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锡朋与五四运动

作者:齐悦

段锡朋和傅斯年、罗家伦、狄膺并称五四运动的“四大金刚”，又和傅斯年、罗家伦被称为五四时代的北大三杰。段锡朋杰出的组织才能、演说才能和苦干精神受到各方好评，是五四运动重要的学生领袖。可他生平不好为文，无著作传世；为人低调，鲜在学生面前提及他早年领导学生运动的事迹，很多珍贵的细节随着亲历者的逝去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从当时报纸和当事人回忆录等有限资料中寻找线索，可以勾勒出五四运动中的段锡朋。

学生运动的先行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日本对德宣战，占领青岛和胶济路沿线城市，趁机夺取德国在华利益。1917～1918年间，日本为北洋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西原借款”。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御军事协议》，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反对之声响彻云霄。5月21日，段锡朋和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2000多名学生，列队来到新华门请愿，要求公布协议内容，并废除协议。冯国璋在居仁堂亲自接见了段锡朋等13名代表，向他们保证政府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学生的情绪暂时平静下来。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势力合作救亡图存的开始，为五四运动的前奏，段锡朋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

段锡朋1896年出生于江西一个书香之家，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尊崇汉、宋太学生陈蕃、李膺、陈京的风骨。段锡朋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夏天蓝布单袍，冬天蓝布罩袍，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致力于文学革命并提倡白话文的同学眼中，不免带有几分迂气。

这时的中国，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各种思想如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身处北大这个思想多元相容并包的大本营，段锡朋思想上受到极大冲击。他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周炳琳等人交往密切，几个年轻学子切磋学问，指点江山，渴望为国家抗争，争取独立自由。新型知识分子热衷于通过办刊传播救国思想，引领时代风骚。1918年11月，段锡朋与若干同学主办《国民》杂志，“宣扬国家主义，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

段锡朋等人把《国民》打造成传播新思想和新理念的阵地。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为燃起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杂志，鼓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两刊会员都反对军阀、反对侵略，主张澄清政治、复兴民族。

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提出收回日本在山东的特权。英美操纵会议，拒绝中国合理请求。北洋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和约中的山东条款。国内南北和谈僵持无果，国际巴黎和会出卖权益，双重失望下，群情激愤。国民社和新潮社成员感到政府外交已无路可走，拯救危亡唯有依靠国民。两个社团决定联合各校学生走上街头，通过示威游行尽国民之责，向北洋政府和国际社会施压。

5月4日清晨，段锡朋和其他12所高校学生代表来到堂子胡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商议游行目的及路线：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下午1时，3000多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段锡朋被推为大会主席，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段锡朋和傅斯年力求“有纪律的抗议”，最初的游行也如他们所愿，各校学生手执白旗和传单，按学校分组列队集合。游行队伍步伐整齐，仪容严肃，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散发传单，宣传理念。

在场的北京民众伫立街头，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许多外国旁观者向学生脱帽喝彩、鼓掌助威。学生队伍到了东交民巷，遭到警察阻止进入治外法权管辖区。学生事先曾打电话与美、英、法三国公使馆沟通，他们表示欢迎，西口内美国兵营的军官允许学生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然而东交民巷的中国军警拒绝学生队伍通过。悲从心起，学生谢绍民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再次激发全体学生的热情。北京大学遂推举段锡朋、罗家伦、狄膺、许德珩四位代表前去与东交民巷官员商谈。段锡朋等人与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交流后，终被允许进入美国使馆觐见美国公使。当时学生对在华美国人态度友好，段锡朋满怀希望地进入美国使馆，希望美国能主持正义，遏制日本在远东地区势力膨胀。然而，由于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公使不在，学生代表只好留下说贴。随后学生又派代表到英法意三国公使馆，各公使也都不在。

5月初的北京天气炎热，学生在烈日下苦等两个小时，多数口渴头晕，依然无法获得行经东交民巷游行示威的许可。与此同时，军警已重重包围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后退。无奈、失望和愤怒交织在每个学生心头，他们发现，国家尚未灭亡，国土已不能自由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挠。学生更迁怒于亲日官员，忽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群情激昂之下，主张和平游行抗议的傅斯年已无法控制局面。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途大喊打倒卖国贼，来到曹宅赵家楼。许多学生向曹宅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块、白旗，5名激进学生敲碎玻璃，打开窗户，跳进曹宅，大批学生随之涌入。学生走进曹宅后，首先要找曹汝霖论理，遍找不到，他们进入厅堂，看到铺陈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愤怒。

学生冲破军警防卫，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激进学生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烧毁赵家楼，事为段锡朋所发觉。作为政法系的学生，段锡朋在运动中实践民主与法制的原则，把放火殴人视作超出理性且逾越法律的行为，他急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法政学校的一些学生也对暴力行为持有非议，但多数学生认为无论用何种手段惩治卖国贼都不过分。匡互生根本听不进段锡朋的劝告，反而略带讽刺地对他吼道：“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警察总监吴炳湘迅速赶到现场，军警逮捕了避走不及的32名学生。

受命于危疑之际

传言说被捕的32名学生将受到审讯，有可能处以极刑，处境极为危险。北大学生当晚集会商讨对策，礼堂内挤满学生，议论纷纷，宣布开会时，却无人上台主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因和同学争执而发生肢体冲突，且他对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极为不满，对运动一度悲观失望，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任何事情。而过去开会做过主席的人，有的被捕，有的未到。法学院学生方豪是这次开会的召集人，大家推他做主席。方豪拒不接受，以为在这样情绪紧张的會议中，他的室友段锡朋主持最为妥当。段锡朋就这样被拥上主席台。陶希圣事后回忆，段锡朋“是法科政治系的学长，生活朴实，成绩优秀，特别是性情坚定，体态直爽，言语开朗”，因而被推举上台。

这时的北大是整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北大学生会则是中枢的首脑部。段锡朋面对的形势非常险峻，学生游行示威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军方主张严厉镇压，解散学校，更换校长；段祺瑞的心腹陆军次长徐树铮命令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扬言把北大炸平。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段锡朋当仁不让地组织学生会各项活动，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风云人物。

5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大。虞氏是个旧官僚，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以严刑。北洋政府一系列动作引发不少学生的恐慌，有人产生怀疑和动摇。这时，段锡朋挺身而出，与虞维铎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要再接再厉干下去；如果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匆匆数语后，就离校而去。

段锡朋遂发布通告，9时在文科大楼教室开会。出席会议者异常踊跃，室内拥挤得出入都很困难，又有许多其他学校的代表赶来参加。会议开始后，大家争相发言。段锡朋将每个发言者的意见毫未遗漏地简述一番，把主张罢课与否的两方意见都剖析明白；最后给同学两分钟思考时间，再付表决，他自己则案而不断。原本纷乱的会场骤感奇静无声。一表决，全场一致赞成罢课。

这天上午的会议还产生了颇具长远影响的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便于更广泛地联合北京全市学生。下午3时，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20个学校代表，3000余人参加。段锡朋主持会议，他首先向各代表报告上午会议的决定：各校代表呈请各校长请大总统释放被捕同学，再由各校联合上书大总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且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各校公推代表进谒教育总长，陈述游街情形和理由，以及本日罢课理由；再宣言中外，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行动；电请上海和平会议主持公理；电请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死力抗爭，万勿签字。

段锡朋提醒大家对于青岛问题不可放松，被拘同学若不能放回，自有各界作后援，最后手段就是联络各校学生到地方厅自首，决不可使少数同学负全体之责。言毕，会场掌声雷动，大家精神振奋。散会时，大家都对段锡朋的才能深感敬佩。之前北大学生集会，主席都是临时推定，再集会时，另推主席，唯独段锡朋五四当晚被推举为主席后，不但北大学生集会由他当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亦由他主持。

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学生界之有联合会，此为创始，这是五四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以后的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段锡朋众望所归，被推为学联会首任主席。学生代表热情高涨，踊跃捐款，学联会当场就筹集了数千元经费。学联会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段锡朋每天在此办公十几个小时，毫不疲倦；他登台演说条理清晰，富有感染力，学联会办事处几乎由他一手主持。当时能和段氏密切配合的，是他的两位江西同乡，一是陈剑修，长于运筹帷幄；一是许德珩，当一个案子难于通过时，他登台演说，能泪如雨下，颇具煽动性，这样，一个案子十有八九可以通过。

除北大的积极分子外，各校代表也经常出席。这班临时集会的青年军，一声鼓响四城出动，整个北京城仿佛来了一阵狂风暴雨。学联会办事处庭院清幽，梧桐深锁，在这样幽静的气氛下，以段锡朋为主的智囊团精密策划，对外又有保密功能。由于组织严密，北京军警完全摸不透学生下一步的计划。学联会建立了完整规范的章程，议事符合民主旨趣，处事敏捷果断，舆论称赞其为中国历史上空前优良的“雏形国会”。

与北洋政府的博弈

五四风暴震动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工商界、各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及海外留学生也都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大批抗议的电报涌向北洋政府和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由京内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畏民担保，北洋政府5月7日释放32名被捕学生。被捕学生重返校园，各校学生一律复课，情况似乎渐渐好转。然而，山东问题尚未了结，运动的导火线就还没熄灭。蔡元培也于学生出狱的当夜，留下一张著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纸条，悄悄离开北京。当时社会传言纷纷，说亲日派官员打算买通杀手暗杀蔡元培，还要焚毁北大校舍。偌大的京城一时风声鹤唳，北大自然最为恐慌。蔡元培为一时师表，受到各界敬仰。段锡朋崇拜蔡元培，爱护北大，竭力避免它受到军阀摧残。他召集各校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上书教育部，挽留蔡校长，北京各大学校长也都恳切挽留蔡元培。面对天下汹汹之口，5月14日，北洋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也是当天，政府同样挽留众矢之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且语气更为恳切。同时下令整饬学风，京内外各长官严禁学生纠众滋事，若再“作奸犯科”，依法逮惩。

政府的恐吓没有吓倒学生，段锡朋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北京学联会在当天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商会、工会、学校等团体群起响应，将运动进行到底。宣言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也提出了学生行动大纲，激发了社会各界民众的热情和斗志。面对各界抗争，北洋政府毫无悔过，依然采取高压政策，声言要将已保释的32名学生送交法庭审判。

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刘崇佑同情学生运动，五四爆发后，北京律师公会立即作出表态：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一律不就；学生如有需要，愿尽义务。学联会抓住这一大好机会，邀请刘崇佑为同学辩护。刘崇佑指导学生应对传讯，并挺身出庭为学生义务辩护。法庭外，段锡朋等人奔走呼号，学联会要求全体学生到法庭和监狱中静候处分，向政府提出全体学生自行检举的呈文。此举赢得了民众同情，民众反对政府诉讼学生。北洋政府发现，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将拘不胜拘，审不胜审，只好放弃。

为对抗北洋政府，部分学生代表提议继续罢课，而罢课事关重大，学联会对此极为审慎，两次开会皆以时机未至为由，未能通过。5月19日，有消息称政府将任命军阀亲信田应璜掌管教育，各大学校长皆将更动。这下惊动了京城知识青年，为维持教育根本大计，北京18所大专学校学生召开紧急会议。段锡朋照例主持会议，通过了全体学生大罢课的提议，并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发表罢课宣言，向政府提出全面挑战。与此同时，段锡朋带领学联会全体学生上书总统徐世昌，提出拒签合约，惩办国贼，力挽蔡、傅，拒绝田应璜等六个条件，表明了学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

段锡朋审时度势，认为当前形势是民众逐渐觉醒，而政府重拳打击学生，如此一来，大批学生团体集会已不适用，小型集会讲演更有影响力，学运的重点应由大规模游行示威转移到街头演讲宣传。学联会出台了罢课后的措施：1.组成“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研究方略，为政府后援，以贯彻爱国初心；2.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组队四处演说，使国人皆知国家为重；3.由各校自组“救国十人团”，力维秩序，提倡国货，以纾我国家内顾之忧；4.暇时潜心经济，俾勿负我国家树人之意。

5月19日后，北京全城各街各胡同各游戏场所，演讲宣传的学生随处可见，吸引了无数民众。一些学生深入商家，义务帮助中国实业家和国货商人推销国货，抵制日货，赢得了商人支持。护鲁学生义勇队以清华学校最佳，清华学校高等中学学生全部参加，特意请来军操团团长和教员教练枪法，还聘请陆军军官培训。同学相见莫不行军礼，往日书香气息浓郁的清华园一时俨若战地。全国各地接踵响应，风靡一时，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小学生也纷纷组织“救国十人团”，游行演讲，鼓吹抵制日货。

这些举措自然成了政府的眼中钉，警备司令段芝贵、步军统领王怀庆等直视学生如匪。一日，某学生正讲到酣畅淋漓处，忽来一队警察，抢夺演讲者旗帜和传单，驱逐听讲者；北京学联会创办的《五七日刊》也被查禁；北大法科开恳亲会，遭到军警蹂躏，大批军警日夜包围北大，限制学生外出。这时学生各项重要会议，仍由段锡朋主持。集会期间，常有警察在学校周围窥探，段锡朋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每每讲话后更换服装，有时加戴一副黑眼镜以防被捕。约在5月20日左右，北京各校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与商界人士开商学联合会。段锡朋正在讲话，忽有人报告说大批警察强行要进入校内，门口看守的同学阻止不住。当时出席的人请段锡朋迅速躲避，推法政学校代表刘琪主持会议。警察在礼堂窗外巡视良久，并未捕人，自行退出。尽管没有发生冲突，但社会不断有传言说，政府要绑架段锡朋，以冀群龙无首，造成学生阵线的混乱和恐慌。

自从段锡朋担任学生会主席以来，常常整夜不眠，或是在教室、礼堂内两条硬板凳上稍作休息。北大学生会遂决定采取防御措施：暂行停止开全体大会；各校代表联席会改在深夜开；将开联席会的会址第二院（理科）与西斋中间之墙壁各置扶梯一个，段锡朋移住西斋，足不出大门，开会时，登梯越墙而赴会，散会时，登梯越墙而归宿。同时，每于开会时，组织同学在第二院左右放哨，暗布哨兵，以防便衣军警的突然来临，保证段等开会的安全。

段锡朋不忍看见自己苦心经营的学运活动空间愈收愈窄。学聯会反复开会讨论后，派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南下，冲出京畿警备的势力范围，寻求各界支持，把学潮变成更广泛的社会运动。

凯旋北归

5月底，段锡朋和周炳琳、陈剑修等同学南下，第一站来到南京。南方的情形与北方迥然不同。北方教育界极不稳定，教育经费不充裕，长期为官僚气氛笼罩，政治环境恶劣，北方的知识青年容易激进，倾向革命。南方情形则不然，自冯国璋后，南方的军阀只有两个人，孙传芳在浙江，齐燮元在江苏，他们同教育界、新闻界以及政界名流，都敷衍得很好。尤其是齐燮元，他和黄炎培和史量才的关系密切，也与南京高师的校长郭秉文往来热络，宽筹了教育经费，还捐钜款建造南京高师的图书馆。金陵大学的方东美把情况告诉段锡朋，苦叹道，在这种氛围中发动南京学生回应北京，困难至极。段锡朋认为，形势紧迫，假如南京不发动，则上海、广州、武汉就很难响应。他坚定地指出这件事一定要办到，而且手段要泼辣。南京学生得到“泼辣”二字的暗示，想到江苏的士绅、新闻界和教育界相互勾结，学生运动显然不可从南京高师发动；而应利用军阀惧怕外国人的弱点，选择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作为突破口。果然，风潮一鼓即动，并在南方各大城市鼓荡开来，各地学生如潮水般云峰响应，纷纷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上海有很多租界，军阀势力未能伸展进去。段锡朋等人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在公共租界和上海学生代表密商扩大响应活动的方案。6月2日，段锡朋应邀参加上海学联全体代表大会，他介绍北京学生运动，分享北京经验，并劝告上海同学发动商界同仁共同奋斗。

经过数日的苦心筹划，段锡朋感到各处的布置已经有了头绪，便发密电给北京同学罗家伦，嘱咐他们相机发难的时机到了。6月3日，北京学联会挑出500多名学生，分队出发演讲，当天100多人被捕。4日，继续派人外出演讲，大家随身携带好毯子，预备被捕，当天被捕400多人。第三天，被捕学生多达900人。监狱关不下去，便把北大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

罗家伦躲过侦探的跟踪，把军警大肆逮捕学生的电报发往上海。段锡朋得到北京拍来的电报，和其他南下代表四处奔波，寻求工商界援助。他们谒见上海县商会要人，动员商人采取行动，请该会劝告商店与学生合作。商界领袖听从其议，次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声援办法。上海和北京的学生代表纷纷演说报告，恳求上海商界坚持抵制日货，抗议政府的内政外交，如果政府没有令人满意的反应，便停止纳税。就在上海县商会开会时，淞沪警察厅命令禁止集会，并派官员和员警前往会议现场勒令与会者离去。

北洋政府的疯狂逮捕本已激起愤慨，而今又大闹会场，各界对政府的愤恨更加强烈。学生演讲活动更加活跃，他们有组织地访问上海每家商店，请求他们从次日开始罢市，家家户户莫不购买充足日用品以备罢市，工商界也开始开展行动。6月5日，天将拂晓，上海学生已恢复街头演讲。天大亮时，南市大小店家均未开门，附近地区店铺也紧跟着闭市。直到中午，全市各商店没有一家开门做生意。上海工人界亦不甘落后，印刷、纺织等工厂先后罢工。

下午，上海学联会邀请200名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代表举行集会。段锡朋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陈述北京学生抱定牺牲的决心，在上街演讲宣传前已备好下狱的衣装和道别家人的遗书，他主张对内通电全国，对友邦发布宣言，号召全国罢工罢市。代表们被学生的精诚所感动，一致决议继续罢市，同时组织一个包括工、商、报界及学生联合会的永久性机构，定名为“全国工商学报联合会”。会议通电：“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工学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

五四运动火速扩展到其他城市，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对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6月8日，北洋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两天后，又批准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辞呈。但是，各界最关心的“拒签巴黎和约”这一政治诉求尚未实现。

段锡朋等五四青年意识到，建立全国学界联合组织的时机成熟，组织地点当以上海为宜。此时，京、津、宁、杭各校学生领袖先后抵沪，紧锣密鼓地筹建全国性学生组织。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大东旅社召开成立大会，段锡朋在众人的目光和掌声中登上主席台。6月18日，正式选举职员，段锡朋当选正会长，上海学联会主席何葆仁当选副会长。自此，学生运动成为社会革新的重要力量，段锡朋在学生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同学们亲切称他为“段总理”，来对抗北洋军阀段祺瑞，五四运动的中心随之转移到上海。段锡朋当选首任会长后，受邀到上海各学校、商会等机关团体演说，宣扬爱国思想，启迪民众。

在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展现出空前团结的新气象。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欢欣。不到两个月，五四运动犹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全民的坚持不懈，取得了内政外交前所未有的胜利。蔡元培答应重返北大，段锡朋凯旋北归。

在这场运动中，段锡朋本是北大一名平凡的学生，却在最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沉毅勇敢，敢作敢当，赢得大家的由衷钦服。正如他的挚友李寿雍所言：“五四运动不是书贻一个人发动起来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最主要的领导人。”一起参与其事的罗家伦说：“当年在知识青年群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诒——段锡朋——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