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告状信改变了晚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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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玩出惊天大动作

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恭亲王奕䜣按常例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端坐在紫禁城的东暖阁。慈禧待恭王行礼毕，对他说：“有人劾汝！”说着便拿起奏折递给恭王看，谁知恭王并不接折，追问：“谁人所为？”慈禧告诉他：“蔡寿祺。”恭王失声叫道：“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说完便声称要逮问他。

恭亲王奕䜣

这本是很平常的一个开端，今天的官员听到有人举报他，首先下意识便是想知道举报者是谁。恭亲王，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同治帝的叔叔，此时的身份是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等，集党（皇室）、政、军、外交、经济大权于一身，是个名副其实的一国总理。他要逮问一个人，那不是一句话的事？

问题是，谁吃了豹子胆，可弹劾议政王？

可偏偏就有！此人就叫蔡寿祺。

然而，在恭亲王眼里，蔡寿祺不是一个好东西。这应该不是因为他要弹劾自己，便诬称其不是好东西，而是“失声”叫出来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包括恭王在内的诸人心目中早已有定论，否则不至于失声叫出来。赵烈文日记中也说，“其人不满公论，而其言足以摇动，亦可怪也。”

翻看一下这个蔡寿祺的档案：

蔡寿祺，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同治四年二月初七署日讲官。一看就是一个“黑翰林”，就是长期升不了官的翰林学士。一个小人物，小到生卒年月都查不到。

此前他已于二月十四日即上疏八条痛陈时弊，摺留中未发。

这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广言路、勤召对、复封驳、振纪纲、正人心、整团练、除苛政、复京饷。

看起来，这是一篇改革大文章，可读者别被这骇人的条目所糊弄，奏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而是其中“振纪纲”一条，蔡寿祺历数劳崇光、骆秉章、刘蓉、李元度、曾国藩、曾老九、薛焕诸公之短。

稍微了解晚清史的人一看便知，这几个人都是晚清督抚重臣，而且绝大多数是湘军将领。这些人在两宫太后眼里都是朝廷有功之臣，一个“黑翰林”一口气攻击这么多党国功臣，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自然没被理睬，“留中不发”。

那么，蔡寿祺为什么要一口气弹劾这么多重臣？难道他们真的有问题吗？这里暂且放下。

见自己的告状信没有动静，蔡寿祺又于三月四日再次上疏，这一次矛头直指当朝第一权贵恭亲王奕䜣，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疏中言：

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反皆案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

这一条弹劾恭王贪墨，理由是“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无疑就是指湘军；那些“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弃之不用，看起来指向很模糊，其实他是有具体所指的，这些人就包括他自己在内，还有他的江西同乡朱孙诒。

那么，这个朱孙诒又是谁呢？我们也先搁下。再看蔡寿祺弹劾恭王的其他几条罪状：

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议政王之骄盈。

这一条弹劾恭王骄盈，理由更荒唐，原因是“大功告成”四个字讲多了。金陵克复，太平军被灭，这对于大清来说，去了心腹大患，难道不算“大功告成”？何谓“一省之肃清”？在蔡寿祺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指认恭王“骄盈”。

近日台谏偶有参劾，票拟谕旨多令其明白回奏，似足以杜塞言路……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分，而利害而缄口，臣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

弹劾大臣，要求弹劾者提供明白清楚之事实，在蔡寿祺看来是“杜塞言路”，因此，指斥恭王“揽权”。

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五之徇私。

总理通商衙门是当时大清国外交部，是第一权力部门，恭王主管，保奏更优，就认定为“徇私”，这样的逻辑也真是服了。

但是不得不佩服，不愧是进士出身，蔡寿祺写得非常有技巧：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虽没有事实，但不是我要指责，而都是：臣民疑虑、臣民猜疑、臣僚疑惧、臣僚疑惑出来的。今天写告状信的不妨拜其为师。

基于这四条，蔡寿祺提出的结论是干脆要弈䜣引退：

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意思是希望恭王把自己指责的这四条看作是大过，退休算了。明明是要倒人家，可偏偏说的那么一片公心、既是为国家好，也是为恭王好，官场的虚伪于此可见一斑。

此时的恭王仅32岁，慈禧才30岁。

2

告状者醉翁之意不在王

不过，你以为蔡寿祺是要搞倒恭王，那就大错特错了。好歹也在京城混了二十几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蔡寿祺当然知道凭自己是搞不倒恭王的。他这一招是精心算计过的，要害是想讨慈禧的欢心，因为他所见所闻也知道慈禧不满于恭王，借敲打恭王，引起慈禧注意得以升职，顺带搞掉他最痛恨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便是前一次奏折中提到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陕西巡抚刘蓉。这一次奏折中所言“挟重赀而内膺生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就是指出他们二人。

蔡寿祺痛恨此二人，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七年（1857）蔡父病死，因家乡九江为太平天国沦陷，不能返里奔丧，便取道山西陕西入四川，想寻找升官发财之路。正逢骆秉章和刘蓉入川，发现他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命他即刻离开成都。

蔡寿祺升官发财之路受阻，因此对他们恨之入骨。

在四川时，他结识了帮助骆秉章总理营务的江西同乡朱孙诒。朱孙诒原来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担任县令，曾国藩草创湘军，就是以朱孙诒组织的团练为基本力量，后来担任湘军营官跟随曾国藩东征，然而，朱孙诒实在不是带兵的料，与太平军一接触就大败奔逃，而且是连逃好几次，受到曾国藩的申斥，结果，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还让他升为宝庆知府。朱孙诒自此脱离了湘军。

此时的朱孙诒是道员兼按察使衔。论资历和官位，此前的朱孙诒都比刘蓉高得多。朱孙诒做县令时，识拔刘蓉为生员。但刘蓉入川后担任四川布政使，后又做到陕西巡抚，反而高于朱孙诒。朱孙诒深为不满，加上与骆秉章、刘蓉意见不合，便愤而离去。朱孙诒离开四川后也到了进京，与翁同龢、蔡寿祺多有来往。此后，朱孙诒和刘蓉更是反目成仇，二人都刻印诗文相互讥讽。

刘蓉则与曾国藩是莫逆之交，儿女亲家。

这样，刘蓉就成了朱孙诒、蔡寿祺共同的敌人。

这就是为什么蔡寿祺接连二道奏折都直指刘蓉的原因所在。而蔡寿祺奏折中将刘蓉在四川的“劣迹”说得那么具体，背后高参便是朱孙诒。

和朱孙诒来往密切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如实地写道：“见崇实、骆秉章复奏蔡寿祺折，……而于刘蓉到川一节，指驳蔡寿祺原供何以于刘蓉行程知之如是之悉，非该员身在蜀中，即系同行之人传述。意盖指朱石翘都转（盐运使别称）也”。

蔡寿祺刚做了七天日讲官，就迫不及待地向刘蓉等湘军将领发难，摆明了要报一箭之仇。他们自以为手段很高明，想借慈禧之手除掉他们痛恨之人，却不料引发出一场惊天大案。

3

万千余地下狠手

恭王失声说出“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之后，引发慈禧震怒，随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垂泪对诸臣子说：“（恭）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

诸位大臣一听此事太过诡异，谁都不敢表态。慈禧反复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堂堂一国总理，三年多前祺祥政变时还是两宫太后的铁杆同盟，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罪不可逭了呢？

周祖培赶紧顿首回答：“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

慈禧说：“要是这样的话，还用汝曹干什么？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

对于大臣们来说，他日怎么样，谁知道呢？眼下太后咄咄逼人之势才是当务之急。周祖培赶紧替自己解围：“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一听与倭仁共治，慈禧有些放心了，这才命众人退下。

慈禧

三月的北京城春寒未除，诸臣们“均流汗沾衣”！

倭仁，著名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弈䜣政见不同。但是这一回，围绕四条“罪状”，他也没有查出证据来，只好这样回答慈禧：

“查恭亲王身膺重寄……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

这样的说辞颇有中国特色：尽管没有证据，但事出有因。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有问题。至少说明你平时律己不严，人际关系不好，不能和同志们打成一片。至于具体说到贪墨，外人看不见；说到骄盈、揽权、徇私，自然难逃两宫太后洞鉴。把四条罪状都推给慈禧去定：“臣等伏思黜陟大权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又一个“莫须有”，聪明的倭仁，两边都不得罪。太后说有罪就有罪，说无罪就无罪。可大可小，留下万千回旋余地。

得到这样的答复，慈禧果断亲笔下令：

谕在廷王大臣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之事，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言乱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及早宣示地，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慈禧的亲笔原稿错别字很多，经大臣们润饰后，又增加几句：“至军机处政务殷繁，着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见引见等项，着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等四人轮流带领。”

“此诏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打破常规程序跳过军机处，避免再生波折。

这诏文内容充满自相矛盾之处：既是重大情形，又不可细问；既无实据，又“究属暧昧”。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仍然要革去恭王一切差使，足见她对恭王之忌恨。由此可见，中国官场丝毫不讲逻辑。

4

恭王并非孤军作战

恭王有没有问题？

近代学者吴相湘认为，恭王“自入枢廷，以交接亲王，犒赏太监，费用繁重，收入颇不足用，王忧之。后从福晋父桂良言，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财货猥积……又因管理各处衙门，于各处缺分黜陟，不能不主持其间，鉴别举错，或戚旧之贤，偶加拔擢，则循资而不得与选之庸才，反谓王操选政有所徇私矣”。

不排除从政四十年的恭王没有受贿，没有徇私，但假如蔡案发生时，恭王果有贪墨，能逃过慈禧的耳目吗？

其实，此时的恭王顶多就是诏中所言的“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 仅此而已。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恭王不大注意小节，尤其是礼仪。

在这一问题上，恭王可谓吃亏不少。早在咸丰五年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死后不久,咸丰帝便颁发谕旨:“恭亲王奕䜣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礼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付朕成全之至意。”

作为恭王的哥哥，为什么因为弟弟礼仪疏略而开除他职权？难道真的是怕他不知敬慎，再蹈愆尤吗？说到底还是怕这个弟弟权势太重。由此可见，咸丰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只好小题大做，在礼仪问题上做文章。终咸丰一朝，弈䜣不受信任和重用。

这一次的理由还是礼仪小节问题。据史料记载，恭王每次上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当日两宫忘记赐茶，恭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按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却往往不注意，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

这是不是问题？在规矩森严的宫禁之地，当然也算。然而，我们要考虑一下，恭王毕竟只30来岁，年青人的性格还没有老成起来，也属常情。同为青年的慈禧难道不可原谅这点事情？

也有人举出安德海的离间导致慈禧恼怒恭王。作为慈禧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经常到内务府索要东西，恭王几次训斥，使得安得海不满，伺机构陷，慈禧愠怒：“乃约束及我日食耶？”据说恭王面圣，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以恭王的聪敏，我相信恭王不至于说出这么犯大忌的话来。

与“才具平常”的两宫相比，“恭王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枢臣中，实罕其比”，“自幼学养不固，举趾高蹈，是为美中不足”。人总有缺点，举止高蹈，如果在亲近的人看来，是可爱的一面；如果是对手看来，却是可恶的一面。

究其实，是慈禧要揽权，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恭王要办事，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份，将二人关系看作是自家叔嫂关系。曾国藩说：“恭亲王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断。”这对慈禧来说自然不是件好事。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揽权，很可能是出于自保，避免大权旁落，重蹈“枪法不错”的“八君子”之覆辙。因而，政变完成后，慈禧便借同治之名宣告：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尊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

这道谕旨，显然表达了两宫驾驭中央决策的要害：奏折先呈两宫裁决，军机大臣只有遵照执行的份。

然而，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两宫又不得不倚仗恭王。“今膺议政王之重寄，集宫廷大小诸务于一身，虽不若顺治摄政王之位尊权重，然每日商白公事者环伺于军机处门前，耳目声势，亦煊赫于一时。而王于各省事件多委权督抚，其能特达者不加遥制”。

当时的形势，摆明了是叔嫂共治。两宫决策，恭王议政，决策来自于议政。谁也离不开，这一点宫廷内外谁都明白，两宫权重，恭王自然权重。而恭王又想办事，办事不得不倚重督抚，他能跟督抚打成一片。这等于将各地督抚与两宫又隔离开来，权力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于恭王。矛盾就这样不可避免，慈禧也莫可奈何。

5

结局令人长叹

蔡寿祺的告状信恰好打破了二者微妙的平衡。苦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慈禧借机发难。

但是，慈禧想得太简单了。

慈禧诏令发布的次日（初八）惇亲王弈誴上奏为恭王申辩：

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如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是道光帝的第五子，他说得非常直白，恭王没有昭著劣迹，只是平时说话语气不检点而已，加上相无实据，如此处置，关系重大，要求重新审议。

慈禧看了奏折颇为震怒，只是这一怒更道出了恭王没有过失：“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决之。”在当年政变时，正是惇亲王指认恭王有也谋反之意，如今反而替恭王出面力争，这恐怕是慈禧没有料到的。

紧接着，十三日，在东陵监工的醇郡王奕譞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说情：“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

醇郡王的说法更坐实了恭王只是小节问题。

同时，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具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肃亲王华丰、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纷纷上疏，舆论皆倾向恭王。

这样，压力反倒都到了慈禧那边，见此情景，慈禧迅速转弯，于四月十四日下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恭王的议政王头衔被剥夺，慈禧达到了基本目的。

得旨后，恭王进宫谢恩，“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慈禧更是面加训诫，恭王“深自引疚，颇知愧悔”。亲王总理之颜面由此尽失。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十八日，醇王再上一折，剑指倭仁。他指出，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共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何以仅交内阁发抄，显系固违谕旨”。倘若这是倭仁的一时疏忽，“岂有宰辅卿贰，皆不谙国体之理？即使实系疏忽，亦非寻常疏忽可比。”

表面上看起来，醇王意欲问责倭仁，其实是想借此恢复“王大臣同看”的这一军机处的权威，不能允许慈禧擅自越过军机处的做法。不过是借责怪宰辅不谙国体，其实是批评慈禧有违国体的做法。

醇王此举关系重大，正因为这样，使得恭王与慈禧之争稍稍平息了十余年。

这次风波，引起朝论大惊疑，外国使臣也纷纷关注，多次询问。

在这之后，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信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倭仁）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亦深感“朝廷之不能长治久安”。

一封告状信，彻底改变了晚清的命运，从此以后，恭王行事格外谨慎，小心自保，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随着慈禧的权力一步步巩固，逐渐消逝。

作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王无疑是同光时期卓有份量的改革家，后人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恭亲王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谋划，他是清朝最后一百年宗室中的贤者。”（蒋廷黼语）慈禧也不得不承认,恭亲王之死为“失兹柱石”。“纵观恭亲王一生，以过人韵才智处内外交困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推心置腹于将帅，昭示信义于欧美，内政外交都有起色，清国国祚得以延长，实在是爱新觉罗的好子孙。”（吴相湘语）。

恭王的才能体现在他作为晚清改革家恰当的策略上，使晚清的外交、教育、工业都走上了近代化的路子。

外交上，恭王的策略获得了诸多地方督抚的支持：备知底细，动中窥要;恃笔舌以争之,恃理势以折之;先在折服其气,然后乘机即转。这一策略方针指导了晚清外交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帝国对中国的侵略。”

改革上，恭王显得举重若轻。对内，恭王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让他尝尝不当家不知艰苦的感觉，使大多数人都转变成了改革派。对外，他多次提醒西方，操切行事，将使大清的改革走向反面。争取他们对大清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本来他可以更好地在议政王的位置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然而，蔡寿祺这一举动，不仅导致恭王逐渐心灰意冷，而且打碎了改革所需要的权力资源，为此后恭王的多次被罢免开了一个头。

蔡寿祺想要告倒的薛焕、刘蓉，都因查无实据，经吏部议处，降二级调用。相反，蔡寿祺本人即因诬告而被即行革职，勒令回籍。蔡寿祺被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不过，从此潦倒，五十多岁就须发皆白，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政治玩火者的结局。从对这卦告状信的处理，也可以窥见中国官场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