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茂元: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

来源:辽宁文史资料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是辽宁法库县红五月乡蛇山沟村的满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叁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叁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

家世

我父亲杨宇霆，原名玉亭，字邻葛。原籍河北省滦县戴家岭人。曾祖父杨正荣于清朝同治年间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东15里蛇山沟村落户。祖父名杨永昌。祖母张氏。当时家境贫寒，父亲出生于1885年农历七月廿日。他幼年时家境有些好转，祖父在本村开了一个大车店，但祖父反对父亲读书，常说：“念书也吃饭，不念书也吃饭。”后来经人劝说，父亲才勉强上了私塾，因他有过目成诵之才，其师高老师自认无力续教，怕误了父亲的学业，乃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父亲为报答启蒙之恩，后来将高老师接到家中奉养，我们兄弟都称他为高爷爷，直到沈阳解放。父亲刻苦好学，但因家庭是开店的，不许入考场，后来认识了一个本家，才考中了清朝末科秀才，当时他仅16岁（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因关外为大清龙兴之地，特许最后一次科考。按清廷规定:“旗不点元,民不选妃。”蛇山沟临近清柳条边,沿边村屯大都是旗人,后迁者也多入旗籍,故杨宇霆不能参加科考。为此，其特地认了本村一户杨姓人家为本家，才赶上科考的“末班车”，成功考取秀才《法库文史资料》）。以后因为废了科举，他才到日本留学。出国时，我祖父分文不给，幸亏我有一个伯父（父亲的叔伯哥哥，住我们村西街，早已分家）出钱资助，父亲才能出国，入日本士官学校。一个念古书的人，突然改变了一切环境，父亲是感到困难的。为了练习马术，他曾半夜里偷去马厩，想把马拉出来练习，不知受过训的马是拉不出来的，以致右腿被马咬伤，也不敢言语。当时每月要检查身体一次，到检查时发现咬伤处已经溃烂，他为此还受了处分。我在父亲的一本日记中见到，他休息日同于珍、邢士廉、熙洽等外出吃元宵，每人均摊几分钱，由此可见，当时是吃不起饭馆的。在我发现日记的同时，还见到了别人送给父亲的3张照片题字是：“麟阁先生惠存”，下款是孙文。另一张是“邻葛学兄惠存”，下款是蒋中正。还有一张是，“邻葛先生惠存”，下款是傅作义。后来此3张照片，均由我哥哥春元保管。

归国

归国后父亲由排长、营长，很快就升为军械厂厂长。在兵器科任少校副官时，宋虎斌是一名士兵（后来是我的当差），他受过父亲的培训。据宋说，父亲经常在深夜搞紧急集合，站好队后，他总能由队伍中挑出二三名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父亲由外边归来，士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开门放入，父亲为此把那个士兵处罚了。父亲治军、军纪严明，把部队训练得规范整齐，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后来张把父亲调到二十七师当参谋长，从此就是他辅佐张作霖的开始。由于父亲给张作霖出谋划策，东北的军事、政治局面逐渐强盛起来。据我所知，有3件主要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三是修造战备公路。田赋制度就是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荒地，使老百姓有地可种，同时供清丈机关征得大批收入。战备公路是这样，当时的南满铁路，系日本占有所有权。自己修一条公路，就可以照样运输不误，并不受其牵制，一旦战争起来，我们可以用公路与日本周旋。因此，日本不能轻举妄动。当张作霖与段系合作，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我父亲任参谋长时，他与徐树铮在洛阳和信阳等地，成立了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知道后，很是气愤，罢了徐树铮和我父亲的官。父亲就在北京赋闲，借住江朝宗的一所住宅，在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一号，生活来源，大部分由李景明供给（人称李二爷，是京津地区的一个巨商）。我即出生于此地，时为1921年农历正月十三。时过不久，张作霖对其左右说；“你们办事都不如邻葛。”于是又将父亲召回。

召回

我不满周岁时，便随同父亲回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任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父亲以纪律严明和才干出众著称，当时有“智囊”及“小诸葛”之称。关于严格，可举一例：兵工厂有一个工人犯了错误，这工人的母亲是吴俊升（黑龙江督军）的女佣人。吴帅特为此事来求情，父亲回答是：“你来晚了，这工人已经处理完了。”实际是以后处理的。连吴帅的面子都不给，由此可见秉公执法之一斑。

当我懂事时，记得家里就是车水马龙，贵客盈门了。一次过年时，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来我家拜年，当卫士高喊：“吴大帅到”时，父亲已经接至门外，吴帅一进二门时，父亲已经来到他身旁，吴帅就跪在院中说：“唔唔，老弟我给你拜年。”父亲还礼跪下对叩。随后二人起来同入客厅，这时恰好我在身旁（4岁），父亲说：“去给吴大爷叩头。”我叩完头投入父亲怀里问：“爸爸，吴大爷是吴大舌头吗？”吴帅听到我的问话后哈哈大笑说：“唔唔，他妈拉个巴子这小子！”回去以后命副官给我送来两千银元的压岁钱。吴俊升字兴权，生于1863年，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在张作霖当奉天督军时，他为29师师长，是张作霖的得力膀臂之一，号称“福帅”，后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据我当差的宋虎斌说，吴帅的马术较高，多么烈性的马，他只要骑上去就不会摔下来。可是因身体太笨，上马时必须有二人将他抱扶马上。吴帅为人处事圆滑很会“来事”所以他对小于他20多岁的我父亲，拜年时要叩头。受他宠爱的夫人（吴二太太）也是我母亲的干姐妹，与我家来往比较频繁。其子吴太勋，我小时候也见过，曾在奉天创兴权中学就学，该校当时和张学良创办的同泽中学可以并立，我父亲在法库县也创办了平治中学。他们办学认真，教学设备齐全，教学质量较高，对教职员待遇优厚，每人都给房子住。父亲如果晚死一年，平治大学就成立了，父亲的愿望是想把乎治大学办的象天津南开大学一样。我次先兄燮元就毕业于平治中学，他死前对我说过，建筑平治大学的砖都运到了法库县的山下，准备将大学建于山上，给学生创造幽静的学习环境。

1925年8月我5岁，父亲接任江苏督办。随同父亲去南京的有我祖父及嫡母李氏。我与母亲就留在北京。父亲的一切公务从不背着副官高风岐。高副官也总是站在他身旁。有一次有人来与父亲密谈（来人不知是谁），说南京要打，父亲说不能打，一、我们孤军深入，如果后援切断非败不可。二、我们不能给南方带来战争的灾难，这时要正式退出已来不及了。据说督军署内都布满了机枪，大概就是在当天，他同陈调元（大约是江苏会办）一起开会，在会议进行中，父亲说身体不适，到后边去洗洗澡再来。这时他已下了密令，叫汽车司机陈一恒把车子开到后门待命。父亲换上了便衣，由后门逃走，事先已在下关准备好轮渡，父亲一人上了船。副官与十几名亲随卫士赶到下关时，轮渡已开动。高风岐等人现抓了一个小舢板追到浦口，才同父亲一起上了火车，这时南京已追下来。车到徐州时，张宗昌（山东督军）已在车站等待，与父亲会合，这才平安返回北京。我的祖父和嫡母李氏是怎样回来的就不清楚了。据说士兵们全部被缴械，每人发给一套棉裤、棉袄、两块银元放回。他在南京才两个月左右，就匆匆结束了这任江苏督办。

父亲的副官高风岐处事粗疏，他给父亲得罪了好多人，家里的差役们背地都称他为“二督办”。父亲乘火车出门时，路过大一点车站，满月台都是欢迎的文武官员，均由他来握手寒喧，父亲是不下车的，有时在车窗内向外还礼，月台上就他一人忙碌，当火车起动时，他还是若无其事的照样和迎送人等谈话。他专抓火车尾巴上车，一手抓车，一手向月台上敬礼。当火车驶出站后，他才进入车厢。

父亲身旁有一个好人，就是总管周香涛。此人系天津人，为人忠厚正直，并有才干。父亲每晚都是在书房渡过，这书房虽不是禁区，但没有人到这里来，只有一个内差陪同。我有时跑到这里，也是悄悄地玩，不敢打搅父亲。在这里我见过周香涛向父亲报告，周的口才非常伶俐，滔滔不绝一气呵成。父亲一边听他的报告，一边批阅公事。有一次，吴帅派人来向父亲借用嘉禾章，偏巧管事都不在，帐房只有张启文一人，无耐他只好去见主人，这次我在父亲身边。张启文本有口吃病，见到督办又有些胆怯，因此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久才说：“督……办，吴……大帅、来……借……嘉禾章……（禾字说不上来）。”父亲怒了说：“混帐，去换一个明白人来！”这是我唯一见到的父亲发怒。

郭松龄反奉时，记得是严寒的冬天，地下有2尺厚的大雪，奉天很是紧急，郭军已打到白旗堡车站（距离沈阳只有几十里），父亲携我逃到大连，没过多久又返回了奉天。

郭松龄与张学良将军关系比较亲密，但当我父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却没有他的地盘，使他很生气，这也是郭松龄反奉原因之一。反奉时他打的旗号是“清君侧”，实际就是清我父亲。父亲为给郭松龄压力，曾用话激怒吴俊升，强硬地问吴：“按兵不动是何居心！”因而吴急令在赤峰的黑龙江省骑兵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郭军。

郭失败后，张作霖赏了父亲10万银元，父亲用这笔钱买了北京朝内九爷府。

记不清我几岁时，西藏活佛班禅来到我家，当时由奉天大东门起，马路上全铺满了黄沙一直到我家门。由我家大门一直到西院客厅，则全是黄缎铺地。我也见到了班禅，他还用手摸摸我的头顶，并赐我一块“哈达”，当时都说这是很荣幸的事。

父亲每年要给祖父办寿，记得场面不小，我家东院是所较大的四合房，在院内搭了棚，内有戏台，台前两米左右，摆了一套皮沙发，专为给张学良将军看戏坐的。当时东北的要人不但全到场，而且南方也有代表前来。父亲死前祖父最后一个生日，张学良到来时，下了汽车在门外停了一会，不进院子。后来高风岐接至门外，与高副官很是亲热，实际上张已经有了戒心。后来大家才明白，（此是高风岐对我说的）当天张没有看戏，拜完寿之后，便去西院客厅内了。在祖父办寿一周以前就成立了杨宅寿事筹备处，兵工厂的处长们都来帮忙，有一次某处长为了帐目与我家管事曹起昌有些争论，被曹打了一个大嘴巴，硬给他打跑了。后来我母亲携曹起昌去处长家登门道歉，一个处长按军衔说不是少将即是上校，居然被一个奴才给打了，此事恐怕是罕见的。每当祖父生日时，至少要热闹3天。祖父这次祝寿，我家北客厅里，客人很多，都是东北的高级将领，同时有几桌麻将与牌九。当父亲由外边进来时，客人都呼拉一下全部站了起来，唯有张学良将军一人坐在坐位上顿时把脸往下一沉，面色非常难看。此事是我成年后，邢士廉对我说的。

皇姑屯事件后

老帅死后，有人劝说父亲出国走走，父亲说语言不通很不方便。副官高凤岐对我说，当时法国欢迎我父亲去，父亲都没有去。当时我母亲劝父亲不必干了，功高震主，怕是将来有危险！父亲说：“汉卿不会把我怎样！”

张作霖因不听日本人的，所以被炸，我父亲也是如此，就是“邻国之贤，敌国之仇”。因此父亲被杀不能全怪罪于张，实际中了国内外之奸计了。

张学良将军给我母亲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实在出于无耐，才做出此事，如果老帅在世时，要这样做我也会为他跪下求情……。”父亲是士官（日本士官学校）派的首领，当时虽说父亲没有兵权，但他手下的人很多。例如，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是父亲向张作霖推荐的。沈鸿烈是日本商船学校毕业的，湖北人，原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他被父亲赏识后，应邀由北京到东北，创建立东北海军。初时，叫他去吉黑江防舰队当参谋，那时在松花江上有几艘船，由他来训练，后来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渤海舰队。为了接近父亲，沈把家迁至我们的家乡法库县。在法库县买了田地及房屋。从此他就说是法库人了，并言称世世代代为法库人，他百年之后，要葬在我父亲佳城之侧。后来舰队进驻青岛（舰队大约是11艘船），青岛市市长胡若愚（张学良的人）被他挤走，他就兼任青岛市长。再后来又做了山东省政府主席，日本侵华时他坚决抗日，又坚决反共。当时很得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任过南京政府农林部长。日本投降后，他又任浙江省主席。尽管这样，记忆中，我们家庭之间是彼此没有来往的。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父亲坚决反对。原因是不愿服从蒋介石，这也是与张学良将军主要矛盾之一。由易帜起至父亲死，仅仅12天。我记得我们家是不挂青天白日旗的，父亲死后才悬挂，父亲死时年方45岁。

父亲迷信扶乩，经常由贵局长（不知何名、何局长）给扶乩，父亲死的前一日，乩语很不吉利，贵局长劝说父亲：“乩语很不祥，请您多注意。”父亲认为去帅府没有问题。有人说：乩语是八个字：“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死后传遍了民间，谐音为：“炸乱吴张，杨常而去。”究竟是否是那天的乩语，我不敢肯定。

老虎厅前后

在祖父诞辰后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里时，母亲没有在家，外出向亲友答谢去了。管事的报告说：“帅府来电话请督办去帅府。”记得父亲没有吃晚饭就去了帅府。我当时将父亲送至楼门，父亲将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就上了汽车。

父亲到了帅府，由张的亲信高纪毅（当时为警务处长）、谭海副官等4人将父亲与常荫槐枪杀于帅府的老虎客厅中。

这是1929年1月10日的晚上，我时年8岁。当夜我被大人叫醒，大表姐由后门把我带出去，在普通小户人家避居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家，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死去。

事后张学良将军发给我们家属一万元治丧费以示慰问，同时他还亲笔给我哥哥杨春元写了一封信寄往德国，当时我哥哥正在德国留学。信的内容大意是：“我听信谣言杀了你父，这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学业等……。”

为了照顾我年幼，张学良将军还派出老四位来给我们兄弟3人分家产。老四位是：邢士廉、于珍等。当年春天张学良举办的孩儿会（每年一次）我未去参加。听说张将军还很不满意地问秘书：“怎么杨家小贵子（我乳名）没有来？”秘书答曰：“带孝不好出来。”夏季到来，母亲有一天带我去看电影，散场时遇到张夫人――于凤至（母亲的干姐妹）。于拉着母亲手说：“汉卿做出此事，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后悔了。好久，她还听到客厅中有声音在喊‘汉卿’。”母亲听后，一句话没说，用冰冷的手拉着我上了汽车。

首先我父无加害张学良之心，张学良也无杀我父之意，由王家祯先生（当时任外交主任秘书）所写《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即可看出。张学良将军并没有决心，才用一块银元来问卜。而且第一次银元人头在上，他还是不能相信，而后如是3次均是人头向上，这才决定杀之，事后很是后悔。

张作霖被炸以后，张学良在滦县对我父亲说：“你叫我回东北去，我就回去，不然我就不回去了！”父亲说：“你放心干吧，我忠心保你们父子！”（这是我母亲说给我的）当时父亲同张学良是并肩的三、四方面军团长。父亲也曾对母亲说过：“我是卖给张家一样，他是土匪，我是‘水箱’。他是皇帝，我是宰相。但有一样，就是他们张家作错了事也不成。”父亲致死的原因很多，其主要错处是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例自诩，故对张学良将军行事不妥的地方常加规劝。例如劝张戒毒，或有时张急于政务，各厅、处长见不到张时，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张大加谴责。张当时年轻气盛，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有一次张学良派吕荣环出席国民党九中全会，（吕当时为东铁理事，年轻，张很得意吕。九一八事变后，吕当了伪满大臣。）常荫槐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吕带去。信中非常狂妄地说：“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日打毒针、跳舞，不务正事，有事就找杨督办，或是找我即可。”吕荣环将信打开看了，看完交与张学良。其实吕不交张学良，蒋介石也会交给张学良的，正好用它来离间。日本方面也是如此，利用矛盾挑拨离间，卖给张学良许多假情报。据我所知，日本人很恨我父亲。第一，张作霖已答应日本杂居问题，父亲知道后对张说：“这不行，这是袁世凯的21条中第16条，我们不能这样做。”后来父亲用电话通知日方时是这样答复的：“我们通过省议会，暂不能答应杂居问题。”第二，郭松龄反奉时和日本有个协定，事成后将长白山及沿海某地给日本操练海军使用。郭败后，张与我父亲都不承认了。日本人问张，张说：“此事是杨总参议办的，你们去问他吧！”日本人来问我父亲，父亲说：“此事是张大帅办的。去问张大帅吧！”他俩互相推托就把日本人给耍了。第三，日本人搞阴谋来了一次“选举”，结果父亲的票数比张学良的多，这都是中毒之处。

更有甚者，日本人送给张学良将军一本《日本外史》，内容是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故事，德川后来篡了丰臣之位。送者用红笔将此段勾出，暗示张学良，我父亲就是德川。张学良对此能无动于衷吗？

父亲确曾与白崇禧会谈过，主要话题是南北议和，记录是随从秘书郑海安，会谈是在滦县车站一列专车中进行的。时间是1928年10月初，在场只有父亲、白、郑3人。据郑讲述会谈内容如下：白说：“南北不能再打了，应该和解。”父亲当即回答说：“你这次代表南方来不是谈和，而是安抚，你们将地盘军队整理好了再打。你们知道东北军并未作战，亦无损失，安全撤回东北，所以你们怕在你们整顿期间东北军进关。你们内部面合心不合，蒋介石作总司令，广东陈铭枢、陈济棠听他的么？你们广西听他的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刘文辉、郑锡侯、杨森还在，能听么？说好互相合作，可是西北五马，新疆杨培升，能听他的吗？冯、阎只是利用合作之名，来抢夺地盘，能合在一起么？外国正在离间我们，所以要和就要诚心，我想举出一人来当统帅。”白问何人？父亲说：“张汉卿。”由此可见，当时父亲对于张毫无二心。

1947年抗战胜利后，夏天的一个上午，白崇禧来沈阳小河沿我们家看望和慰问，当时在场的有我母亲、哥哥和我。白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想不想参加工作。我们兄弟婉言谢绝了。他又表示要去给父亲扫墓，我们说家乡路远不敢劳驾，他也就作罢了。白走后我哥哥悄悄地跟我说：“现在时局这么紧张，老蒋他们日子不长了，我们哪能去给他们作事当垫背的。”同年的夏天，齐士英先生也来过我们家，会见时只有我和哥哥春元。齐先生告辞时，我在后边送他，行至院内，他用手指着我父亲书房对我说：“就在这间房内，我与你老太爷开过秘密会议。唉！二十年过去了。”我估计大概就是那次与日本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的那次会谈，并有于珍将军参加。床次竹二郎要推翻积极侵华的田中内阁，父亲为此搜集了很多材料，由齐士英先生带到日本。在推翻田中内阁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使日本人感到父亲很使他们棘手。

关于父亲的生活习惯

父亲是个烟酒不动，没有什么嗜好的军人，每天天未明时就到兵工厂去上班，天黑后才回来。每日在家中只吃一顿晚饭，伙食很是一般。我同父亲同桌吃饭，饭后父亲一定吃一、二个蜜桔，夏天是半个西爪，不吃其他零食。休息一会便自己去书房批看文件，有时一直到深夜。他有秘书却很少用，完全亲自批阅。记得我常用剪子给他剪来信的封口，大约每天都有十几封至几十封。有时来客人时，父亲就在家北客厅里陪同打牌，甚至是通宵。牌友当然都是东北的主要人物，我记得有：吴俊生、诸玉璞等人。同时家中还有两位术士――张老先生（人称张神仙）、马老先生（不知名），此二位我们不知他们是何法术，但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憎恨他们。父亲死后，他们当时就离开了我家。事隔19年后，母亲和哥哥想起来还骂他们呢！

父亲从来未有过女秘书，即便是男秘书，也是处理公务，属于家务往来是由我母亲杨张秀山出面。

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太太、奉天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太太、东北高级军官邢士廉太太、内蒙古达尔罕王的福晋、少帅夫人于凤至、吉林督军孙烈臣太太、热河督统汲金纯太太，都是我母亲的干姐妹，她们经常在一起联系、看戏或者是打牌等等。

父亲的朋友当然很多，较近的只有二人，翁之麟与张楞生。翁是兵工厂会办，乃翁同龢之孙。张楞生是东北电信监督，辞官后住大连。

父亲的日本朋友，据我所知有森川、于治田、手冢、明石等，名字我都不知道。森川是个医生，后来父亲给他一所楼房，此楼坐落在大东门外，他就在这开设了大东医院，自任院长。记得主治大夫是章琴诗，他是父亲的军医官。父亲死后尸体被接回家时，由森川院长给父亲洗的尸。于治田是日本做钢材生意的商人，我小的时候经常到他家去玩。手冢、明石都是奉天兵工厂技师。

父亲去世后安葬在家乡，辽宁省法库县东蛇山沟村。下葬时我陪同母亲回家乡时，张学良将军还派了一卡车士兵护送我们。带队的是一位姓白的连长。当时我是唯一的儿子，因长兄春元在德国求学未归，次兄燮元不知去向，凡是儿子应行的孝事，我都做了。我同母亲归来时，河上的冰开化了，这是1929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