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献中的汉中：《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时为四川督军）

四川军人刘存厚等一九一八年占据汉中各县，大肆征兵，强卖仓谷仓房，并且开放烟禁。从此陕南就多添了一种特产。这种为适应税捐而来的特产，到现在已使安康城内，街中所见，有十之七八是烟容满面的人。宁羌的某建设局长和留坝的某教育局长都曾“亲身不惜劳苦，赴田中割烟”（据刘景熙调查，西安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汉中的烟气㳽漫，烟汁淋漓，可说无以复加。甚至各县庙宇中多有用鸦片享祀鬼神的。土税的别名是罚款，现时征收的机关即各城镇村所设的善后清查处。“民家被迫种植鸦片，年收二十两。每两值洋四角，计全年收入为八元。而政府向人民征纳者则为十六元二角”（中央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烟价跌而税额增，烟田就得减少。例如洋县境内一九二八年有烟苗一万二千亩，一九三O年减至五千亩。但罚款是按县分派的，小县十余万元，大县二三十万元，从不因烟田减少而有丝毫的退让。特产尽管在那里消灭，特税还只有比正税厉害。汉中的农田，无论是灞田漕田，无论是榜田坡地，即使不种烟苗，也得负担烟亩罚款。

据陕南民众上省府主席杨虎成书中所说，在吴新田时代一县的烟亩罚款派定五千亩的，现今要派到一万亩了。正税和原有的特税以外，还有“临时的”剿匪费，“救国的”省库券，和一切不动产登记费。就是清乡费，民团指挥费，和驻军的月饷和粮秣，也还另外要勒令各县分摊照纳（见陕西留京学会出版的新秦先锋一卷一期，页一〇四，一九三二年三月）。县府简直是驻军的兵差局。县长、科长、绅员、警役等所有的精力和光阴，大部分是消耗于军队的给养。按石泉县县志馆调查，去年九月份县府发出的公文稿共五百九十余件，内中关于办款和禀款的倒有五百三十六件。石泉一县的驻军，派用民夫每日多至百余人；农田上劳动力的损失就可想而知。最近大公报特派员的陕南视察记中，说到南郑农村破产，有如下的一段话：

“当吴新田充陕南镇守使时，汉中道二十五县共出军费一百九十余万元；连政费计，亦不过二百万元。目前汉中绥靖区只辖十二县，而军费数目达一百五六十万元；连政费共需一百六七十万元。数目虽较民十七年前减少三十余万，而担负地方则少兴安绥靖区之十三县。民十七年前临时加派，大县每年不过十万元，小县不过一二万元。现在临时加派之剿匪库券等，大县总在二三十万元以上，而小县亦在十余万元以上。平均担负均较当时增加三倍有余”（见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

其实无论西部的汉中区和东部的兴安区，整个的汉中道没有一县的税捐增加得迟缓。城固和石泉可说是最明显的例子。民国初年城固的正杂各税和田赋，每年不过六万九千元。一九三一年竟达七十四万元，几增加了十一倍。在石泉同样地从七千余元达到二十四万元，增加了三十四倍。不要说按亩摊派的都是农民的担负，就是不按亩排派的新式税捐往往也要农民来负担。里城等县因为没有大商店，印花税便勒令乡村里农民直接地缴纳。

自从厘金改抽特税，新通过税倒反较旧通过税来得苛细。以前厘金的税单可以通行全省，不再重征。裁厘以后，特税局任意估价，不给收据；卡员因此中饱而纳税者处处须出买路钱。安康没有特种消费税征收总局；在平利、镇坪、岚皋和紫阳各有分局。该局职员见了什么东西都要勒捐。西安日报特派陕南记者余义明，有一次在安康的江边散步，看见五个农民在城里买了四五斤麻要渡江回家去绞绳子。特税局的人在船上向他们要税。农民每人给一串钱（合洋一角），才得了事。事后并没有什么收据。又有一次余君见从乡村来的一位农民，拿着他自织而自用的两匹粗布到城内来洗染。特税局的人问他要“入关税”，每匹一串钱。染了以后出城时，还得缴纳“出关税”。两次都未给收据。大公报的记者在石泉“途中逢一乡农；负鸡子百枚入城求售。经城门时，首受税卡之留难。与卡吏若干始放行。又经城门卫兵之检查，可食者即留若干食之，然后始得进城。此不幸之乡农虽已损失不赘，但终未将鸡子脱售。携之出城，卫兵与卡员之把戏又重演一次。再纳卖路钱若干，始免将鸡子充公，（见该报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

汉中各县私印状纸和重征讼费，也是很明显地特种的苛索。县府往往用木板和劣纸私印状纸；遇到重大案情方准填写司法部所颁发的。每份所取无不超过部定价格。无论讼事的大小，每递一呈文必要依照手续将钱出足。否则有冤难伸。沔县的递字费有司法经费，收发费，用印费和纸笔费等。递一张呈文须纳大洋四元。到了批准传审的时候，还要出什么开单费二角和讼费二元二角。原来这种司法无非替富人帮忙，完全谈不到保障贫农。每逢差人下乡，不问是非曲直，先索“官号”若干，“盘缠”又若干。勒索不到，便将乡民私行管押。每案的“官号”和“盘缠”多至二三十元，穷人亦得出七八元。

县长下乡催征各款，往往美其名日“巡行各区，考察民间疾苦”。和他同行的科长、公安局长、承审员以及警兵夫役总有三四十至七八十人。不但每日要出定额的夫马费，各区还得供给他们的酒食。每走一区，花费不下数百元。县府又临时加派委员。有坐催委员，有督催委员，有提款委员，城固一县一九三一年中县府竟派二百余委员下乡。每一委员又带着随员三五人不等。他们宛如一群蝗虫，一切供应都出自乡民。供应所费运费过于税捐的原额。县府委员以外，还有善后清查处所派出的清查委员。清查委员也和县府委员一样地人数众多，一样地如狼似虎，遇着欠款贫农动辄鞭打绳拴，严刑吊拷。

官府勒索往往和当地的豪绅地主们勾结。这些豪绅地主们又往往身兼区长、乡长或村长的职务，协同委员向农民逼缴款项。他们同时办理保卫团，用武装来镇压民众。区公所内设有“黑楼”，就是他们私创的一种监狱；农民未缴齐款的即被羁押在里面。押入“黑楼”以后，吃饭、喝水以至大小便，都纳要钱不成。南郑大西区青树子村的村长李厚，因浮派税捐远超定额，于今年四月间被一个捐户用菜刀砍死。褒城南七区的区长陈金亭，因办“地方费”过急，于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被农民数人放枪暗杀。城固的农民也因为抗捐的缘故，最近曾和保卫团战斗，双方伤亡很多。税捐很明显地使贫农地主间的冲突更加尖锐。

税捐勒索自然地会逼着农民去借债。镇安、自河、安康、岚皋、紫阳、镇巴等县都有所谓大加一的借贷。月利达10%。沔县有支卖的习惯。贫农每在二三或六七等月向富家支卖麦米杂粮。如市价一斗值钱一千文，支卖只收现钱五六百文不等。凭人担保，限于收获后如数缴纳。在略阳，借洋十元，每十天须付息二元；借满一月，本利须全数归还。可是十元二十元还有地方可借，五十元以上的借贷就很少了。往往有土匪一二十人冒死绑得一票，所要求的赎款只是三五元。

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势力在关中，因为农民受税捐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谷物或向人借钱，颇有扩大的倾向。在汉中，却因税捐过于繁重，现金已快被刮尽，一般农民固然穷得“两千板子打不出一块钱”（陕南俗语），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很少钱可以经商或放债。近年来汉中的桐油、纺绸、纸张等商业日益衰落。从前由平利、镇坪等地方运到安康的桐油，每年总有四千余桶，今年还不到四百桶。安康的纺绸和纸张一向是驰名外省的，现在这些商品也差不多要被消灭了。由四川运来汉中的木材、油漆、黄表等货，尽管出卖了还不易换得现钱。商人卖出货物后，只可买进汉票。汉票就是汉中商人所出，在汉口方能兑现。今年有许多四川商人拿着汉票还兑不着钱，不得不从汉口回到安康来找出票的人，往返损失不用说，就是没钱挨饿的商人也不少。由西乡到西安的汇水，每千元是一百五十元。但由西安到西乡，不仅不要汇水，每千元银号反倒贴九十元。关中和汉中比较，金融上显然地有驰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