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大上海的一桩拆迁纠纷

作者:黄振迪

最近，看《杜月笙传》（王俊著）看到当时大上海的“江北大亨”顾竹轩打过的一场拆迁官司。联想到前几年大上海的抢地风潮，两相对照，可谓颇有兴味，感慨良多。

故事应属野史，没有交代具体的年代，按推算也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缘为本为车行老板的顾竹轩见京剧在上海走红，乃向租界英当局的工部局购买了在湖北路与南京路路口的一片空地，建了一座戏院，名为“天蟾舞台”。当他日子过得很滋润的时候，邻之一个叫永安公司的英国公司欲得其地，而此公司的后台则为工部局官员。这种事在80年后的现在，也是很常见的，如上次发生的上海麦其里惨案即是如此：先是有公司看中了某块黄金地皮，当然我们也可以推定有官员作为后台，不然一般人就是连做这样的白日梦都是无法想象的。于是，既然看中了，就弄个城市规划，先把这地卖给那公司，然后就发出通知，要住户搬走。

英租界公共工部局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英国总领事馆的批文下来了。这是一纸英文，顾竹轩忙拿去找他请的那个外国律师穆安素。穆安素拿来一看，皱皱眉头说：“这文批得十分滑头。里面说该地皮原是工部局产业，虽卖给天蟾舞台使用，但现在收回，可两方商议议价赎回。现在这事，顾先生，你如果愿意就此了结。工部局会赔偿你的地皮价数。但按照惯例，此款只限地皮款，不包括地上建筑，上面的建筑可以由你处理”！

你看！这套路，和现在大致相同：地皮也是“国家”（谁当公仆是由谁支配）的，至于房子嘛，你爱搬哪搬哪。裁决和我们现在的做法真是异曲同工。由此也可见，贪赃枉法并非真是中国特色。古今中外，凡是贪官可以说是不分种族、不会国籍，从手法、做派到心理基本上就没有区别。不过，那时还好，还没有抓律师这一招。比如前几年上海的一名郑姓律师，就是为了帮人打拆迁官司，结果给抓了起来判了好几年。律师被抓了，就不会有以后的一系列精彩的篇章了。由此也可见，我们现在确实还是比英租界总领事有本事一点。

这个“没给抓起来的”洋人律师穆安素还有点职业道德。对顾老儿把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了：打官司不见得能赢。这时顾老儿有点犹豫了。因此，虞洽卿就给他“打气”：“这官司你只能打到底，如果一软，恐怕连那几百元地皮银子都会拿不到了。破釜沉舟，这仗准能打赢。你这次敢把官司打到伦敦大理院，这是上海有租界以来，由普通中国人诉讼到伦敦的第一件案子。因为涉及国际视听，英国人也许不能不重视。况且外国人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扰，会依法裁断。我研究过，这事工部局是理亏的，不过你还得按层打上去，先诉北京的英国公使……

接下来，顾老儿也就不客气了，就向上再告到北京的英国公使那里。这可能相当于我们的“行政复议”吧。公使也感到很棘手，这个公使是个老官僚，他觉出这事工部局理亏，虽然地皮原是工部局官产，却已经卖断立契，就属于个人私产，不可侵犯，自然有权不让。可是，永安公司是家英国公司也是惹不起的，工部局未曾与顾竹轩协商，就答应把地皮给他，还签下合同，这不明明就是“一个女儿两家亲”吗？于是，公使就命令秘书通知总领事和姓顾的商量，给予一定代价迁让。于是，就象我们现在的信访一样，把这状纸又给打回了上海总领事馆。

因此，这上海总领事就派人来找顾老儿谈。而顾老儿既有杜、虞撑腰，而且这块地本就是一块宝地，就象我们现在的拆迁户一样，就也讲起了条件。他提出的条件有三：“一是不动迁，我也不向你们索取任何赔偿。二是如果一定要动迁也可以，地点一定要在市中心，给我盖一座三层楼的大戏园。不然，我还要继续打官司”！

与现在比较，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拆迁户还是没有这么嚣张。他们哪敢提这么高的条件啊，不过就是要求给块地方住罢了。就是这样，我们的官员也是难得答应的，因为一旦答应人人仿效，这地还怎么能到手？英国工部局也是一样，来人最后威胁说：“我很遗憾，不能给顾先生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要奉劝顾先生一句，恐怕将来的解决办法未必能达到你的要求，那时你不要后悔”！

顾某也不是好惹的，听了洋人的要挟，火气上来了，说：“我顾某官司打到这个地步，大不了全部家当弄光，成个瘪三。但是，我不会退让。请你转告工部局的各位先生，这好意我无法接受”。

好！现在问题出来了。要是在我们现在，你不搬，好！我搞人民警察或是法警开推土机过来；或者，象上海麦其里惨案那样来放一把火，把你们吓走；又或者象湖南的嘉禾一样，把你的门给钉上——你也别给我举什么《宪法》了，没用！但是，当时英国人可没这么大的胆子。他们威胁归威胁，还是拿他没办法。

回头来讲那个公使。虽然他和我们的领导一样不能为百姓解决问题，不过，他还是给他那“没有给抓起来的”律师穆安素回函告诉他：如果这事不能由公使馆这里解决，可以上诉到伦敦大理院作最后裁决。这个“没抓走的律师”就再次征询顾竹轩的意见：是不是向伦敦上诉？顾斩钉切铁地说：“穆大律师，就这么办！”

故事说到这里，再说说我们现在，不管有没有律师敢接案子，在法律上还是规定，在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后，如果还不服，则可到法院起诉的。我们的办事效率一般来说还是很高，往往状子一交上去，人民法院马上就判下来了，当然是一个字：输！而且有时连判决都没送到，人早就已经给赶到不知何处去了。但是，伦敦不是这样。他们慢得很。

顾竹轩的律师把诉状交到伦敦后，一连两三个月，竟然是杳无音讯。这时的顾竹轩，可以说是身心俱疲。时间过得比蜗牛爬行还要慢。这年的中秋之夜晚，我们的老顾同志正准备找情人做爱，却是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的下人把他叫走，直奔天蟾戏台。一抬眼只见杜月笙和穆安素正在那里等着他。

见顾竹轩来，他们马上递上一份文件。顾竹轩一看，正是大理院判决书的中文副本。上面写着：“顾竹轩先生，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１０万元，由你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那时，在大上海，一栋房子也只值几百元，１０万元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啊！于是，顾竹轩的名气，一夜之间响彻上海滩。

故事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文革时期的一桩事来。那时的肉丝面是一角二分一碗，一天在一家国营饭店，我见一个老农民吃过一碗面后，把筷子往桌上猛地一拍，然后一声怒喝：“国民党坑人啊？还厉害些”！当时，象现在的周之金这类人物特别多，如果给他们告发了，不死也得脱层皮，而此农民竟然拍案怒喝，可见其愤慨程度。

我现在也想到，如果上海人民有知，是不是也会怀念过去租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他们在被抢地之时，是不是也会想到80年前的这起公案，想起那时尽管如何的贪污腐化，至少还有私有财产，至少还有着法律呢？

我真不想往下想：人家还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呢！我们还都同样是黄种人呢！

——不过，这区别咋就那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