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夫人改嫁被逐出青岛 李香兰曾在青演出

一战前后 ，世界上的女权运动逐渐兴起，这股争取女性解放的风气自然也刮到了中国。先是民国时期的“天足”“天乳”运动(禁止缠足和束胸)，继而是一大批女子学堂甚至男女同校的设立，女子参政、女子参军……女人活动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就诞生了不少奇女子。

民国时的奇女子身上都有一种“民国范儿”。一方面，她们刚刚从传统社会走来，身上还有一种端庄的气质，尚没发展到“暴露即是性感”的荒唐地步;另一方面，她们又迎来中国崭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开各种风气之先河，在思想上十分进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民国时期跟青岛相关的两位奇女子。

黎本危是黎元洪的小妾

黎元洪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都督，首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他的小妾黎本危就是一位民国奇女子。

黎元洪

黎本危原名危红宝，又名危文绣，嫁到黎家之后，乃改名为黎本危。按徐海所著《黎元洪传》，关于黎本危的来历，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她的出身各方均认定是烟花女子。

据黎元洪长女黎绍芬的回忆，黎元洪在武昌做新军协统时，限于当时的风尚，黎元洪之姑为他物色了一个陶姓的姑娘。然而共同生活了几年，陶氏并没有生育。辛亥革命之后，黎元洪又花三千元买了一个小妾，陶氏与之不睦，就负气出走。这个花三千元买来的小妾就是黎本危。不过，黎绍芬在辛亥革命时，才十一岁左右，她的回忆比较笼统。

另据章君谷发表于《中外杂志》上的《黎元洪传》所载，黎本危原本出身苏北望族，但是黎本危的家里面穷困到无法生存的程度，只好将面目姣好、聪明伶俐的女儿卖与上海十里洋场的娼门，开始倚门卖笑的皮肉生涯。黎本危沦落风尘中，却有一双慧眼，看出黎元洪不是等闲之辈。两人定情之夜，黎本危有从良的心愿，黎元洪亦决心帮她脱离苦海。后来，她听说自己的恩客黎元洪颇为风光地做到了新军协统之职，就抱着一试的态度，与黎元洪通了消息。没想到黎元洪果然允诺，不仅替她赎身，还把她迎娶到家中做了如夫人。

危文绣

徐海认为，章君谷的这段关于黎本危身世的记述，也有一些值得推敲之处。一是黎元洪身为海军军官时，薪俸较低，还要养家糊口，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嫖妓?同时，从黎元洪一生的行状来看，黎元洪并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何况当时清朝严禁海军军官狎妓。相比之下，薛观澜之子薛民见在《黎元洪年谱》中的记载显得较为可信，其记载如下：

1904年12月，清朝政府派钦差大臣铁良南下，在鄂阅兵并观察政务，湖北文武官员按日接宴。一日，同僚在汉口南城公所某伎馆征花侑酒，黎元洪与焉。饮至深夜，烂醉如泥的黎元洪不能行走，就宿妓女危红宝室，后遂纳以为妾，并改红宝之名为黎本危。

这段资料后来被多次引用，并加以演绎，最终成就了黎本危的传奇经历：这个普通的妓女，因为黎元洪的垂怜而得以从良，并随着黎元洪的升迁而身份上升。黎元洪后来成为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本危也一跃而成“民国第一如夫人”。

曾帮黎元洪保管大总统印

在黎本危嫁到黎元洪家之前，黎氏本有一妻，名吴敬君。吴氏9岁就来到黎家做童养媳，长大后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但吴氏毕竟是一名传统女性，不能帮助黎元洪应付官场上的交际，而黎本危的到来恰恰弥补了这个缺陷。别看黎本危是烟花出身，但她粗通文墨又聪明大方，逐渐成为黎元洪处理公私事务的得力助手。她和吴氏一主外，一主内，虽然偶有摩擦，相处倒也融洽。

在应对外部麻烦上，黎元洪显然更信任黎本危。黎元洪本来并不对革命党抱有好感，野史记载，武昌起义当晚，他得知革命党人要推他做都督，遂躲在黎本危床底下，以避出山。此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了。萧带着众人把黎元洪从床底下硬是拖了出来 ，“床下都督”之称即由此而来 。起义者用手枪逼着黎元洪来到湖北省咨议局，还把他关押在楼上，用重兵看守。就这样，黎元洪做了新政权的都督。

相比黎元洪的保守，黎本危虽是一女子，但某些方面却敢开风气之先。黎元洪做了都督之后，清政府调集重兵围剿武汉，湖北民军虽然打过几个胜仗，但自10月26日后，清军海陆夹攻，民军伤亡惨重。黎本危多次代表黎元洪到各个医院探望伤兵鼓舞士气，每到一处都要反复表示：“都督本拟亲来，因军各吃紧，不克分身，特命妾代达微忱。”令下级伤兵颇为感动。

除此之外，黎本危还和其他高官内眷联系紧密。据历史作家张耀杰《民国红粉》记载，1912年4月9日，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应黎元洪邀请率领夫人、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和孙婉，以及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二十多人，乘坐“联鲸”、“湖鹗”两艘军舰抵达武汉。4月10日中午，都督府举办盛大宴会，并由黎本危出面招待孙中山夫人及其女儿孙娫、孙婉。席间黎本危与孙娫、孙婉达成合办女子学校的意向，并于1913年如约创办了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黎本危的交际能力让黎元洪刮目相看，也对她倚重日深。据张耀杰记述，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了加强专制权力，以“磋商要政”为借口逼迫黎元洪赴京，将其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当时黎元洪的发妻并未一同前来，随侍在侧的只有黎本危。据说袁世凯为了表示特殊照顾，曾经专门安排京汉铁路局定时用火车运送黎元洪、黎本危喜欢的洪山菜苔和樊口鳊鱼，以抚慰他们的思乡之情。在京期间，黎本危很快成为活跃在京津地区社交场所的一名政坛名媛。据记载，京津上流社会都知道副总统夫人黎本危女士，近年跟着教师学习英 、法语言，已经能与外国人直接谈话。每当有社交舞会，黎夫人就负责招待女宾，她深谙西方礼仪，每每令宾主尽欢。

直到黎元洪政坛生涯的最后一程，我们依然可以看见黎本危扮演着重要角色。1923年6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在直系军阀逼迫下通电离京，他所乘坐的专车在前往天津途中，被直系军阀王承斌拦截。王向黎索要总统府印信，黎被迫说出印信被黎本危存放在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找到黎本危，黎本危临危不惧拒绝配合，直到黎元洪从天津车站打来电话，她才到法国医院取出印信。民国大总统印信是国之重器，将如此重要的物品交与黎本危保护，足见黎元洪对黎本危的信赖之深。

和小10岁的绸缎铺店员再婚

1928年5月25日，黎本危陪同黎元洪去英国租界赛马场看马会。黎元洪突然昏倒，黎本危急忙扶住，派人急送医院诊治。自知不治的黎元洪，先在黎本危处住了七天，后在原配夫人吴敬君处去世。

黎元洪的去世无疑给黎家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据说黎元洪在去世前遗嘱将其天津房产留给黎本危，这让吴敬君十分寒心，加上丧夫之痛，吴氏也在1930年撒手人寰。这下子黎本危和原子女的关系更加紧张，恰在此时，一件大事发生了。

原来，黎元洪去世时，黎本危不过40岁，加上和子女关系不和，黎本危决计改嫁。而这改嫁之人是一个小她10岁的天津绸缎铺店员王葵轩。现在看来 ，此事办得尚且有些唐突，更何况这是民国时期，考虑到黎本危的身份，黎元洪的子女对此事大为不满。大女儿黎绍芬警告黎本危，假若不能遵守妇道就将其扫地出门。黎本危也不甘示弱，于1932年携带黎家遗产证书出走青岛，并且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分家产。

因为手上有遗产证书，黎家天津房产大部分为黎本危所得。后来 ，黎本危把名下房产出租给天津东兴楼饭庄，她自己投资巨款与王葵轩在青岛开办一家绸缎商铺。由于王葵轩颇善经营，绸缎商铺生意兴隆，不到三年时间,王葵轩竟成了青岛颇有名气的绸缎老板。而此时的黎本危却足不出户，真正做起家庭主妇，过起了隐居生活，正当青岛人对黎本危渐渐淡忘时，她又掀起一场舆论风潮。

常言道，花红一阵子，人活一辈子。此时，王葵轩想让和自己同居了六年的黎本危名正言顺成为自己的妻子，黎本危也有此意。于是，二人向青岛商界发出请柬，在青岛有名的国敦大酒店举行了一场场面宏大的婚礼。这样高调的结合立刻引起敬仰前大总统黎元洪的一部分军政大员的强烈不满。胤凌在《悲情民园“如夫人”》一文中说：当时不少人上书青岛市政府，要求惩治这等伤风败俗、有损政府颜面的行为。青岛市长沈鸿烈震怒了，他下令警察局抓捕了王葵轩，并查封了他在青岛的绸缎铺。理由是王葵轩竟坑蒙拐骗黎老总统的钱做生意!至于黎本危，因其放荡成性，道德败坏，损坏了老总统的脸面而被驱逐出青岛。

黎本危孤身一人离开青岛来到杭州不久，收到了王葵轩托友人从天津转来的信。王葵轩信中说，他答应了沈鸿烈开的出狱条件，今后不打算再和黎本危有任何往来了。王葵轩还在信中说，他是一个下里巴人的卖油郎，本不该和黎本危这种阳春白雪的民国花魁产生恋情……

至于黎本危后来去向，史书记载不详。有的说她出家为尼，还有的说她隐姓埋名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说起李香兰，不光是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解放后出生的人都对她感到陌生。但一首张学友演唱的著名歌曲总能唤回我们的些许记忆，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李香兰》。

“恼春风，我心因何恼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歌曲哀婉动人，推出之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却在多年之后红遍香港，成为罕见的虽非冠军单曲却日后大热之粤语经典。同样的，周星驰主演的香港喜剧电影《国产凌凌漆》中，不仅反复提及李香兰的名字，袁咏仪饰演的女主角“李香琴”更自称为李香兰之女。

李香兰

这样一个谜一样的李香兰，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疑问。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有怎样一段传奇的经历，以至于被文艺界屡次提及?

李香兰其实是个日本人

如果只看名字和长相，绝大多数人都会以为，李香兰是一名中国人。其实，李香兰是被日本人打造出的一名中国歌星和演员，确切地说，她是一名日本人，而且也有自己的日本名字——山口淑子。

李香兰曾执笔《李香兰——我的前半生》一书，这本书主要着墨于她的前半生 。这段时期是最让她不堪回首、让她感到悔恨和“自我厌恶”的，但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她红遍了中国。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1920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一名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在“满铁”公司任职。山口淑子出生在沈阳，后来在抚顺居住。1932年，少年时代的李香兰亲眼目睹的那场惨案让她终生难忘，她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枪杀。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有关，平顶山事件中，她的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从此，她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李香兰。

关于李香兰名字的来历，王棵锁在《李香兰：从“日满亲善”到对华忏悔》一文中有过交代，不少人望文生义，以为一个日本女人，她取名“香兰”(在古典诗词中，“兰”始终含有真、善、美的传统意味)是为了取悦中国人，获得政治宣传的优势。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李”是随李际春的姓，“香兰”则是她父亲山口文雄的俳号。

1934年，李香兰被父亲送往北京的潘毓桂的家中寄居，在翊教女子中学就读，为了融入中国女学生之中，她开始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日本人身份。这段生活历练，使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都和一般的中国人毫无二致。然而，双重身份始终让山口淑子感到痛苦，这种身份焦虑注定要伴随她在中国演艺生涯的始终。《李香兰》一书的作者藤原作弥曾这样评价李香兰，“她在祖国日本和成长地中国之间的夹缝里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

后来，李香兰师从白俄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声乐，音乐天分得以发掘。伪满政权成立后，奉天(沈阳)放送局设置了“满洲新歌曲”栏目。他们向社会招募专职的中国女歌手，当时只有13岁的李香兰入选，成为伪满女歌手，开始了她的歌坛生涯。从1937年开始，李香兰在北京求学毕业后又回到东北，成功地演唱了《满洲姑娘》《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歌曲 。这些歌曲在当时皆成为投向中国人精神、灵魂的糖衣炮弹。

值得一提的是那首《夜来香》，后来为邓丽君翻唱，红遍海峡两岸。虽然一度被视作“靡靡之音”来对待，但终究因为两岸的开放得到解禁，成为至今传唱不衰的歌曲。

抗战胜利后被控“文化汉奸”

现在依然很难想象，在抗战时期红遍全国的李香兰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登上舞台的。

在中国，她被当成“懂日语的女星”来对待，而在日本，她又被当成自甘堕落者被呵斥。仅从李香兰晚年的一些回忆中，我们就可看到这种矛盾心态是多么的强烈。赵娟在《李香兰在中国东北》一文中说，那是1938年10月，18岁的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对祖国日本满怀期待、无比兴奋的她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官员凶狠地喝叫：“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支那服，不觉得羞耻吗?”当时的她对受到的无端侮辱十分震惊。后来在东京，当她身穿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谩骂，这让她对自己的祖国对养育之国中国的蔑视感到可悲，也让她对自己曾经的过往开始重新审视。

一段被不少材料记载的史实是，李香兰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五年之后的1943年，李香兰参与演出了描写林则徐禁鸦片的历史剧《万世流芳》，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位诉说鸦片之害的卖糖少女，唱过《卖糖歌》。在北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后，有位年轻记者追上来问她：“李香兰，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演出《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样侮辱中国的电影?”面对责问，她隐藏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道歉说：“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在此向大家赔罪，再不干那种事了。”

她的最终选择是逃避。据学者古远清撰文《从“文化汉奸”到“友好人士”》记述，1944年秋天，李香兰在东京拍完《野战军乐队》后返回北京，要求会见“满映”(即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是伪满的“国营”电影机构)理事长甘粕。见面之时，她一直说不出话来，最后才痛下决心张口：“我假冒中国人的事，已没办法再持续下去了，十分痛苦，我希望能解约!”也许李香兰真的是良心发现，其中也有可能眼见日寇战舰将沉的恐慌因素。但来不及重新做人的李香兰，不到一年便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与她一同锒铛入狱的还有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

当时大家都以为李香兰是中国人，这也是她被冠以“文化汉奸”的罪名的原因。在法庭上，李香兰不得不亮出自己的日籍身份。1946年2月，中国军事法庭在查清李香兰确是日本人后，下达了最终判决：“审理到此终结，解除汉奸(罪名)。但是，李香兰也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本庭负责审判的宗旨，在于制裁那些身为中国人而背叛中国的汉奸罪。……然而，在理论上和道义上你是存在问题的。你以中国人的艺名演的那些电影，在法律上虽不适用于汉奸审判，但本法庭却认为是件很遗憾的行为”。

事后，李香兰带有深切悔意地说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我虽然不能对一系列电影的规划、制作和剧本等都去负责，但参加了演出是事实。尽管当时我还年轻，也应该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愚蠢的，对此我深感内疚。”

曾来青岛国际剧场开演唱会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红遍中国的李香兰亦曾在青岛演出。

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说，韶关路54号是日本人建的东亚大饭店，一家旅馆，在八大关小区中都是单体小楼，唯这里是例外。当时最有名的影星、歌星李香兰来青岛演出，就住在这里，还有不少追星族追来。50多年后，已年过花甲的李香兰来青岛故地重游，在中国影剧院经理的引荐下，来到鲁海先生家里，相谈甚欢。

施展撰有《“记忆中”的李香兰》一文，也提到这一节。他说：“李香兰曾到中山路的‘国际剧场’(原山东大戏院)开演唱会，会后便下榻于东亚大饭店。在当时，东亚大饭店是一个二层宾馆，如今已拆掉;而中山路的国际剧场也成了中国影剧院。”作者为了更好地还原记忆，亦曾到青岛市档案馆查询：1940年至1948年，青岛新民报社、大中报社、中华社、军民日报社、民报社、中央社、军民晚报社都对她的演艺及社会活动进行了报道，所有报纸报道一共15条。可惜的是，居然没有一条是李香兰在青岛的逸闻趣事。

1946年2月，李香兰被遣返回日本。回国之后的她投身演艺界，从演艺明星到外交官夫人，当过记者、电视台主持人，后参与竞选，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而年轻时在东北的记忆却成为她一生不堪回首的过往。因此，当她从日本政界引退后仍长期担任“亚洲女性基金会”副理事长，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和慰安妇公开道歉赔偿。

1978年，率团访华的李香兰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这个曾经让她感到愧疚的地方，她受到郑晓君、夏佩杰和浦克等同行的欢迎。与同行再见，李香兰的心头五味杂陈，她动情地说：“我有中国和日本两个亲人，中国是养育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中国是我的故乡，所以去中国应说‘回’中国。”

2014年9月7日，94岁的李香兰在日本逝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李香兰女士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