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谈明清时期商业价值观念的转变

商业作为一个高利润的职业,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追捧,相传商业从夏朝就开始发展,到了商朝形成了固定的职业,因此经商的人也被称为“商人。”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文明起源和孕育的大时代,这一时期诞生了很多著名的商人。

春秋时期的楚国人范蠡,曾经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功成身退,化名鸱夷子皮,隐居在宋国做生意,最终富甲一方,后世尊称他为“陶朱公,”并供奉他的塑像,称其为财神。最著名的莫过于战国商人吕不韦,他本是富商大贾,却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没有政治地位,因此他通过各种手段,花费了大量钱财,把在赵国为质的秦国王孙嬴异人送上了秦王之位,自己也成为了大秦位高权重的丞相。那么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如何发展和完善的,又在封建社会晚期受到了怎样的冲击,这一贯穿封建社会始末的制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有钱任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

1、早期的经济学家管仲与秦国的商鞅变法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意在鼓励人们发展农业,而把商业看做最末等的行业,不提倡人们经商。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丞相管仲对齐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就曾经提出过让百姓安心务农,不可以做追名逐利的商人,不劳而获。可以说管仲重农抑商的思想是萌芽,而商鞅变法将这个萌芽培育成了果实,奠定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基础,使这一政策得到基本贯彻。

2、“存在即合理”:重农抑商提出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大兼并的时代,所谓弱肉强食,只有自身不断的强大,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再加上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不断开疆拓土,实现统一华夏的梦想。早在春秋初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制经济开始兴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因此在整个春秋战国的不断征伐中,农业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出来。

而商人们不事生产,云游四海做生意,最终赚到的钱都属于个人而不属于国家,这就让统治者们感到非常气愤,因为对于一个以农业税收为主的国家来说,商人的存在,无疑是减少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的农业税收。因此商鞅变法中提出对商人加以重税,用他们的财富来填补农业方面的空缺,以保证国家的经济收入。

众所周知,战国初期的秦国是一个内部政治混乱、对外军事落后的国家。这一时期秦国的旧贵族把持朝政,而农民辛苦种地的收入,最终也都进入了那些世袭爵位的封建领主手中,于是有不少人脱离土地,前去经商。商人做生意往往居无定所,他们的离开不仅使原本就不发达的农业更加落后,而且将本国的资金流动,使其它国家坐收渔利,秦国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可以有效遏制旧贵族的势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同时尽量防止资金大量流入商人手中,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稳定。《琵琶行》中有一句话:商人重利轻别离。然而在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中,“重义轻利”才是可取之道,因此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思想方面的需求。

农业与工商业相比,发展是缓慢的,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经商的头脑,大部分人都是安心务农的。商业虽然发展迅速,却只是少数人的福利,而当社会经济的天平开始向商业倾斜时,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造成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巧妙的平衡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杜绝了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毕竟一群安心种地的“顺民,”在统治者眼中,强过那些头脑灵活、难以控制的商人,更容易摆布。

二、封建社会后期的没落与“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

重农抑商的政策的确在封建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国运用了这一政策,增加了财政收入,也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农业时代的思想,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它将农业和商业彻底对立,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商业发展停滞不前。即使是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宋明时代,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人们在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后,依然是将这些钱财用来置办田地,或是供子孙读书做官,可以说他们虽然有钱,还是逃不出这种制度的束缚,改变不了“经商乃贱者事也”的局面。尤其在明清时期,这种思想的存在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逐渐拉开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序幕。

然而凡事有弊也会有利,明代社会的各种变迁和明清之际的民本思想,反而促进了重农抑商政策的转变。在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们经常面临天灾人祸,比如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皇帝,在内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外有关外蠢蠢欲动的满清铁骑的内忧外患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管理农民的利益,以东林党为首的文人集团,更是极度压榨农民的利益,从而导致大量农民纷纷破产,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政策的松动、民本思想的提出,也使“重农抑商”逐渐向“工商皆本”转变。

1、社会高层的政策放松

明朝的商品经济发达,离不开一位著名人物的改革,那就是张居正改革。作为明代著名首辅,张居正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政策,以此来提高商人的地位。他认为农业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应该发展商业来促进社会进步,因此他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同时他也并不姑息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而是扶持新兴的工商业者,让政府变“抑商”为“厚商”。”而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对商业采取宽松的态度,他认为商业之事,应该让商人们自己放开手脚去做,顺其自然,如果政府盲目的加以干涉,反而会对百姓不利。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

2、士人阶层推动“工商皆本”思想转变

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认为工业和商业与农业的地位等同,不应该被忽视。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明确的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然而“士儒”在明清时期,已经开始投入到了商业之中,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与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早期的士人阶层中,士子们认为自己寒窗苦读十年才获得如今的地位,而商人既不事生产,又不读书,因此他们瞧不起商人,认为商人骄奢淫逸、唯利是图,早期的士人认为自身的清誉最为重要,所以他们羞与于商人为伍,一旦看到有人和商人来往,必然会与之绝交。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商业不断发展,商人的资产不断累积,势力也不断壮大,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想法设法的入仕做官,与文人的交往日益密切。除了极少数的奸商,大部分的商人还是非常注重声誉的,他们做生意童叟无欺,在文人士子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于是这些儒生开始渐渐放下士人的架子,甚至还和商人们一起经商,因为商人们的诚信经营符合儒家文化中的正直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商人和儒生经常“奔走于市、互相往来。”甚至儒生们还为商人大贾写传记,以此来体现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从“抑商”到“重商,”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思想的转变,体现了士人对商业的推动,也体现了商品经济在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

3、平民也经商,专业商人的出现

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平民百姓们也热衷于经商。《连城县志》风俗志载道:闽中僻邑, ⋯⋯富者仅足于供输, 贫者不免冻,⋯⋯而财货甚少, 各务生理, 而商贾为多。”明清时期商贾云集,而普通百姓所从事的农业却逐渐衰退,这也是小农经济衰退的一种表现,所以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转变,虽然不能说是“重商抑农”,但是这一政策的松动,还诞生了新的商人团体——商帮。随着商人队伍的不断扩大,诞生了以徽商、晋商、潮商、苏商、粤商等著名的商帮,他们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辛苦经营,由最初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农民,变成了富可敌国的商人团体,他们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念,才使得商业进一步发展,可见“工商皆本”的思想不仅是由于士人阶层的推动,更是由于普通百姓的不断探索和先进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4、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出现了许多的工商业市镇,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商业市镇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很多的手工作坊、织布工厂、陶瓷厂开始兴起,开启了手工业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变,虽然不像西方的工业革命那般轰轰烈烈,但也算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近代前夜的发展中并没有正真发展起来,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是“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

5、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明清时期的商人虽然同士人们交往,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帮,但是他们还是热衷于将所有的财产用来兼并土地,严重限制资本向商业资本的转变,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不前。尤其是清朝时期,实行严苛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那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虽然工商皆本的思想一直存在着,但是纵观清朝,还是以农业为主,雍正皇帝就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商业依然为“末。”被称作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康雍乾隆盛世,也仍然是一个重农抑商的时代,可见无论“工商皆本”的思想如何盛行,始终都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只不过这一国策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被冲淡了一些。

总结

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中国从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思想到工商皆本思想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了在时代的浪潮中,人们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农业、商业都非常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体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小农经济,而是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与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的思想一样,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要坚持重农抑商思想中的以农为本,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更要坚持工商皆本的思想,因为无论农业多么发达,一个没有商业支撑的国家的路都是不长远的,要实现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体,我们就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农业和商业齐头并进,才不会重复清朝的错误,推动国家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