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北宋建国之本

作者:邓高峰

        不久前，北宋东京城遗址入选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大遗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遗址，其内容包括水利设施遗址，而开封“城摞城”奇观证明，隋唐的汴州和北宋的东京早已淹埋于地下，流经这里的汴河也随之在地下沉睡。今天，汴河在开封的一些地段已经探明，加上北宋东京城遗址入选大遗址保护，我们应当说说关于汴河的事了，并有必要提出“汴河文化”这一概念。

汴河，也称汴水、汴渠。依据现有史料，它的历史还得从鸿沟说起。汴河的上流为古荥渎，受黄河水，又称南济，自河南荥阳东流至山东菏泽，在荥阳的一段称蒗荡渠，又称狼汤渠、莨荡渠等，这就是战国至秦汉间的鸿沟，也就是楚汉战争中划界的地方。这蒗荡渠东流在河南还有两段，一为官渡水，再东流至大梁城北就是阴沟，又称河沟、汳水，也即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的“河沟”。战国以来，蒗荡渠即为中原水道交通干流，魏晋以后开封以下改称蔡水，以上改称汴水。因此可以说古荥渎在河南境内的一段就是古汴河，而今早已湮废。

汴河故道有两个：一为古汴河故道，由今河南郑州、开封、商丘，流经江苏徐州，合泗水入淮河，元代为黄河所夺，已湮废。二是隋朝以后的汴河故道，也即隋炀帝征发民众开掘的大运河通济渠的东段，由前故道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改东南流，经安徽宿州、灵璧、泗县，入淮河。隋炀帝幸江都，唐宋漕运东南物资入京师皆由此道，唐代汴州城也因通济渠的开通而获得重大发展，成为东南物资北运的中继站和中原经济都会，“舟车辐辏，人庶浩繁”，所以《全唐文》有“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之说。诗人王建的“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刘禹锡的“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等诗句均表达了唐代汴州城的繁荣。

北宋时期，汴河乃国脉所系，其地位更加重要，此是后话。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重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降低，加上战争破坏，黄河、淮河水患淤塞而又缺少治理，通济渠也因而逐渐荒废，仅安徽泗县尚有汴水断渠，为现在保持最完整的通济渠遗址，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2013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60年代，泗县人民开挖出一条集防洪、排涝、灌溉、供水、航运于一体的人工河，因与通济渠即汴河故道基本平行，故命名为新汴河。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新汴河治理工程，工程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泗县至江苏省泗洪县，历时5年全面完成。2014年6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共十大河段，其中27段河道遗产总长1000多公里。随后经过进一步治理和景观建设，宿州段新汴河景区先后成为安徽省水利风景区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古老的汴河在今天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新生。

        北宋定都何处，史载宋太祖与群臣是有过一番争论的，但最终确定为东京开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东京城占据交通和漕运优势。经唐、五代时期的发展，东京已成为水陆交通枢纽，更是一个以水路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宋史》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另据宋人笔记记载，吴越王钱俶曾向宋太祖进献宝犀带，未想到太祖却说“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钱俶请求拿出来看看，太祖笑着回答他说，三条带是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俶听后惭服（五丈河于太祖开宝六年改名为广济河）。据此可见都城东京水路交通的地位，其中的汴河又是重中之重。

关于朝廷对汴河的重视以及汴河对于北宋尤其是对于京师的经济意义，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汴河从外城西水门入城，过内城流向东南，从外城东水门而出，穿东京城而过。《宋史》载，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河在浚仪县决口，太宗乘步辇出乾元门亲自去视察，并对迎谒的宰相、枢密院官员这样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这是因为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

所以为确保汴河的安全和运输顺畅，北宋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对汴河进行整治。北宋中期以前，每年开春之际，政府都要征调民力开挖引黄入汴的河口，以确保汴河的水量，这是为了“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重载为准”，河水过浅无疑影响重载运输。引黄入汴无疑也引来了泥沙，对此北宋政府同样要在冬春征调民夫清淤。加上狭河岸、束水势以加快流速，引洛河清水入汴等措施，汴河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以至于“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汴河的漕运能力及其地位可通过与其他河流对比而得知。据《宋史》载，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朝廷规定的年运量分别是，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到英宗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汴河堪称东京城的经济命脉。

“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这是北宋大臣张洎关于汴河地位和作用的说法。大臣张方平也说：“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历史悠久的汴河，既是一条经济河，也是一条文化河，这不仅从它的故道成为国保单位和世界遗产中看得出来，也能从唐代以来的诗词中得以证明。

揭露隋炀帝穷奢极欲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是不少咏汴河诗作的主题。白居易长诗《隋堤柳》对开凿运河彻底否定，因为“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诗作结尾提醒统治者：“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许浑《汴河亭》在无情鞭挞隋炀帝的同时也借古讽劝，针对晚唐政治腐败有感而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罗邺也以《汴河》诗进行批判和警示：“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

唐诗中还有不少咏汴河的吊古伤今之作，字里行间透出对隋炀帝行事荒唐和不计后果的叹息与否定，如李益《汴河曲》：“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煞人。”刘禹锡《浪淘沙》：“汴水东流虎眼纹，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胡曾《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罗隐《汴河》：“当时天子是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纵饶妆故国，水声何忍到扬州。乾坤有意终难会，黎庶无情岂自由。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汪遵《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

晚唐咏汴河的诗作也有辩证评价隋炀帝开凿运河功过的作品，如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既肯定了汴水开通之利，也指明了随之而来的祸害，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进行了无情揭露，对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其二：“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许棠《汴河十二韵》其一：“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

北宋时期由于汴河发挥的作用比唐代更加重要，因而不少诗作表达了汴河的重要性，如梅尧臣长诗《汴渠》对汴河之于京师意义的描写：“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骡驴，定应无完皮。”黄庶的《汴河》也云：“甲兵百万以为命，千里天下之腑肠。人心爱惜此流水，不啻布帛与稻粱。”韦骧的《汴河》也肯定了汴河的漕运作用：“通济名渠古到今，当时疏导用功深。源高直接黄河泻，流去遥归碧海浔。护冢尚存芳草乱，隋舟安在绿杨阴。年年漕运无穷已，谁谓东南力不任。”

汴河也牵动着诗人的乡愁。开封诗人崔颢自江南归乡，从汴河溯流北上，心情愉快，写下一首《晚入汴水》：“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

因为汴河，著名的“汴京八景”就有了汴水秋声和隋堤烟柳。“霜落秋声起汴河，西风袅袅白苹波”；“隋堤迢递柳成林，一望青青秀色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