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上）

来源:异乡客Outsiders

一个梦的家当

一

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心理学知识，我们就可以基本解析这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梦。

1837年3月1日的洪火秀（洪秀全的原名），确实已经到了心理崩溃的边缘。

他从小被家人和乡邻寄予太高的期望。在这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子里，火秀是最聪明的孩子。虽然不怎么用功，但是他在私塾里回回考第一。上学路上，谁遇见了火秀，都要摸着他的脑壳夸奖几句。老师们说，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莫不是官禄布几百年来头回要出秀才了？既然先生们都这样下了断言，大家更纷传，莫说秀才，看火秀这个聪明劲，恐怕连举人也中得！将来点翰林做宰相，要享大福哩！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说：“老师和父老们都交口称赞他，以为取功名如拾芥，行见他显父母光宗族了。”“有几个老师因见他家贫好学，竟免收学费，族人也有馈赠。”供洪秀全上学，竟成了宗族情结极重的客家人全族事业了。

集宠爱与希望于一身，虽然出生在赤贫家庭，火秀却称得上娇生惯养。所有的家务活儿都不让他沾手，别的孩子吃野菜糊糊，他却总能吃饱红薯。他们有理由确信，现在吃进火秀肚子里的每个红薯，将来都能屙出同等体积的银锭。事实上，谈论孩子的学业，预想未来的荣光，成了洪镜扬最大的精神享受。《天国的陨落》中这样描述这位父亲：“就连平时聊天也喜欢以他的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赞许洪秀全聪颖可爱，他便眉飞色舞，兴头上还会邀请对方到家中做客，继续唠叨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然而官禄布村的农民们不知道他们的眼界是多么浅陋。他们不知道，这个穷山沟私塾的教育水平，根本支撑不起洪氏家族的庞大梦想。从洪秀全后来所写的那些诗文来看，他本也算不上天生才俊，只不过在这个小山沟的孩子们里算是拔点尖罢了。

洪秀全当然更不知道这一点。正如自己是家中的宠儿一样，在潜意识里，他也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上天对他格外垂青，上天理所当然要对他格外垂青。他比谁都坚定地相信，自己将来会一帆风顺、出将入相、功名富贵，做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然而，从十六岁那年起，阳光灿烂的日子被突然截断，挫折不由分说地一次次降临到这个人身上。十六岁那年，洪秀全首次出击，去考秀才。原以为会如探囊取物，不料结果却是黯然落榜。如果说十六岁毕竟还小，失手一次也没太大关系，但二十三岁再次落榜，就使他的命运变得风云难测了。从小没经过什么挫折的他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无比可怕的前景已经隐隐铺在他的面前：难道他会成为一个进不了学又耕不了地的废人？本来活泼开朗的他日渐沉默寡言，世界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阴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可怕。

所以，1837年，也是洪秀全二十四岁那年第三次落榜后，他晕倒在榜前也就顺理成章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很显然，他无法直面他人和世界，只有逃避到高烧和梦魇中去。而这一巨大的打击，使他郁积多年的“本我”冲动喷薄而出，他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梦幻过程。这个梦是如此瑰丽，如此神奇，又如此真切，使他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恍如昨日。

梦的焦点是那个奇怪的老人。他身着中西结合的服装，外貌明显具有西方人特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

《太平天日》写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多年之后，为了符合神化自己的需要，洪氏想必对梦境做了后期加工。做此梦时，洪氏尚不知上帝为何物，把这位老人称作“上帝”，是多年之后的事。当时，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这位老人是天上的主宰。这位老人告诉洪氏，他洪秀全并非凡夫俗子，乃是他的儿子。

梦是愿望的达成。出身贫寒是洪秀全对上天最大的不满。而如今，他从贫农洪镜扬之子变成了上帝的孩子，拥有了最有权势的父亲。这个父亲要远比贫农洪镜扬有威严。见到洪火秀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他“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手要覆在膝上，脚要八字排开”。

这才是大人物的姿势。这一姿势，想必是洪火秀在看书中那些古代将相的画像时记住的。洪火秀现在已不是凡夫俗子。在梦中，上帝赐他一个名号，叫“天王大道君王全”。他的两个哥哥后来回忆他高烧时的种种呓语：“朕是真命天子，尔知么？”“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紧都坐得江山，左脚踏银，右脚踏金。”

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洪火秀在梦中痛快淋漓地报复了这个世界。他第一个报复的是孔子。就是这个孔丘，开创了儒学，害得他寒窗十年，尝尽了辛苦，最后却一无所获。在梦中，上帝把孔子叫到面前，斥责道：“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然后，把孔子按在地下，打了一顿屁股，“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两个哥哥后来回忆洪秀全的病状时说，他在高烧之中大喊大叫，一会儿喊杨家将，一会儿喊赵玄郎，一会儿喊打，一会儿喊杀。洪秀全自己回忆说，那是在“天爹”和“天哥”的带领下大战妖魔。妖魔林林总总，红眼睛四方头，“妖头甚多变怪，有时打倒在地，倏变为大蛇矣；又将大蛇打倒，倏又变为别样矣，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焉”。

这有点像《西游记》的故事了。在昏迷之中，他进入了童话世界，连日连夜地与妖魔作战，而且还有杨家将、赵玄郎助阵，喊得声嘶力竭，全身大汗淋漓。

洪火秀一病就是三十多天，一家人围在床前心急如焚，洪镜扬欲哭无泪。孩子病成这样，看来是没救了，没想到一家人二十多年的心血和希望就这样一朝幻灭。他们默默地给火秀准备了棺材，安排后事。

第四十天头上，洪火秀的病突然有了转机，他高烧退去了，也不再大喊大叫了。一家人大喜过望。只是洪火秀神志还是不清醒，迟迟不愿从美妙的梦中回到现实，说出话来让人莫名其妙。他睁眼看见洪镜扬，就说：“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姐姐洪辛英从婆家赶来探望，他拉着姐姐的手说：“姊，朕是太平天子。”洪镜扬见他胡说八道，骂了他几句，他却说：“朕不是尔之子，尔骂得朕么？”

四十五天之后，洪火秀终于起床了。他按梦中老人的指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秀全”。全者，人王也。

二

“一个鸡蛋的家当”当然只是笑话，然而回顾洪秀全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梦，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一笔“家当”。

这个梦如此离奇而真实。他坚信这个历历如绘的梦一定别有深意，一定是上天给自己的某种启示。和那些从一开始就蓄意欺诈的宗教家不同，这个梦使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时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而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使他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气场。这种气场对于他后来的“传教”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讲，民间宗教领袖必须足够狡诈和敏捷，才能愚众惑民。以洪秀全原本朴质方硬的性格，本不适合这种事业。但是他的身上散发着的这股不容置疑的自信，征服了最初一批信徒。事实上，洪秀全比谁都清楚这个梦对他的重要性。他后来在诗文中屡屡强调其真实性，如《原道救世歌》中，他这样写道：“真言语，不铺张，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巨流之所以出现那个惊天大弯，仅仅是因为被一个乡下年轻人的怪梦轻轻撞了一下腰。这个梦是如此离奇，如此绚丽，如此怪异，又如此惊悚。它似乎是上天的一个寓言，预示着它将把整个中国带入一个同样惊悚而狂乱的迷梦当中。

从废人到神

一

虽然洪秀全二十四岁就受到了神启，然而他是六年之后才走上了革命之路。

梦中的许诺毕竟是虚幻的。醒过来后，洪秀全又拾起了书本，继续打算在科举之路上奋斗。毕竟他才二十四岁，这条路还没有完全堵死。我们不能肯定考上秀才是否可以让洪秀全满意终生，但几乎可以确定，如果拥有了一个举人的头衔，他一定别无所求了。

很可惜学政无法预知历史。所以洪秀全苦学了六年之后，又一次揣着家里人东拼西凑来的路费进城赶考，结果当然还是落第。事实上，以他的文笔，如果真的成了秀才，倒是对大清国文化教育水平的讽刺了。

这次落第使洪秀全的人生之路彻底明确了。他已经考了十五年，如今年已三十岁，功名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学习别的手艺也已经来不及。他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除了那个离奇的梦之外，他无论是文笔、能力还是性格，都相当平庸。从他后来的人生表现来看，我们很难相信他能在其他领域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成功。

在抑郁无聊之中，他收拾旧书，发现了几本《劝世良言》。这是六年前那次赶考时一个传教士送给他的。既然不要钱，他就留了下来。此时闲来无事，就坐下来翻翻。如前所述，他突然想起了那个梦：这里面描写的上帝，和他梦中的那位老人怎么那么相似？

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在洪秀全脑中闪过。走投无路的他仿佛突然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的家人，他是“上帝之子”，是“天下万物之主”。

“拜上帝会”从此诞生。被命运逼到了墙角的洪秀全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不，不是稻草，而是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金钥匙。他的那个“异梦”，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二

从表面上看，历史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它的创作者是一位把“偶然”运用到了极致的戏剧大师。不过，历史的深奥或者悲哀实际上在于，每一个偶然背后都隐藏着巨大而沉重的必然。太平天国因为它“中西结合”的特殊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显得相当怪异。其实，在这张怪异的面孔下面，它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不过是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再现。

“一个梦的家当”这种异事，并不是只发生在洪秀全身上。我们随手翻检史书，在他之前和之后，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的领导人王伦在起义之前，曾经“梦见是龙”，因此预测自己“将来大贵”。这个梦坚定了他起事的决心，后来又被广泛宣传，成了教徒们信心的来源。

《靖逆记》载，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首领李文成，之所以始终坚信自己能成大事，也是因为一个奇怪的梦：“夜梦魔神语之曰：君乃十八子明道震宫九教主也，得东方生气，居河洛之中，协符大运。文成惊异，益自负。”甚至在洪秀全的伟业烟消云散一百多年以后的新中国，这种事还曾经多次重复。比如《帝梦惊华》中记载，1980年左右，四川巴中县青山乡曹家沟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农民曹家元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他爷爷坟前坐着一位白须老人，老人头上有一条一丈多长的金龙腾飞。老人说：“我是你爷爷，把这个坛子给你吧！”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黄澄澄的金子。

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他进了县剧团，演出“黄袍加身”的戏，宫娥彩女排成两排，站在他的身后。

这两个梦使他相信自己有皇帝之运，因此自命不凡。后来1982年春节扫房时，他又在木仓中偶然拾得《五公经》一本。读了这本书，他更加相信自己就是书中的“应运之人”，从此不再劳动，专心研究《五公经》，投入民间宗教事业，学会了“出神”、“走阴”，在发展了一批信徒之后，于1982年5月16日在曹家沟自家院中举行了登基大典。信徒八十一人跪拜在地，在小小山村里，场面相当壮观。当然不久后，此组织就被公安机关侦知并迅速剿灭。

三

洪秀全经历的背后隐藏的另一个规律是：那些民间宗教的创立者，起初往往都在俗世的奋斗中屡屡受挫。

在解放之后破获的许多起“会道门”案件中，这个规律表现得很明显。《帝梦惊华》中还记载了一个案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苏北盐阜创立了“黄坛教”的朱良美，在创教之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儿。他因为长相肥丑，又不务正业，被人称为“猪郎公”。被命运逼到角落后，他狗急跳墙，宣布自己是观音菩萨的儿子，创立“黄坛教”，以此奇招一举扭转了人生的颓势。他以“狐仙附体帮人治病”的方式，发展了附近六十户二百五十余人入教。原本娶不上老婆的他成为教首后，给自己设了三宫六院，在信徒中挑选“娘娘”，前后封了“正宫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及“贵妃”共计十七人，过上了帝王级的豪华性生活。

1990年，在河南嵩县老曼场创立“万顺天国”的李成福，命运与朱良美大同小异。他因为家境贫困，又不务正业，一直没娶上老婆。直到三十四岁，才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订了婚。订婚不久，那个水性杨花的寡妇又移情于他的弟弟，成了他的弟媳。悲愤之下，李成福离家出走，背井离乡，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衣锦还乡。在挖了两年山药之后，他凭着自学的看风水、算卦的本事，在异乡获得了山民们的尊重。他手持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向山民们宣布这个朝代快完了，他要执掌江山。巧舌如簧的他居然成功地发展了一批骨干，创建了“安民党”，筹建“万李起义军”，并在1990年正月的一个晚上宣布“万顺天国”正式成立。可惜他远没有洪秀全走运，“天国”成立不久，他就进了监狱。

当然，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总导演林清。这次起义因为义军传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名垂青史。起义总首领林清的命运转折，生动地向我们演示了民间宗教是如何“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

林清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北京近郊。父亲是一名衙门里的书吏。他的前半生几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败串联起来的，这些失败之间甚至没有什么缓冲地带。

据《靖逆记》描述，林清“少无赖，（其父）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读了几年书后，他发现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在他十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三年学习期满，他学了点中药知识，“并略懂医病”，就此走上了社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个药店里当伙计。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不幸的是，他刚走上社会就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因此得了梅毒，长了一身的毒疮，“被药铺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体面——在顺城门外大街打更。这一般是老头儿干的活儿。不过也有好处，因为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来，不怕人瞧见他的毒疮。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他的毒疮也好得差不多了，就回乡顶替父职，任黄村巡检司书吏。

书吏虽然工资低微，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但是因为充当着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连接轴，这些人拥有操纵潜规则的空间。心黑手狠而又“门儿清”的书吏中，不乏发财致富者。可惜林清发财之心过于操切。当上书吏不久，他就因为私扣民夫工资而被革退。这是他第三次失业。

被“开除公职”之后，他并不服输，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商业，用没被官员查出的那部分贪污款与他姐夫合伙，在黄村开了个茶馆。一开始，他跑东跑西，很卖力气，茶馆经营的势头不错。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事业刚开头，他就陷入赌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这份本钱输得精光，被姐夫撵了出去。这是他第四次失业。

连续遭遇了三板斧后，他对人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长处就是从不服输，“大不了从头再来”。他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偷越边墙，潜入满清皇帝们圈为禁地的热河。在那里，他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和曾经经管河务工程的“工作资历”，获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参与管理“布达拉石作工程”。工程项目自古至今都是贪污腐败的最佳渠道，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经历。很快他就赚了一大笔钱，“衣锦还乡”，大摇大摆地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回到了黄村。

然而好景不长，财主日子没过几天，因为赌博和嫖娼，他很快就把这笔钱败光了，再次成了穷人。

不过见识过花花世界的他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苏杭。在苏州，他谋到了一份在“四府粮道衙门”当长随的工作。《靖逆记》记载：“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因为过于大胆地贪污枉法而失业。这是第五次。

这次失业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这是遥远的他乡，举目无亲，他连家都回不了。想来想去，只好靠记得的几个药方当上了游方医生。游方医生其实比乞丐强不了多少，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能攒下钱了。没办法，他平生第一次当了苦力，在粮船上给人拉纤。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可以沿运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过当粮船到达北京时，他已经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卖过鹌鹑，还当过鸟雀铺店员，因为好吃懒做都没干长久。他还因为将鸟雀店本钱花光，“险些被人送官”。最终，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黄村，落脚在外甥董国太家。

总结前半生，林清换了十来种工作，除了在热河的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大清盛世”中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并不如王朝自己宣传的那么安稳，另一方面也说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好逸恶劳、性情浮躁、做事没常性、大手大脚。

直到加入民间宗教后，这个“屡战屡败”、“百无一能”的“废人”的命运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转折。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十七岁的林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了“荣华会”（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清加入荣华会是因为真正的信仰，《靖逆记》说：“清之初入教也，意图敛钱，无大志。”这个说法的根据，是林清自己的供词：“我起初倡会，原是意图敛钱。”

然而林清马上就发现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发现他简直就是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为一个伟大民间宗教家的一切条件：

第一，他有极好的口才。《靖逆记》说：“清有口给。”他知道怎么讲教理讲得深入浅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适合传教和辩论。走南闯北的经历，又使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更加油滑熟练。

第二，他见多识广，脑筋灵活，又生性慷慨，善于结交。如前所述，《靖逆记》记载他得来的钱，“即散去若粪土”。

第三，他略懂医术，而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传教的最好方式。他经常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内的地位就节节上升，迅速取代了原来的教首郭潮俊。此人虽然资格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门一直打不开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闯敢干，在他成为教首后，因他“有大刀阔斧和勇于进取的作风，从而改变了以往教门的保守势态。使坎卦教不再屯于大兴县农村、乡镇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内城、京边诸县以及直隶地区；教徒也从单一的农民，发展到各个阶层”。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实力，统一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白阳教、红阳教诸教派，成了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宗教首领。他把自己宣传成“弥勒佛转世”，全称是“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教徒们认为他是“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他向每个教徒收取“根基钱”，迅速成为巨富，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间宗教中，不但获得了温饱和金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体会到了以前世俗事业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成功感。这种感觉实在太甘美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的二流子林清几乎变了一个人。《董国太供词》称：“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他的眼里燃烧着光辉，他的身上笼罩着严肃。他不再赌博，也不再嫖娼，举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样，浑身上下，一派威严的“圣人”风度。

四

相比之下，洪秀全其实远没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所以他的事业起初远不如林清之顺遂。

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学中传教。由于他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拔尖的，所以他在同学中还蛮有威信。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场大病尽人皆知，所以他说动了同学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

然而，再往下，他的事业就难以为继了。官禄布附近的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知道他到六岁还尿床，九岁时偷村东头黄阿公家的红薯被追得哭爹喊娘，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到邻村传教，居然被人当成犯了疯病，按到担架上给抬了回来。屡受挫折，他只好和冯云山相约“云游天下”，到外面碰碰运气。洪仁玕对科举还有一点幻想，忙着赶考，没有参与他们的冒险。

两个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广州，那里人烟繁盛，应该有戏。然而，广州人根本没耐心听这几个乡下人说“胡话”，整个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连一个人也没动员到。没有办法，他们又回头北上，进入消息闭塞的山区，这里倒多少有了点收获。历经磨难，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传教规律：

一、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区，人们消息闭塞，头脑质拙，容易屈从于命运和鬼神，因此容易入教。

二、免费治病，是传教的最佳手段。

三、教主应该尽量神化自己，减少与教徒进行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以避免被人发现其口臭、六指儿之类暴露其凡俗属性的细节。

于是，他们干脆长驱西进，来到大山丛中的广西，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

1845年前后，广西桂平、贵县的山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从广东来的一个洪先生，曾经上过高天，见过天帝，被天帝封为太平天子，来到这里，劝人向善。洪先生有特异功能，“能令哑者开口，风瘫怪疾，信而即愈”。不管多么重的病，只要找他摸一摸头顶，口里念诵念诵，就会霍然而愈。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洪先生很难见到，通常都是一个叫冯云山的人传话。这位洪先生平时居住在深山之中，来去无踪，一般人轻易见不着。据说有一个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卧在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变成了一条盘在石上的白龙。据说这位洪先生还会腾云驾雾，一日行千里。

洪先生和冯云山到处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还说，几年之后，天下将会大发瘟疫，信教的平安无事，不信的得家破人亡。

五

虽然费尽心机，发展了一百多个信徒，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因为深山中的这些穷苦人根本无力供养他们的教主。表兄家连着几个月的红薯粥实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这样当教主，还不如回老家继续当“孩子王”。于是他对冯云山说：“表兄家苦，甚难过意。”意思是别传什么教了，还是回家过安稳日子吧。冯云山意志坚定，不同意撤退，二人“语言有拂逆”。洪秀全一甩袖子，撇下冯云山，自己回老家去了。

如果没有几年后意外获知冯云山在广西传教获得巨大成功，洪秀全也许就此抛弃宗教家的身份，重归正常社会秩序之内，继续做大清朝的顺民了。如恩格斯所说，历史需要巨人，就肯定会产生巨人。但是这个巨人不会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继续做起了私塾教师。然而“孩子王”的生活过了不久，他又厌烦了。他已经屡屡被证明是一个做事没有常性的人。他突然脑筋急转弯，既然自己对基督教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会，做一个领工资的职业宗教工作者呢？对于一贫如洗的他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来到广州，到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学习基督教理。罗孝全对于一个中国人主动来“寻求真理”十分高兴，留他学习几个月后，组织了对他的面试，以决定是否让他受洗。洪秀全的前几个问题都回答得还不错，但是在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他却犯了错误。

《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记载，罗孝全是这么说的：“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

那意思就是说，入教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发财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一下，洪秀全慌了。“受洗后获得教堂职位的薪金，在当时是正常的事。”（《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别人都有工资，难道偏不发给我？他马上回答：“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这句话坏了事，教会认为他动机不纯，他没能入教。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对那些笑容中暗含讥讽和怜悯的父老，于是决定重回广西去找冯云山，继续拿山寨版基督教碰运气。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细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个问题：入了教，教会自然会给自己资金。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

因为这一偶然，“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如果他顺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天国的陨落》因此这样评论道：“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义

一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

二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内，能够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得多。据学者推算，去掉赋税后，中国农民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1070斤。而且，就连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时常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毁坏。

专制权力只会越来越贪婪。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三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高度刚性的状态，所以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申诉，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申诉渠道。他们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犯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申诉活动是和平的，老百姓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罗日光等人“聚众会议”，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

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他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辗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帝讲过一句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这种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永远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传统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四

“造反”，在旧时代的语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意味着他要与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粮食：

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相比之下，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还是被杀死为好。因为死前，毕竟能饱食几天。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很多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

皇帝梦

一

阅读了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之后，我不得不说，许多书籍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似乎每一个起义者都是怀抱着“民胞物与”、“解放全人类”的雄伟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这种向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本也毋庸讳言。人欲就是天理。当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所需之时，他们有天然的权利来改变这种秩序。

在关于洪秀全的研究中，人们充分注意到了他创立宗教时对“四海一家”、“天下为公”、“清平好世界”的追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谋生的考虑。

回到紫荆山区的洪秀全惊讶地发现，他这个教主已经今非昔比了——冯云山在这里已经发展出了两千多名教徒。

在洪秀全走后，冯云山进入大山，靠给人家担泥、拾粪、割田打谷等谋生，锲而不舍地惨淡经营。由于洪秀全不在现场，冯云山的造神运动少了许多干扰，进展得更为方便顺利，终于以紫荆山为中心，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宗教势力。

洪秀全这次真正尝到了做教主的滋味。《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和《太平天国史》记载，在他的信徒中，不光有穷人，还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地主。比如曾玉珍一族，“全族人丁繁盛，各有田产屋宇，境况已颇富裕”。韦昌辉家也“颇有田产”，“每年可收入稻谷六万斤”，入会后，“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钟礼芳“居乡贸易钱米”，多次为拜上帝教“礼献钱米”。洪秀全和其他宗教上层领袖已经可以过上顿顿吃肉的上等人的生活了。

更为重要的是，洪秀全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神”。教徒们对他顶礼膜拜，眼中充满了敬畏和虔诚。他的每一句无心的话、每一个下意识的举动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他用过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圣品，被信徒们珍藏。他只消点一下头，这些可怜的人就会毫无保留地向他献上珍馐、财产直至自己的女儿。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他凭几句话就建立起了“公库”制度，信徒“已经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每人的衣食都由这笔钱支付，平均享用”。从《天父天兄圣旨》及《北华捷报》相关报道推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洪秀全已经有了十五位左右的“娘娘”。

洪秀全大喜过望。直到这时，他才确定宗教之路是正确选择——宗教把他从无价值、无地位、无尊严的绝望之渊中拯救出来，使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失败者”变戏法一样成了天底下最有价值、最有地位、最有尊严的“神”。

仅仅几个月之前，做一个有工资的教堂工作人员就能让洪秀全感激涕零，如今，这种小国王式的生活当然让他飘飘欲仙、心满意足。如果不是遇上广西群雄鼎沸烽烟遍地的“革命大潮”，洪秀全很可能满足于这种地下的富贵，以一个秘密教主的身份终此一生。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先例。

二

民间宗教或者迷信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定势。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凭借的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和钟相、杨幺起义，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莲教。这一宗教后来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两代的所有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白莲教背景。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那些创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称王称帝。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了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荣华会”、“天理教”的前身）首领刘家。

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康熙初年创立了“八卦教”。这个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刘佐臣宣称，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说自己是孔子转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这一教门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敛财。它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其原理与传销大同小异：各地分支机构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的“会费”，说是“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说这些钱是“往西天取金沙费用”。这些会费层层盘剥，层层上交。谁发展的下线多，谁抽的头也多。当然，最大的抽头者是刘佐臣，所有的钱，最后都有一部分会层层汇总到山东刘家。

配合这种敛钱体系，刘佐臣在教门内部推行“儒教专制化”。他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强调分尊卑、明长幼，要求信徒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教内建立了严格的层级体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庆年间，这个教派的层级体系发展完善到与一个王朝相似：“秋仕”相当于秀才，“麦仕”相当于举人，“号官”相当于县官，“法官”相当于知府，教主当然就相当于皇帝，教内成了专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视察，有专人打前站，见面时“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山呼万岁，对“皇帝”之命唯命是从。甚至“皇帝”说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浆，信徒们也抢着吃。

这一教门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的宗教。刘佐臣精明无比，一开始就将这一教门设计成刘氏家族的“吃饭本儿”。他既称自己是孔子转世，又称孔子世世代代在刘家转世下去。因此从康熙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间，虽然屡遭政府打击，但他的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六代，历时一个半世纪，几乎像一个王朝。

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状态，从不公开活动。它满足于事实上的“小王朝”，而绝不对现实秩序发动任何挑战。不但不挑战，它甚至还地上地下两不耽误。刘佐臣死后，他儿子刘儒汉继续经营。刘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地下“邪教”教首，还想获得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银子1700两，外加1040石大米，共合4600余两白银，“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被“参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间，刘家的财富积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击这个教门，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27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这当然都是教徒们的奉献。

当然，世袭现象并不是“八卦教”的专利，明清时期，这样的教门层出不穷，比如“黄天教”的李家、江南“斋教”的姚家、“清茶门”的王家等。他们的家族统治有五代，有十代，长达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之久。和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这些世袭宗教教主都热爱稳定，即使在动乱之时，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这种不参与政治的做法，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数几个违背“八卦教”传统、举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殒身灭族。

三

在开始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并没有想到要公开造反。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洪秀全首次去广西传教时，并没有任何革命思想，他“所宣传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谁都承认，《劝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书；相反，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书”。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写了一些阐述其教义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与我们猜测的不同，这些文章宣传的不是造反，相反，它们批判造反。王庆成说：“（《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这首诗歌中甚至谩骂李自成、黄巢、项羽这些起义领袖为草寇，诅咒起义和战争：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很显然，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洪秀全还是只想收徒敛钱，建立秘密天国，以地下温饱富贵为满足。但是第二次入广西后，形势与前次已经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从各个方面都已经显露出彻底崩溃的征兆。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到极点。广西本来就是“会道门”遍地之处，国势衰微，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一逞。《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记载：“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道光三十年夏秋，陈亚贵等起义军一度攻占荔浦、修仁、迁江县城。广西形势大乱，各地乡绅纷纷组织团练，镇压本地的“会道门”。拜上帝教也在团练们敌视的范围之内，数次与之发生冲突。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拜上帝会”想安安静静地建设自己的地下天国已经不可能。

不过，洪秀全及其高层干部还是权衡了很长时间。毕竟，造反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前车之鉴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义就是一个错误。林清本来可以像他的前辈刘佐臣一样，自己广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经营成世袭教派。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过度膨胀的结果是他被凌迟处死。

但是，此时的形势和林清之时确实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而这时拜上帝教信徒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趁乱起兵以图大事，似乎已经有了资本。更何况，除了“救民于倒悬”的“革命大志”外，毋庸讳言，洪秀全的“皇帝梦”和高级部下的“将相梦”潜伏多年，此时像一头跃跃欲试的小兽，早已按捺不住了。

四

“做皇帝”恐怕曾经是旧时代每个男子的白日梦的内容。这是传统中国人尘世梦想的极峰。这不足为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男人恐怕都梦想过当皇帝、当国王。问题是，将这个梦想付诸实际操作的中国人，肯定多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总和。事实上，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每一个朝代，不管是国力强大还是空虚，统治清明还是混乱，都有许多被“皇帝梦”所驱动的人试图一逞英雄。

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张相文的人，搜索历史上的成王和败寇，写成两卷的《帝贼谱》。他草草搜罗的结果是七百余人曾妄图称帝。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这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过去的一千多年中，中华大地上每年都会有将皇帝梦付诸实践者。

阅读其他国家的历史，我们极少发现类似的“皇帝案”。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从日本游学回来，谈到日本民俗时说到，他曾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低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次农民或者说农奴起义，但是这些农奴起义的领导者极少称王称帝，“他们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农村公社去，以恢复被农奴制度贬低和摧残了的自身价值”。而不是像中国农民这样，建立新的王朝。我们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说，“皇帝梦”是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特产”之一。

五

中国社会自秦始皇以后，就与众不同。用程歗先生在《晚清乡土意识》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农民和欧洲农奴的反抗斗争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础。欧洲农奴的生活方式产生不了以夺取皇权为目标的反抗意识，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无不是企图依照传统王朝的权力模式，建立农民的理想王朝。”

世界上其他传统社会，大多缺乏流动性。无论是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各阶级都藩篱森严，大门紧闭。贵族永远是贵族，农奴永远是农奴，武士永远是武士。人们缺乏奋斗意识，更愿意听从命运的摆布。

而中国独不然。秦始皇早在两千年前就扫灭了贵族阶层，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运行了科举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很早以前看起来就十分“现代”，存在着社会垂直流动的大量机会。潘维《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中说：“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

这种流动性，用文雅的词汇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则是“富不过三代”。相对其他文明来说，中国社会中没有不可突破的森严壁垒，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的一线之机，所以中国人奋斗意识是世界最强的。

中国人改变命运，无非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克勤克俭的努力，发家致富，由贫农而富农，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过供孩子读书，孩子“十年寒窗”后，一朝中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带得全家鸡犬升天；三则是奇迹般的“发迹变泰”。这是宋代以后流行于民间社会的演义评书中最受听众欢迎的内容。

而“发迹变泰”故事中，最为刺激的当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为天子。事实上，这种故事由刘邦第一个以其亲身实践讲述之后，历代效法者无穷。特别是唐代以后，中国的皇帝大多是起自底层。这种示范效应令“发迹变泰”故事在民间四处流传，导致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传。

事实上，“做皇帝”以及“拥立皇帝”已经是传统中国人的奋斗途径之一。

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一个雷同情节是，一些人发现身边的某人“有异相”，遂死心塌地地跟随他谋大事，以图“泼天的富贵”。

冯云山这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那么迅速地成为洪秀全最坚定的信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冯云山会相面，他“少与洪秀全同学，尝谓秀全多异相，豁达大度，有王者风。因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结”。

王伦之所以起义，除了“梦见是龙”外，精于相面的梵伟对他的持续鼓动也功不可没。史载，梵伟“妄谈天文谶纬”、善于巫术，他经常对王伦说：“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以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毋自弃也。”

前面我们提到的河南嵩县老曼场“万顺天国”皇帝李成福，他用来宣传自己神异的仅仅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后代。另外一个是他手相特殊，“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乌纱帽，这是天子相”。仅靠这两个证据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网罗了高峰村前任生产队长谭振军、会计谭某、村医张某以及另外一个村的前民兵营长万玉忠等骨干。酷爱诗歌的共产党员万玉忠还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题诗四句，以示忠心：“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与皇帝梦相配套的是“将相梦”。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似乎更“现实”一些。乱世之时，投身军旅，拥戴新君，由布衣而为将相，那也是相当诱人。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据《涤荡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记载：1950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1955年的“浩天尚国”事件，封了一百多名高级官员。1983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1978年，四川人蔡昌诚以“验体选妃”为名，使得二十多名妇女主动投入他的怀抱。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六

虽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但是“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基督教的落脚点是彼岸，而“拜上帝教”和所有中国民间宗教一样，神秘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炽热无比的现世欲望。

经过反复衡量思考，洪秀全终于决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近世烟风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位由布衣而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级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起事之际，洪秀全发布“团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携带所有家口，烧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镇集合。所谓“团方”，是“团圆”、“团聚”之意。洪秀全发布“团方令”时，只是说要他们来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恫吓信徒：

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为了躲避这场“大灾”，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带领来到金田，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这次“团方”要押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起义。一万多人的队伍中，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伟大”的起义者。

要把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顺民”变成英勇的“革命战士”，洪秀全的动员方式之一是许诺这些追随者，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将是世袭的官僚：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

太平天国教育干部的《天情道理书》说得更明白：

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紫荆事略》载，在入“拜上帝会”之初，许多信徒把家产贱价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邻居们表示不理解，这些广西老兄弟解释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说：“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显然，美好的蓝图引导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也是旧式起义的基本规律之一。用金钱、土地、爵位对农民进行诱惑，远比宣传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褛，不能出门当差”。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但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清代八卦教》记载，“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代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地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那些人交一百个大钱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军录》、《刘第五供词》等史料载，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也给他们许下重诺：“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一百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承诺。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这种手段并非林清的独创。发放原始股并承诺巨额回报，在中国起义史上屡见不鲜。乾隆初年，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们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根据教徒交款多少，承诺将来的官职多大。那条件真是极其优惠：交二两到十余两者，将来成事后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钱，就可以封大将军、总兵；交几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备道。《朱批档》，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上说，由于分封太滥，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员都逗乐了，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癫，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七

“皇帝案”的制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想象力特别发达，特别享受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白日梦中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显得特别幼稚，特别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在起事之初，他们就沉醉于大封爵位、大订“礼仪”，而把更重要的“革命准备”置于脑后，使惊天大事沦为一场场笑话。

《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选编》中有个案例：1950年自称“明道大皇帝”的山东人李懋五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幻想家。起义之前，他做的最主要准备工作是规划新朝代的国号和国旗以及行政区划。他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顺国”和“日月龙凤旗”为国号国旗，又筹划在河南河北方圆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津津有味地为自己设计了九宫十八院的皇宫，并画好了蓝图，设计了建筑细节，准备日后细细兴建。他还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构想了216名妃子，设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216名群臣组成的官僚体系。同时，他修订了日历，设计了新朝的服装，为此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在设计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定沉浸在做白日梦的巨大愉悦之中。

“中原皇清国”的老“皇帝”张清安在起义前也已经详细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于1982年6月22日至28日间，以毛笔写出了新王朝的大纲大法，即四万多字的《天律森吏》。这部文件分为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个部分。国令说：“清锋（钅匽）铖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国法则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条。国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画成“安位天下图”。接着他又写出《三乘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关于新朝礼制、文化建设的许多大作。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给骨干们大封官爵，让他们提前享受一下“发迹变泰”的快感。张清安不光封了一个建筑公司工人为“副皇帝”，还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当是从巡抚联想来）、“国翁”、“通天师”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设立的官员体系中还有“贤臣”、“清相”、“先行”等闻所未闻的名目。封高兴了，他甚至顺手把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封为“威国王”（他不知道蒋介石已死），并发布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全文如下：

奉天承命 准此 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威国王一职

右给 蒋中正 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 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 秋望日（印）准给

封完爵后，张清安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枚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安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照不同的级别，尺寸有严格规范：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零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八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这样一支军队，如果缺乏出色的领导，当然会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虽然千千万万，但是成功的不及万分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者出人意料地缺乏能力。

道光三年，马万良父子的起义就是一出闹剧。直隶清河县人马万良、马进忠是“八卦教”教首。和林清一样，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后，他们父子做起了皇帝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三十多个教徒的拥戴下直接称帝。父亲马万良后来在供词中是这样交代的：

（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那日男女徒弟并未到齐，有当面封的，有未到先封的，也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继子回家在那里封的。

导演完这场“登基”闹剧以后，马氏父子毕竟也知道农村土炕算不上“龙廷”。为了实现帝王梦想，马进忠决定实施攻打临清、清河的“计划”。但是计划实在太雷人了：他们打算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在临清城外会合，“暗进临清西门，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光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再回去抢清河县城。有了人马器械，再商议二月初取龙抬头吉日起身，一路打抢北上。众各允从”。他们以为凭几百个人，赤手空拳，就可以顺利抢得枪炮。抢了之后，还要回家顺顺当当过完年，过完正月，再从容不迫地去北京做皇帝。这样的计划岂非痴人说梦？事实上，马进忠并没有为攻打临清做任何现实的物质准备，而是在“登基”之后，二十四日，忙着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在大事招摇不久，便被地方民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三百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从马进忠“登基”到被捕仅两个月。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那些大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战略水平也十分低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记载：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他们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据《朱批奏折》，他们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从九月初十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就被清朝地方军队消灭了。

河南的起义进行得比山东严肃认真，因为它的领导者是号称“李自成转世”、进行了多年精心准备的李文成。河南因此也成为这次大起义的主战场。

因为事机泄露，李文成部于九月初六提前起义，并顺利攻下了滑城县城。李文成在城内建立政权，称“天王”，竖“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接着，起义军又攻占了附近的道口和桃源两个镇，与滑城形成掎角之势。起义的开头有声有色。

但是紧接着起义军就暴露了他们对军事的一无所知。一般农民起义的惯伎是主动出击、流动作战、避实就虚。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成功的规律。如果李文成此时挥兵山东，与山东“八卦教”联合作战，利用山东、河南多年荒旱的机会，本可以掀起翻天巨浪。但是李文成率领起义大军屯守他攻下的这三处城镇，准备在此建立地上天国。这种“固守老家，等敌上门”的战略明显是重大失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没有人懂得军事；二是李文成等人在滑县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恋土怀乡之念很重。

前来镇压的清军将领一开始十分紧张，及至看到他们固守滑城，就放下心来，知道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敌。用礼亲王昭梿的话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事实也是这样，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县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经过道口、司寨、滑县三战，很快被消灭。

直隶起义军规模最小，组织领导水平也不高，当然也没逃过失败的命运。虽据守潘章镇多日，但被托津指挥吉林索伦军最终镇压。

四

不过，最荒唐的还是这次起义的高潮——“天理教”教首林清亲自指挥的攻打紫禁城之战。

将三省的起义任务分配好后，林清就开始准备攻占紫禁城，直接到金銮殿去“坐殿”。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大的一个行动，他的准备却只是召集了一百来人，打造了几十把大刀：

李得曾叫人在雄县白沟河打过刀六七把，……在新城县新利庄打过刀三把，……在新城高各庄打过刀五把。李得自己在马庄行粮上打过刀三把。所打之刀，“送交林清散给会中使用”。

这就是他的全部准备工作。

林清本来的计划是与李文成北上部队在北京彰义门会师后，一同进攻紫禁城。然而，因为被困于滑县，李文成根本没有派部队北上。按理，这种情况下攻打紫禁城的计划只能取消，但是林清异想天开，认为有自己的聪明机智，又有太监做内应，仅凭一百来人，奇袭紫禁城也能成功。而一旦他们“坐了殿”，那么一切都好说了：“九月十五往京中闹事，官兵们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们据了京师，就好说了……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九月十五，林清派一百四十多人，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围攻紫禁城”。然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大打折扣：许多人一边杀向紫禁城，一边心里打鼓。结果一路弃刀逃跑者多达七十余人。也就是说，只有七十多人参加“紫禁城之战”。

攻打东华门的大约三十多人，他们手持大刀冲到门口。守门卫兵大吃一惊，急忙关大门，只有五六个人跑得快，冲了进去，其他二十多个起义军英雄们望着大门，只能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四散逃跑了。攻进去的五六个人，当然很快“寡不敌众，惨遭杀害”。“东路的进攻失败了”。

西华门一路比较顺利，因为有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所以全队四十多人全都冲进城内。他们不是想着肃清宫内守兵、占据要津、控制局面，却一门心思要奔到金銮殿上去“坐殿”。所以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一幕：翰林院编修陶梁正在文颖馆中校书，忽听门外有人喧哗，出门一看，一伙持刀的农民杀了进来，一见他就问：“金銮殿在何所？”得知“坐殿”要由隆宗门进入后，他们就一起跑到了这座门前。他们事后供认：“我们的人用两根杉槁撞门，撞不开。后来官军隔着门射出箭来，大家都往北跑。出了甬子，见官兵从北来，弓箭刀枪抵敌不住，又回来往南走，到西华门上了马道。”

他们上了马道，登上城墙，打开上书“大明天顺”的白色大旗，向外摇动大喊，希望河南同教前来接应。然而，此时河南的起义军被围在河南滑县一带，离此数百公里之遥，当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正在宫内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得到汇报，急忙集合守军，用几支鸟枪把起义者轻松击败了。接着又进行搜捕，两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杀。轰轰烈烈的攻打紫禁城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留名史册的“林清起义”过程虽然如此荒唐，但是结果非常惨烈。山东仅扈家集一战就有二千余起义军被杀。河南死亡更为惨重，道口一役中，起义军被杀者六千余，被烧死于镇中者四五千人。整个镇压过程中，总计数以七八万计的起义军死亡，直鲁豫三省交界处数十州县荒无人烟，像是一片人间地狱。第二年春天，这一带瘟疫大起，百姓甚至官吏染疫者大半，死亡无数。

五

和“天理教”的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起义也十分缺乏章法。实际上，在各路人马纷纷向金田集合之时，六位领袖也是胸无定见——到底是先攻打自己的老对手团练报仇，还是攻取富庶的镇子搞点钱粮？他们迟迟没有制订具体战斗方案。虽然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后来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在天国后期，李秀成等创造了“围魏救赵”等高明战例，但是总的看，太平天国的整体战略水平无疑是很低的。

就在洪秀全等人举棋不定之时，官兵来了。官兵原本不是冲“拜上帝会”来的，他们是来围剿“天地会”、“三合会”等更严重的“教匪”。等到杀散了其他教门，才发现原来这儿还藏着一个前所未知的教门。于是“搂草打兔子”，准备顺便把他们消灭。

所以，这场起义，一开始就是被迫应战。连洪仁玕后来都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已经骑虎难下的“拜上帝会”领袖只好组织教徒们突围。

没想到一接仗，气势汹汹的官军竟然不堪一击。这些下乡游击的官军都是三板斧作风，一旦发现对方吓唬不住，他们马上就先没底气了。官军的进攻很快就被破釜沉舟的教徒们打退。

这一仗给了洪秀全极大的信心。此役过后二十多天，他才借自己生日的机会，正式宣布起义。

然而，这个义怎么个起法、攻打什么地方、附近有什么战略要地，他心里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自己要“坐天下”、“食天下钱粮”、“管天下人民”。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却毫无头绪。

在首次战役之后，十多天里，太平军一直待在金田，等着官兵围困，不知朝哪个方向进发。直到附近大湟江口的敌人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才奋起反击，乘胜占领了大湟江口。然后，在交通便利的大湟江口一驻扎就是两个月，还是没有制定出下一步战略目标，似乎要死守此地。敌人乘这两个月时间把大湟江口团团围住，这时太平军才不得不拼死突围。损失惨重之后，才突出重围，来到离武宣县城二十里的东乡。武宣县官民弃城逃跑，“一县皆空”，然而，太平军却没有攻取县城，而是在东乡就地驻扎下来，一面称王封爵，一面挖沟筑垒，又要固守这个小小的镇子，在这里永远停留下去。

可以说，起兵的头三个月，太平军一直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挨打，找到一个喘息之地就固守不动。也难怪，整个太平军中，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个老童生，其余都是文盲，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战略战术，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洪秀全驻扎东乡忙于称王，给了清军以喘息机会，地方官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从容调动军队，将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当了天王，树大招风，敌人越聚越多，太平军得不到粮食，开始陷入饥饿。在东乡苦守了两个多月后，只好又一次突围，突围成功后，还是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干脆，又挥师跑回了金田！

太平军在起义的头半年里，四处游走，却仍然漫无目的。在盲目流窜的路上，萧朝贵代“天兄”传言，要大家“尽忠报国，到得小天堂，自有大大封赏”。从他们占据一地，就顾头不顾腚地挖沟固守来看，他们确实是想割据一小块地方，建立自己的“小天堂”——自己的世外桃源。这和李文成的想法大同小异。

结果一目了然，敌人不可能让他们在金田建立“小天堂”，只好又是一路突围，一路挟裹贫困农民北上，于八月初一攻破永安州城。

城里的生活实在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在这里驻留了六个半月之久。洪秀全忙着册封，给了清军充分时间，清政府迅速调动兵力。从各省调来四万六千余人，终于把永安城四面围住。从军事上说，太平军完全没有停留这么久的理由：“为什么在这里长期停留？休整补充，不可能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敌人的牵制而不得脱身？这也不是事实。太平军克永安后，清军虽尾追而至，但直到这一年年底的三个多月里，清军的进攻软弱无力，并没有形成包围。”（《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唯一的理由当然是“在永安建都立业”。因为“永安虽小，但对长期在荒村小镇盘桓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种情况正是起义农民初兴阶段视野狭隘的反映”。（《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虽然小朝廷滋味不错，可形势让洪秀全不得不暂时清醒。因为在清军的围困下，物资供应已断绝，“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太平军把永安城内的所有粮食财物一律没收，还是没能支持多长时间，只好拼命突围。

在清军的围困下没有办法，还得走老路——突围！损失了一半人马，洪秀全丢弃了刚刚住了不长时间的天王府，艰险万状地从永安突围出来。从此以后，太平军终于找到了进军的方向，那就是——大城市！从永安的经验，他们知道大城市里有吃有喝，还有种种丰富的物资，一旦打下来，就可以享受几个月。于是，他们挥师省城桂林，一路上，洪秀全用这样的前景激励群众：“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

此时的桂林城内兵马不到两千，然而，太平军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攻坚战，围了桂林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攻下来，而此时，清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又对太平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没办法，只好再次突围。突围之后，去哪儿呢？还是没人知道。这时，湖南天地会起义军被打败，余部投奔太平军而来，建议他们进攻湖南。杨秀清点头应允，于是大军北上，进入湖南，扑向长沙。

不过，攻打长沙的战役进行得毫无章法。“太平军经过在湘南的休整扩编，战兵已达五万人，但萧朝贵只有一千几百人进攻长沙，大军仍留在湘南。”长沙虽无守备，但凭一千多人就想攻下一个省城，无疑不现实。直到萧朝贵在战斗中死亡，杨秀清和洪秀全才率大部队北上。然而此时，清军调集了三万守兵，已经做好一切防守准备。

长沙战役打了八十一天，艰苦卓绝，太平军死亡无数。然而，战火纷飞中，洪秀全却把军事全权交给了杨秀清，从此“大撒把”。毕竟，打仗太费脑子，他太累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做什么呢？他在长沙南门，在轰隆隆的炮火中，在战士们的喊杀声中，兴致勃勃地监造起玉玺。他在这儿找到了一个技术很好的作坊，亲自画图样，亲自监督，津津有味地看着工匠们给他造了一个奇大无比、设计鄙俗的大玉玺。他还专门成立了诏书衙，派人专门记录他平日的一言一行……

长沙最终没攻下来，在稍后攻打岳州时，太平军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意外地得到了几千艘民船”。这一意外使他们得以建立水营，“行军作战条件有了改变，因而他们就变更了原定的进军路线”，顺江而下，很快攻下了武昌。

到了武昌，他们才第一次定下了“战略”，那就是直奔南京，建立“小天堂”。《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讲：“‘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确定下来。”有了水师，也积累了战斗经验，占领南京，倒是顺理成章。回顾太平军的兴起史，他们一路之上，是占一城、丢一城，直到打遍了半个中国，占领了南京，他们手中也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如果太平军在此时乘胜北上，直捣北京，拿下北京城也很有可能，因为那时清朝皇帝已经慌了手脚，准备迁都热河了。可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根本没有这个眼光，来到了“六朝金粉之地”，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关上城门，陷入烟花丛中，享受起“小天堂”的日子了，而把北京抛之脑后。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如此评论：“金陵刚刚建都，他们就说：‘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他们缺乏‘犁庭扫穴’、夺取全国政权的观念，简直把直隶省排除在视野之外，说什么这是‘沙瘴之区’，‘罪奴之地’，甚至说‘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对北伐不以为意，不加重视。”直到享受了十一年之后，南京被包围得很严实，终于无法突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陨灭，结束了占据—固守—突围—占据下一个据点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