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苏联崛起：“面包骚动”引革命

摘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曾经被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谁能想到，这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国家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土崩瓦解，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天翻地覆，众多的目光聚焦在探究这个大国崩溃的历程和原因，而它的兴起也同样充满谜团。

01

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买不到面包 群众自发“骚动”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

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集会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 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罢工开始后，它并没有被马上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没有人想过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人们对于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已不感到陌生了，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

但23日开始的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24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一些面包铺遭到抢劫，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 6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城市居民的其他一些阶层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但各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区联派等，都还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但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群众运动的浪潮仍然在自发地滚滚向前。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沙皇当局也把它视为通常的“骚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2月26日是星期日，警察和部队在城里一些地区向游行者开枪。到26日傍晚时，很多人都感到，秩序已经恢复了。

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

02

士兵造反转变时局 卫戍部队因何全面倒戈：怕上前线

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

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03

沙皇退位一波三折 君主制竟如此画上句号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沙皇不同意鲁兹斯基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公式，但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俄罗斯将会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然而，彼得格勒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下层”，但如火如荼的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的情况，对杜马反对派形成了新的压力。

沙皇终于决定退位，让位于阿列克谢。尼古拉二世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04

“电报革命”蔓延 无政府主义泛滥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