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震，女性闻之一震

何氏有女初长成

夫妻二人并没有就他们的私人生活留下一手信息，却给后世二流传记作家们留足了脑补空间。例如收录于《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中的《刘师培传》里，“光汉新婚宴尔即送志剑入学”，被诠释成了“尽显对妻子的宠爱，也可见其对红颜知己的渴求”，因为“只有更理解，才能更相爱”。

这很有趣。“历史的互文性”便在这种自以为非常浪漫的脑补中显现了出来。

何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中对金天翮（《女界钟》作者）、梁启超（《论女学》）等开明知识分子提出了尖锐批判。她将这批知识分子对女子教育、女子选举权、男女平等的鼓吹，放置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坚船利炮下，放置在白种人把鼓励缠足、纳妾、寡妇殉葬等陋习的亚洲人贬为“野蛮人”和“半开化民族”的话语压力下，加以把握。

例如在《论女学》中，梁启超称“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因为妇人不学，所以不能自养，所以“累男子也”，而要实现民富国强，则要妇人男子“各能自养”。也就是说，对女子应受教育的呼吁，通常是作为次级议题，被这些当时最为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放置在天下存亡、民族自强、追赶欧美文明这一系列宏大目标之下，加以讨论。

何震批判道，这恰是因为“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他们出于效仿一种新的文明规范的形象动机，以为禁止自己的妻女缠足，使之入学，授以知识，中外人士就会认他们为“文明”，即“男子因求名而解放女子”。

好巧不巧，虽然何震从来没有用上述逻辑批判过自己的丈夫，但给刘师培作传的人，用自己非常烂俗的笔法，帮忙反向证明了何震的批判，有着穿透历史的生命力和必要性。

更何况，在没有足够内情和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后人揣测刘师培从激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转向反动保皇的变节时，也许出于维护一代国学大师的人格整全，最经常性把“背叛革命”的账，算到何震头上。在这套叙事中，她的身后名是无辜读书人的“艳妻”，她“劫持君为端方所用”，她“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刘成禺）。

文献要一直看到这里，才明白为什么在写“何家有女初长成时”，一定会强调幼时何班“姿容端丽，举止娴雅……让光汉心醉神迷”。显然，要在一个容貌不佳长相平庸的女人身上，坐实“红颜祸水”人设，会让论证难度急速攀升。

这种借助小道消息和片面臆测，编排历史上本就少见的杰出女性，无视其思想遗产的价值潜力，硬要把何震塞入私人生活和婚姻的框架之内，给予其附属性定位的客体化叙事，充其量是一种不好笑的历史笑话。除此之外，它不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价值。

由此，这副令人难耐的VR老花镜，便可以摘下了。

现代女权思想的激进先声

而《天义报》作为一份立基于东京，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刊物，总共只存在了一年 （1907年6月10日—1908年6月15日），何震便是《天义报》的主编。她就是在这一年时间里，以一己之力笔耕不辍，贡献了具有高度原创性、系统性、批判性的无政府女权主义思想。

首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出于尊重，用何殷震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因为何震在她的《女子宣言书》中，主张“生当今时者，当并从父母得姓”，而“何殷震”这个名字则是她响应自己的主张，取父母双姓并列所得，也是她本人偏爱的笔名。

正式进入何殷震的思想世界前，我们有必要引入一段现在读来非常“可爱”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晚清受现代人权观念启蒙的有识女子们，对班昭故事和《女诫》文本的僭越式创作。

最先，是薛绍徽提出班昭更有资格作为女学生的榜样，意在反对梁启超提议女子学堂中依旧供奉孔像（1897年）；接着，裘毓芳用白话文作《〈女诫〉注释》（1898年），用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条，来为女子学堂教育不是“妇德”教育立论。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女士们受制于言说环境，走的是弥合古典与新义的阐释路线，主体意识渐显。

到了20世纪初，“女权”概念输入，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高涨。话语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时人不再一边将班昭奉若新神，一边“阳奉阴违”地进行选择性阐释，而开始直言不讳评说其功过，肯定班昭名垂青史的才学，也严斥《女诫》两千年来对妇女人格的毒害和压制。

从此，《女诫》便成为只具有批判价值的腐朽文本。而最严厉深刻的批判，便由何殷震来完成。

有必要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即2024年的性别争议，很多时候依然陷在急于寻找完美受害者和穷凶极恶害人者的道德焦虑中，清醒不过来。而回到1907年，何殷震在《女子复仇论》中已经在阐述：害人者也是受害人。

她写，后世女权不伸，是因为但凡女子，都要背“班贼之书”，被先入之言洗脑禁锢；但班贼之罪，却也是因为她“笃守儒书”，被儒家“男尊女卑”说洗脑，而代表男性统治者利益的儒家经学，才应该为这种千年流毒负主要责任。

从这里开始，她的批判指向了一整套以儒教礼制为意识形态大纲所确立的“女子受制于男”的父权社会建构。

在她的分析中，这套建构，一在“文字”，女子之名最贱，其义务却最多，本质上妇女是“生财之具”；二在“礼制”，男女之间，本质上是“以女子为男子附属物”；三在“学术”，一切学术，偏于自私，以重男轻女“标其宗”，汉宋二朝，贱视妇人，不辨是非，最为糟糕。

而正是这样一套基于“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政治区隔逻辑，二元的社会身份被创造出来，一整套强调内外有别的权力与统治形式也确立了下来，然后再经由社会生活的复制，代代相传无穷尽也。

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在内的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汉字“奴”是由“女”字派生而来，说明一个生命早在被性别化之前，就已经在“政治——物质”的话语牢笼中被“女化”（外化、边缘化）了，从而被“奴化”了。

转过头来，正当彼时主流的参政派女权（林宗素）、革命派女权（秋瑾），忙于讨论女性选举权问题，论证民族主义政治革命对于女子解放的必要性，畅想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为精英妇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保留平等地位时，何殷震在思想上已经和她们分道扬镳了。

看起来，何殷震根本没兴趣参与“重新想象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一时代主题的论争。中西二元、富国强兵、革命改良的宏观历史语境中，是找不到她的。

一人成一派

此外，如果仔细考察何殷震所写的诸多文章，可以轻易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印记。《女子复仇论》的行文，在结构上，模仿的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排篇布局；《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文后，则直接附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资本私有制”部分。

当然，还有当时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蒲鲁东、巴枯宁等等）的影响。

简单交代上述思想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何殷震居然可以在辛亥革命都还不见风信的1907年，就批判起欧美女权在追求的是“伪自由”和“伪平等”。

因为她在那段时期内，快速吸收消化的思想资源，已经完成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最为彻底的批判，而我们也都清楚，马克思是怎么大骂“自由、平等、博爱”的。

旧的传统父权制结构刚被摇掉了几片书页，系统性生产无产阶级（贫穷妇女、年轻女孩、下层阶级男孩最先掉入更悲惨的处境）的资本齿轮已经跃跃欲试，这便是何殷震彼时的思考处境。

在这里，值得高亮的是，她贡献出了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念——生计。

“生计”作为一个好的概念，指的是那种区别于商品化劳动，在价值上立足于人类生活的那种有机创造性劳动，代表一种本体论的、不把人视为人力资源的劳动。而“生计”指向的批判对象是形态各异，但本质上都导致人的异化的剥削结构，包括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帝国主义。

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中，她指出，保护私有财产（其中包括女子）的法律制度，是导致不平衡的财富积累的根源，从而进一步导致社会不公的产生和结构性再生产。因此，要展开女权主义斗争，解决历史的和当代的问题，必须围绕资本与财富在社会的、国家的和全球层面的积累来展开。

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不关注“民族国家”这个范畴。因为在她的思想体系中，现存的民族国家及国际体系都是保护私有制的，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社会公正的保护者，它们只是充当种种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和保护者角色。

这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中国女权思想的外国学者，例如刘禾、高彦颐和瑞贝卡·卡尔，会抱着希望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女权理论能为21世纪的全球女权主义理论注入新思想资源的目的，积极地把何殷震的文章翻译到英文世界。

以上，只是经过大量简化后的核心思想介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很快发现，除何震之外，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找不到第二个无政府女权主义思想家。要知道，她对男女有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洞悉，要比波伏娃早42年。

然后，放眼当下，除她之外，也找不到一位和当下焦灼的性别议题基本零距离的思想家。

不论是玛丽亚·米斯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中文版于2023年8月出版），还是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果和何殷震写于1907年的《女子复仇论》做简单对比，时下正流行的女权主义畅销文本，立刻会显得很旧——这并不是为了拉高读者的期待值而故意采用的夸张话术。

但一直以来很可惜的是，何殷震作为最富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她激进而敏锐的思想体系，完善而具有启发性的一整套方法论，长期以来随着散见于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的《天义报》旧纸，埋没在历史尘埃中。

所以研究何殷震思想的学者们，把研究和翻译她的文章形容成是对思想的“抢救”，再恰当不过。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本文可以为这份抢救事业略尽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