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楚国人范蠡，曾经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功成身退，化名鸱夷子皮，隐居在宋国做生意，最终富甲一方，后世尊称他为“陶朱公，”并供奉他的塑像，称其为财神。最著名的莫过于战国商人吕不韦，他本是富商大贾，却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没有政治地位，因此他通过各种手段，花费了大量钱财，把在赵国为质的秦国王孙嬴异人送上了秦王之位，自己也成为了大秦位高权重的丞相。那么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如何发展和完善的，又在封建社会晚期受到了怎样的冲击，这一贯穿封建社会始末的制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有钱任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
1、早期的经济学家管仲与秦国的商鞅变法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意在鼓励人们发展农业，而把商业看做最末等的行业，不提倡人们经商。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丞相管仲对齐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就曾经提出过让百姓安心务农，不可以做追名逐利的商人，不劳而获。可以说管仲重农抑商的思想是萌芽，而商鞅变法将这个萌芽培育成了果实，奠定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基础，使这一政策得到基本贯彻。
2、“存在即合理”：重农抑商提出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大兼并的时代，所谓弱肉强食，只有自身不断的强大，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再加上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不断开疆拓土，实现统一华夏的梦想。早在春秋初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制经济开始兴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因此在整个春秋战国的不断征伐中，农业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出来。
而商人们不事生产，云游四海做生意，最终赚到的钱都属于个人而不属于国家，这就让统治者们感到非常气愤，因为对于一个以农业税收为主的国家来说，商人的存在，无疑是减少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的农业税收。因此商鞅变法中提出对商人加以重税，用他们的财富来填补农业方面的空缺，以保证国家的经济收入。
众所周知，战国初期的秦国是一个内部政治混乱、对外军事落后的国家。这一时期秦国的旧贵族把持朝政，而农民辛苦种地的收入，最终也都进入了那些世袭爵位的封建领主手中，于是有不少人脱离土地，前去经商。商人做生意往往居无定所，他们的离开不仅使原本就不发达的农业更加落后，而且将本国的资金流动，使其它国家坐收渔利，秦国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可以有效遏制旧贵族的势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同时尽量防止资金大量流入商人手中，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稳定。《琵琶行》中有一句话：商人重利轻别离。然而在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中，“重义轻利”才是可取之道，因此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思想方面的需求。
农业与工商业相比，发展是缓慢的，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经商的头脑，大部分人都是安心务农的。商业虽然发展迅速，却只是少数人的福利，而当社会经济的天平开始向商业倾斜时，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造成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巧妙的平衡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杜绝了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毕竟一群安心种地的“顺民，”在统治者眼中，强过那些头脑灵活、难以控制的商人，更容易摆布。
二、封建社会后期的没落与“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
重农抑商的政策的确在封建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国运用了这一政策，增加了财政收入，也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农业时代的思想，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它将农业和商业彻底对立，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商业发展停滞不前。即使是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宋明时代，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人们在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后，依然是将这些钱财用来置办田地，或是供子孙读书做官，可以说他们虽然有钱，还是逃不出这种制度的束缚，改变不了“经商乃贱者事也”的局面。尤其在明清时期，这种思想的存在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逐渐拉开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序幕。
然而凡事有弊也会有利，明代社会的各种变迁和明清之际的民本思想，反而促进了重农抑商政策的转变。在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们经常面临天灾人祸，比如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皇帝，在内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外有关外蠢蠢欲动的满清铁骑的内忧外患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管理农民的利益，以东林党为首的文人集团，更是极度压榨农民的利益，从而导致大量农民纷纷破产，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政策的松动、民本思想的提出，也使“重农抑商”逐渐向“工商皆本”转变。
1、社会高层的政策放松
明朝的商品经济发达，离不开一位著名人物的改革，那就是张居正改革。作为明代著名首辅，张居正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政策，以此来提高商人的地位。他认为农业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应该发展商业来促进社会进步，因此他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同时他也并不姑息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而是扶持新兴的工商业者，让政府变“抑商”为“厚商”。”而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对商业采取宽松的态度，他认为商业之事，应该让商人们自己放开手脚去做，顺其自然，如果政府盲目的加以干涉，反而会对百姓不利。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
2、士人阶层推动“工商皆本”思想转变
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认为工业和商业与农业的地位等同，不应该被忽视。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明确的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然而“士儒”在明清时期，已经开始投入到了商业之中，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与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早期的士人阶层中，士子们认为自己寒窗苦读十年才获得如今的地位，而商人既不事生产，又不读书，因此他们瞧不起商人，认为商人骄奢淫逸、唯利是图，早期的士人认为自身的清誉最为重要，所以他们羞与于商人为伍，一旦看到有人和商人来往，必然会与之绝交。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商业不断发展，商人的资产不断累积，势力也不断壮大，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想法设法的入仕做官，与文人的交往日益密切。除了极少数的奸商，大部分的商人还是非常注重声誉的，他们做生意童叟无欺，在文人士子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于是这些儒生开始渐渐放下士人的架子，甚至还和商人们一起经商，因为商人们的诚信经营符合儒家文化中的正直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商人和儒生经常“奔走于市、互相往来。”甚至儒生们还为商人大贾写传记，以此来体现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从“抑商”到“重商，”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思想的转变，体现了士人对商业的推动，也体现了商品经济在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
3、平民也经商，专业商人的出现
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平民百姓们也热衷于经商。《连城县志》风俗志载道:闽中僻邑, ⋯⋯富者仅足于供输, 贫者不免冻,⋯⋯而财货甚少, 各务生理, 而商贾为多。”明清时期商贾云集，而普通百姓所从事的农业却逐渐衰退，这也是小农经济衰退的一种表现，所以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转变，虽然不能说是“重商抑农”，但是这一政策的松动，还诞生了新的商人团体——商帮。随着商人队伍的不断扩大，诞生了以徽商、晋商、潮商、苏商、粤商等著名的商帮，他们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辛苦经营，由最初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农民，变成了富可敌国的商人团体，他们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念，才使得商业进一步发展，可见“工商皆本”的思想不仅是由于士人阶层的推动，更是由于普通百姓的不断探索和先进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4、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出现了许多的工商业市镇，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商业市镇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很多的手工作坊、织布工厂、陶瓷厂开始兴起，开启了手工业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变，虽然不像西方的工业革命那般轰轰烈烈，但也算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近代前夜的发展中并没有正真发展起来，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是“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
5、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明清时期的商人虽然同士人们交往，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帮，但是他们还是热衷于将所有的财产用来兼并土地，严重限制资本向商业资本的转变，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不前。尤其是清朝时期，实行严苛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那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虽然工商皆本的思想一直存在着，但是纵观清朝，还是以农业为主，雍正皇帝就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商业依然为“末。”被称作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康雍乾隆盛世，也仍然是一个重农抑商的时代，可见无论“工商皆本”的思想如何盛行，始终都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只不过这一国策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被冲淡了一些。
总结
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中国从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思想到工商皆本思想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了在时代的浪潮中，人们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农业、商业都非常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体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小农经济，而是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与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的思想一样，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要坚持重农抑商思想中的以农为本，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更要坚持工商皆本的思想，因为无论农业多么发达，一个没有商业支撑的国家的路都是不长远的，要实现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体，我们就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农业和商业齐头并进，才不会重复清朝的错误，推动国家的经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