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小诸葛杨宇霆和他的后人们

来源:辽河记忆

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蛇山沟村出生，祖籍宋道口镇代岭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张作霖死后，杨以东北元老自居，时常管教张学良。杨反对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日本人也从中挑拨张杨关系。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

 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于家乡严重遭受大旱和虫灾，杨宇霆的祖父杨正荣带着一家老小，从河北滦县戴家岭逃难到辽宁法库，靠着同乡的资助，一家人在蛇山沟定居。

杨正荣有四个儿子，杨宇霆的父亲杨永昌是杨正荣的二儿子。杨永昌身材矮小，直到30岁时才和比他小10岁的李氏结了婚，那还是家里花大洋买来的媳妇。婚后一年，李氏生下了长子杨玉亭（后改名杨宇霆），据说李氏临产前几天，曾梦见神仙入怀，解梦的算命先生认为这是吉兆，生下的孩子必能给杨家带来大富大贵。

杨家世代都是农民，闯关东自然是为了生路，1895年夏天，杨永昌拉了一大车沙瓤西瓜进城销售，由于西瓜种子有新疆基因，一车西瓜成了抢手货。正当杨永昌满心以为就要满载而归时，两个警察以占道为名将顾客们驱散，并且勒令杨永昌把车挪开，杨永昌不服，顶撞了几句，惹火了警察，结果一车西瓜全部被打翻，杨永昌也由于“妨碍公务”进了局子，在警察署干了15天苦力。

因为这件事，杨永昌得了个外号：杨二绞竿。杨正荣为此大病一场，病愈后，老头渐渐顿悟，庄稼人光靠两膀子力气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要想不爱欺负，家里必须有人做官，要想做官，下一代就必须读书。但杨正荣有11个孙子，都去读书，经济上不允许，杨正荣于是决定集中资金供一个孩子读书，这时，当年二儿媳妇怀胎时那个“神仙入怀”的梦发挥了作用，杨宇霆被选中。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在奉期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素闻杨宇霆谋智深远，遂任命他为师参谋长。杨宇霆上任后，极力整顿军风军纪，卓有成效，开始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1918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4千万元，购买大量军火运抵秦皇岛，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在其同学徐树铮的配合下，劫械成功。这批军火为奉军装备7个混成旅，杨宇霆一跃成为奉军的核心人物。

同年秋，张作霖成立“援湘军”，自任总司令，原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任职期间，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吹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合谋利用奉军名义，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招编新兵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免去徐树铮副司令职，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杨被解职后，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终因爱其才智，张作霖于1921年重新启用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要职，兼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任职期间，东三省兵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在张作霖三次问鼎中原之时，杨宇霆力主出兵，他运筹帷幄，左右时局，奠定了张作霖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杨宇霆出任江苏省督办。但因其骄横自恃，目空一切，还未等站稳，竟被孙传芳组织的5省联军击溃，落荒而逃，失去江南。杨宇霆回奉后，张作霖仍委任他为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1925年，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矛盾激化，郭、杨二人势同水火，终演成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杨宇霆假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处死。是年底，在杨宇霆几经周旋密谋下，张作霖和吴佩孚实现联合。1926年2月，张作霖顺利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1927年末，韩麟春因病去职，张作霖任命杨宇霆接替韩麟春之职，出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这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大饬整顿改革，取消军师番号，以旅编制。张学良鉴于杨宇霆在其父主政时期一直是东北的重臣，拟任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杨宇霆坚辞不就，并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愧相互勾结，尤其是在东北重大问题上，企图以元老身分左右政局，与张学良背道而驰。1929年1月10日晚，杨、党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愧为督办的便笺上签字。这一举动，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将杨、常处决于“老虎厅”，杨宇霆时年44岁。杨宇霆家中养有术士，据说罹难的那天早上，家中的两名术士为其扶乩占卜，曾留下“有头无尾，扬长而去”的乩语，算其必有大祸。但杨宇霆这次并没有相信术士的话，“我未负汉卿，汉卿亦绝不负我，即使汉卿负我，我亦不负汉卿。”自负的杨宇霆抱起幼子杨茂元亲了亲，离开家门……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中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第一次杨宇霆回法库时，由沈阳至法库架设临时电话专用线。杨到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副官接过电话后，向杨报告：“雨帅请督办讲话”。原来是张作霖亲自打来的，问是否已到法库，并希望杨明天返回沈阳。那次回来杨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负责人，倡议法库要抓紧办三件事：一、筹建平治学校，地点在西街，建教学大楼（原址在今法库三中）；二、筹建电灯厂；三、扩大储蓄会资金，使它成为地方性的银行（有限财团）。另外成立“沈法汽车公司”。这些筹建资金和物资以及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皆由法库籍在沈阳和在省内各地官员出资赞助；杨本人也投资一部分；还以杨的名义向省内名商大贾募集。计划平治学校建设资金为银币四十万元；电灯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三十二万元（发电机组是由安利英行赊购的）；地方储蓄会是地方有限财团，通过省政府的正常手续批准的，股金银币五十万元，居于省乙等储蓄会。这些组织机构设有临时筹备处和董事会。是年冬由沈阳到法库的大道上，雇用农民大车，运来大量原木、电杆、水泥，以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同时又做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平治学校建楼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砖窑，窑的中间打深水井，以备生产青砖使用，一次可出窑十万多砖。1925年春平治学校及电灯厂工程齐头并进，昼夜施工。电灯厂的发电机和锅炉的安装以及内外线的架设全由当时奉天兵工厂的电厂派员支援建设的。法库城内一时满街埋电杆，架电线，一派兴旺景象。全部工程仅用一年，速度惊人。

平治学校

1926年杨宇霆第二次还乡，县政府组织盛大欢迎仪式。我是学生乐队的小鼓手，站在队伍前列，看的比较清楚。欢迎者都在南门大道路西列队等候，各人手持国旗或彩旗。行列中有县长等领导官员，有各界首脑人物、地方绅商名流及各学校师生。大队排的很长，南起周地沟，北至十字街口。东侧有地方警察队持枪面向外。据说辽河以南由沈阳军队戒严，辽河以北由法库警察队负责。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时时传来警笛声，并不断有消息传来–过河了–过三面船了–过大孤家子了！法库农民家庭出身的这位人物，真是衣锦还乡，显赫一时了。最后一次笛声，使警戒人员立刻紧张起来，听到从南面传来的由远到近的汽车声。不一会儿，见到警戒的警士，面向外举枪敬礼。这时日本领事馆法库出张所的日本人，举着一面日本国旗，也来欢迎，被赶到沟东的一个高岗上去。紧接着开来两辆警卫车，警卫人员全副武装，身着黄色呢料服，腰间配带两支手枪，手持冲锋枪，车停后立即跳下车，作扇面形的警戒线。须臾第三辆黑色小轿车停下，走下一位副官打开车门，于是这位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头形椭圆，浓眉大眼，光头，肥胖的两腮刮的亮中透青，精神饱满，体格健壮。他身着黄色礼服，头带青色大礼帽，穿一双黑色松紧元宝式皮鞋。他下车后，警卫人员团团围住，地方官员前导，他缓缓前行，手持礼帽，边走边说：“谢谢！谢谢！”这时军乐大作，欢迎声震耳。车队缓慢前进，第四辆灰色轿车内坐了三位妇女，据说是如夫人和仆妇。接着是长长的八辆警卫车。车上有一半人下车步行警卫，都是全副武装的年轻卫士。杨宇霆在南门外设立的欢迎棚内略事停留，旋即登车直驱地方储蓄会，临时休息。在赴西街平治校时，储蓄会会长陈丹林被邀同车而行。该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杨作了讲话，时间不长，声音小，学生队伍都听不清楚。午后就驱车赴距县城十五里的他家乡蛇山沟村，一路都有岗哨戒备。第二天就返回沈阳。

民国十六年（1927）春，法库电灯厂建成，试车发电。该厂装机容量为三百五十马力，是一台开放型交流发电机。蒸汽机是英国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双筒立式拉杆引擎机，带冷凝器四百马力一台。锅炉是拔柏葛水管式链条炉床，每小时出力四吨燃煤量。当夜间首次发电时，隆隆的电机运转声响，振奋了人们的心弦。大街小巷的路灯，闪铄照耀有如白昼。各机关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装了电灯。法库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夜，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法库办电计有三次。第一次某创办人在大东门外建立厂房，但后因资金不足中途报废了。第二次是方中岳在天主堂西院，设立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真已发了电，但因锅炉小，不适应机组的需要，后来又买了一部锅炉，由铁岭运到夏家楼时，因资金不足无力再运，终使这个发电不久的电厂仅昙花-现就停办了。这次成功的发电给法库带来不少好处，不仅照明用电，以后还有多数粮油加工厂用电机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卫生，掀开了现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页。当时除了路灯三百多盏外，租、表灯不过三千多盏，粮油加工业设备容量仅为一百多马力。电厂于是白天检修，夜间发电，当年总发电量为四十五万度（千瓦小时）。法库发电厂的组织机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厂长一人，处理全厂业务工作，每月向董事会提出一次“经营报告”。厂长下设工务、业务两部，工务部下分电机组、锅炉组、内外线组；业务部下分会计、材料保管、电费结算、 收费和总务。各设专职组长，共有从业人员三十余人（不包括董事会人员）。第一任董事长王智（鉴甫），厂长杨宝衡。1929年1月，“杨常事件”发生，对法库电灯厂有所冲击，但正常业务并未中断。杨宝衡辞去厂长职务，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长，以后历任有杨怕蕃、张连仲等。　电灯厂生产用煤年计划为二千吨，由铁岭日本人经营的煤场订购。每年冬季利用辽河冰冻季节，雇用农民大车，一冬全部运完。

杨宇霆生逢乱世，死于非命，原因非三言五语可说清楚。法库县当时名士陈丹林对杨宇霆之死曾作一首《五律·无题》诗：“壮士挽天河，中流起恶波。长城檀道济，返日鲁阳戈。有泪挥知已，无词上挽歌。欢迎曾几月，舆榇此回过。”颔联以檀道济、鲁阳相比，足见其对杨宇霆的推崇。杨宇霆有民族大义，抵抗日本势力。杨宇霆时刻不忘家乡的发展建设，饮水思源不忘本。如果杨宇霆寿终正寝，那法库的发展将是另一番天地。法库的父老乡亲世世代代也不会忘记他曾为法库做的一切。杨宇霆魂归故里，也正看着他的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杨宇霆陵墓位于法库县东15里的蛇山沟村。蛇山沟村依山傍水，树茂林丰，风景极为优美，沟两边突冗而起两座小山，沟北的石景山山顶怪石多姿，山顶南侧有一石洞，石洞供石佛数尊，石洞中有一横向卧碑，碑长3米，高82厘米，碑刻于1944年，碑文刻有“佛之洞天，吾之乡里，惟佛与我，彼此相依……”等文字。沟南的梯形山松林茂密，从松林缓步而上，层层奇形突冗，异常可观。陵园建在后景山阳坡，占地面积15亩，呈正方形，四周竖有白石桩，桩间横穿两道二寸粗的铁管相连，墙外松柏成林。正门前建有上马石和三重四桶式拱桥，桥北矗立宽高各约七米的重檐式牌楼，雕金缕银，玻璃碧瓦，伟宏壮观。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牌坊两侧石柱有法库县文化名人阎宝海撰书的两副对联（另一见下）。园内通往坟墓的是青砖铺就的甬道，两边碧绿如茵的草坪，两侧排着用唐山绵石精刻的望天吼（华表），立仗着猪、马、牛、羊、鹿、驼、象等石兽和文武石人翁仲。坟前立有墓碑，刻“陆军墓上将江苏督办杨公宇霆之墓”。这里独好的风景，虽然遭到破坏，但给予复修，恢复原貌，是一处有历史价值的游览区。

2011年1月10 日，下午，站在沈阳小河沿附近的杨宇霆公馆的厅堂中，回忆起这特殊一天的往事，70岁的杨光神色凝重。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太太的身世，杨光是杨宇霆三弟杨玉荣的孙女，解放前的几年中，她一直和自己的父母住在这座华丽的公馆中，她见证了这个家族贵族光环褪去前的最后时刻。

沈阳杨宇霆公馆

杨宇霆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杨玉奇曾担任铁岭县长，小妹后来移居日本，三弟杨玉荣是个勤劳老实的农民，杨宇霆在沈阳做官，家中父母全靠三弟照料，因此，杨宇霆对三弟的感情格外深厚。1946年，杨宇霆去世的第17个年头，由于时局不稳，杨宇霆几个子女随时可能迁离沈阳，担心公馆无人看管，杨宇霆长子杨春元于是将法库老家的亲人找来共同居住，杨光就是在那一年跟着父亲来到了沈阳。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杨光来说，走进杨宇霆公馆就像走进一个童话般的殿堂。1月10日，重回老宅，杨光触景生情，声音也变得颤抖。“一切基本还是老样子，这木头当年是从外国进口的，大伯父千挑万选，没有虫蛀，非常结实，这么多年还在用。”触摸着公馆的木质楼梯扶手，杨光连连感慨。

站在一楼正厅，杨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正门进来是个佛堂，正对着是个会客室，有客人来了都请进这里，但重要的客人则要请到二楼。一楼左侧这个屋子是个大餐厅，那时一到开饭的时间，佣人们就挨个房间招呼开饭了，一大家子人，一个餐厅要放好几张桌子，我和爹妈刚从农村来，大伯父特别照顾我，每餐都让厨师给我们加菜，一顿饭十几道菜，有一次伯母给我夹了一个虫子样的东西吃，告诉我很补身体，可我一直不敢吃，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是海参。吃完饭还有水果，我在农村顶多吃个苹果、梨，住进公馆后，第一次见到吃到了香蕉和菠萝这样的南方水果。吃饱喝足，我就和小姐姐们去花厅看鱼和花草，看腻了就上三楼的儿童活动室做游戏……”

现如今，当年的餐厅被改成大东区国税局的会议室，一个大圆桌四周围了将近40个椅子，仍然有许多剩余的空间，当年餐厅的宽敞可见一斑。

沈阳城里落寞的贵族

杨宇霆被杀后，杨家人惶恐地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得到杨宇霆的死讯，顿时哗然，惊恐之中纷纷躲藏。张学良听说后，立即派专人到杨家进行安抚，并发丧葬费一万元，保证杨常的事和家人无关，决不株连。

杨宇霆生前有三位夫人，大夫人王秀怡生有二子一女，由于二夫人宋秀中没有子嗣，次子杨燮元便过继给其抚养，三夫人张秀山为人善于交际，能歌善舞，生下了儿子杨茂元，杨光告诉记者，张秀山和邓颖超曾是在南开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杨宇霆的死让一家人在惊恐和悲伤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之中。杨宇霆死时，长子杨春元还在德国留学，次子杨燮元也在日本读书，唯有最小的儿子杨茂元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并为父亲守孝。

杨光曾在公馆中见过杨宇霆大夫人王秀怡几面，“老太太出身法库农村，苦日子过来的，懂得节俭，家里的两个厨师做菜不节省，有时会浪费，老太太都是要骂的，她还在家里备了一个大缸，所有的剩菜剩饭都要倒进去，用来喂猪，家里的佣人总背地里议论她吝啬。”

杨光的印象中，杨宇霆的长子杨春元为人和善，却沉默寡言，“他很少出门，不太喜欢交际，靠着家里留下一些产业，一辈子没出去工作，每天固定做的事就是在屋子里读书看报，有时我跑到他的房门前，佣人们就警告我说，小点声，千万不要打扰大爷读书。”杨宇霆的死让杨春元一辈子远离政治，据资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有意邀请杨春元出来做事，杨春元严词拒绝。解放后，周总理认真调查杨宇霆之死后，两次派秘书恳请杨春元出来工作，均被其婉言谢绝。1952年，杨春元病逝于北京。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杨春元的长子、杨宇霆的长孙杨福全终日闭门不见人，为人非常自闭，“他那个时候看见我们也不说话，整日都很严肃，每次吃饭时，他从不和家人一起吃，佣人随便帮他夹几个菜，他就躲在自己的房间吃。”杨光回忆。文革爆发后，为了避四旧之嫌，杨福全改名杨大全，杨光趁着去北京参加串联的机会，逐一拜访亲友，“那时见到杨福全，大哥完全是变了一个人，没了一点少爷架子，对我非常热情，还亲自下厨给我做了许多菜，吃完饭聊天，我开他玩笑，‘小时候怕死你了，现在你变化这么大，看来还是共产党把你改造了！’大哥笑着感慨说，是啊，新社会把每一个人都改变了。”

因为父亲被杀，杨宇霆次子杨燮元辍学归国，受此事影响，杨燮元精神失常，1944年便离开人世，时年33岁，一辈子没有子女。

最小的儿子杨茂元六岁时曾在杨宇霆的主持下，与蒙古达尔罕亲王的九小姐订婚，但随着杨宇霆的死，九小姐与杨燮元解除婚约。杨燮元后来去北京参加工作，一直在一家化工厂担任司机，1988年去世。

“家里的那时还住着杨宇霆在私塾的启蒙老师高先生，杨宇霆一生对他非常尊重，为其养老，解放前，高老先生也去世了。”杨光说。

1948年，杨家迁往北京

杨宇霆生前不只拥有小河沿公馆这一处房产，据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赏给杨宇霆十万大洋，利用这十万赏银，杨宇霆买下了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孚郡王府。孚郡王府是道光皇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譓的王府，北京人俗称为“九爷府”，规模甚为宏大，现在依然存在，由多家北京文化研究出版单位使用。当年杨宇霆每次去北京公务，都与三夫人入住九爷府，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由于担心沈阳时局，杨家人陆续迁往北京，住进九爷府。

“大伯带着一家子离开后，父亲护送他们去了北京，大哥杨福全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离开时，沈阳战事吃紧，交通拥挤，托了许多关系，最后才买到一张机票，离开了沈阳。”据杨光回忆，搬到北京初期，杨家依然阔绰，“父亲从北京回来，带来了许多学习用品，那时就已经有密码锁的书包，折叠文具盒，自动铅笔一次拿了15支，这些都是大伯家给的。”

大伯一家走后，杨光和自己的父母独守一个空荡荡的公馆，杨宇霆后世至此在沈阳只留下一个旁支。解放后，杨宇霆公馆被收归政府，杨光一家人搬离了老宅，最初住在公馆后面的平房里，后来又搬到了公馆旁边的一个大杂院内。“大伯撤走前，家里拿不走的东西都封在了地下室里，有没用过的缎子、鞋、皮大衣，都是很贵的东西，接管的人来了以后，这些封存的东西也都被没收了。”杨光说。

离开了公馆，杨光和父母又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杨光的父亲杨振元进入了矿山机械厂工作，恰好，矿山机械厂过去也是杨宇霆兴办的实业。“文革开始后，由于和杨宇霆有关系，父亲被定性为地主的孝子贤孙，有事没事就拉出去陪斗，但他人缘好，工友们还觉得她委屈。后来矿山编厂史，必须绕不开杨宇霆，厂史里缺一张杨宇霆的照片，去哪都找不到，最后没办法，知道父亲和杨宇霆的血缘关系，就仿照父亲的形象画了一张杨宇霆的相片，还别说，那张画和杨宇霆还真有几分像。”

杨光初中毕业学了师范，后来任教于小河一校，工作单位就在公馆旁边，过去，那里是杨家的家庙。由于身份问题，杨光年轻时没能入党，单位领导曾考虑提拔杨光，但杨光对“管人”没什么兴趣，她更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参加工作后，杨光有一次去同事家做客，结果同事的家就在杨宇霆公馆，“同事的爸爸是父亲是大东区委的干部，杨宇霆公馆已经是大东区区委领导们的住宅了。”

如今，杨光的家就在公馆旁边的一个住宅楼里，过去她和国税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很熟，参观杨宇霆公馆还很方便，但这几年，大东区国税局的工作人员都是新面孔，公馆也不能随便进了。采访当天，由于之前做了申请，杨光和本报记者得以在国税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公馆，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杨光忽然压低声音，“这里过去是大伯的卧室，我们小孩子当年走到这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很长一段时间，杨光还都和北京的亲戚保持着联系，但这些年，老人们纷纷离去，过去的联系断了，杨光甚至已不知道北京亲人的联系方式。1984年，吉林话剧团排演了话剧《少帅传奇》，由于编剧不认真研究史实，剧中给杨宇霆扣上了一顶卖国大汉奸的帽子，在沈阳中华剧场看完演出后，杨光很受伤，“我第一次知道，杨宇霆居然是这样的人，作为杨家的一个后代，我当时真是抬不起头。”但《少帅传奇》的情节很快便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北京的杨茂元代表一家人给中宣部写了信，结果过了不久，《少帅传奇》停演，全家长出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杨光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杨宇霆的史料，她对杨宇霆的认识开始渐渐丰富起来。

北京的亲人并没有忘记寻找

事实上，北京杨宇霆的后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访亲人和挖掘家史的努力。2010年末，利用在北京采访的间隙，通过收藏家詹洪阁的帮助，本报找到了杨宇霆的玄孙女张连娟女士，她的职业也是一名教师。

张连娟的姥姥杨素卿是杨宇霆和原配夫人的女儿，张连娟告诉记者，杨素卿当年嫁给留学日本归来的张世儒，但迎接这对夫妻的却是一段坎坷的命运。“杨宇霆死后，姥姥抑郁成疾，英年早逝，1951年去世的时只有36岁，由于日据时期曾购买过良民证，姥爷建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此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受尽磨难，1978年，姥爷被平反，由于过度激动，不久便去世了。”

在张连娟看来，自己的母亲张莉的一生也并不幸福，姥姥过世太早，姥爷又被打成反革命，张莉的成长轨迹是灰色的。“母亲最早是一名医生，后来辞职照顾家人，我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文革’时也受到了冲击，身心受到刺激，很早就病退了，为了养活一家人，母亲只好靠干重体力工作养活一家人。”

“母亲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为人知书达理，来北京很多年，她从不张扬自己的身世，有时她会偷偷地和我们回忆小时候在沈阳时的生活，她说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和家里的孩子一起在公馆的地下室玩捉迷藏，公馆好大，有时玩着玩着就迷路了。”

三舅公杨茂元生前也对张连娟回忆过当年在沈阳公馆开舞会的情景，杨茂元精通乐器，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曾经在沈阳给教过俄国人小提琴，和很多阔少一样，杨茂元在沈阳时很喜欢开车出去兜风。

1993年，张连娟的母亲张莉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59岁。母亲的去世给张连娟的打击非常大，“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难受，母亲一辈子命运坎坷，这么早就去世了，我们做子女的能为她做点什么呢？”从那以后，张连娟决心帮母亲总结一生，为她写一部自传，而这部自传的缘起必然要从杨宇霆开始，于是，张连娟开始收集相关史料。

通过沈阳一名历史作者的介绍，张连娟认识了杨光阿姨，两地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由于一个共同的使命，又因缘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前年，张连娟特意来沈，她不仅参观了杨宇霆公馆，还走进了大帅府老虎厅，对于杨家第四代来说，一段家族的记忆在这里得以补全。据张连娟介绍，张家的第五代目前态势良好，她大姐的女儿正在澳洲读双学位，二姐已经定居日本，二姐的两个孩子吉泽优美和吉泽旭已经是标准的日本小孩，目前也都在在读书，张连娟的儿子去年考上了大学，女儿还在读初中。综合看来，杨宇霆之后，家人很少有人从政，基本都从事医疗和教育。

张连娟现在已经把写家族史提到了明年的日程中，目前她正通过各方积极搜寻史料，“我会尽量写得详细一些，也希望大家多了解史实，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杨宇霆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另外，张连娟女士还希望通过媒体寻找更多的杨家后人，“家里人一起努力，这是家族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