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陈西滢：背叛与包容

一

在现代文学的前20年里，鲁迅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表现为对同时期作家的推介普及。

当然，这样的推介，有点好玩儿，像扔砖头打狗，却碰掉了树上大红枣子的意味儿。

多年前，读高中，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了梁实秋，陈西滢，胡适，杨荫榆。那个时代，没有鲁迅，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他用刀笔，剥下了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丧家的、乏走狗”的华丽外衣。读“文革”选编的《鲁迅杂文选》，注释的篇目老长，几乎把那些年的作家一网打尽，提上岸，抖抖水，网兜里都是癞蛤蟆。

时间是把好手，能帮“咸鱼翻身”，渐次打开窗子，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并不是只有一棵两棵枣树，在黑夜里挺拔着。

爱说“闲话”的陈西滢板结的背运身影解冻，转过脸来。陈西滢传，不再由鲁迅撰写。

陈西滢

陈西滢原名陈源，1896年出身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读书人家庭。父亲陈仲英是个文化人，做教育和编辑工作。他有个在民国了不得的表叔吴稚晖，一看“孺子可教”，便把他送到欧洲去留学。中学，大学，博士，都是在欧洲读的，这就将一个中国孩子练成了欧洲成人，学问气派，绅士风度，莫不英国模样。他不熟悉中国，与其说是对中国陌生，不如说对中国的人情世故陌生。他回中国，像走人家，而不像是回家，所以，做不好、看不惯中国人的习气，这便有了“正人君子”“欧洲绅士”之说，成了反讽的靶子。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西滢背叛了。吴稚晖成全了陈西滢，也毁坏了陈西滢。

1924年，陈西滢取得博士学位，应蔡元培校长邀请，做了北京大学的英文教授，时年24岁。

二

陈西滢初入北大，没什么卓越之处可言。当他成为鲁迅的靶子，或者说，对垒鲁迅的时候，他回国不过一年多。北大教授温源宁为北大教授画像的散文集《不够知己》里对陈西滢有惟妙惟肖的描绘：“体型消瘦，中等身材，面色苍黄。一坐上椅子，他就百事可为，可以说话，可以阅读，可以讲课，我甚至想说，还可以打一架。他这种久坐不起习惯，竟然把他的躯体培育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中国的“外国人”没有像辜鸿铭那样，一脚踏上中国的土地，扑通跪倒在中国烂泥文化面前，紧抱怀里，磕头不止。

他主编欧美同学会会刊《现代评论》，倒让他留下了大名声，而名声“糟”在女师大“风潮”上。

1925年春夏，女师大学生掀起驱逐校长杨荫榆的所谓“驱杨运动”，鲁迅兄弟等七教员积极参与支持。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撰写了大量谴责、嘲讽、抹黑杨荫榆的文章，掀起了一波一波“倒杨巨浪”，报刊热热闹闹，整个北京教育界为之震动。

管理何罪之有？陈西滢有疑问，便插笔进来，说公道话，写了《粉刷毛厕》等“说三道四”：“‘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相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他认为七教员“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

关于这场论战，周作人给凌淑华信中曾这样说：“……不久女高师风潮起来，《现代评论》援助校长杨荫榆，《语丝》则站在学生一方面,便开始了激战，鲁迅则更是猛烈。”

“某籍某系”是个忌讳，那时北京教育界、文学界的主要战将差不多都是浙江人，包括蔡元培，包括陈西滢的好友徐志摩。这一提倒提醒人们，陈西滢如此卖劲地为杨荫榆叫喊，莫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无锡人吧？如此，公道便不公道，公理便不公理，绅士便不绅士，君子便不正人了。“他其实根本不认识杨荫榆,只是觉得学生不应该整天出去游行，他也看不过去学生们总是嘲笑杨是个老姑娘，所以要写文章替她说话”。鲁迅便一路喊喝地骂过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名言便是“公理”，“婆理”，“正人君子者流”之类。“欧美系”跟“日系”不同，认为骂和战都有失君子风范，讲理甚于骂人。可看看“某藉某系”太过，赤焰太甚，偏离了“公理”，“绅士”胡适、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王品清等便来“呐喊”助阵，双方呈胶着状态。

杨荫榆

女师大风潮过了，杨荫榆回无锡去了，一个既是欧美系又是“某藉某系”的蔡元培等出面调和，都感到论战下去没什么意思的双方才鸣金收兵。

后人助阵“某藉某系”，认为鲁迅（其实是一班子人）骂倒了陈西滢，事实并不如一些人鼓吹的那样。

女师大风潮，北京示威学生砸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宅邸，毁坏了他的大量收藏，鲁迅叫好。隔年“三•一八”示威学生，冲击总统府后，再去冲击段祺瑞的吉兆胡同住宅，遂酿惨案。

三

女师大风潮过了，鲁迅和陈西滢硝烟再起。

周作人推荐凌淑华小说《中秋晚》给《晨报》副刊，为隆重推出，编辑徐志摩将凌淑华的临摹画误注为创作，又传《花之寺》有模仿契诃夫的嫌疑，一时议论纷纷。陈西滢当时和凌淑华正地下恋爱，便挺身护花。他以为捣鬼者与鲁迅有关，便撰文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这个说法学界早在暗传，只是没人愿意惹这尊“师爷”而地下流言而已，头脑发热的陈西滢将它黑纸白字了。鲁迅边解释，边挞伐，两人便结了死结，卷入的人越来越多，直到胡适出面说话，才战火稍熄。

作为作家的陈西滢，随笔有浓浓欧洲风格，正如他的思想深受英国绅士精神浸润一样。作为文学理论的大家梁实秋把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和陈西滢并列，赞为五四以后散文五大家。

他的女儿陈小滢评她的父亲温和、宽厚，因他的文风和说话方式，学界误读了他。可他不怕误读，我行我素，秉持学者良知。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他对“宿敌”鲁迅作品仍持公允的评价：“新文学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说的出产顶多，也要算它的成绩顶好了。我要举的代表作品是郁达夫先生的《沉沦》和鲁迅先生的《呐喊》……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仅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

1949年后，《闲话》在台湾出版，他坚持把涉及鲁迅等人的文字删去。梁实秋深为感慨：“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时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他活着就原谅了他曾经的敌人。

他自己好像没有私敌。

四

1924年5月，泰戈尔访华，陈西滢结识凌淑华。

1900年，凌淑华出身于高门巨族，父亲举人出身，是袁世凯的干将，家资巨富，广有人脉。凌淑华在她一大堆兄弟姐妹中，以绘画的天赋，受到父亲重视。凌淑华有文学追求，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和同学冰心与林徽因被称为“文坛三才女”。

凌叔华

泰戈尔访华是当时中国知识界一场华丽大派对，从蔡元培、梁启超、林长民到逊位皇帝以及北京的各大学，都兴奋异常，接待、会见、宴请，不亦乐乎。

凌叔华代表燕京大学写信邀请诗翁到访学校，接着在家府招待泰戈尔，凌府以现磨的杏仁茶、新鲜精美的点心，款待诗翁。凌府的气派，穿梭于百花中的燕子一样烂漫的凌淑华，都给泰戈尔留下美好印象。以致大画家齐白石招待泰戈尔也借用凌府。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参与接待，泰戈尔对徐志摩说：“凌比林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西滢代表北大参与接待，徐志摩是贴身翻译，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中，情男情女们便演绎出了多少美好而扑朔迷离的故事。

徐志摩谈文学谈爱情，繁花一般给凌淑华写了八十多封信。半戏半情，一场游戏一场梦，凌淑华后来坚决否认他们在谈恋爱。因口吃而言辞不爽的陈西滢挥洒文学的花雨，收获了凌淑华的爱情。当然，这里面夹杂着陆小曼的惊艳和林徽因的眼波。

两人结婚照

凌淑华像每一个浪漫的女子一样，对爱情的甜蜜有无限憧憬。她写信给胡适吐露自己的美好期待：“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

可陈西滢没有给她铺开鲜花的道路，他不懂国情，不通世故，一支笔战下来，树了不少敌人，一些朋友，也没能够密切地交往好。在中国，没有“大智慧”，做人很难的。这是婚后凌淑华的感受。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好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邀请，辞去北大教职，与凌淑华一道到武大任教授。1930年，接任闻一多的文学院院长职务。

武汉冬冷夏热，凌淑华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脱离了大家闺秀身份去脚踏实地地过日子，写作绘画的梦幻与现实琐细的矛盾，时时逼迫着她，生活是两扇磨，研磨每一个红尘中人。陈西滢无法帮助凌叔华想留学法国发展绘画的愿望。所以，孤寂落寞中“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很快袁昌英来了，苏雪林来了，她们都是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同气相求，白浪相击，珞珈如画，凌淑华很快从苦闷中走向创作的旺盛期，成了“新月派”创作的主将之一。她受聘主编《现代文艺》，尽显神通，把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苏雪林、袁昌英、冰心、朱光潜、朱湘、卞之琳、巴金、戴望舒等一批名流拉入《现代文艺》创作阵营，极大地提升了《现代文艺》的知名度。这是凌淑华最璀璨的年华。

同是大家闺秀，凌淑华没能像林徽因那样，执着于自己的学术追求，卓有建树。没能像冰心那样，沉醉于文学创作，独具风采。没能像林徽因在爱的围剿中，应裕自如；没能像冰心挚守爱情，温婉如一。她在寻找童话的婚姻，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从来只存在于纸面书写和梦幻的讲述之中。婚姻更需要踏踏实实的态度。

一个白马王子出现了，骑把扫帚。他是27岁的英国诗人、画家，叫朱利安•贝尔。

朱利安

贝尔的母亲是画家，姑姑是作家，在英国都知名。才华横溢，激情迸发的贝尔，应陈西滢之邀，来武汉大学任教。然而，意外的是，文学绘画，竟发酵了凌淑华和贝尔的关系，他们很快双双坠入爱河。

贝尔信中告诉他母亲，这是他第11个女友，而对于凌淑华来说，可能是她绵绵私藏的情愫之外，第一次尝到了爱的甘甜，超越与陈西滢沉闷婚姻之外的飞翔。他们走得很远，走到整个武汉大学只有陈西滢被蒙在鼓里的地步。东窗事发后，贝尔回了英国，战死在西班牙战场。两人留下的巨大的阴影凌淑华一个人背着。

陈西滢默默冷处理这件事，后来人们在他给贝尔的信中读到了谴责：“你不是一个君子！”

五

抗战时期，陈西滢面临最大困窘。父亲在无锡被日本人炸死，母亲和妹妹（陈汲——后为竺可桢夫人）相随，物困，情困，让陈西滢这个沉闷的男人更加沉闷了。他甚至有一段失业的时间。

1942年，陈西滢赴英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三年后，陈西滢帮助凌淑华获得比利时大学艺术讲师教职。凌叔华和女儿赴英国团聚。

1946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成立，陈西滢被委任为首席常驻代表。

1964年1月，中法建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独守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使馆”联络处。1966年3月，法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交出“使馆”，陈西滢当场昏厥。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病逝于伦敦，后归葬无锡。

凌淑华到欧洲后，四处讲学，讲文学，讲绘画，和陈西滢聚少离多。1990年，病逝于北京，和陈西滢合葬于无锡。

1968年，他们的女儿陈小滢从伦敦出版的一本朱利安•贝尔的传记中偶然知道朱利安与母亲的恋情。陈小滢不相信，把书带回家给父亲，陈西滢默然以对。

一次外出，陈小滢问父亲“这是真的吗?”他说：“是。”

她又问，为什么要和母亲结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

他沉吟了一下回答：“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慢慢站起来，回到汽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