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是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规模大小不一，但调查方法比较严谨，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走向近代化的基本趋势。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李景汉在社会概况调查的学术架构下先后在定县主持了1928年515户人口调查和1930年5 255户人口调查，从中获取了定县乃至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状况大量而准确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研究；他还参与了1934年定县人口总调查，并详细地总结了在中国农村调查人口的经验教训。1938至1944年间，李景汉与陈达、戴世光等学者共同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调查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调查主任和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都有外人不容易看到的重要贡献。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诸多人口调查，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忽视这条线索将会使我们不能看到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全貌。

引言

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丰厚的学术积累。谈人口史必谈人口调查史，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在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重政府轻学者的倾向，即对于政府主导的历次人口调查关注较多，而对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则缺乏深入的挖掘。对于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专业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所从事的或大或小规模的人口调查，以及他们围绕中国人口调查所发表的种种主张，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研究基础都是比较薄弱的。[1]

由于人力物力所限，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往往范围比较小，但是在调查统计上比较严谨，准确度比较高，他们的努力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近代化的基本趋势，对于政府部门的人口调查也或多或少发生了若干影响。重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必须重视对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做深入的发掘和整理。

李景汉是中国近代社会调查事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力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学术界早有定评，但是关于他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所做的诸多研究成果往往为“社会概况调查”的光芒所遮蔽。在有关的论著中，往往不是略而不谈就是一笔带过，很难让人产生一种明晰的、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李景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定县所做的人口调查和研究业绩是相当突出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他参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更是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的最高水准。可惜，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在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上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最近若干年来，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上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关于人口调查的贡献已经给予了初步的重视。如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2]收录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报告23篇，其中包括李景汉的3篇，《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1931年）、《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1936年）和《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1937年），收录篇目数居于第二位；这3篇文章在研究范围上渐次拓展，在研究方法上不断精进，其突出的学术价值令人印象深刻。云南大学的杨海挺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活动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其中对李景汉的贡献也略有涉及。[3]

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李景汉从事中国人口调查研究的缘起与经过，分析从1926年至1944年前后将近20年间其各种人口调查研究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的努力或可为李景汉学术形象的多面性增添若干事实的基础，亦有助于引起学术界对社会学专业学者在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一    发愿与起步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促使李景汉下决心献身社会调查事业的机缘，据他所言，就是留学时期无法回答美国教授提问的有关中国男女性比例、工资涨落指数、土地分配等项问题的基本数据。[4]这段经历促使李景汉将毕生的学术方向确定为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作为中国国情的首要因素，中国人口数目及其结构当然也是其不能不念兹在兹的基础性课题。

李景汉谈到中国人口数字的模糊，有一段颇能引起多数人共鸣的回忆：

记得我六岁入小学时，那句“四万万同胞”表示爱国的口头禅，随时可以听见，到处可以看见，较比现在的“三民主义”这个名词喊得还要起劲。出小学入中学的时期，仍然继续不断的高呼“四万万同胞”。中学毕业以后，常帮助妹妹们读地理，我国人口的数目依然大书特书为四万万。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年在大学毕了业，拿起小侄女的课本来一看，中国人口照旧是四万万。海外留学数载返国后，又理会在侄辈，有的是孙子辈，所用的地理课本上，中国的人口还是整整四万万，不多也不少。[5]

李景汉对于海关、邮局、内政部所做的人口推算或估计持不信任态度，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若干推算或估计相差实在太大，“最高的估计数和最低估计相差超过二万万。我们知道世界上美俄两大强国的人口总数，一为一万万三千万，一为一万万六千万。而我国人口估计的差就不止二万万，约超过他们人口总数的一倍！呜呼，真一伟大之民族也。虽然，天下之模模糊糊孰有过于此者乎？”[6]他谨慎然而语气非常坚定地说：“我向来对于中国已有的各种人口统计，无论是政府的或私人调查的，经过详细分析之后，大半使我不得不发生很大的怀疑。”[7]正是这些经历使得李景汉“早就存了解中国人口谜的愿望” [8]，并表示“作者对于我国人口之大谜，闷得难过已久，也随时利用可能的机会，尽量求得了解”[9]。

1924年李景汉留学归国，最初几年主要从事北平城市人力车夫等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与中国人口的调查研究关系不大。20年代中期以后，他逐渐调整调查范围，由城市转向乡村，1929年出版的名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本书中，李景汉分别对北平西郊的挂甲屯村100家，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与东村64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分析，“人口与家庭”作为乡村人民社会生活的基础都被放在重要的背景位置上。具体调查工作由李景汉授课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方法”班上的学生担任，时间是在1926年秋季学期和1927年春季学期。这次调查结果无疑是准确的、可信赖的。虽然这次调查活动的主题不是人口，所涉及的范围只区区4个村庄、总人数仅793人，但是李景汉在探索中国乡村人口调查方法的道路上总算迈出第一步。

1928年，李景汉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调查部主任以后不久，在乡村建设工作初步取得农民的同情和信任时，随即举行了东亭镇62村515户农家的调查。这次调查并不是对这62村所有农户家庭人口状况的全面调查，而是根据占有田亩状况加以抽样调查。具体地说，即是：“举行这项调查之前，先大略估计本区小农、中农与大农等农户的数目及其百分比。然后按各种农户所占之百分比，在62村内分配要调查的农户数目，如此希望大致可以代表这一区所有农户之情形，使避免过于偏重的弊病。”[10]将这次调查结果和后来在定县其他地方做的范围更大的5 255户调查相比，东亭镇平均每家人口数为6.9，高于后者的5.5，反映出这一地区农家比较富裕，大农数目偏多的事实。由此看来，东亭镇的人口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定县全县的人口状况。甚至有些数据令李景汉感到怀疑和遗憾。他在后来的一个调查中以两个表格展示了515家内按年龄组统计981个妇女的生育、死亡及现存子女等数据，但他同时提醒读者：“上述两项，关于妇女生育、死亡及现存子女数目，均为尝试的调查，作者对于所得结果甚为怀疑，其不准确之程度多半很高。因在中国关于此类材料甚为缺乏，故附带发表于此，以供参考。”[11]

1934年李景汉回顾自己从事农村人口调查的经验教训时，称这种工作是“棘手工作”，而且是失败的次数居多，“所谓失败自然有程度的差异，就是都没有得到圆满的事实”。[12]1936年他又说：“作者从事农村家庭人口调查已有多次，其中使我不满意的占大多数。”[13]当然，所谓“失败”和“不满意”并不意味着调查全然失败，而只是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缺陷，所获调查资料和调查方法都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二   初结硕果 

抗战前惟一让李景汉感到满意的一次人口调查终于到来了。1930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在定县举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总会已由北平迁到定县，经费较初到定县时增加了20多倍，工作人员增加到100多人，由几间破庙的办公室一变而为据有全县壮丽的贡院，而且平教会还大兴土木，相继建设了保健院和农业试验场，此时定县人民对于平教会的希望、信仰与感情，也达到了最高点。1930年定县人口调查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氛下进行的。抓住这个良好的时机，李景汉在消除人民疑虑和改进调查技术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和我的许多同仁实在是把吃奶的力都用上了”[14]。在调查之前他拜访了各村村长及其他地方领袖，使他们明了此次调查是专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施“四大教育”的预备工作，也说明绝对与县政府毫无关系，后又用种种方法使村民都不怀疑此次调查的动机。还有两个有利的条件更加促成了调查的成功，其一是平教会社会调查部在李景汉的主持下，已经在定县做了两年左右调查工作，对定县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熟悉，也训练了一批较为成熟的调查员；其二是调查时定县处于没有大量的人口移出或迁入时期，是一个人口极固定的纯粹农村社会，可以代表华北常态农村家庭人口的情况[15]。

1930年定县调查同样是一个抽样调查，共调查了72个村庄，调查者根据调查时的情形，怀疑7个村的材料稍有问题，其他各村也有少数不十分可靠的家庭。因此，在作详细的统计分析时，把稍有怀疑的7村和一切稍有怀疑之家庭的材料完全去除，只统计65村内可靠的家庭材料，“如此不致玉石俱焚”[16]。调查统计结果，共得5 255家，共计30 642人口。这个规模比较理想，很可以用来统计分析性别、年龄、家庭大小、亲属关系以及其他人口结构的种种现象。谈到这次调查，李景汉满意地说：“惟有【这】一次的调查，无论是在调查的规模方面，精确的程度方面，都是值得用很久的时间来详细分析的。”[17]

李景汉确实非常看重这次65村5 255家人口调查的材料，以及调查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他先后写成了《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18]和《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等4篇论文，来详细分析这次调查的材料，并总结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这次定县人口调查所取得的调查技术上的经验，具体调查所得的丰富资料和主要发现，以及李景汉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提出的若干解决方案——从技术到资料再到观点，三个方面内容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项研究的学术贡献。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中是学术价值比较突出的地方，应该引起学术界同仁的重视。从这一点上来看，过去学术界通常认为，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风格是轻重不分地罗列繁复琐碎的社会事实、把调查和研究割裂开来的看法，显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19]

《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发表于1933年初，主要是总结调查技术经验；《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发表于1934年，比较扼要地介绍了这次调查的主要发现。《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和《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两篇，篇幅都比较长，尤其是后一篇；前者发表于1934年6月，主要内容包括对调查结果的陈述和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的分析，并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后者发表于1936年10月，收入统计表多达33张，并附有调查表3张，资料的呈现比较充分。4篇论文尽管有部分内容的重复，但大体上各有侧重，可以视为独立的论文。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界》的编者在刊发《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一文时特意写了300余字的推介，给予这项研究以很高的评价。其中说：“李君对于人口问题，一向很注意，随时搜求材料，本文是以定县六十五村家庭人口为对象的一个调查，很可庆幸的因平教会与地方人民有很好的关系，及其他种种便利与准备，材料极忠实可靠。”[20]

李景汉在定县先后举行过两次人口调查，一次是1928年的515户调查，另一次是1930年的5 255户调查。两次调查的主要内容都扼要地纳入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但由于该书属于社会概况调查，内容比较全面，不可能对每部分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人口调查的方法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暇做较为详细的讨论。所以，如果要想了解李景汉当时在人口调查和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则不能不借重于他在刊物上发表的这4篇论文。

李景汉在定县人口调查研究中的主要发现是：①定县人口可以作为华北农村社会稳定形态的典型：平均家庭人口为5.8口；两辈同居的占大约一半，三辈同居的占大约2/5；男女性比例为106.2；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尖锥形的金字塔式，塔的底端为不满1岁者，塔尖为年龄最高者，由下到上，逐渐缩小，颇为整齐均匀，并无锯齿形的反常；早婚比较普遍，尤以男子为甚，由此引起老妻少夫等社会问题。②定县农村的人口密度已达到饱和度，大有人满之患，治本的办法是土地分配的平均化，在等待治本阶段到来的时期里不可忽视治标工作，主要是实行节育、移民及增加生产三管齐下，在这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李景汉将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密度放在解决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首要位置，所谓“防贫之道以防止人口过剩最为彻底”[21]。③农民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保守，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工作他们均乐于接受；以节育而言，生育超过两个的农民夫妇已经痛切地感到生育繁密的压力，并在暗中采取一些避孕的措施，他们接受节育手段是完全可能的。

李景汉在这项研究中，通过具体的事实否认了以往某些不成功的调查所揭示的关于非常稳定的农村人口若干反常的事实：如性别比出奇地高，如人口年龄分布不是呈现整齐均匀的金字塔式，而是呈现种种凸出凹入等，在不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号称为人口研究的专家们竟独出心裁的想出种种解释”[22]。

关于这次人口调查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李景汉认为，“若要得到精确的材料，必须顾到两方面。一方面得到农民的信仰，另一方面认真选择、训练调查的人员。这两步工作办到圆满的程度之后，则所得的材料就不致发生大错。”[23]社会调查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活儿，对于有可能涉及民众征兵、赋役等切身现实利益的人口调查，在细节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社会的具体情形，一一想出解决方法，否则很可能会如下棋一样，“只因一着错，满盘俱是空”。李景汉对调查表的设计、调查员的训练以及与当地人的接洽等无数具体细节都有周密的考虑。《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一文就充满了这些具体细节做法的介绍，是李景汉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的结晶，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社会调查专家对人口调查的用力之深。

这次调查65村5 255家人口调查的规模比此前社会学者所做的单一村庄或两三个村庄的调查大多了，统计价值也相应地有所增加。因这次调查的质量较高，规模较大，所以也颇受当代人口学学者的重视。如米红、蒋正华在回顾民国时期学术团体所做的人口调查时，首先提到的就是李景汉的这个调查。[24]

三    定县人口普查总结 

1930年代初期至中期，出现了一些以县或镇为单位的人口试验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①1932年3月南京金陵大学与美国司克里普斯基金会人口问题研究所（Scripp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Population Problem,Oxford,Ohio）合作举办的人事登记试验，地点在江苏省江阴县峭岐镇；②1933年2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句容县政府合办的句容县人口总调查；③1933年10月江苏省江宁县举办的人口普查；④1934年9月河北省定县政府在平教会的协助下举办的人口普查；⑤1935年1月山东省邹平县政府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合办的人口普查；⑥1935年4月福建省长乐县举办的人口普查；⑦1936年4月浙江省兰溪县举办的人口普查。这些人口调查多以县为单位，与当时颇为风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多有密切的关系。其调查规模较之少数村庄的调查要大一些，因而在国内政学两界的关注度也更高一些。调查的意图之一乃在于试验人口调查的方法。如句容县调查报告的前言里说：“我们这次的调查，所注重者是试验方法，而并非注重句容一县统计之本身。此次刊布这种报告的用意，就是希望专家及熟悉地方情形的人士，对于方法方面，应当如何改良及如何可以推行，切实指教，所以关于调查统计手续，都详细叙述，不厌烦琐。”[25]

1934年9月定县实验县政府举办人口普查时，李景汉以平教会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身份曾有所协助，对这次调查经过及其经验教训有较多的了解，“虽总不如县府局内人之报告较为亲切，但从所谓旁观者清之方面看来，亦未尝不无利益。”[26]可惜的是，这次历时5个月、用款8000余元的人口普查，“后因县府行政人员之更动，遂致原来主持其事者未及编辑报告而去职”[27]。因此，1937年4月，李景汉发表的长文《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虽不及完整的定县人口调查报告丰富，但能够将这次调查的一部分统计数据和基本经验教训予以总结，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李景汉的《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一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①这次调查的经过，包括调查委员会的组织及其职掌、调查表格、调查员的考录与训练、调查举行前的宣传工作、调查的实施与指导、编审工作、工作人员的待遇与奖惩以及调查费用等8个方面；②这次调查的部分统计结果，包括全县人口总数、每村家数与人数、每家人数、年龄、性比例、婚姻、出生地、离县出外者之地点、残疾人口、缠足女子数等10项，共计17个表格；③这次调查中发现的人口调查技术问题，包括填写调查表格的问题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

调查结果还是很有价值的。如调查结果认为全县人口总数为441 590人，比县政府1931年出于检验枪支、肃清匪患而办理的那次户口清查所得数据多出几乎14万人，比平教会社会调查部1930年推算的约40万人也要精确。

和《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注重细节的风格相似，李景汉在总结定县人口普查经验教训时仍然特别在意“细节”两字，颇有“细节决定成败”的意思。他在此文的“绪言”部分，引用了立法院统计处刘大钧的一段话：“《礼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固如是，应用学术于实际所感觉之困难，更十倍于教学。盖应用之时，对于一切细节不能稍有忽略，而应用统计方法为尤甚。即以人口普查言之，普查之时日，普查之项目与表式，各项目之确定意义，普查员之选择与训练，无一不须参考各国之成例与本国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详加研讨，始能采用适当。愚办理统计十余年，时时感觉此种细节之重要。”[28]然后颇具同感地说到：“人口调查问题症结之所在，可谓已大致表现于此寥寥数语之中，非具常识经验如刘氏者不能觉察得如此深刻。所引之末句：‘愚办理统计十余年，时时感觉此种细节之重要’，尤为一针见血之言。以往调查之未能办到好处，何尝不是因为主其事者没有感觉到此种细节之重要呢？本篇之主旨也就是针对此‘细节’二字多加注意。”[29]人口调查是一项覆盖地域广阔、参与人数众多的技术性工作，诸多参与者对调查要求各自理解分头实施，错误一旦发生，纠正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李景汉这种不好空发议论，集中心思于“细节”的技术性专家是非常需要的。

在调查技术上，李景汉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参考国外人口普查经验提出的一些解决办法也颇有价值。如他发现这次调查和其他县政府所举办的县单位人口普查，多少忽视了应该对于所有名词作确定的、标准的解释。他特别推崇美国人口统计局编制《调查员须知》和《填表须知》的经验。美国特别重视填写调查报告的技术，给每个调查员都发放一本条理分明、说明极清楚的《调查员须知》，要求必须熟读其内容，“不但如此，还编制一张假定已经填好之表格，作为模范，又在表格之后面，不厌重复地把《调查员须知》内调查员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又择要列为《填表须知》（Instruction for filling out the population schedule）。”[30]李景汉特别感慨地说：“以美国人民教育程度之高和对于调查经验之多，为调查员的筹划尚如此其周密。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其以往多次调查的经验得失所获之教训与心得，另一方面也表示彼邦人士对于调查有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何况以我国一般民众教育程度之低，再加以无论是调查者或被调查者，对于科学的调查大都毫无经验，根本缺乏此种意识，岂不更应对于填写表格加倍的重视。”[31]正是出于借鉴美国经验的考虑，李景汉特地将最近美国举行人口调查所用的《调查员须知》中所述调查员应注意的问题，择要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篇幅很长，约有1万字之多。尽管如此，他还觉得限于篇幅，“不能把美国人口调查表格内项目的意义都一一详细的在此引述”。[32]

再如，李景汉发现调查中虽然设置了视察和抽查的环节，但视察和抽查多不认真执行职务，遂致使遗漏户口及填写不正确的答案所在皆是，甚至捏造事实、不查而填的严重行为也不能完全避免。

李景汉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后来抗战时期他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社会调查部工作，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他所推崇的编制《调查员须知》、加强视察和抽查等经验，都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实现的机会。

四    参与创造清华国情所的辉煌 

1938年8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时到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大学复员北平为止，国情普查研究所就地取材，在云南地区围绕中国人口调查问题展开了许多高水准的调查研究工作。1940年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4年油印出版《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6年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33]，1946年7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陈达教授撰写的专题报告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人口》），随后同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些人口调查研究的成果被研究者誉为“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开端”[34]，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的最高水平。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研究的总负责人是所长陈达，另外两位核心人物是李景汉和戴世光。当时的基本分工是李景汉任调查主任，戴世光任统计主任。这是三位学者精诚合作，才使得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不过，李景汉在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到1944年赴美考察而中止，他参与了研究所的主要集体调查研究项目，但未能坚持到1946年夏研究所解散。

李景汉和陈达是学术上的同道，在许多学术观点和方法上彼此欣赏。两人惺惺相惜，早在抗战前两年，李景汉便被陈达罗致到他主持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抗战时期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两人密切合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不过，李、陈二人的学术格局不同，合作可谓各取其长。陈达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人口、劳工、华侨问题的权威学者，于人口问题用力尤深，以其学术造诣之深和业界资望之高，自然是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研究的最佳人选。李景汉一向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将之视为中国国情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性课题，抗战前曾在定县有过丰富的调查研究实践。定县人口调查研究实践，只是李景汉探索中国国情调查统计工作的一环，而非其全部内容。他在1936年前后曾提出过“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概念，并在定县初步地付诸实施。在他看来，县向来是中国基本的行政单位，也是地方自治的单位，完全可以借助县级单位的国情调查统计工作来推进全国范围的国情调查统计工作。为此，他在《独立评论》上刊发《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分十个方面大力阐述这项工作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术机构和公民个人的“用处”。[35]他为定县规划的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纲要则刊登在同年的《社会学界》上。[36]令李景汉深感失望的是，定县的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方入轨道，不及半年就因省县政府的人事异动而大受影响。他感慨道：“中国各种事业易受政局之影响，不独此种工作为然，惟素愿竟未得在一县始终完成，颇觉怅怅耳。”[37]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进行的中国人口调查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县单位实施调查统计的方式，在呈贡县、昆阳县以及环湖市县的调查工作中皆是如此，不过将调查对象集中在人口问题上而已。李景汉参与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和他过去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除了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课以外，这一时期李景汉最主要的调查研究工作无疑是他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承担的调查主任一职。在国情普查研究所三位核心人物之中，若论实地调查经验的丰富程度，李景汉恐怕要排在第一位，陈达邀请他来担任调查主任，可谓知人善任。在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不久时，陈达请西南联大经济系和历史社会学系各两位毕业生入所帮忙，“同时请李景汉兄指导，特别关于调查方面”[38]；1939年10月1日开始试办呈贡县27个乡村的人事登记时，陈达请国情普查研究所教员、他的得力调查助手倪因心主持，但也不忘加上一个括号说明“李景汉兄指导”[39]。陈达对李景汉的调查方面的信赖与倚重程度，由这两件事可见一斑。

李景汉确实没有辜负陈达的信任，他在调查工作中充分展现了自己丰富的经验、学识以及严格认真的精神。

第一件值得说的事情，是李景汉主持编制的各种“须知”。1939年2月，呈贡县人口普查前国情普查研究所编制发放给调查员的《呈贡县人口普查调查员须知》，里面有非常细致的解释说明，在容易出错的“职业”栏填写上，还特意举出12种情况，有误有正，帮忙调查员辨别。[40]1942年，在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工作中，详细的《调查员须知》第一章“导言”之前，国情普查研究所特意将最为重要的八件事列在篇首，注明是“调查员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件事”；最容易填错的“职业”栏正误举例增加到24条。这次调查除了《调查员须知》更加细致以外，还增加了两份“须知”，一是《户籍及人事登记须知》，二是《监察员须知》，内容都很详细。[41]这些确保调查正确率的“须知”的编制，应该是在调查主任李景汉的主持下进行的。上文曾讲到，这些办法是李景汉从美国人口统计局借鉴来的，为他所极端推崇和强调。在云南的人口调查实践中，李景汉的这一主张终于得到了落实的机会。这也大大提高了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的质量。

第二件值得说的是，李景汉积极发现问题并及时反映上去，也许有些问题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但可以由此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多少有些改进，也算努力没有白费。

例如，1942年2月7日，在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工作中，李景汉向陈达报告昆明市调查员训练班情况，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点是社会局孟立人局长因本市小学教员缺乏，招考壮丁受训，已于2月3日开始上课。[42]这是严重违背国情普查研究所基本工作经验的行为。因为，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呈贡人口调查中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请小学教员担任调查员[43]，研究所在实践经验中发现保甲长的教育程度太低，不足以承担调查员的职责，但可以负责行政管理方面的事情。昆明市政府派送流品复杂的壮丁（包括手工业者、店伙、保长、甲长及失业者等）来受训，当然会极大地影响调查的正确程度。李景汉反映的问题引起了陈达的重视。2月8日上午陈达参加昆明市调查员实习时发现，调查员中仅有小学教员1名，其余的都是考取的壮丁，“壮丁流品不齐，识字不多，余所见者有鞋匠、成衣匠、纸烟店主、农夫、保长候选人等”；壮丁所练习填写的户口调查表错误甚多。据陈达记录，当天晚上社会局孟立人局长召集市府相关负责人等开会，“余谓彼等是乌合之众，决难充任户口调查，遂提议恢复原定计划，俟其余三单位调查完毕，调用其调查员。景汉、荣德附议，市府各人赞成。”[44]这里所说的“景汉”自然是李景汉，“荣德”指国情普查研究所教员周荣德。周荣德在一篇文章里还记录了昆明市政府的解决办法，是给征用的小学教员待遇增加一倍，每月薪金加为210元，重行征集小学教员为调查员，并在训练时集中食宿和严肃管理，这才解决了问题。

2月7日李景汉报告发现的问题，陈达高度重视，第二天晚上就获得解决，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经历过这次壮丁事件以后，加深了国情普查研究所研究人员对征集小学教员做调查员必要性的认识，“这点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以小学教师充任调查员，实是比较最合适的。”[45]此前出版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对调查员应选择小学教员也谈到了，但内容比较简略。在这次工作结束后出版的《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中，国情普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填空白和写自传来测验保长和小学教员，对他们能否胜任调查员的职责展开“比较研究”，得出小学教员应担任调查员而应以保长为管理员的结论。这部分篇幅颇为不小，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这是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的一条基本经验，但在此之前并没有获得地方行政当局的认可与配合。这部分论证中还特意提及昆明市政府招收壮丁受训的教训，看来也是事出有因。[46]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集体课题成果基本上是以集体名义发表的，仅将所有参与工作的成员列名于后，个人在其中所做的贡献不容易显示出来。如此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计划，参与者如此之多，其中需要的设计、指导、协调、写作任务之繁重也是可想而知的。李景汉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三位主要负责人之一，必然在其中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仅有《呈贡县的国情普查研究工作》和《呈贡县动态人口调查的实验》两篇解释、说明研究所工作的短文。[47]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久已为学界所公认。最近有学者主张把该所的成就归结为“人口统计学派”、“社会人口学派”、“实地调查学派”或“文庙学派”，与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功能学派”或“魁阁学派”并立为二，都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段传奇。[48]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必将为更多的学界同仁所接受。长期以来，谈及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学术成就，基本上谈的是主持人陈达的学术成就，对其他两位骨干李景汉和戴世光的贡献，学术界了解得并不多。由于相关文献稀少，本文的努力也只是简单勾勒出李景汉在人口调查方面的几个片段，或可增加我们对这位先驱者继30年代在定县人口调查中取得重要成就后，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三驾马车”之一做出更重要贡献这段历史的认识。

结语 

民国时期社会学界资深学者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下编中谈到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时说：“该所目的在于研究普查方法。在呈贡、昆明等处的普查，都是此种性质。上述两种报告（指《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和《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引者），在普查方法方面有极重要的贡献。国内学者对户口普查有丰富的经验者当推陈、李二人。”[49]下面又说： “上述陶孟和、陈达、李景汉三人，各有所长。陶氏贡献在工人生活费研究，陈氏在户口普查研究，李氏在社会概况调查。这是我们社会学界的光荣”。[50]

孙本文的评价是中肯的。一方面他肯定了李景汉在户口普查方面的造诣与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李景汉的主要贡献在于社会概况调查。这两个方面其实并不矛盾。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李景汉的所谓社会概况调查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而诸多国情之中首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数量及其结构。李景汉留学时期发愿毕生从事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对中国人口调查的长期关注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1928年和1930年李景汉先后在定县实际主持了两次人口调查，其中后一次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他先后发表了4篇论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次调查的主要发现和他对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基本见解，而且对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提炼。李景汉认为1930年5 255户调查基本上反映了华北地区农村家庭人口状况的常态，其家庭规模、亲属关系、男女性比例、人口的年龄结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教育状况和出生与死亡状况等方面的数据都具有很大的推广性；从实际调查中，他也发现了华北农村人口密度已达到饱和程度，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且对生育节制持积极的欢迎态度。这些发现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不仅在当时对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学术界认识历史上的华北农村人口状况的珍贵资料。在《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一文中，李景汉对这次人口调查在技术上做了细致的总结。1934年定县举办人口普查实验，李景汉以实验县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身份予以协助，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普查的主要发现和经验教训都做了较为深刻的总结。从1928年到1934年，李景汉在定县先后主持两次人口调查，协助参与一次人口普查，发表了颇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从这些人口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在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多为集体性工作，除陈达外，个人的角色对外并不突显，所以很少人知道李景汉在其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本文也只是根据少量文献尝试勾勒出李景汉在国情普查研究所时期工作的几个片段。以一斑窥全豹，诚然为无可奈何之事。

在中国近代的人口调查史上，历来有两条线索交织进行，一是晚清和民国政府部门主导的人口调查，一是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者所做的调查。但是，学术界对前者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后者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近年来梳理了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者所做的人口调查，发现他们由于人力物力所限，调查范围比较狭小，但在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调查方法的先进性上，都有政府人口调查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人口调查工作或决策，对后者的实际工作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以李景汉而言，1928年和1930年主持的两次人口调查是在平教会社会调查部主任职位上进行的， 1934年以定县实验县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身份协助定县人口普查，都和政府部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呈贡县、昆阳县的人口普查、人事登记，都离不开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工作虽然实际上是由学者主持的，但名义上是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后者在实际工作的进行上所起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者所做的人口调查这条线索，基本图景至今还不是十分清晰，有待于更多有心人的努力发掘。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大概有可能勾勒出两条线索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