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作者:李晓鹏

一、斯大林为什么会被列宁任命为布党总书记？

要理解苏联前期的历史，一定要理解一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高层，并不是一群紧密团结在列宁周围的“战友”。相反，他们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的领袖。列宁为了团结这些派别、增强党的力量，把这些派别的领袖放进了决策层共事。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和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派别。派别活动在早期几乎是公开进行的，没有被明令禁止，一直到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才主持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

——但是，随后，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1922年），列宁自己搞了一次“派别活动”。他把属于“列宁主义派”的骨干召集起来开会，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人当然全部排除在外。他让大家通知本派别的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致行动，投票支持他提出的一个“十人团”干部任免名单。他要把“列宁主义派”的骨干放到关键位置上，确保对党的控制力。斯大林就是在这次派别会议上，被列宁指定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还对开派别会议表达了不满，认为列宁作为最高领袖不应该带头拉帮结派。列宁当场就说：“斯大林同志，你可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派别分子！别疑神疑鬼的，我们现在别无他法。我想让大家好好准备参加表决，应该预先通知同志们，态度坚决，对这个名单投赞成票，不做修改。十人团名单应该整体通过。”（《莫洛托夫密谈录》，176， “斯大林如何成为总书记的”）

就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完之后，不到一个月，1922年4月底，列宁就因为身体严重不适而动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主要就是把1918年那次遇刺留在体内的子弹取出来。之前一直没做，跟身体状况尚可坚持有关，但还有一点就是子弹停留的位置在脊柱附近，当时的手术水平取子弹风险很大。列宁在把斯大林安排到总书记职位之后再接受手术，可见他对斯大林的重视程度。

手术由德国医生操刀，很顺利的把子弹取了出来，但没能改变列宁健康状况恶化的趋势——如果不是加剧了的话。

1922年5月，手术之后不到一个月，列宁第一次中风（脑卒中），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5月下旬至10月初，列宁健康状况恶化，在莫斯科近郊疗养。

10月份，列宁的状况似乎有所好妆，回来继续工作了两个月。

12月份，列宁第二次中风，然后就永远的退出了政治活动。

1923年3月，列宁第三次中风，丧失了说话能力和活动能力，卧床不起。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

1922年8月之前，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很明显是在当接班人在培养。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不好，在关于“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严重威胁到了列宁在党内的权威。

在“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上，党内主要的反对派联合起来反对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两个最重要的反对派首领结成同盟，要求工会全面接管企业管理。也就是说，把工会变成一个政府部门（托洛茨基甚至主张对工会搞军事化管理），并代表苏维埃政权管理企业。

很多重要的中央委员，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领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等，都在“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上签了字，表示支持。

列宁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他认为企业应该由党委领导，工会当然可以参与企业管理，但工会不应该直接取代党委和企业技术管理层。工会主要还是应该扮演反应工人诉求、维护工人权益的角色，既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企业的管理机构。

在这一点上，今天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列宁完全正确。把工会纳入政府组织体系，然后直接管理企业，是个相当扯谈的想法，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这么操作。

这个纲领与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党是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当然也是由党组织来领导，而不是取代党组织。

由于党内的反对派结盟，列宁在斗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也被迫搞了一个“十人纲领”，得到了九个中央委员签名支持，其中包括列宁自己，以及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铁杆。但当时有十九个中央委员，也就是支持列宁的人没有超过半数。

不过，列宁的威望终究还是要高一些。在随后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支持列宁的代表占了多数。“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被否定，还通过了禁止在党内成立反对派的决议。

经过这次惊险的斗争以后，列宁开始改变之前对党内派别过度宽容的态度，在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搞了个“十人团”名单，让自己人占据关键职位，不给其他派别留位置，其中就包括决定让斯大林去当总书记。托洛茨基的人马则被全部从书记处清理了出去。当时的书记处责任书记、支持托洛茨基的克列斯廷斯基（犹太人）直接被踢出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当大使去了。

斯大林被列宁安排去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背景，就是党内反对派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实现了空前的联合，威胁到了“列宁主义派”在党内的压倒性优势地位。

把这个事儿办完之后，列宁才去接受了取出体内子弹的手术。很可惜，手术效果不佳，未能挽救列宁的身体。

列宁第一次中风疗养期间，斯大林多次去探望，二人也多次长聊。列宁还反过来关心斯大林的健康，因为他发现斯大林气色不好，就给政治局建议，强制让斯大林从“星期四晚上到下周二早上”住在莫斯科郊外的祖巴洛沃别墅（《年谱》，1922年8月16日）。

反之，托洛茨基则从未去探望过生病的列宁。列宁也未关心过他。

但是，从9月份开始，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开始急转直下了。

二人在关于如何组建新国家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2.斯大林在民族自治问题上激怒列宁

斯大林的意见是，把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非俄罗斯地区全部并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而且建立垂直管理的行政体系。虽然斯大林给这个方案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自治化”，形式上，先让这些民族边疆地区组建“自治共和国”，再加入俄罗斯联邦，但这个方案的本质就是“集权化”和“俄罗斯化”，而绝不是什么自治化。

列宁反对这个方案。他亲自动笔，把这个方案改成了：让这些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一起，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共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也就是苏联。而且，还特意写了一句“为每一个自治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此外，他也不同意建立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而是要充分保障各个自治共和国政府的独立性。

比较有意思的是，列宁是俄罗斯人，他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强调边疆共和国的独立性；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却坚决反对各地区的民族主义，强调俄罗斯的大一统。

斯大林收到了列宁的批示以后，在表面上接受了列宁的提法，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不是“俄罗斯联邦”作为新国家的名称。

七十年后，苏联解体了。它解体的法理依据，就是当年列宁坚持的“为每一个自治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句话写在了苏联宪法里——它在1924、1936和1977年的三部宪法中都有。

从苏联最终的命运来看，这次争论应该还是斯大林的意见更正确，列宁的想法有点过于天真。

列宁一直把俄罗斯帝国称之为“各民族的大监狱”，他想要砸烂这个大监狱，而绝不想让它重建。但斯大林是民族问题专家，生长于格鲁吉亚，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理解的更深刻一些。他认为仅靠社会主义信仰组建一个民族关系如此复杂、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还不够。应该把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力量也加入进来。如果建立的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那在对付边疆地区搞分裂的时候，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就会站出来帮助布尔什维克维护国家统一；反之，如果是“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不支持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就会主张把俄罗斯从联盟中分裂出去。

列宁一直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间摇摆。尽管有华沙战役的惨败，他也并未真正放弃过将俄国革命输出到全世界——至少是欧洲的理想。如果叫“俄罗斯联邦”，那就跟世界革命难以兼容；而如果叫“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那就可以无限制的扩大到整个世界。

斯大林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大框架按照列宁的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始终坚持打压地方的民族主义倾向。格鲁吉亚党委一再要求提高格鲁吉亚自治共和国的政治地位和自治权限，这让斯大林非常生气，决心采用铁腕对其进行整顿和改组。他撤换了整个格鲁吉亚党委。负责执行他命令的奥尔忠尼启则，在整顿过程中还扇了格鲁吉亚党委领导人一耳光（原因是该领导骂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驴”）。

“耳光事件”让列宁非常愤怒。他给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贴上了一个“粗暴”的标签，还给托洛茨基写条子，让托洛茨基在中央全会上代表他反对斯大林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做法。

托洛茨基没接这个茬。他应该会很高兴看到列宁和斯大林闹矛盾，但又觉得利用列宁的条子去打击斯大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托洛茨基非常骄傲，从不把自己定位为列宁的副手，非常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多次拒绝列宁提出的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提议（列宁是主席）。他当时还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成为他最强大的政治敌人。

总之，托洛茨基错过了一次利用列宁来打击斯大林的好机会。

三、“列宁遗嘱”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真实评价是什么？

列宁在第二次中风以后，开始口述“给代表大会的信”，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准备遗嘱。

这份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的著名文件，是分为好几次写成的。第一次写的比较长且完整，他点评了六个比较重要的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1922年12月24号、25号的记录中涉及到人物点评的内容原文如下：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它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

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仔细读一下这段点评，列宁对六个人都提出了批评，无人幸免。其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最轻的，只是担心他能否“谨慎的使用最高权力”，主要问题的“不够谨慎”。

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很重。很多人只记住了“具有杰出的才能，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表扬，其实这句话的前面半截是：“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整句话的意思是，托洛茨基在“反对中央”上“很有才能”且可能是“最有才能的”。至于“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翻译成白话就是“不讲政治”、“政治立场不坚定、不鲜明”。这对党的最高级别的领袖而言，当然是很严厉的批评。而且后边在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时候，还附带着再次提醒大家：托洛茨基跟“非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联。

结合上下文，总结成一句话：托洛茨基很聪明，可惜聪明才智很多时候被用在了反对中央和搞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上。”跟对斯大林“谨慎使用权力”的“担心”相比，给托洛茨基扣的全是能压死人的大帽子。

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举动“不是偶然的”，那就是有必然性，有深刻的认识错误或者其它原因需要深究。“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那就是一小部分要归罪于他们个人，大部分要归罪于其他非个人的因素。这个其他因素是什么，可以做很多解释，比如可能是受了某些非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影响、背后有一个反党集团在影响他们等等。总之，在遗嘱上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二人在十月革命犯过重大错误，且“不是偶然的”，这对二人也是很严厉的指责。

至于布哈林，说他是“理论家”，但“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这跟对托洛茨基的评价类似：聪明，但大方向有问题。

皮达可夫就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这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意思，跟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基本一样。而且，结合皮达可夫这句话，我们再来看列宁说托洛茨基“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它隐藏的意思应该跟对皮达可夫的点评后半句是一致的，就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能指靠”。

把对六个人的点评都对比一遍之后，意思很明显：六个人当中斯大林的缺点最少最小，没有非马克思主义（布哈林）、非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和反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大错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可以指靠。

四、列宁为什么想免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在十一天以后，也就是1923年的1月4日，列宁对12月24号的信做了一段补充，这就是“列宁遗嘱”中最著名的一段话：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件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为什么列宁在十天以后决定对“遗嘱”做这么一段补充呢？

这十天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12月30号，奥尔忠尼启则抽了格鲁吉亚党委领导人一耳光。列宁被这件事情气到了，他口述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章，里面三次不点名但严厉的批评了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思路。

把这篇文章口述完以后，感觉意犹未尽，才在1月4号补充了这么一段话，建议代表大会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除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冲突以外，在私人关系上，列宁也对斯大林爆发了不满。

在12月18号，中央全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责成斯大林监督执行医生给列宁规定的制度，禁止任何人跟列宁讨论政治话题。

注意这里这个制度是“医生制定的”，不是斯大林制定的，斯大林只是负责执行。医生规定的制度，是避免让列宁接触到任何可能会让他出现剧烈情绪波动的内容。情绪的波动会加剧中风的危险。

但是，三天之后，12月21号，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讨论了关于国家贸易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认为，这就是在违反医生规定的制度，在跟列宁讨论政治内容。他马上打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把她严厉责备一番。

克鲁普斯卡娅第二天给加米涅夫写信申诉。她在信中说：“什么可以同伊里奇（列宁）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收到这封信之后，加米涅夫去找了斯大林沟通。24号早上，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专门开了个小会讨论了一下，觉得谁也没有权力不准列宁说话，最后形成一个妥协方案：列宁可以口述他想讲的任何内容，由他的秘书或妻子记录，每天不超过十分钟。但是，任何人，包括克鲁普斯卡娅，都不能主动向列宁通报任何政治生活方面的情况，以免这些东西让他情绪波动。

这样，斯大林和列宁妻子的冲突就以双方各退一步的方式解决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之后，3月4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面前说漏了嘴。在列宁的追问下，她把12月22号跟斯大林的争吵给列宁讲了。不过她也补充说，问题已经解决，她已经忘掉此事给她带来的不快。

列宁此时被病痛折磨很厉害，神志是否足够清楚都很难讲。他听完之后很生气，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严词勒令斯大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收回说的那些不尊重的话，否则就要跟斯大林断绝关系。

斯大林收到信之后，马上回复辩解，说自己并没说什么很过分的话，仅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对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制度的行为提出了警告，并极不情愿的表示：为了维护和列宁的关系，他可以道歉并收回说的那些话。但是，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列宁对这封信的反应不得而知。他在3月10日再次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

没过几天，克鲁普斯卡娅再次找到斯大林：请求斯大林给列宁准备些毒药（氰化钾），因为列宁的病已经毫无希望，延长治疗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克鲁普斯卡娅的请求也是列宁的意思。他早在1922年5月30号就找到斯大林密谈，要求斯大林为自己准备氰化钾，在病情无法好转的情况下使用。去见列宁的时候，斯大林还带上了布哈林，但列宁没让布哈林参加密谈，只让斯大林一个人进入了房间。密谈的时候，布哈林和克鲁普斯卡娅都在屋外等候，但他们都能猜到谈话的内容。斯大林出来以后，也向二人透露了。

斯大林先是安慰列宁，说事情还没有到这一步，病情还是有希望。然后向列宁保证，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他一定为列宁准备好氰化钾。

1923年3月17号，这个时候列宁可能短暂的恢复了一下说话的能力，他让克鲁普斯卡娅找到斯大林，要求他履行承诺。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说：“伊里奇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继续这样活着简直无法想象”，坚决要求斯大林“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

斯大林在写给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汇报材料中说：“伊里奇在克鲁普斯卡娅和我谈话时曾两次把克鲁普斯卡娅从我们的谈话地点（他的书房）叫去，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因此我们被迫两次中断谈话，我并不认为可以拒绝，说道：请伊里奇放心和相信，需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现他的要求。”

不过，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汇表示，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给列宁毒药，只能拒绝这样做。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没有人对斯大林的做法表示异议。列宁的生命已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全党，让列宁服毒自杀这种事情会产生极为糟糕的政治影响。

我详细的回顾这个过程，是想说明：列宁从生病开始，一直到彻底丧失意思表达能力为止，对斯大林都是相当信任的。其间，由于自己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病痛，加上妻子的影响，有过对斯大林发脾气的时刻，但并未对二人关系发生根本影响。

至于“遗嘱”要求免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内容，是列宁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搞平衡”的体现：当他发现托洛茨基过于强大的时候，就会加强斯大林的力量；反之，当他认为斯大林过于强大的时候，就会削弱一下他。

在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任命斯大林当“总书记”，根本原因就是之前党内反对派在“工会国家化”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尤其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结盟，这威胁到了“列宁主义派”在党内的绝对优势地位。让斯大林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同时主管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是为了制衡托洛茨基。

但是，等到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在民族问题上的做法违背了列宁的意志，列宁就又去寻找托洛茨基的支持，甚至还想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这和列宁在内战时期的做法是一致的：当托洛茨基在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力量强大的时候，他就支持斯大林在南方战线踢开托洛茨基单干；等斯大林立下赫赫战功，他却支持托洛茨基打压斯大林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免去伏罗希洛夫的职务、把斯大林从波兰前线调走等等。

列宁的临终意愿，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不要决裂，团结一致把苏联领导好。他希望通过继续在二人之间“搞平衡”来确保这一点。

所以，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不是列宁想要“搞掉”斯大林，不是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只是想削减他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斯大林最重要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然后以这个身份分管组织局和书记处这两个中央最重要的中枢机构。不担任总书记，不代表他就完全失去对书记处的影响力。“列宁遗嘱”中没有推荐任何人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从遗嘱对六个人物的点评来看，被点评的另外五个人显然也不被视为合适的人选。除此以外，在党内排名靠前的高层，李可夫分管经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托姆斯基分管工会，都不是合适的人选。

最合适的人选，是书记处排名第二的书记——莫洛托夫。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斯大林当总书记之前以“责任书记”的名义主管书记处，经验、资历、才干都足够。（莫洛托夫之前的责任书记是克列斯廷斯基，因为在“工会国家化”争议中支持托洛茨基，被列宁免职，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派到德国当大使去了。再之前是斯维尔德洛夫，已去世。）

如果斯大林不再担任总书记，书记处由莫洛托夫接管，那其实跟斯大林当总书记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铁杆的支持者。

5.党代会为什么否决了列宁遗嘱的提议？

我们不必对这个没有发生的历史做更多的假设推论。真正重要的是：列宁去世以后，《致代表大会的信》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了，所有的代表都看到了这封信。而且，大会随后对是否要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是：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有必要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列宁的提议被拒绝了。

很多反斯大林的人，对这个事实表现得痛心疾首，想尽办法来暗示斯大林一定是通过什么阴谋诡计 “违背”列宁遗嘱、保住总书记职务的。又说，如果托洛茨基坚持要执行列宁遗嘱，在列宁去世后的那种悲痛的氛围下，斯大林一定保不住总书记的职务，云云。

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首先，《致代表大会的信》也就是列宁向代表大会提的一个议案而已，它没有政治上、党纪上和法律上的约束力，不存在谁“违背它”还是“遵守它”的问题。这个议案只有被代表大会批准，才能产生效力。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可以否决任何党员的提议。党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都有权否决列宁的提议，这个组织程序是列宁亲自拟定并带头遵守的。在列宁生前，他的提议就多次被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否决。比如，十月革命前他要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的提议，就被中央委员会会投票否决了。他的“四月提纲”也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他只能在《真理报》上发表让全党来参与讨论，到处做说服沟通的工作，等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再投票决定。只有拿到多数票之后，才能成为党的政策。莫洛托夫还讲过一个小事，1921年列宁曾经提议关闭大剧院，因为经济形势很困难，剧院的活动看起来可有可无，这个提议也被政治局多数票否决了（《莫洛托夫密谈录》，224页，“仅有一次反对列宁意见”）。

我们需要理解一点：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但不是党的“独裁者”，更不是党的皇帝。党不是列宁的私人财产。党员们并没有对列宁本人效忠的义务，更不是列宁的奴仆。党是一个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到一起的人们组成的政治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和决策程序。更何况，列宁是人不是神，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的。因此，不存在“违背列宁遗嘱”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需要“遵守”列宁未经党内投票通过的提案。

第二点，代表们也不会因为列宁去世了，就“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失去政治上的理智。党的代表们都是成年人，而且是一群政治经验丰富的、严肃认真的成年人。他们不会轻易感情用事。列宁的病情早就在党内通报过，他本人也离开工作岗位两年，大家对他的去世早有心理准备。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二人之中，支持谁、反对谁，他们早有定见，这是很严肃的政治决策，背后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博弈。他们不会因为对列宁去世的“悲痛”就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托洛茨基再怎么坚持也没用。持这样想法的人，如果不是为了攻击斯大林而故意煽情，那就是对政治的理解还没有入门。

托洛茨基之所以不坚持，很重要的一点是列宁遗嘱也没说他好话。“在反对中央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热衷于事情纯粹行政的方面”和“有非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问题”这三顶大帽子对他极为不利，每一顶都比“斯大林粗暴”要严重的多，真要一板一眼的执行列宁遗嘱，他也捞不到好处。

最后，列宁在病重期间对“斯大林粗暴”的评价本身也可能是非理智的，因为他已经被病痛折磨到了绝望的想要服毒自杀，而他悲痛欲绝的妻子又对斯大林干涉她如何跟列宁沟通相当不满。斯大林在看到列宁遗嘱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说：“这不是列宁的话，这是他的病在说话”。

在生病之前，列宁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粗暴”问题一直持无所谓的态度，毕竟这是一群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温文尔雅的是少数。奥尔忠尼启脾气火爆、 喜欢在争论中动手，这在党内众所周知。列宁不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头一回知道，他不仅早就知道，还公开为之辩护。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当中央委员，原因就是过于“粗暴”。列宁认为这不算什么，就有人质问说：“他为什么老是动手打人？”列宁回答道：“那你们要求他怎么样？他就是这样一个急性子的人。”（《莫洛托夫密谈录》，187页）

在生病之前，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不是过于粗暴，而是“软弱无能、犯自由主义”。曾经当着莫洛托夫的面斥责斯大林，说他搞的政策不配称之为“专政”，只能算是“豆腐政权”。（《莫洛托夫密谈录》，180页）。

跟列宁相比，斯大林是一个更加谨慎、说话也更温和的领导人。很多人害怕列宁，却喜欢找斯大林倾诉想法。列宁在下命令的时候，很喜欢用“枪毙”来威胁手下，经常会说：如果在某天之前没有完成任务，我就会把你们都枪毙。

1919年，列宁给某地粮食委员发的一封电报是这样写的：“饥肠辘辘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抱怨您调度不力……你应该立即装载并开出各有30列车厢的两列火车。请电告执行情况……如果确证4小时后你们未运来粮食，让农民等到早上，那你们就要被枪毙。”

又有一次，列宁收到一封贫农的信，控告当地官员工作不力，对待农民很粗暴。列宁下令，派人前往调查，并指示：“一旦发现情况属实，就地枪决有罪的人，以挽回影响。” （《莫洛托夫密谈录》，180页）

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斯大林都持有比列宁更温和的立场。甚至可以说，除了最后的“民族与自治化”问题以外，几乎没有比列宁更强硬的时刻。

我把斯大林主张“妥协”的事情做一个梳理：

第一个，1912年创建《真理报》以后，对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取消派”持妥协态度，主张既要批评又要团结，不想彻底决裂，被列宁多次写信批评也不愿改变立场。列宁很生气，把斯大林叫到自己在国外的住地当面骂了一顿，后来又开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指责以斯大林为首的编辑部“对整个取消主义”的揭露不够；

第二个，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回到彼得格勒主持工作，协调彼得格勒党委和俄国中央局的矛盾，主张跟临时政府合作；列宁先后写了四封信，号召大家推翻临时政府，《真理报》把第一封做了删改发布，剩下三封一直压着不发。即使在列宁回国发表了“四月提纲”以后，斯大林也没有立刻改变态度，还支持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发文反驳列宁，过了一段时间才转变过来；

第三个，1917年七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演变成了暴力活动，临时政府的法院通缉列宁。在关于列宁是否应该出庭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只要临时政府愿意保证列宁的安全和公开公正的审理，列宁可以出庭。列宁最终决定拒绝出庭，出国避难去了。

第四个，十月革命前，列宁提议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有一些中央委员则主张至少把二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极力主张“团结”，让二人保住了中央委员的资格。

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种需要“妥协”的问题上，他倒是一开头就很赞同列宁“割地赔款”以求自保的想法。

总之，斯大林一直就是一个比列宁更主张对敌人或反对派妥协的政治家。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坚持，是斯大林很罕见的表现。列宁一贯认为斯大林的主要缺点就是偏软弱，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激烈批评斯大林“粗暴”，看起来不像是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所作的结论，更像是情绪激动时的非理性决定。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列宁听到有人控告斯大林粗暴，会高兴地跳起来，就好像一个担心儿子过于女性化的父亲得知他刚把同桌胖揍一顿一样。

相比之下，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比斯大林更加“粗暴”。

托洛茨基在他控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是绝对说一不二的，他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不允许任何人跟他平等的说话。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国家体制“军事化”，按照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原则的军事组织模式来搞经济建设和社会组织。“工会国家化”就是这种极端思想的体现。他非常喜欢用死刑来解决军队内部的争端。有一次战斗，一个红军团未收到命令就放弃阵地，托洛茨基接到报告，立刻下令枪杀团长和政委，而且采用抽签的方式在十个红军战士中枪毙一个。他在红军中首创了抓人质的办法来管理他任命的那些军官，在发布任命状的同时逮捕其家人，如果发生叛变，就枪毙人质。他把一个叫夏尔斯的海军将领判处死刑，罪名是“消极怠工”，但除了一个证人提供的证词以外没有其它证据，而这个证人就是托洛茨基自己。（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95页）。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这种作风一直颇为欣赏，并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季诺维也夫在胡乱杀人方面比托洛茨基有过之而无不及。

梅德韦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134页）中说：“季诺维也夫在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时经常表现出没有道理的残酷和严厉……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行刺列宁后，在苏维埃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中红色恐怖规模之大都比不上彼得格勒。彼得格勒还广泛实行枪杀人质的做法……季诺维也夫实行大规模恐怖，杀死了许多人，这些人明明不可能参与反苏维埃的恐怖行动，但出于出身于过去的统治阶级而注定要被消灭。当时彼得格勒消灭了许多人，要比其它城市多得多。”

在列宁以及有可能接班的三个人之中，斯大林最有耐心听别人说话和认真阅读手下的报告，而不是不由分说的下命令。他在使用死刑来达到目的方面是最谨慎的，喜欢“走程序”——派人调查然后交给法庭审判，给嫌疑人说话辩解的机会，而不是直接下令杀人。他在处决那些被认定为叛徒的军事专家或旧军官方面毫不留情，但没有下达过批量枪毙士兵的命令，也没有干过处决人质的事情。

对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行事作风，党内中高层都是很清楚的。斯大林是否“粗暴”到不能胜任总书记的职务，党内精英们早有定见，并没有因为列宁在病痛的折磨下讲的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而改变。这是“列宁遗嘱”中免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提议在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投票否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