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代理师长时间长达五年，为何不能转正？真实原因一定出你所料

作者:东北行营

1938年3月2日，八路军第115师林师长带着随员，在途经晋绥军防区时，不幸被哨兵开枪误伤，这颗子弹从前胸打入击穿了右肺叶，伤势较为严重。延安方面接到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派出陕宁甘边区医院院长、号称“军中圣手”的傅连璋（开国中将），赶赴山西紧急救治，同时，第115师暂时由谁接替军事主官的问题，也迫在眉睫。

仅仅一天之后，由毛主席亲拟的急电到达第115师师部，电文简洁明了：“林的职务罗荣桓暂代”，这是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电令，理论上是我军最高级别的指示。然而115师的师首长们看见电文，却面露难色，因为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刚刚收到“集总”的电文：以陈光担任第115师代师长。

说明一下，此时第八路军的番号，已经按战时编制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原“路军”总指挥部更名为“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集总”，原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职务变更为集团军正、副总司令。

“集总”（以下还是称为八路军总部，以免混乱）当时的位置，位于山西沁县的小东岭村，已经远离延安处于抗日前线，这也是两个指挥部沟通不够及时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在师长负伤离队之后，115师师部在同一天内，分别接到了来自延安和沁县的两道电令，这就让其他师首长们颇感为难，到底应该执行哪一道命令呢？

一、陈光被推荐为代理师长

事实上，八路军总部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消息，朱、彭两位老总迅速发出慰问电，同时就代理师长人选的问题，在电文中征求了林师长的意见。

当军事主官因故不能履职时，由前任推荐后任，是当年的惯例，另一个阵营通常称为“保举”或者“保荐”，然后由上级正式任命。

而清醒过来的林师长，不假思索地推荐了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来代理他的师长职务。从三个方面看，这次推荐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一个原因，是早在红军时期，陈光就曾代理过林的职务，也就是有前例可依的。

那还是1936年的12月份，彼时的红一军团长奉命调任“红军大学”校长（未来的延安抗大），暂由参谋长左权代理职务。稍后林总便推荐了原红4师师长、时任红军大学校部第一科科长的陈光，返回部队出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换句话说，在1936年底林总就已经推荐过红一军团所属的主力师师长陈光，来暂时接替自己的职务，很显然，后来以红一军团为基干改编的八路军第343旅，当然也是115师的主力旅。

由下一级军事主官来代理出缺的上级主官职务，基本符合战争年代的惯例，至于具体人选，比如说哪个师长哪个旅长更合适，上级心中自然有数。

林总推荐陈光的第二个原因，是八路军毕竟已经在敌后战场完成展开，作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而林总对老部下陈光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比较认可的，曾经对此评价道：“接敌时对敌情判断准确，决心正确，战斗打响后意志顽强”！

至于第三个原因，则是最合适代理师长职务的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此时已经不在军中，而是早在1937年的9月份，即奉命率师属独立团、骑兵营等部队，在115师的“五台分兵”中留在了晋东北，执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因此当时115师主要首长的实际情况是：师长重伤，副师长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周昆去武汉开会（后失踪），第344旅旅长徐海东率部单独活动，之前暂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至2月下旬再拨归第129师指挥。

师部当时只剩下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以及随师部行动的第343旅旅长陈光，综合来看，适合暂时代理师长职务的，也只能是罗荣桓和陈光二人。

既然林师长推荐了陈光，军中又不可一日无帅，八路军总部遂立即批准，于是有了这封命令电。

而且八路军总部的电令还是比较详细的，除宣布以陈光代理师长职务外，还任命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即刻起代理第343旅旅长职务。

李天佑早在陈光代理红一军团长时期，就接手了红4师师长的职务，所以八路军总部的任命，其实涉及到了一系列人事变动。

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还是比较正常的，八路军总部在下达陈光的任职令之后，随即分别向延安方面、武汉军事委员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发出了请示电，这是必须的程序，及至延安收到电文时，关于罗荣桓的任命电也已发出。

严格来说，八路军总部（“集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违组织程序的，并没有事先请示军委，就匆忙根据林总的提议，任命陈光为115师代理师长，造成与延安方面的意见不一致，出现了我方内部的“乌龙事件”。

二、陈光和罗荣桓率部东进

有必要回顾下红一军团的战斗序列和首长名单，这对读者后续阅读很有帮助，中央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军团番号（红三军团番号取消），再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

军团长：林总（后左权、陈光代理）

军团政委：聂荣臻

副军团长：陈光

军团参谋长：左权

政治部主任：朱瑞（后罗荣桓）

红1师：师长陈赓（后杨成武）

红2师：师长刘亚楼（后黄永胜）

红4师：师长陈光（后李天佑）

罗荣桓1937年1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前的职务是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而且早在井冈山时期的1932年，就曾担任过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当时陈光的职务，是红一军团的红12师师长，应该讲两个人职务不相上下，不过罗荣桓那可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

所以林彪负伤以后，毛主席第一时间选择罗荣桓出任代理师长，就是因为罗帅在红一军团的资格很老，执行中央指示坚决，且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在部队内部的威望较高，由他接手115师的指挥权，更有利于尽快稳定人心和鼓舞士气。

不料八路军总部先一步发布了命令，并且请示电很快得到了武汉方面的批准，二战区阎锡山也表示知晓，在此种情况下，如再暴露我方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显然是不明智的。

延安方面为了维护“集总”的威信，于是只得收回成命，追认了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同意以陈光代理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师长、另以李天佑代理所遗之第343旅旅长职务。

不过此事件暴露出一些问题，确实让延安方面比较恼火，不久以后的1938年9月底，即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八路军大部分首长都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一些错误的思想，确立了“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恢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

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会，随后被组织上任命为师政委，注意这个时间点，标志着罗荣桓事实上成为115师的领导核心，因为政委跟代师长属于“军政双主官”，也因为政治委员制度的特殊性。

此前，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赴延安汇报工作时，曾请求中央派出干部和八路军至少一个主力团的正规部队，前往加强山东的抗日力量，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不仅同意了黎玉的请求，还认为派一个团是远远不够的，他幽默地对黎玉说：“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再派一支主力部队去，他们就不敢再叫你’土八路’了”！

1938年11月25日，延安正式下达了115师主力开赴山东的命令，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奉命率领第115师师部和343旅东进，执行巩固和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第115师以第685团作为前锋迅速出动，师部和第686团则于12月下旬拔营跟进，至1939年3月初渡过运河，所属部队全面进入山东境内。

三、罗荣桓接任代理师长

在八路军115师主力到达之前，山东境内已有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那就是徂徕山等地的抗日起义发动后，组织起来的各游击队，这些队伍于1938年底正式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时有兵力24000余人。

山东纵队最初以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总指挥，因此在罗荣桓、陈光率部入鲁后，在山东境内就存在着第115师和山东纵队这两支平行的武装，两部均受延安和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

在组织层面上，还存在有山东分局、山东省委、115师党委和山东纵队党委等机构，在日伪疯狂扫荡的残酷环境下，实现这些军政单位的统一领导势在必行，否则就是各自为战了。

1939年夏，第115师入鲁部队和山东纵队实现合编，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出任纵队司令员、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为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我党抗日武装。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陈光、罗荣桓、黎玉为委员，以朱瑞担任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归山东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通过这个排名可以发现，陈光和罗荣桓还不是山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

而实际上，由于徐帅德高望重，加之军事指挥水平高超，山东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从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基本是以徐向前为领导核心的，重庆方面也把山东八路军部队称为“徐向前部”。

一年后徐向前、郭洪涛奉命调回延安，第一纵队番号撤销同时组建山东军区，朱瑞同志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前面介绍过，朱瑞将军也是红一军团出来的，跟罗荣桓、陈光那是老战友了。

遗憾的是，这三位出自红一军团的老战友，在工作中并没有形成合力，反而不断发生分歧，朱瑞不久在给总部的汇报中，表达了对115师领导的严重不满，甚至要求：“陈、罗最好给予休养”。

1940年7月，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彭老总，致电延安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将来林去山东”。意思是申请调离朱瑞同志，由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此时山东分局领导班子的分工，是朱瑞主持党的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则负责财委会工作。代师长陈光居然管“财委会”，已经说明他在部队中的威望有所下降。

一方面，是陈光的性格比较急躁和固执，听不进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不能团结其他干部，缺少政治智慧；另一方面，是在之前几次战斗中，陈光的指挥表现均不理想，比如陆房突围之后，指战员们纷纷表示不满，认为由罗荣桓来指挥会更好一些。

黎玉对此回忆说：“一位在军事上负领导与指挥之责的同志，战术上动不动就下死命令攻坚固碉堡，造成部队重大伤亡。罗荣桓对此种战术多次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可是这个同志听不进去”。

也就是说，罗荣桓纠正了陈光在战术上的“硬拼主义”，众望所归开始逐渐主持军事工作，山东军区的工作从此有了很大起色，但是山东领导班子的内部矛盾，仍未能彻底解决，尤其是由谁来“挂帅”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延安特地委托少奇同志在路过山东时，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最终决定调朱瑞回延安。朱瑞将军后来担任延安炮校的校长，解放战争中担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壮烈牺牲。

鉴于代师长陈光也已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延安方面的认真研究，决定由罗荣桓出任山东分局书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1943年3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为此正式发布命令：

“奉军委电令，决定山东军区与115师合并，并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政治委员并代师长，黎玉为军区政治委员，原代师长陈光调延安学习”。

毛主席后来曾对此评价道：“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四、“代理”两字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陈光将军也于1943年秋返回延安学习，离开了抗日战场的第一线，直到日本投降以后的1945年11月间，才到达东北与老搭档罗荣桓会合，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历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6纵队司令员等职务。

一些读者误以为，陈光代理八路军第115师师长职务长达五年之久，最终也没有能够“转正”，是因为组织上对陈光在山东的工作不太满意，或者是山东领导层不够团结等等，其实这都不是根本原因，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那就是陈光离开山东后，主持第115师师部、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抗战胜利时的职务全称是“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也就是说，罗帅尽管受命在山东实施一元化领导，但他仍然还是“代师长”。

如果按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陈光将军威信下降、工作不力等等原因，才没有能够“转正”为115师的正式师长，那么罗荣桓的“代师长”职务又作何解释？延安可是对罗帅的工作赞赏有加！

一定要注意，整个抗战期间，林总的115师师长职务，始终没有被解除。同时还要注意两个关键点，第一，在罗荣桓的全部职务中，第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均属于我方自设职位，明白了这个道理，便知这三个职务，延安单方面任命即可。

然而第115师的师长，却是当初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的，彼时国民革命军的师以上主官任免，必须由那个委员长签批，理论上当然也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环境下，延安单方面任免师长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至罗荣桓全面接掌115师的1943年，合作形势跟抗战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方只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跟重庆方面彻底撕破脸罢了，如果此时按例向重庆方面申请更换或者晋升师长，必有麻烦。

道理明摆着，无论我方提名陈光、还是罗荣桓来正式接任115师师长，都可能遭到拒批或者刁难，如果重庆方面成心捣乱，委派一个中央军将领来接替师长职务，我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不接受那就是公开抗命。

但是在林总仍然保留115师师长职务的情况下，关于“代师长”的人选，延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是完全可以发布任免令的，在当时微妙的政治局势下，即便不“请示”重庆当局，问题也不大。

八路军是我党领导的军队，军委和总部的任命自然具有完全效力，所以“师长”和“代师长”的称谓其实并不重要，一个虚名而已，陈光和罗荣桓两任“代师长”的指挥权，因此也不受任何影响。

但是要非得去掉“代理”二字，那就得走形式走程序，很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岂非不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新四军的情况也是如此。

1941年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延安电令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少奇同志为政委，注意政委可没有“代”字，因为那是我方自设的职务，并不需要经过重庆当局任命。

因此若要理解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军事首长职务的“代理”二字，必须要搞清楚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形势，选用“代理”这个办法，也是我方斗争策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