对逝者深深的尊重与同情。

然而在1926年3月末的《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上，陈西滢发表的文章却说：

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在我所已经听见的，要算杨女士最可怜了。杨女士湖南人，家中不甚好。她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缩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去年就到北京来升学。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

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陈西滢公然造谣，竟说遇难烈士杨德群是被迫参加游行。此说法遭到了女师大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她们要求陈更正观点，还杨德群以公道。但陈西滢却不以为然，他坚持说“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简直不参加任何运动”……同时，他在文章中指责的“其罪不下于开枪杀人的军警民众领袖”又在暗指谁呢？有人认为，他是在说李大钊。

陈西滢的文章委婉地避开了对“事件的主谋”（段祺瑞及其爪牙）的指责，却用大段的篇幅向受害的师生们问难，这当然让鲁迅出离愤怒。在1926年4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的文章《空谈》中，鲁迅一改之前与陈西滢笔战时的风格，变成直接开骂对方：

有些东西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情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骂归骂，鲁迅对陈某所说的“年轻人不该参加群众运动”，倒也是赞同的。

但是，基于双方对“女师大风潮案”和“3.18惨案”的基本认识大相径庭，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交锋由此更加激烈。二人你来我往的“口诛笔伐”，也不光是因为“时事观点的相佐”，还夹杂着所谓的“私人恩怨”，这一点非常重要，似乎它才是陈西滢对鲁迅诸般挑衅的“真实原因”。

三：陈西滢因为爱情而对鲁迅的“污蔑”

早在1925年11月陈西滢曾经在《现代评论》发表过一篇“闲话”，题目是《剽窃与抄袭》：

“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文中所谓“思想界的权威”即是暗指鲁迅，但因为没有点名，鲁迅因此未作回应。

不久，陈西滢于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致志摩》一文：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上述内容因为已经点名，鲁迅不得已在1926年2月8日《语丝》上发表《不是信》，文章对陈西滢的“抄袭指责”做出了详细的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

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多年之后，甚至在2000年之后的当下，众人谈起鲁迅，恨他或者鄙薄他的人，依然会拿抄袭这段公案来说事，但其实对于这件事，早在当年已有定论：鲁迅是被污蔑的。

民国最大的好人之一：“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故作公允地说道：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卷第324—325页。）

依胡适的话，陈西滢是错信了小人的谗言，是无心之举。

然而1935年12月31日，即距离鲁迅陈西滢论战十年之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写道：

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我的人身攻击，说我这一部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盐谷温教授《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陈西滢可不是无心，他对自己的攻击是故意的污蔑，陈是谎狗……

胡适说，首提抄袭的人是张凤举。学者朱正曾写了一篇《小人张凤举》，发表在2002年第12期《鲁迅研究月刊》上。其中说：

在胡适这封信发表以前，一般读者都不知道张凤举这人在这一论争中起了这样的作用。鲁迅更是完全不知道这事，还是同先前一样同张凤举往来。但胡适说的是可信的，大家知道，他同陈源关系甚深，这事想必是陈源直接告诉他的吧。想想看：因为女师大的学潮，这时鲁迅和陈源之间已经开始了论战，一面又到他的论敌那里去造他的谣言，让人家拿来攻击他。这样挑拨离间、两面三刀，称此人为小人，真是一点也不冤枉。

用谣言作武器，是最坏的武器，当人家摆出事实真相来，你就一败涂地了，这一回陈源就吃了张凤举的亏，面对鲁迅提出的那些论据，他无法回嘴。这时，他本来可以说明这是听张凤举说的，多少可以让张分担一点责任，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涉及张。我可以断言，一定是张央求他不要说出自己来……

那么陈西滢到底为何要对鲁迅做这番人身攻击呢？毛病出在一个叫凌淑华的女人身上。 凌淑华，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民国才女。其父凌福彭进士出身，与康有为同年，并点翰林，授一品顶戴，官至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直隶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凌福彭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因家境殷实，所以凌淑华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2年年，她考入燕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大学时期的凌叔华，醉心于绘画和文学创作。她的画作技艺纯熟，颇有大师之风。朱光潜曾评论她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规模的法度中，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齐白石在看到她的作品《夜景》后曾作诗：“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 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陈西滢作为北大教授兼英文系主任，负责接待。凌叔华也在欢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假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凌淑华和陈西滢第一次相见。之后二人成为朋友，开始书信的来往…… 1925年《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 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在消夏别墅》。 这两件事，前者原是一场误会：是徐志摩为了设计报刊刊头，在画册中选了比亚兹莱的插画，打算撕下来带走。对艺术极度热爱的凌叔华舍不得毁掉画册，便描摹下来交去复印。因徐志摩失误，他在附记中说“画是凌淑华画的”，给读者传递了错误信息。而后一件事，只能说：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借鉴和模仿国外作品应该是普遍现象…… 在当时，年轻的陈西滢正倾心于美丽的凌淑华，知道心上人被诬受了委屈，他十分愤怒。不久，他听到一些传言，便怀疑是鲁迅使用化名故意针对凌淑华，于是他开始在《现代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鲁迅那本《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

在那之后，虽然鲁迅生前曾多次发文为自己辩解，他死后胡适也在书信中向友人澄清。但一个世纪以来，“抄袭门”这事儿，还是会时不时地被一些道听途说者拿来说长道短，以此攻击鲁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鲁迅的笔战之后陈、凌二人的结局：

1926年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7月份二人完婚，女方的陪嫁是史家胡同24号院。不久，凌淑华跟随丈夫到武汉大学任教。1930年之后夫妻感情因第三人的出现产生龃龉。1946年，陈西滢出任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淑华也跟随出国，但那时两人已经是分居状态。此后，两人并没有离婚，只是不复再见。陈西滢于1970年因中风在伦敦离世，凌淑华则在20年后同样逝世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