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是非功过

梁武帝的三宗罪

梳理所有对萧衍的批评，可以总结出三宗主要“罪过”：

第一宗罪：佞佛。萧衍以佛教为南梁的“国教”，热衷造寺和法会，挥霍国力。

萧衍时期，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他登基后膨胀起来的。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他的杰作，只是大大低估了实际的寺庙数量。萧衍还是佛教活动的慷慨赞助者，不断召开规模空前的法会。这些大规模的造寺和法会，都由国家埋单，逐渐掏空了国库。大批人口出家或者托庇在佛教势力之下，又削弱了国家的赋税能力。萧衍不仅不反省和补救，而是一条道走到黑，越做越过头，上演了多场“皇帝出家”的闹剧。出家的地点都是皇宫附近的同泰寺，第一次是普通八年（527）三月八日，萧衍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第二次是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萧衍在同泰寺参加法会，兴之所至，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出家了。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佛祖祷告，请求赎回皇帝，两天后萧衍还俗；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这回，群臣花了两亿钱将其赎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萧衍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这些巨款让本就枯竭的国库雪上加霜。

第二宗罪：纵恶。萧衍为政极其宽松，对宗室亲贵犯罪不加惩治，导致朝政黑暗。

比如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竟然弃军而逃，导致数以万计的将士无谓牺牲，北伐失败。萧衍却对他不加罪责。萧宏是出名的贪污犯和高利贷者，从民间搜刮来了数以亿计的钱财。萧衍还夸奖萧宏：“小六子，很会过日子嘛！”萧宏在皇兄的纵容下，越来越荒唐，最后竟然和亲侄女、萧衍的长女永兴公主乱伦。两人怕丑事泄露，计划弑梁武帝自立。事情败露后，萧衍竟然还不追究萧宏的罪过。萧宏于普通七年（526）去世。萧衍追赠他为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安排厚葬。

萧衍早年长期无子，过继了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为嗣子。有了亲生儿子后，萧衍就以长子萧统取代了萧正德的嗣子地位。萧正德心生怨恨，叛逃北魏，以“南梁前太子”自居。无奈，北魏对这样的“花瓶”不感兴趣，萧正德不受重视，又逃回江南。萧衍竟然不惩办萧正德的“叛国”，只是把他骂了一顿，而且一边骂一边抱着萧正德痛哭，真是“菩萨心肠”。萧正德继续当他的王爷，还被派到富庶的吴郡当太守。他招揽亡命之徒，公然抢劫，最后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结果依然安然无恙。

六子萧纶历任地方刺史等要职，为非作歹，搜刮民脂民膏。下属向萧衍揭发萧纶的斑斑劣迹，萧纶竟然杀死了下属。萧衍只是处死了杀人的直接凶手，屡次对萧纶网开一面。萧纶贪慕皇位，两次谋划弑父。事情败露后，萧纶罪证确凿，萧衍依然不处罚萧纶。萧纶官照当，日子照样逍遥。萧衍如此过分纵容，导致王公显贵们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同时培养出了一批丧尽天良、最后骨肉相残的兄弟子侄们。说萧衍养虎为患，一点不过。

第三宗罪：资敌。萧衍晚年诱发侯景之乱，并助长叛乱发展，使得江南惨遭战火蹂躏。

东魏大将侯景因内部矛盾起兵造反，妄图割据河南。为了拉拢西魏和南梁支持自己（起码是希望这两方中立），侯景分别向南梁和西魏两国称臣，宣布“归降”。太清元年（547）二月，侯景派人到建康，声称愿献出河南十三州降梁。很明显，这是侯景的幌子，是为了掩盖他借助外力与东魏抗衡、方便自己割据称王的狼子野心。不少大臣反对接纳侯景。萧衍却决然地与东魏宣战，接受侯景归降，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还派人运粮接济侯景（相反，西魏不给侯景任何援助，还派兵压迫侯景，蚕食他的地盘）。

侯景同时向西魏“归降”的消息传开后，侯景向萧衍解释说：“王师未到，形势危急，我不得已才向关中求援。这是我舍弃一小块地盘为诱饵的权宜之计。”萧衍回复说：“将军做得很对，我非常理解。”他还派出大军北伐，呼应侯景。不幸的是，北伐梁军和侯景在魏军的打击下丢盔弃甲。侯景更是只带领八百残兵，一路狂奔到淮南，彻底依附萧衍。他看到萧衍麻痹可欺、梁军懦弱成性，认为：“我取河北难，取江南易如反掌。”侯景袭取重镇寿阳，大肆扩军备战。萧衍还顺水推舟将寿阳划为侯景防地。侯景狮子大张口，向萧衍要求大量的军需物资扩军备战。比如侯景向朝廷申请一万匹锦，说要做军袍用。朝廷如数发给。侯景又借口武器粗劣且损坏严重，申请派遣建康城的能工巧匠到寿阳直接锻造，朝廷也不拒绝。试想一下，侯景只有八百残兵，哪里需要那么多的布匹、哪里需要专门设点造兵器啊？很多地方官员察觉侯景在备战，接二连三地向萧衍报警，萧衍不相信。侯景派人携带亲笔信，约将军羊鸦仁一同造反。羊鸦仁把侯景的使者和亲笔信押解到建康，向萧衍告发。萧衍却将使者送回寿阳，对此不闻不问。萧衍还对侯景的使者说：“譬如寻常穷人家，有三个五个客人，还相处得好。朕只有一个客人，惹得他生气，这是朕的过失。”

没几个月，侯景就正式造反了。萧衍满不在乎地说：“侯景有几个兵，能成什么事？我随便拿根棍子就能揍他。”结果，侯景在内奸萧正德的帮助下只花了两个半月就兵临建康城下又在各处眼睁睁巴望着萧衍快点死的宗室王爷的注视下从容不迫地攻破台城。最后，萧衍被侯景活活饿死了。在此期间，侯景的军队肆无忌惮地横行在已经将近百年未曾遭遇战火的江南地区，烧杀抢掠，甚至将百姓当作奴隶卖往北方。富庶的鱼米之乡成了人间地狱。萧衍要为此负重要责任。

萧衍在位的六世纪的上半叶，北魏屡次大乱，继而分裂，南梁对北方优势明显。如果遇到雄才大略的君主，措施得当，南方极可能大有作为，甚至灭亡北魏都不一定。可惜，萧衍无所作为，白白葬送了历史良机，还将战火引到南方，一度中断了南方的发展。

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认定萧衍是个昏君，资质平庸甚至还有些愚蠢。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就认为：“萧衍在政治上的成功，全靠侥幸，是一种被浪潮推涌到浪头上的人物。但他一旦掌握大权，就开始自我肥大，形势上的因素全被抹杀，对自己的智慧能力和道德水准，作过高的估价。事实上他自私而又庸劣，对于境界稍高的见解，便不能领略。”

梁武帝有真才实学

萧衍真的是一个庸劣的昏君吗？批评者似乎忘记了，萧衍虽然招致了南梁的灭亡，却也是南梁的缔造者。正如萧衍在台城失陷时感叹的那样：“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作为南梁的开国君主，萧衍自有他的过人之处。

萧衍的上半生是在南齐时期度过的。南齐时期文化繁荣，竟陵王萧子良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友，其中以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等最知名，号称“竟陵八友”。萧衍就是其中之一，是“永明文学”的重要代表。从流传下来的文献来看，萧衍的文学能力出众——南梁整个皇室都擅长文学，文人辈出。

在政治上，萧衍也表露出了不俗的见解，有过人的表现。齐明帝萧鸾篡位之前，觉得荆州刺史、随王萧子隆和豫州刺史崔慧景二人既效忠皇室，又有能力起兵与自己对抗，想除掉这两个人，又苦于没有简便的方法。时任镇西咨议参军的萧衍敏锐地发现了萧鸾的心思，建议将萧子隆免职召还京师，明升暗降为侍中、抚军将军，剥夺他的实权。接着，萧衍又自告奋勇，要求率兵戍守寿阳，夺取了崔慧景的兵权。

萧鸾死后，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人辅佐幼君萧宝卷。六人轮流入朝值班，掌握实权，被称为“六贵”。时任雍州刺史萧衍不无忧虑地说：“一国三公尚且国家不稳，如今朝廷有六贵同时当权，如何才能避免动乱呢？”果然，南齐迅速在内讧中动荡，六贵无一善终。

萧宝卷亲政后，暴虐无道，领兵将领们人人自危。豫州刺史裴叔业找萧衍串联造反。裴叔业游说萧衍说，我向北魏称臣，请北魏出兵相助，这样成功了可以推翻萧宝卷，失败了还可以被北魏封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他觉得裴叔业想得太乐观了，你投降北魏了就得做北魏的臣子，北魏不是傻子，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裴叔业不听萧衍的劝告，率部投降北魏。果然如萧衍所说，北魏迅速收编了裴叔业的军队和地盘，却不愿插手南齐政务。

萧衍的哥哥、益州刺史萧懿被萧宝卷解除职务召回建康，途经襄阳。萧衍拦住哥哥，不让他去建康。萧衍说，南齐内有连年灾乱，外有北方强敌虎视眈眈，已经是内忧外患；而小皇帝萧宝卷只顾专权胡为，国家大乱将至。萧衍劝哥哥萧懿一起积蓄力量，寻机推翻南齐取而代之。萧懿大怒，将弟弟痛骂一顿，要萧衍好好“反省”错误，自己毅然踏上了前往建康的道路，果然一去不复返，被暴君砍了脑袋。

萧衍则加快备战步伐，决心乘乱推翻南齐。他以防备北魏为名，大造器械，暗中砍伐了许多竹木沉于檀溪中，以备造船用。萧懿被杀后，萧宝卷派前将军郑植行刺萧衍。郑植的弟弟郑绍寂正好担任萧衍的部属。郑植便快马加鞭以探亲的名义前往雍州。当时萧懿的死讯还没有传到襄阳，加上郑植官职很高，萧衍按惯例要宴请郑植。席前，郑植怀揣利刃，决定在宴席上杀掉萧衍。郑绍寂觉察到了哥哥的阴谋，在宴会举行前将郑植的来意告诉了萧衍。萧衍得知后，还是照常举行宴会，还亲自款待郑植。宴席开始后，萧衍突然问郑植：“郑将军受皇命来杀我，今天的这酒席可是下手的好机会啊！”郑植也不是普通人物，心中虽然大惊，但面不改色，矢口否认。萧衍哈哈一笑，又像没事一样继续觥筹交错起来。郑植怀里的利刃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宴会散后，萧衍邀请郑植参观襄阳城的军备。郑植同是行伍中人，发现整座城池固若金汤，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他对萧衍的治军能力大为叹服，同时也折服于萧衍坦荡的气度，便放弃了行刺的念头，并把萧懿的死讯和萧宝卷的阴谋和盘托出。萧衍正式起兵，一路势如破竹，终结了南齐王朝建立了南梁。

从萧衍的崛起之路可以看出，他绝非泛泛之辈，更谈不上资质庸劣。

问题出在基本国策上

那么，怎么解释萧衍在登基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呢？这得从萧衍的“佞佛”谈起。

萧衍是真心信佛的。他深入研究过佛教理论，提出过“三教同源”学说，还是中国佛教吃素戒律的创立者。他本人是中国佛教早期的重要思想家。萧衍以身作则，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五十岁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但是，一个皇帝不遗余力、倾尽所有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次意思。

萧衍接手的半壁江山，屡经动乱，人心不安。从东晋后期开始，经过刘宋王朝再到南齐，南方地区长则十几年、短则两三年就来一场内战，不是父子反目、骨肉相残，就是君臣厮杀、文武恶斗。刘宋、南齐的皇室子弟，几乎在内战中无一幸免。此外，北方强大的鲜卑人不时杀向南方，屠戮城池，劫掠人口和物资。荒芜、饥馑、骚乱遍布南方地区，恐惧、猜忌、茫然侵蚀了人们的思想。萧衍如何收拾这么一个烂摊子？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拢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人心。因此，萧衍要保持政局稳定，尽量不折腾、不多事，能不动刀子就不动刀子。同时，对佛教的深入了解，让萧衍相信，佛教是治国最好的思想武器。恰好，动荡和茫然是宗教蔓延的沃土，佛教已经在之前的魏晋时期开始在中国扎根，为萧衍借用它治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于是，南梁的基本国策“佛化治国”就正式出炉了。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江南大地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久违的安宁。佛教盖过道教和儒家学说，征服了南方的人心，成为新的主流思想。其间，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南方超越北方这一宏大过程的重要一环。萧衍和“佛化治国”的战略功不可没。但是，萧衍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比如过分崇佛变为了佞佛，比如慈悲为怀异化为了纵容犯罪，比如放下屠刀被简化为了放松武备，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萧衍的三宗罪，也可以认清局势是如何一步步恶化成侯景之乱的滔天祸水的。

具体到对外战争方面，萧衍的基本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国”的基本国策。况且，萧衍对佛光闪耀下的南梁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所吸引，从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遇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才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这有助于理解萧衍对侯景的接纳，也可理解为什么在侯景失败后，萧衍为什么不借侯景的人头去恢复南北和平。

此外，漫长的执政生涯让步入暮年的萧衍志得意满，骄傲自负，喜欢报喜不报忧，逐渐丧失了正确的判断——这点在暮年乾隆身上也有体现。它是皇权对一个人正常思维长年潜移默化侵蚀的结果。这时候，奸佞小人闻讯而来。乾隆身边有和珅，萧衍身边有朱異。与和珅一样，朱異也能力超群，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线一样，从来不让政务出现堆积。但是他一心揣摩萧衍的心思，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侯景归降时，萧衍冥冥之中也有怀疑。他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異揣摩萧衍内心贪恋“收复中原”的“丰功伟绩”，就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同样是朱異，在侯景造反后，信誓旦旦地说侯景绝对不会渡江。

后人不能说萧衍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君。萧衍选择了让南梁王朝沐浴在佛光之下，但他忽视了任何战略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需要其他战略和战术的配合，需要适度适量和有原则地使用。在纷繁复杂、强敌对峙的南北朝时期，一味地推行佛化政策，只会削弱自身的抵抗力。因此，萧衍也不能算是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