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却进不了哈佛耶鲁，美国亚裔起诉常春藤大学“种族歧视”

作者 | 韩晓龙

美国常春藤盟校耶鲁大学正在遭遇一桩涉嫌种族歧视的官司。

根据美国司法部10月8日向康涅狄格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起诉书，耶鲁大学在招生的各个环节都把申请人的种族列为决定性因素。这样做的结果是，2017年和2018年，非裔申请者的录取率最高，其次是西班牙裔申请者，而亚裔和白人申请者的录取率最低。

事实上，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许多常春藤盟校都有在招生时兼顾多种族的考量。他们尽可能将包括非裔、西班牙裔等其他种族申请者吸收进来，而这些种族的申请者平均成绩不如亚裔，于是大学在招生时对这些种族有了一些政策倾斜，这在校方看来是一种确保大学多元化的有效手段。

但是，一些亚裔发起成立的组织，如“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简称SFFA）和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认为，常春藤高校在招收亚裔学生时故意抬高入学门槛，事实上造成了对亚裔学生的歧视。

01////

被哈佛拒绝的亚裔年轻人

2012年的一天，16岁的迈克尔·王(Michael Wang)在加州湾区的家中开始了申请大学的工作。

王是一名华裔，当时还是詹姆斯·洛根高中(James Logan High School)的四年级学生。王的父亲是一位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父亲的梦想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学生。

王也不负众望，他在高中时成绩一贯优良，平均绩点为 4.67，这是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分。王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中获得的成绩是2230分，从排名看超过了99%的其他考生。

但王也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校演讲和辩论队中的表现极为出色，他还参与创立了学校的数学俱乐部。王的钢琴演奏水平也很高，作为旧金山歌剧院唱诗班中的一员，他在奥巴马的首次就职典礼上弹奏了钢琴。

对于王来说，他自认为已经做了足够充分的准备，能够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校——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中的一个。

然而第二年春天，王所申请的常春藤盟校，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都拒绝了他。

这位高材生感受到了极大的失落。他开始思索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挡了自己的常春藤之梦。渐渐地，他发现一些成功进入上述名校的学生履历并不如他，而这些人很多都是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

他开始疑惑，自己之所以被这些名校拒绝，仅仅是因为他是亚裔吗？

王想起自己从小到大一直被父母耳提面命地反复强调：美国对亚裔学生的要求总是比其他人都要高。上高中时，亚裔学生在入学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已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

王认识的一些亚裔和白人混血家庭的学生，他们会在申请中称自己是白人，以免被归入优等生的行列。一些录取咨询公司，比如纽约的“常春藤教练”（Ivy Coach）也承诺，会让自己的客户在申请材料中“显得不那么亚裔”。

王觉得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2013年 6月，王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起了对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歧视投诉。在王看来，也许他的这个选择能在未来帮到更多亚裔学生。

在此之后，他持续保持着对高校招生问题的关切，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保守派活动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的著作。布鲁姆是一名金融顾问，毕生致力于推翻有种族意识的法律。王和布鲁姆通了电话，没过多久，布鲁姆就采取了行动。

2014年11月，布鲁姆和60多个组织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联邦诉讼。该诉讼表明，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一种旨在帮助亚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的机制，实际上正被用来伤害他们。布鲁姆希望在大学录取过程中，不需要在种族或民族方面进行筛选。

为了提起诉讼，布鲁姆创建了“公平招生学生组织”(SFFA，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这个组织大致模仿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美国有色人种协议会(N.A.A.C.P.)。SFFA代表其成员起诉了哈佛大学，声称其中一些成员也有过和王类似的经历。

SFFA认为，哈佛在给新生分班时，会有意识地引入种族因素考量，每个种族的学生在班级中都有相对固定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一个班里会有大约一半白人，20%的亚裔，15%的非裔，以及20%的西班牙裔。为了达成这样的比例，哈佛有意识地对亚裔学生的入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过，法院却不这么认为。去年10月，波士顿的一位法官作出裁定，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哈佛大学存在任何种族敌意”。SFFA旋即提起上诉。目前这场诉讼战仍在进行，审判结果预计近期内将出炉。

　　2019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哈佛校长劳伦斯·巴克（Lawrence S. Bacow）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由迈克尔·王引出的“哈佛种族歧视案”，以及耶鲁大学面临的种族歧视官司，只是两个代表案例。

据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知名记者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的调查，在佛罗里达州戴威市西部高中2015届700多名毕业生中，排名前四的学生都是亚裔美国人，他们的学业和课外成绩都很突出，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没有被常春藤大学录取。

相反，排名相对较低的非亚裔学生却成功被包括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在内的常青藤大学录取。

这些大学真的在歧视亚裔吗？

02////

从被保护到被歧视

美国高校在录取大学生时对多种族的考量，跟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关。

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美国各地逐渐发布了很多照顾少数族裔优先入学或者保障就业的政策，这些政策都被包含在以“强制优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为框架的平权运动下。其中，有的学校就规定，要把一定比例的入学名额或者工作机会留给少数族裔。

但这种给少数族裔“配额”的制度逐渐遭到了法律挑战。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巴基诉戴维斯医学院案”。

艾伦·P·巴基（Allan P. Bakke）是一位工程师及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在申请进入医学院读书时屡屡碰壁。虽然他被拒绝的直接原因可能和年龄较大有关，但无法否认的现实是，很多条件远不如巴基的少数族裔都被这些医学院录取，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甚至把每年的100名录取名额中的15个特别留给少数族裔。

巴基据此认为，自己遭到了高校的种族歧视，于是他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告上了州法庭，学校一审败诉，但他们不服，又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对高校招生影响深远的“巴基诉戴维斯医学院案”主角艾伦·P·巴基

1978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把100个招生名额中的15个划分给少数族裔的做法违宪；但同时也确认，大学可以在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这就意味着只要学校不明确说明把录取名额众多大比例留给某一族裔，就没有违宪。

正因为这项判决，此后常春藤高校可以理直气壮地根据学生的种族来进行招生。

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对亚裔学生造成明显影响。那时候美国亚裔人口还相对较少，1980年，整个美国的亚裔人口不过35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子女普遍未到进入大学的年龄。

但没过多久，亚裔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到了升学年龄，这些学生的竞争优势就显露出来。第一代移民大都是经过高度甄选的，与原籍国的其他人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由于亚裔家庭注重子女教育，这些学历较高的亚洲第一代移民的孩子普遍取得了非凡的学习成绩。

相比其他种族，亚裔美国人的成绩和SAT分数更高，他们更有可能从高中毕业并上大学，并且也更有可能上大多数精英大学。这种优势被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称之为“移民方面的超选择性”。

而当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进入常春藤名校，这些名校也开始产生了警觉，他们以保护少数族裔的教育资源为由，开始对亚裔学生的录取率进行限制。

1988年，里根政府时期的司法部助理部长、民权部门负责人威廉·布拉德福德·雷诺兹(William Bradford Reynolds)在一场美国大学招生研讨会上指出，“大量统计表明，亚裔美国学生总是被学业上没那么合格的其他族裔学生挡住了去往名校的道路。”

他还补充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申请人被拒的原因似乎是大学的‘平权行动’政策，而该政策旨在偏袒其他更受青睐的少数族裔。”

虽然雷诺兹的演讲并没有改变美国名校在招生时对亚裔较为苛刻的态势，但它的意义在于，美国社会第一次明确把对亚裔申请者的歧视问题纳入到了平权运动的范畴。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末，由于亚裔人群在政治领域的声量不大，对美国高校最不满的人群并不是他们，而是白人。

不过，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亚裔人口在美国也迅速增长。截至2016年，美国约有2140万亚洲人，其中约490万为华裔，这一数字甚至比1980年所有美国亚裔人口还要多。

随着亚裔人口在美国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加之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博弈等外部因素，美国国内对于亚裔尤其是华裔人群的敌意开始出现。

2013年10月的一场“吉米·基梅尔直播!”成为了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一档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的脱口秀节目。那期节目中，在询问孩子们对美国一些问题的看法时，主持人基梅尔问，“我们欠了中国很多钱，那么该做些什么呢?”

一个六岁的孩子说，“我们应该杀了所有的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回答，基梅尔没有表示任何责骂，他只是露出了一个尴尬的微笑。

这段视频很快在网上激起了一些华裔组织的愤怒。基梅尔随后作出道歉，白宫也不得不介入，称这些言论“没有反映美国对中国的主流看法”。

第二年，一项试图推翻209号提案（209号提案由选民于1996年通过，它修改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宪法，禁止该州实施基于种族或性别的优待）并恢复在学校招生中考虑种族的法案——SCA-5在加州参议院获得通过。

消息甫一发布，很少参与草根政治的亚裔美国人开始发起一场反对SCA-5的运动，南亚专业人士网站上的一篇帖子称，这是“加州历史上最具种族主义色彩的法案”。反对最激烈的群体是华裔美国人，《纽约客》称，他们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媒体的报道范围”。

于是在大规模示威活动发生后，2014年3月，SCA-5被撤回。但这并不是209号提案争论的终结。

今年11月，加州选民不仅要为谁将担任下一任总统而做出投票，他们还会对16号提案进行表决，而后者正是要废除209号提案。

03////

“我是在为我们的孩子而战”

在为亚裔学生争取权益的过程中，许多NGO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简称AACE)就是其中一个。

“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是华裔赵宇空（Yukong Zhao）创立的。1992年，赵宇空从云南移民到美国。刚到美国时，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就读。在成为AACE的总裁之前，他长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西门子公司担任全球规划总监。

2013年，“基梅尔事件”改变了赵宇空的人生轨迹。“那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民权运动，” 赵宇空在接受BuzzFeed采访时表示，“在那之前，我们很少公开讲话，我们很少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2014年，赵宇空创立了AACE，专注于争取亚裔美国人的公平受教育权。同年，他和SFFA创始人爱德华·布鲁姆展开了非正式合作，此后，他的AACE也成为了起诉哈佛大学的60多个组织中的一员。

　　2018年9月，赵宇空就AACE起诉哈佛大学一事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访谈 图片：视频截图自CGTN采访片段

之后，他自己儿子休伯特的遭遇，使赵宇空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坚决。

2016年，休伯特被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拒绝，最后进了佛罗里达的一所大型州立大学学习工程学。赵宇空将其称之为“悲剧”。休伯特曾获得过美国国家优秀奖学金，是学校辩论队队长，还是学校机器人队的一员。他还曾在当地一家癌症医院做过志愿者。

“拥有这样的资历，他们却仍然拒绝我的儿子，这是毫无道理的，”赵宇空说，他的儿子有一个西班牙裔女同学，成绩不如他，但却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了。

对于一直从事的争取亚裔平等教育权运动，赵宇空说，“这与保守派或共和党无关，我们不是他们的工具。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孩子而战。”

04////

“公平”与“多元化”的博弈

这一次耶鲁大学被司法部起诉，也是赵宇空的“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参与促成的。

但对于该诉讼，美国国内的不同声音也有不少。

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评论称，“一些被误导的宣传团体一再试图阻止高校在全面招生审查中把种族作为一个因素，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司法部今天竟然毫不犹豫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这令人深感不安。”

法律民权律师委员会主席兼执行董事克里斯汀·克拉克（Kristen Clark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是合法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确保大学对各行各业的学生开放，包括有色人种的学生。”

美国法律学者、律师张军告诉全现在，美国高校对非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出台入学优惠政策也不无道理：

“美国是由多民族多种族多肤色人群组成的社会。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可能不考虑多元化。同时，大学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对于学生而言，在校期间也并不仅仅是进行学术修习，学会接纳、与不同族群的同学相互交流，本身也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

在张军看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美国各族群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和能享受的教育资源也天差地别。华裔学生家长会觉得，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家里倾尽资源，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帮助学生掌握各个技能，终于获得高分，这本身是应当获得等价的认可与回报的。

然而站在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立场来看，他们的家境相对贫寒，有的学生甚至还要去打工补贴家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成绩已然不易，如果不能得到优惠政策的扶持，那么整个族群获得顶级教育资源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就是上升空间的缩减，而这会加剧种族矛盾。”

　　耶鲁大学校长皮特·萨洛维（右）与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

哈佛大学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分析也佐证了张军的说看法。如果单纯按照学生成绩和综合素质来作为入学门槛，亚裔美国人将占被录取人群的43.4％。正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状况，哈佛大学将亚裔学生的占比压缩到了18.7%。与之相比，哈佛的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占比则分别为15%和12%。

现在，美国的高校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采取公平原则，通过学生的自由竞争选出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那么非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的教育资源将被压缩；反过来，如果站在多元化立场，通过强制优待政策支持非裔和少数族裔学生，那么大学的公平公正原则又会受到损害。

在“多元化”与“公平”这两大原则博弈下，哈佛和耶鲁案最终会向何方发展？

《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国媒体认为，这两场诉讼战最终都将交由联邦最高法院来裁决。从目前形势看，由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很有可能在10月26日获得参议院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几乎必定将迎来第六位保守派大法官，而自由派大法官目前只剩下三人。

张军律师对全现在表示，从大法官的派别来看，如果由保守派居主导权的最高法院来判，有可能会要求大学减少对种族因素的考量，更多关注学生的成绩、包括领导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因为在保守派看来，当年的强制优待政策本来也是“权宜之计”，大学在招生时还是应该以公平为第一原则，而现在，“招生中的平权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些矫枉过正的措施也该画上句号了。”

不过张军也指出，在宣判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毕竟1978年那场“巴基诉戴维斯医学院案”也是在保守派法官居多数的情况下得出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