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抗战中的另一面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汤玉麟”是热河驻军司令，属张学良部。大敌当前，汤玉麟无心征战，却忙于大量敛财，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汤军暴政虐民和腐败，作为直属上级，张学良自然难辞其咎，但他似乎又无可奈何。所以，胡适才会“建议”张学良杀或免了汤，以收复民心。在这里，胡适只将眼光放在汤玉麟的身上，却忽视了张学良才是最应负责的。丁在君所说人民将“账”记在张学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汤部的劣行，可管窥张学良东北军的无能，也就不难解释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溃不成军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适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也失守了。此时，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

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和，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933年3月3日

到后援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凌源丢了，《大公报》说赤峰也丢了。但高仁绂不信赤峰已失，他说昨晚尚得孙殿英来电。

晚上心极愤慨，拟一电与蒋介石，约在君与翁咏霓聚谈，商改后用密码发出：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3月4日，热河失守。此时，胡适不免也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连续几天，他都在日记里记录他的“极恶心绪”。

1933年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

在君写了一篇《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

1933年3月6日

终日写《全国震惊以后》长文，凡六千余字。

东三省及热河先后沦陷，张学良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怨恨、政敌的仇视都让张学良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屈辱。尽管胡适在日记里也透露出对张学良的失望，但他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他将《全国震惊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一并交给张学良的同时，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为声援“热河保卫战”，平津沪各界社会名流、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由张伯苓任主席，胡适也是其中一员。看胡适那一段时期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援会”，了解战况，可见他对战事何等关切。

1933年3月2日

到东北热河后援会。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如果以渎职论，张学良理应辞职。但是，胡适劝张辞职，却不是赎罪心理，而是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还算有名誉的下场。这样的“劝辞”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可看出他对张学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许张学良无法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早萌辞意，胡适的“劝辞”不过是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在看完胡适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以报国人。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记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

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

会谈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蒋介石同意张学良辞职，并安排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他国以逃开国内的反张声浪。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在等着张学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到

意大利，次到瑞士。我们同他告别，就退出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张学良都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