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黑茶山：1946年“四八”空难真相追踪

来源:《新闻周刊》之《往事》

1946年4月8日，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即将展开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空难。一架美军C-47式运输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17人无一幸存。其中包括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以及“皖南事变”后历经五年牢狱之苦、刚刚获释出狱的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他的夫人、孩子们。

“四八”空难的真相扑朔迷离、众说纷纭，70多年来始终存在“天灾论”和“阴谋论”两种说法。这场空难究竟是一场意外事故，还是有幕后黑手，各方一直争论不休。近年来，一些自称为当事人的人物现身，声明为此负责，似乎给出了答案。但因为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真相依然无解。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抗战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在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饱受煎熬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局势的宣言》，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顽固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国共两党两种建国方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展开了和平谈判，做出了同意撤退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让步。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等人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又增派博古参加宪章草案审议工作，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

然而，自从1946年1月国民党在一手包办的国民参政会上公然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与《东北停战协议》撕毁，国共两党的关系就愈发紧张。1946年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发来电报，说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将于次日上午乘机飞返延安。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囚歌》，是叶挺遭到扣押的第二年，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中写下的。1941年，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袭击。危难之际，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却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导致大量人员不幸被俘。叶挺奉命前往与国民党军进行交涉，谁知竟遭到扣押。为防止我党找到叶挺，国民党方面先后多次将叶挺转移至上饶、恩施、桂林、重庆等地。在狱中，叶挺度过了整整五年。

叶挺，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辛亥革命前，叶挺在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和惠州中学堂学习时，就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带头剪去辫子，为此曾被捕入狱。1917年，叶挺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粤军，担任第一支队副官。

叶挺在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的同时，又目睹了陈炯明之乱以及国民党内部的黑暗腐败现象，对国民党深感失望，转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初，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叶挺辞去军队职务，并经孙中山同意，于当年秋天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2月，中共旅莫支部接收叶挺为中共党员。

1925年8月，叶挺回国。此时，周恩来抽调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革命青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筹建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主要骨干的独立团，任命叶挺为团长。独立团设立共产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北伐中，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屡战屡胜，威名远扬。大批独立团的干部，后来都成为我军的杰出将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叶挺先后参加并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担任重要的军事指挥工作，为完成建军任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辗转于香港和苏联，受到当时王明等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无理指责和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开除了党籍。在巨大的委屈和苦闷中，叶挺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澳门等地流亡。在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叶挺仍然时刻关心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主动与中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保持着联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挺打算回国参战，国共两党都十分欢迎这位北伐名将。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叶挺建议将我党留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希望能够发扬北伐“铁军”的传统，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并表示愿意出任军长。这一建议被蒋介石采纳。新四军在叶挺、项英的率领下，挺进敌后，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蒋介石极力拉拢叶挺，想让新四军听命于他。谁知，叶挺虽脱离共产党多年，却仍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清醒的头脑，只接受中共中央的完全领导。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遭到无理扣押，此后被羁押长达五年。蒋介石、陈诚曾先后出面，以高官厚禄相诱，但被叶挺一次又一次地严辞拒绝。

叶挺的坚定信念被蒋介石视为极大的威胁。他对叶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忌惮，深恐“放虎归山”。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提出了无条件释放包括叶挺在内的政治犯的要求，并表示愿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法五进行交换，才让蒋介石同意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经受五年炼狱磨难的叶挺终于获释。

出狱的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毛泽东亲自复电叶挺：“亲爱的叶挺同志，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面对内战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安排叶挺与另外两位中共代表王若飞和博古乘坐美军飞机回延安，向中央报告、请示。当时，叶挺的夫人李秀文携11岁的女儿扬眉和3岁的幼儿阿九从广州赶到重庆团聚，一家人正沉浸在久违的团圆氛围中。叶挺决定携夫人、儿女一同回延安。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和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刚刚回国的邓发也同机回延。

1928年，在莫斯科，有人当面大骂张国焘：“你将来一定会当反革命的。”气得张国焘两眼发青，浑身发抖，此人就是王若飞。王若飞，1896年10月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一个地主家庭，后因家道中落，生活无以为继。8岁时，他到贵阳投奔舅父黄齐生，进入贵阳达德学校读书，大量阅读进步书籍，眼界大为开阔。他尊崇民族英雄岳飞，有感于《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改名为若飞。

1917年冬，王若飞考取官费留学资格，于次年初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回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年底，他又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经党中央同意，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法国成立，王若飞成为中共党员。1923年3月，王若飞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苏联学习。1925年，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后，到中共豫陕区筹建党组织，并担任党委书记，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开展工作。1926年，王若飞前往上海，出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协助陈独秀负责中共中央日常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还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8年6月，王若飞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与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张国焘合组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1年，王若飞被共产国际派往内蒙，在开展工作时被捕。

在狱中度过五年零七个月之后，1937年初，在党中央的努力下，王若飞终于被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抗战期间，王若飞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抗战后期，他和林伯渠一起到西安、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并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并参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王若飞要赶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政协工作。回延安之前，王若飞向周恩来道别说：“一切为人民打算。”

“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我在你的面前就和白痴一样。”这是“四八”空难后，郭沫若在悼念博古的诗中的一句话。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祖籍江苏无锡，出身于名门望族，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其远祖。博古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秋由无锡旅沪学生顾谷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赴苏联学习。

他留学莫斯科时取的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化名“博古”。传说当初博古到苏联学习前，俄文基本不通。他到俄国后，七天不出门，出来后就可以当翻译了。尽管此事有夸张之嫌，但也从侧面可见，其聪明程度不是一般。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上的出色表现，使博古被共产国际所认可，为其回国后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奠定了基础。

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等部门工作。在“立三路线”为我党我军造成重大损失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理论家，借机引经据典，大肆批判，以“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奠定了他们在党内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地位。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博古等人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1931年9月，王明前往苏联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成为党的中央负责人，时年24岁。博古在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干涉下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致使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推行的冒险主义军事方针，使得我党、我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之前的做法与主张进行了深刻反醒。会后，博古服从组织决定，坦然交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1935年7月，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路上，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中，他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方，对在党内巩固与树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

长征胜利后，博古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在发展陕北根据地经济、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博古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处理“西安事变”。1937年2月起，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先后领导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负责营救出了陶铸、王鹤寿、钱瑛等1000余名被国民党羁押的革命同志。

1941年5月15日，中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长，从此博古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新闻出版事业中。1941年12月至1946年4月，博古又兼任新华社社长。期间，博古还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亲自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经典著作。

博古渊博的理论知识、能言善辩的才能以及丰富的谈判经验，是全党共知的。1946年2月13日，毛泽东决定派博古以政协宪章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的身份前往重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开展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国共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为将谈判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博古决定乘机返回延安。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写：“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邓发，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云浮的一个贫苦农家，因排行第八而取名邓八。省港大罢工时，邓八参加罢工工人登记，被工作人员误写为谐音“邓发”。1921年，年方14岁的邓发来到省城广州，做过勤杂工和旅店伙计，期间结识了海员工运领袖苏兆征，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在1922年的中国海员大罢工中，邓发成为积极分子。1925年10月，邓发经苏兆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广州起义中，邓发参与组织策划工作，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参加起义，并担任第五区副指挥。起义失败后，邓发化装成病人，安全离开了广州。1928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创建了中央特委，负责获取情报，惩治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邓发在香港主持建立香港特委，领导了香港隐蔽战线的斗争。

1931年，邓发在江西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负责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同年11月，邓发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在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邓发曾血腥对待党内同志，犯下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1934年，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长征时，邓发先后担任军委直属纵队副政委、政委，负责领导党的保卫局工作。1935年1月，邓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树立毛泽东的地位与威望起到重要作用。1937年9月，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7年12月，邓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9年秋，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又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5年9月，邓发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人代表大会。邓发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代表中国工人提出了八项主张，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支持，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机的还有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和他的孙子、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这位老教育家是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延安各界，特意到重庆对“较场口血案”中被特务打伤的郭沫若等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人士进行慰问的。机上还有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副官魏万吉，博古副官赵登俊，叶挺幼子阿九的保姆高琼，以及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和迈欧、马尔丁。乘客加机组成员共有17人。

当时，参加国共谈判的还有后来的开国少将王政柱，时任军委作战局副局长。他受周恩来的指派，先负责接叶挺将军出狱，继而负责安置从广州来重庆的叶挺夫人及儿女，还要负责陪护叶挺一家人乘机回延安。但在登机后，因临时另有任务，他又被周恩来叫下了飞机。

早在叶挺告知我党即将回归延安之时，中共中央便联络了美军“飞虎队”。“飞虎队”派出一架C-47运输机执行本次接送任务，由兰奇上尉担任机长。兰奇上尉是从“飞虎队”中精挑细选的飞行老将，拥有超过3000小时的安全飞行经验，对自己的飞行技术充满信心。

经过对飞行仪器表盘的检查，兰奇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起飞。1946年4月8日上午8点45分，这架美军C-47式运输机从重庆冒雨起飞。飞机需要在西安进行燃料补给，因此径直朝西安飞去。起飞后，机组立即用电台同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一切正常。当天中午，飞机降落在中转站西安，经短暂休整后，于11点55分再次起飞，前往延安。机组再次与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飞行正常。

延安方面精心准备了简洁而隆重的欢迎仪式。这天中午，延安东关机场周边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尽管乌云密布、阴雨连绵，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欢乐的心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于下午1点来到机场，准备欢迎归来的战友。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下午2点左右，天空中果然隐约传来飞机的引擎轰鸣声。所有人都兴致昂扬地抬头看着天空，有人推断飞机已到甘泉上空。谁知道，飞机轰鸣声竟然逐渐远去，消失在了迷雾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欢迎的人群在机场等了两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还是没有见到飞机抵达。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大家不禁面面相觑：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在细雨中忧心忡忡地等到下午4点，随后散去。

回到王家坪的毛泽东不住地来回走动。朱德也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一起猜测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在此时，西安方面传来消息：C-47运输机并未因天气原因返航。一时间，一种不良的预感涌上毛泽东和朱德的心头。此后整整一天，都不再有C-47运输机的消息。

远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更是心急如焚。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没见过周恩来这个样子，只好宽慰他：“也许是天气不好，飞机到别的地方迫降了。”周恩来与叶挺是数十年的老朋友，早在北伐战争前就开始共事。当得知叶挺被释放时，周恩来的内心雀跃不已。周恩来知道，老战友受了不少苦，他的回归将给革命事业添砖加瓦。周恩来期待着，能与叶挺再度并肩战斗。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飞机安全归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1946年4月8日，在这架美军C-47式运输机失踪前，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曾收到机组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飞机迷失方向了。美军观察组协调派出两架飞机，连续三天在延安附近搜索，但毫无结果。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高度关注，当即组织数以万计的军民多方寻觅。可三天过去了，这架飞机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不论是延安，还是西安、重庆，都没有这架飞机的踪影。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但谁也不肯捅破那一层窗户纸。

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兼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的谭政文接到中央急电，要求紧急调查晋绥地区是否发现一架运送几位中央领导人从重庆经西安飞往延安的飞机踪迹。不祥的预感笼罩在谭政文的心头。他立刻电令各地区公安分局、各县公安局分别查询。

事发当天下午2点多，山西省兴县东南附近的村民听到空中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紧接着又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庄上村村长李文堂立即带人循声前往，一探究竟。在黑茶山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旁，他们发现了一架失事飞机的残骸。主体斜躺着，头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桨已经折断。残骸下面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着机体的碎片和遇难者的遗体、遗物。

由于一时搞不清失事飞机是敌是友，村党支部当晚召开了会议，决定次日组织人员上山，先将遇难者遗体抬下山掩埋。会议开到临近深夜时，区大队长刘富匆匆赶到，说有一架载有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飞机失踪，正在寻找。大家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天一亮就上山，展开搜寻工作，同时派人紧急赶赴晋绥边区政府报告。

4月9日下午，晋绥边区政府收到了黑茶山上发现飞机残骸的消息。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但仍然抱有万分之一的侥幸。在紧急上报中共晋绥分局的同时，晋绥边区公安总局立即派出得力人员奔赴黑茶山，控制和保护飞机失事现场，并开展事故调查。

4月10日早晨，谭政文和他的机要秘书兼机要股股长顾逸之等人赶到了飞机失事现场。遍地枯草的现场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以及物体烧焦的气味，飞机残骸散落在被撞巨石不远的山坡上，头尾分离。从事发现场的痕迹可以看出，这架飞机在撞到黑茶山之后，随即爆炸起火，机上人员的遗体早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在飞机残骸中，搜寻人员发现了一份没有完全烧焦的乘客人员名单，上面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通过对遗体特征的比对，在残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搜寻人员首先发现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位烈士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坐在一起，遗体都很完整，只是出现了部分骨折。除叶挺外，谭政文对这三位中央领导人都很熟悉。因天色已晚，谭政文强忍悲痛，命令将烈士遗体搬运到山坡上的一间民房中，由他亲自守护并拍照留证。

11日清晨，人们继续搜寻，相继找到了其他遇难者的遗体。包括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一儿一女，黄齐生老先生，还有李少华、魏万吉、赵登俊、黄晓庄等，我方共牺牲十三人。美军机组四人均死在驾驶室内，被挤压得粉碎，只能用抬筐运走。秦邦宪、黄齐生的私人图章及两枚蓝底白字、写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证章，进一步证实了遇难者的身份。

中共晋绥分局要求，将遗体转移至邻近的岚县东村镇前庄大庙内。晋绥军区卫生部派国际第六和平医院外科医生董炳坤等，对遗体进行清洗、防腐、矫形、整容和整装等工作，以确保他们能够体面地告别人世。晋绥公安总局、兴县地区分局和兴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在总局一室主任金昭典和二室主任狄飞等人的带领下，集中力量寻找、收集、清查和整理遗物：大量的绝密文件和干部档案，以及手表、钢笔、眼镜、照片、证章、钱币等。

空难发生在1946年4月8日，但由于失事地点偏离前往延安的既定航线，再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和通讯落后，第二天在黑茶山发现失事飞机残骸和遇难人员遗体、遗物后，经过实地勘查和中共晋绥分局确认无误，直到4月11日，飞机失事的确切消息才被上报中共中央。

4月11日，延安终于收到了消息。电报的内容虽然简短，却震撼人心：飞机在山西黑茶山撞山失事，机上所有人员均已遇难。周恩来在收到电报时，纸上的文字如同锤子一般，一下又一下地敲在他的心上。以至于多年过去，他对叶挺等战友的牺牲，仍然耿耿于怀。

中共晋绥分局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详尽的勘查，力求不遗漏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然而，有关飞机失事原因的关键性物证或人证并没有找到。调查人员推断，失事可能与当天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有关，即从小雨突然转变为冰雹大雨。考虑到黑茶山地区本身的气候特点为多雨多雾，这种恶劣天气条件下的飞机失事并不罕见。现场工作结束后，谭政文指示顾逸之绘制示意图，将飞机残骸及烈士遗体的分布详细标明，草拟出了黑茶山空难的专题报告。

4月11日晚10点，中共中央接到晋绥边区关于飞机失事的电讯后，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十分简短的消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将空难原因归结于“飞机迷失道路”，“遇雾”导致“撞山焚毁”。

得到王若飞等同志遇难的确实消息后，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组成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陈绍禹、林伯渠、徐特立、贺龙、张云逸、蔡畅、习仲勋、李鼎铭、续范亭、刘少白等。边区参议会决定，休会一日，通令全边区降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

4月12日，新华社发布了《王若飞同志等遇难经过》，进一步披露了空难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文中提到，王若飞、秦邦宪因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决议的实现遭受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特于本月八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重庆乘C-47式运输机飞回延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亦同机来延安。

文中说，“该机离开西安卅分钟后，尚与延安电台联络一次，时为十二时廿五分，其位置据情况判断当在甘泉一带，甘泉居民并曾于蒙雨中听见机声，但以后即失去联络，不知所往……直到十一日晚十时始得晋西北电讯，谓该机已于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发现，机已焚毁，人员均已遇难。据附近居民称，八日下午该地亦在阴雨，飞机想系于浓雾中触山失事。”

这一较为具体的遇难经过，指出了空难的两大原因。直接原因是“恶劣的天气”：当时不但陕甘宁边区在下雨，而且晋西北黑茶山地区也在下雨，还有浓雾，导致飞机撞山失事；间接原因是国民党当局毫无和平民主诚意，蓄意破坏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决议，致使王若飞、秦邦宪不得不冒着恶劣的天气返回延安。报道还提到，飞机飞过甘泉以后，“即失去联络，不知所往”，究竟是何原因，尚不清楚，从而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4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痛悼死者》。社论说：“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真挚的朋友——黄齐生先生诸位，不幸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殉难！这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

空难后，首先向大后方读者披露此事的是重庆《大公报》。该报11日在二版刊有王若飞等人下落不明的消息：“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8日乘美军专机由渝飞延。至陕西附近上空时，无线电忽失联络，迄昨晚尚无消息，下落不明。美军曾派机四处寻觅，亦未发现踪迹。”

4月13日，重庆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等人空难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名发布的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了王若飞等人遇难的消息。讣告说，“本党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同志……于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因公赴延，不幸因气候变化，方向迷失，在当日下午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焚，与美军机师四人全体遇难。”

讣告说，“若飞诸同志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竭精殚思，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哀痛之情，匪可言宣，除另择期举行追悼外，特此讣告。”一时间，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成为山城关注的焦点，驻地周围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前往吊唁的有国民党和各党派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孙科、张群、邵力子、谭平山、于右任、张澜、王云五、傅斯年、张西曼、郭沫若等数百人。

4月15日，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筹备会组成，并发布启事，宣布将于4月19日举行追悼大会。筹备会发起人共有119人，其中有孙科、张澜、陈立夫、张群、王宠惠、于右任、邹鲁、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均刊登了筹备会的启事。

4月15日下午2点，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和非党干部2000余人及秦邦宪的夫人张越霞、邓发的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先生的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朱德、刘少奇、康生、张云逸、李鼎铭、刘少白、刘文清等先后在悼念大会上讲话。

会后，治丧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治丧的有关事宜。经过研究，会议作出三项决定：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选择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修建烈士陵园；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悼念“四八烈士”专刊。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烈士遗体要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按照中共晋绥分局的安排，山西兴县行署立即组织人员运送遇难者遗体。从黑茶山下的庄上村到岚县机场，在长达150多里而且崎岖难走的山路上，沿途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

运送17位遇难者的灵柩用了20个小时，抬灵柩的队伍过一程换一批人，沿途参加抬棺的群众总数多达6000余人。沿途各村口均设立了烈士灵堂，并搭起了祭奠牌楼。灵柩经过贺家湾时，已是深夜23点多了，一位老婆婆偕同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风中伫立街头长达一个时辰，等待着烈士的亡灵。灵柩过处，成千上万的群众彻夜无眠，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为这些曾为民众谋福祉却无辜遭遇空难的烈士送上最后的哀悼。

4月17日，在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的主持下，中共晋绥边区各界人士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四八烈士”追悼大会。

根据中央来电指示，晋绥分局派谭政文乘坐美军专机护送“四八烈士”遗体回延安，并向中央面述详报。谭政文让顾逸之准备好报告材料、现场示意图和全套照片、全部遗物，一起随行。18日早晨，谭政文一行赶到岚县机场时，美军专机已在等候。一开始，美军机组要求先装运美军遗体，被谭政文驳回。最终，王若飞、秦邦宪、邓发三位中央领导人和叶挺及其亲属的遗体用白绫包裹，绑在简易担架上，率先被抬上飞机，平放在机舱内。其余的烈士遗体和美军人员遗体，另外安排飞机再运。下午1点左右，飞机抵达延安。

4月18日的延安东关机场，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蔡畅、杨尚昆等率领万余人，同烈士的家属们一道肃立接灵。当烈士遗体从飞机上抬下来时，哭声、哀乐声汇成一片。刘少奇等一路抽泣，跟到灵堂，看着遗体分别入殓。朱德看到烈士遗体的惨状，放声痛哭。当得知叶挺没有将军服时，他马上取出国民党发给他的一套将军服给叶挺穿上。当晚，在延的中央委员及各单位负责人负责轮流守灵。

4月1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举行追悼大会，祭悼并公葬“四八烈士”。会场悬挂着中共中央的挽联：“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为英灵。”

上午10点多，载运兰奇上尉等四位美军遗体离延飞渝的两架专机，在空中盘旋一周志哀后向南飞去，悼念公祭活动随即开始。主祭人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黎玉、薄一波、邓子恢、李鼎铭、刘少白等。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礼炮连发24响，山谷回响。林伯渠报告了空难烈士生平事迹，朱德、张云逸及工人运动代表朱宝庭、劳动英雄吴满有分别致词，遗属代表张越霞发言。

12点05分，裹覆着红色毡呢的灵柩被移出灵堂，朱德、刘少奇亲随执绋，送灵队伍长达五六里。13点30分，灵柩徐徐落入墓穴。中央领导人及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铭轮流为烈士奠土。坟头树起了墓碑木栏，周围栽植了松柏，“四八烈士”陵园就此落成。

同日上午，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青年馆门口的街道上竖立着两块蒙着白布的牌坊，横书“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几个大字，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无数的挽联和挽诗。大会由李公朴主持，张澜主祭，孙科、邵力子、吴铁城、褚辅成、沈钧儒、陈铭枢、王云五、周恩来陪祭，孙科、周恩来、邵力子、罗隆基、王云五先后致悼词，董必武致答词，感谢社会各界对烈士的悼念。

孙科说：“王若飞、秦邦宪两先生到重庆来是为了促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的见解虽有不同，但和平民主的事业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在这个共同事业尚未完成之前先离去了，这使我们悲痛……我们后死者必须完成这个工作，才能安慰死者。”

追悼会上，周恩来痛哭失声，流泪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同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文中说：“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4月8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正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

重庆的悼念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上刊登鸣谢启事：“19日陪都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复蒙恭亲致祭，并赐哀诔挽词花圈等物，以慰为国牺牲者之英灵，高谊隆情，不胜哀感！恩来等谨当承王秦诸同志之遗志，继续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到底，以答诸先生之盛意。”

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行了追悼“四八烈士”专刊，刊登了毛泽东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朱德的《完成死难者所遗下的事业》、刘少奇的《痛悼我们的伟大的死者》等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悼念文章，刊登了毛泽东的手迹“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的手迹“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刘少奇的手迹“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毛泽东在悼文中写道：“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的事业而死，虽死犹荣……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人们在追悼烈士的过程中，也在思考着空难发生的原因。据新华社披露，王若飞、秦邦宪是因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协议的实现遭到严重阻挠，为及时向中央请示和商讨对策，才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的。正如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

《解放日报》发表《痛悼死者》评论，称“他们是为和平民主事业而死的！他们是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晋绥《抗战日报》发表了《谁促致你们的遇难》一文，说：“是谁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以致你们不得不奔走力争呢？那是中国法西斯派。”

当时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自然会使人们对空难的原因产生诸多猜测，一时传言纷起。死难者中有这么多中共领导人，人们的讨论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是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杨尚昆后来曾经回忆：“当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印证这一猜测。C-47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研制的一种双发动机活塞式军用运输机，那时并没有“黑匣子”之类的设备，加之缺乏有效技术手段对失事飞机主要部件进行分析和鉴定，只能根据经验来判断失事原因。杨尚昆曾说：“我们和观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

在处理“四八空难”烈士的身后事之余，对飞机究竟是如何撞山坠毁的，我党曾开展过详细的调查。但遗憾的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条件，对飞机失事的原因，最终也只有四个字：“迷失方向”。

空难发生后的大半个世纪里，相关部门和人员一直在努力探寻事件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线索已经灭失或者难以追寻，“四八空难”发生的原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尽管“天灾”的可能性要大于“人祸”，尽管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真凭实据能证明空难与“军统”有关，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祸”的可能。

疑点颇多但缺乏实证

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自然要查清事故的真相。人们在送走“四八烈士”之后，发现这场事故的疑点颇多。

首先，当时飞机确实抵达了延安上空，在机场迎接的人们也能够清晰地听到螺旋桨的轰鸣声，可为什么飞机却迟迟没有降落，反而出人意料地偏离了航向，越过黄河，朝着东北方向飞去？要知道，从西安到延安的途中尽管有濛濛细雨，但这对于拥有超过3000小时安全飞行经验的兰奇上尉来说绝非挑战，还不至于达到让他迷失方向的程度。

其次，黑茶山海拔只有2000多米，美军C-47式运输机的飞行高度本应在6000米以上，为何会突然降到如此低的高度，以至于撞到山峰的巨石上呢？

当时中共与美国关系友好，美方没有理由恶意伤害两者关系。那么，真相是不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从中捣鬼？

有人猜测，叶挺被关押的这五年，国民党没少对其进行“劝服”，希望叶挺加入国民党。但叶挺信念坚定，始终不肯答应。叶挺在被释放的第二天就联系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回归组织。这一行为令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深感嫉妒和不满。

蒋介石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在得知叶挺将乘坐飞机前往延安的消息后，很可能命人暗中做手脚，造成了这起空难事件。

重庆的悼念活动结束后，周恩来在夜间休息时常常陷入深思。对“四八烈士”的遇难，周恩来极为痛心，在追悼会上甚至痛哭失声。

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指出：“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这次空难使周恩来深感“突然”和“意外”，也使他对空难的原因产生深刻怀疑。军统特务组织因其一贯涉及暗杀、行刺等秘密勾当，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

2003年7月，叶挺长子叶正大撰文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在从苏联回国参观学习期间，特地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拜访。吃午饭的时候，周恩来谈到“四八空难”，明确否定了过去长期所说的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

他说，“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周恩来对叶氏兄弟二人说，“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他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

叶正大引述周恩来的话说，“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空难发生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了当前形势下的各种可能性，采取了果断措施，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周恩来告诉叶正大，“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然而，受到条件的限制，这一猜测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种怀疑也不可能直接向国民党当局求证。

加上当时中共中央正在极力促进国共合作，只好将空难性质定性为飞机遇雾撞山“失事”，对外宣称：“飞机至延安上空时，因气候恶劣不能着陆，于是改变航向……驾驶员为寻找可见标志物，降低飞机高度时，不幸撞上黑茶山。”

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需要谨慎对待自己的立场和表态，以免被外界指责为破坏和平、煽动战争的元凶。

周恩来后来解释：“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撞山无须诘问迷航仍存疑云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努力，在隆重举行“四八烈士”哀悼活动的同时，也对空难发生的原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空难发生后，时任中共晋绥分局保卫部部长的谭政文及其机要秘书兼机要股股长顾逸之于4月10日赶赴飞机失事现场，负责寻找、收集、辨认和保护烈士遗体，同时清理所有的现场遗物，具体调查飞机的失事原因。

4月18日，谭政文和顾逸之又受中共晋绥分局委派，作为护灵专员乘飞机护送烈士遗体回延安，专门向中共中央汇报空难调查情况。

为此，顾逸之详细绘制了空难现场的示意图，还根据现场调查和对当地群众的询问，撰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说明经对失事现场和飞机残骸的反复勘察，排除了制造爆炸和空中自炸的可能性，确定为撞山爆炸。

1998年初，作为“四八空难”的现场见证人，80岁的顾逸之老人亲笔撰写了一篇《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文章，刊发在香港《大公报》上。

文中“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的部分，回顾了当年在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所作的三点分析。

第一，“飞机确实是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飞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

第三，“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综合这三点分析，在当时飞机没有黑匣子，也缺乏有效技术手段对失事飞机主要部件进行分析和鉴定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只能将失事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所致，得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

至于飞机是否因出现了机械故障而失控，导致撞山焚毁，顾逸之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

不过，对于飞机偏离航向的原因，顾逸之一直没有搞清楚，也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具体分析。他说，“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来了呢？”

飞机“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也令他难以理解：“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怎么会“迷失方向”呢？

飞机仪表被破坏的谜团

作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飞机设计专家，叶正大曾为中国航空事业服务了几十年，参与过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

他在2003年7月将周恩来关于“四八空难”的谈话内容公之于众的同时，也从航空技术的角度对飞机迷航原因进行了破解。根据“四八空难”的经过和顾逸之所做的调查分析，他具体分析了国民党特务所做的手脚，作出三条推论。

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停留后，再次起飞至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上空时，“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是飞向延安，而是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第二，“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而飞机在2000多公尺撞山，显然经过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后，飞机的高度表失灵了。”

第三，在烈士遗物中找到一份飞机“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失航向。”

叶正大根据以上三个推论，作出如下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安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叶正大进一步指出：“飞机的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非常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式飞机和现代的飞机不同，没有无线电磁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与现代的客机相比，C-47式运输机是很原始的，“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它们失灵。”

叶挺遭遇不幸时，年仅19岁的叶正大正在广州与姨妈一家同住。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时，全家人抱头痛哭。这一事件也坚定了叶正大将来投身航空事业的决心。作为将门虎子，叶正大秉承了家族优良的传统家风。他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对中国空军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叶正大步入暮年时，他向记者透露了对飞机失事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导致其父亲乘坐的运输机失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有人人为破坏了飞行表和高度表。

从飞机设计的专业角度讲，叶正大无疑是专家。他的分析和判断是有一定道理和科学依据的。

不过，由于没有找到国民党特务做手脚的真凭实据，他只是将周恩来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为国民党特务用“定时破坏装置”破坏了飞机的磁罗盘和高度表，属于主观分析。

后来，在“四八空难”发生75周年之际，谭政文之子谭斌在观察者网上发表文章回忆说，谭政文当年在向中央报告时列出了三大疑点，也曾推断飞机的磁罗盘和高度表失灵。

一、飞行技术。机长兰奇上尉是有3000小时飞行经验的老飞行员，技术可靠，不存在驾驶技术问题。

二、飞行方向。西安到延安应是向北直飞，航线简单，但飞机却偏离航向，飞向了远在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如排除技术事故，则导航的磁罗盘一定出了问题。

三、飞行高度。C-47式运输机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却撞在了只有2000米的黑茶山侧峰巨石上。即使黑茶山局部的能见度较低，也不至于低飞到这个程度。如排除技术事故，则高度表也一定出了问题。不过，谭政文的这一看法，依然属于主观分析，而非客观证据。

“磁铁干扰说”

在叶正大回忆和分析“四八空难”原因的文章公开发表三年后，也就是2006年“四八空难”发生60周年之际，包括官方《新华每日电讯》在内的国内多家报刊和网站都转载了一篇回忆文章。

文章说，隐居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前军统特务杜吉堂临终前主动爆料，承认自己当年曾奉命派特务伪装成机修人员，利用C-47在机场停留之际，在高度表和磁罗盘背后安放磁铁，导致飞机仪表失灵，最终在浓雾中撞山焚毁。

1946年，就在“四八空难”的22天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因飞机撞在南京岱山上而丧命。“四八空难”两个月后，军统局被改编为国防部保密局。

接过“戴老板”的衣钵后，能否初战立功，向蒋介石效忠，大约是4月8日前后毛人凤萦绕于怀的心腹大事。

报道说，当时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时任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虎，在刺探得知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即将乘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后，立即电话通知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为了破坏国共两党谈判，制造事端，军统当局决定派特务展开暗杀行动，并找到了时任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的杜吉堂。受领了任务后，杜吉堂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杜吉堂拥有丰富的暗杀经验，对时局的判断有着独特的见解，深刻认识到这次计划的重要性和隐蔽性。如果失败或留下任何把柄，那么蒋介石和毛人凤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因此，他认为必须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并且不能留下任何人为痕迹。杜吉堂召集手下召开了紧急行动会议，旨在确立行动的基本原则。

在会上，一名曾在飞机大队任职的下属提出了一项计划，即利用磁铁干扰飞机仪表。通过这种方式，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遭遇航线偏差，飞行员不得不频繁调整飞行高度，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发生坠机事故的风险。

只要能适时地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宣称这是一起意外事件，就可以避免被人抓住把柄。所有人都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

于是，他们找到王平虎，查找到担任飞行任务的C-47式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通过王平虎安排略懂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混入飞机检修队伍。

1946年4月8日，杨耀武以检修员的身份来到机场。他趁人不备，潜入C-47式运输机的驾驶舱，并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盘的背面安放了磁铁，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现场。

另一个版本的“特务破坏说”

4月8日上午，飞机准时飞离重庆，首先要到西安加油。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飞行员兰奇上尉认为飞行距离不远，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西安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

此时，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干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安放的磁铁开始发挥作用了。

导航系统首先失灵，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一直向北，可飞机却飞向东北方，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严重偏离了航向。

黑茶山的高度才2000多米，作为一位资深飞行员，兰奇上尉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让飞机低空飞行。可见，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飞机最终在浓雾中撞山，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

杜吉堂的这一爆料，具有相当大的轰动效应，似乎也进一步验证了周恩来的判断和叶正大的分析。但这还不是唯一的特务破坏版本。

2007年7月，有读者披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特务破坏说”，而且该说法的转述者正是叶正大的弟弟叶正光。

据叶正光介绍，2005年初，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告诉他，一名居住在新加坡的原国民党特务发表回忆文章披露，当年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在西安停留加油时，蒋介石曾密令他用一种非燃料油来代替飞机燃油。

由于这种非燃料油比重较大，会自然沉积于油箱底部，当油箱燃油实际耗尽时，飞机仪表上却仍然显示有足够的燃油。这种燃油替代所造成的假象，会使飞机因燃油实际耗尽而坠毁。

一直被定性为“天灾”的“四八空难”，突然在21世纪初出现了两个原国民党特务争相“邀功”而且说法各异的奇怪现象。显然，其中一定有假。孰真孰假，还是两个都是假的？

大多数媒体和读者对“燃油替代说”的认可度并不高。因为蒋介石不可能直接密令某一个特务干这件事，而且此人对所用非燃料油是什么油，也语焉不详。与之相比，杜吉堂爆料的“磁铁干扰说”，因与周恩来的判断和叶正大的分析相一致，因而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杜吉堂的惊人爆料被公开后，引起了叶正大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父辈遇难的真相问题，而且为自己此前的分析提供了有力佐证。

为此，叶正大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的后人们约到一起，说“四八空难”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承认是他们干的！

爆料或为造假真相依然无解

不过，秦邦宪之子秦铁感觉，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他建议做一番调查，把事情搞清楚为好。本着去伪存真的原则，秦铁打算找到这个名叫杜吉堂的老人，当面询问。

为此，秦铁专门去找当时刊载爆料消息的权威媒体《新华每日电讯》核实情况。

谁知，《新华每日电讯》的工作人员告知秦铁：“消息并不是我们发的。只是恰逢4月8日这一天是‘四八空难’60周年纪念日，这一年又是叶挺诞辰110周年，于是就转载了这篇文章。”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秦铁等人又去分头查找这条消息的原始出处，可是都没有找到。在查询无果的情况下，秦铁又想通过各种渠道，从源头查找这个叫杜吉堂的老人，没想到竟然是“查无此人”。

2005年，秦铁曾重访黑茶山，并向当年参与寻找搜集失事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遗物的民兵队长张根儿进行了询问。秦铁调查得知，飞机失事后的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曾派裴周玉调查失事原因。

调查人员一致认为，延安天气不好，飞机难以降落，只好返航。由于能见度低，导航设备较差，飞机在返航途中迷失方向，误入黑茶山地区。为寻找地面目标，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从而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秦铁认为，“四八空难”应该是一场“意外”。

2010年，秦铁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杜吉堂”的爆料文章漏洞百出：

首先，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乘飞机返回延安的消息是公开的，报纸上有公开报道，所谓军统特务刺探到这一重要情报纯属“无稽之谈”；其次，驾驶飞机的是美军飞行员，国民党特务恐怕没有胆量敢于引火上身，连美国人一起加害。

那么，“杜吉堂”的爆料文章从何而来？恐怕不能排除造假的可能：

有人看了叶正大的回忆和分析文章后，为了人为制造可能的轰动效应，故意假借国民党特务之名，编造出一场历史闹剧。否则，杜吉堂怎么可能查无此人呢？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多部权威党史著作，对“四八空难”也存在着不同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由于国民党决意破坏政协协议，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毛泽东年谱》表述为“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

《周恩来年谱》表述为“飞机途中失事”；

《朱德年谱》则指出：“因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又遇恶劣天气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

至今，“四八空难”疑团未解，只有烈士的精神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