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劝降书

最成功的劝降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天监四年十月，梁武帝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大举北伐，兵力总计数十万。北伐军的启动并不顺利，萧宏的前锋一部、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今安徽寿县东），却打不过北魏的平南将军陈伯之，吃了败仗。

陈伯之是南朝的降将，与梁武帝也没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本没有道理死心塌地地为北魏卖命，阻挠南梁北进的步伐。萧宏对于此人的性情，拿捏得颇准，他让自己的记室（也就是重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劝他投降。

丘迟以文笔闻名于世，面对陈伯之这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也没什么品行（之前就反复了两次，已是三姓家奴了——虽则齐、梁两朝同姓同宗，多少有些“冤枉”他）。两军阵前，要用书信的方式劝这样一个家伙投降，在我看来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等同于对牛弹琴，而丘迟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务！

此文堪称南朝骈文之典范（似乎还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写于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三月，以下为节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度娘搜到此文完整版：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全文洋洋洒洒五百来个字。以我猜来，最终打动陈伯之的，正是这最后一段。前面都是说理，而至此煽情，以情动心。

出生南方的陈伯之，客居别国，怎能不思乡？即便亡命天涯，永不舍弃的，依然是归葬故里的心愿……

陈伯之听手下为他念完书信，顾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儿子，便带上统领的八千兵众，从梁城投往南梁。他的儿子陈虎牙被北魏所杀，不到两个月，梁军前锋攻陷梁城，直指寿阳。

最令人呵呵的劝降书—南唐李煜给南汉刘鋹的代劝降书

开宝三年（970年），在讨伐南汉之前，赵匡胤突然告诉李煜：你给刘鋹写一封信，劝他马上投降。一封信，几十个字而已，这确实不是一件难事。然而，您想过没有，如果曹操让刘备写劝降信给孙权，刘备会怎么想？写你个大头鬼呀！要知道，刘备跟孙权的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南汉死了，南唐也跑不了。因此，让刘备写信这种事情，根本就是曹操的恶搞，没事找抽！

然而，李煜却真的持笔书写了，而且还写得非常不错，堪称史上最呵呵的劝降书。李煜一共写了两封劝降信，一封是加盖南唐御玺的国书；一封是以朋友的名义的私函。具体内容就不附了，纯粹搞笑！

刘鋹收读劝降书后勃然大怒，痛斥李煜厚颜无耻，助纣为虐，当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出言不逊的绝交信令龚慎义之子带回，又恼羞成怒地将龚慎义囚禁下狱。以此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这封回信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当看完了这封回信后，李煜这叫一个憋屈，于是他把信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开封城，让赵匡胤替自己做主，最不济，也要让赵匡胤分担一部分骂名！可见，李煜这委屈真是受大了。当然了，这也是他咎由自取，谁让李煜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

最令人深思的劝降书–伊东佑亨至丁汝昌的劝降书

满清帝国散发出腐朽味道的体制已经令这个大国千疮百孔。即使从版图和历史积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国力上并不比日本差多少，许多方面甚至远远在日本之上，但是，帝国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机。它就犹如一条破旧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风浪，便可以让它面临颠覆的境地。何况是在爆发了战争的情况下。

战争爆发了，当北洋水师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并且受到重创的时候，军方不敢、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宫，因为当时正是帝国皇太后60大寿的庆典期间。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都是在光绪十四年以前购买的，从那时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帝国政府明令禁止海军再购买军舰和更新设备，理由是“时艰款绌”。然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帝国会穷到连几艘军舰都买不起的地步？据说仅仅维持帝国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万两银子，天天4万两银子，足见国库之丰厚。

就在北洋水师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论的记载。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以下为节选：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