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园除后密谋与维新变法的失败

作者:杨天石

一、新旧互劾与礼部六堂官事件

维新派认为要推行新政，必须罢黜守旧大臣。6月1日（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折，建议光绪帝为推行新政而“大用赏罚”，“嘉奖其举行者，罢斥其废格者，明降谕旨，雷厉风行”。 [1] 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上奏，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痛诋西学”，仇视“通达时务之士”，要求令其退出总理衙门。 [2] 光绪帝本欲将其罢斥，因刚毅说情，改为令其自行回奏。6月22日（五月初四日），许应骙在回奏中反守为攻，指责康有为“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要求将其驱逐回籍。 [3] 7月6日（五月十八日），文悌上折赞扬许应骙，攻击康有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 [4] 光绪帝认为此折“受人唆使”，明确批示：“文悌不胜御史之任，着回原衙门行走。” [5]

康有为

文悌未能驱逐康有为，但是，时势却创造了一个将康有为调出北京的机会。7月17日（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上折，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移设北京，在上海设分局，由梁启超主持。26日（六月初八日），管学大臣孙家鼐上折，认为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事务，势难兼顾，提议由康有为督办，得到光绪帝批准。对于这一任命，康有为的解释是：“殆由大臣相爱，虑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敛其气。” [6] 但是，这以后康有为并未动身，仍在北京指挥维新运动。不久，发生礼部六堂官事件，新旧矛盾进一步激化。

光绪帝宣布变法维新后，在一段时期内颇有干劲。但是，他的改革举措受到守旧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些举措，守旧大臣虽不反对，但短时期内难以贯彻。光绪帝急于见效，便一次次下诏催促，口气也一次比一次严厉。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为光绪帝“圣诞”之日，《明定国是诏》已颁布两月，光绪帝再颁上谕，要求诸臣认真对待交议各事，不得面从心违，敷衍塞责，同时要求各省将军督抚悉心筹度，“推广口岸，展拓商埠”，加强开放力度。 [7] 8月26日（七月初十日），光绪帝传旨申斥刘坤一、谭钟麟称：“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延宕，定必予以严惩！” [8] 次日，光绪帝再发上谕，要求大小臣工“洗心革面，力任其难，于应办各事明定期限，不准稍涉迟玩”。 [9] 他很想惩处几个守旧派大臣，借以立威。9月4日（七月十九日），革去阻挠王照上书的六个礼部堂官。

光绪

王照时任礼部主事。他认为慈禧好名，关心个人权力，没有固定政见，和光绪帝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可以弥合。8月21日（七月初五日），王照上折建议光绪帝奉慈禧巡幸中外，造成“奉太后之意以变法”的印象。他按照光绪帝广开言路的新规定，请礼部尚书许应骙和怀塔布代递，为二人所拒。王照在康广仁鼓动下上奏弹劾，又为礼部侍郎堃岫、溥頲所阻。王照称：你们不收，我即递都察院。堂官无奈，只得收下。许应骙为了替自己辩解，反过来弹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用心不轨”。 [10] 9月1日（七月十六日），光绪帝谕令交部议处。9月4日（七月十九日），吏部提议降三级调用，光绪帝认为太轻，谕令革去许、怀等六个礼部堂官的职务，同时表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11] 慈禧太后长期掌握朝中大权。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大事，但是，居然事前没有向她请示，自然，这是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慈禧

怀塔布和慈禧太后同属叶赫那拉一族，满洲正蓝旗人，靠亲贵的地位发迹。他的老婆经常出入颐和园，陪侍慈禧太后，直接通天。怀塔布被革职后，立即赶赴天津，与荣禄密谋。他的老婆则到颐和园向老佛爷哭诉，造谣说皇帝“且尽除满人”！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变法本持观察态度，废八股之类的改革可以允许，但是，一涉及满族亲贵的权益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她就不能容忍了。

8月24日（七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出园后发布谕旨称，将于九月巡幸天津，举行阅兵。谕旨引起了康有为等人的疑虑，担心慈禧太后借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便以之为借口，开始策划武力夺权。

二、光绪帝密诏求救

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准备赴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康有为觉得事成有望，便指使王照和徐致靖分别上折，推荐自己和康广仁等为顾问。次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刚刚露了几句口风，发现慈禧怒形于色，就没敢多说下去。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9月15日（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即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强，而又能不触犯太后。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12] 这道密诏传出了慈禧反对变法、皇帝力量薄弱、“朕位且不能保”等信息，令杨锐既震惊，又紧张，他不知道怎么办，直到9月17日（八月初二日）才将密诏交给林旭。

在赐杨锐密诏之后，光绪帝又于9月17日以明诏形式，命康有为迅速离京，“毋得迁延观望”，还召见林旭，命他带给康有为一道密诏，解释命康迅速离京的用意，内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13] 两道密诏，说明光绪帝已经预感到形势将有大变动。

三、康有为策划武力夺权

在对慈禧太后的估计上，王照是一种意见，但康有为则认为，慈禧太后顽固不化，要扩大光绪皇帝的权力，维新变法，必须除去太后。康有为只是一介文人，他完全懂得，必须取得武人的支持和保护。淮军将领聂士成是王照的把兄弟，康想利用这一关系通过王去争取聂，许以直隶总督之任，但是，王照不认为慈禧太后有废皇帝之心，否定此议。康有为觉得，此外就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是淮军将领袁甲三的侄孙，曾随吴长庆督兵驻扎朝鲜。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袁世凯在北京请人译撰兵书十二卷，献给荣禄，自称门生。袁提倡用西洋办法治军，得到荣禄赏识，因此，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负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袁世凯不仅捐款资助，而且和康饮酒高谈，称康为“大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胶州湾事件后，袁世凯向翁同龢连上两份说帖，建议选择“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参照西法，就用人、理财、练兵三大项试行变革。这两份说帖康有为未必能够见到，但言谈间必然对袁的观点有所了解，视袁为同志。他便一面派人去袁处，离间袁和荣禄的关系，一面建议光绪帝召见袁世凯，“隆以礼貌，抚以温言，赏以茶点”，争取袁感恩图报。

袁世凯

当年7月（六月），康有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到袁世凯幕府中，对袁进行考察，同时离间袁和荣禄的关系。袁称赞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并隐约表示对荣禄不满。康有为得到讯息后，决心荐袁。他先替徐致靖草折，请求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接着，又命谭嗣同上密折，请求光绪皇帝收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9月11日（七月二十六日）命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16日（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详细询问军事状况，旋即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原来的职务是直隶按察使，晋升为侍郎，属于不次之拔。17日（八月初二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谢恩，光绪帝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14]

光绪帝用袁，当然具有“自保”的意味，但未必有具体打算，而康有为荐袁，则已经有了明确方案。唐朝宰相张柬之为了废掉武后，曾命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兵入宫。康有为熟知史事，想重新搬演这一故事。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谭嗣同的好友、和会党广有联系的毕永年到京，康有为便于14日（七月二十九日）夜动员毕扮演李多祚的角色。他的计划是，派毕到袁世凯军中当参谋，在袁军包围颐和园之际，由毕率领百名士兵逮捕并处死慈禧。 [15] 袁世凯在受到光绪帝的不次之擢后，曾向康有为送过一张感谢帖，表示蒙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6] 康有为收到此帖后，更加坚定了用袁之心。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林旭到南海会馆，将光绪帝要康有为尽快离京的密诏交给他，同时带来的还有光绪帝9月15日（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密诏，康有为找来谭嗣同，共同跪读，又召来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研究营救光绪皇帝的计划。这时，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来了。康有为等便有意哭得更响亮、更动情一点，企图以此感动徐世昌。这样，徐世昌也哭将起来。于是，南海会馆里顿时一片哭声。

四、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谭嗣同不赞成康有为依靠袁世凯围园除后的方案，但他也别无良策，便听从康的意见，建议电调唐才常到京协助。9月18日夜，谭嗣同到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直率表示：“皇上现有大难，非公不能救！”袁当即作出大惊失色的样子，询问“皇上难在何处”。谭称：“荣某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随即出示一份拟就的奏折草稿，内容大意是：“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袁读后问谭：“围颐和园欲何为？”谭答称：“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他向袁坦陈：“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谭并向袁保证，皇帝一定会批准这一计划：“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明日皇上定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您。”

谭嗣同

至此，关于计划本身，袁世凯已无话可说，他便摆困难：“北洋宋庆、董福成、聂士成各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能够动用的不过六千人，如何能办此事？”他还谈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他要求谭容许他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然后再回复具体办法。他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而谭嗣同却一再催促，声色俱厉，要袁立即决定，以便入宫面奏。袁世凯觉得谭嗣同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转变语气，推延到九月行事，他说：“九月皇上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他向谭嗣同保证：“此事在我，你可放心。”谭即鼓励袁：“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这时，谭嗣同从座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才能办事！” [17]

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谭嗣同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谭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康有为除寄希望于袁世凯外，还寄希望于列强。当年夏历四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 [18]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康有为见到光绪帝的密诏后，立即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出以李为光绪皇帝的顾问，李则建议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组成“合邦”（联盟），共同抵御俄国。 [19] 次日，康有为访问李提摩太，拟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公使已到北戴河避暑；再拟寻美国公使，美国公使已赴西山。

当日下午，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

五、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慈禧太后突然回宫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后，他曾上疏弹劾强学会和文廷式。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继怀塔布之后赴津与荣禄密谋，确定计划。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他通过奕劻向慈禧上奏，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中山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是“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提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20] 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除庆亲王奕劻，还有端王载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9月8日（七月二十三日）来华，14日（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9月20日（八月初五日）晋见光绪皇帝。当时，李提摩太已经提出，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则更担心“东洋鬼子”和皇帝“结合”！

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光绪帝首先召见袁世凯。袁奏请光绪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不必“操之过急”。他建议选用“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主持变法，并且意有所指地说：“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21] 自从谭嗣同夜访后，袁世凯就“反复筹思，如痴如病”。这时候，袁世凯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政治走向。据袁世凯日记记载，光绪皇帝听了这一段话后，“颇为动容”。但是，“无答谕”。

当日中午，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光绪帝称：“贵邦与敝国同处一洲，彼此最属亲爱，唇齿相依。讲求新政乃敝国当今务急，愿侯相有以教寡人。若蒙将维新之谋，细述与总署王大臣之前，则必增长朕之所欲也。”在伊藤博文表示“敬奉谕旨”之后，光绪皇帝又说：“朕之所愿，无有过两国永远同心合力，彼此赞助，而无诈无虞也。” [22]

伊藤博文

慈禧太后还宫之后，即下令呈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新章京所签各项文件。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同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交刑部治罪；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革职永不叙用。 [23] 命下，崇礼立即出动士兵，查抄南海会馆。不过只抓到了康广仁，前一天，康有为已经谭嗣同力促，遵照光绪皇帝指示，离开北京，经天津，换乘英船南下。

六、六君子就义

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向光绪帝请训后，当日回津，到总督衙门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只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24] 说话间，有荣的幕僚等人入坐，袁不便畅言，约定第二天早晨再访。次日晨，荣禄突然访袁，袁详述谭的夜访情况。接着，二人筹商如何既向慈禧报告而又能不牵累光绪帝，未有善策。当日，杨崇伊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政变消息。初七日，杨崇伊返回北京，向奕报告袁所述情况，奕劻飞报慈禧。23日（八月初八日），慈禧讯问光绪皇帝，同时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梁启超到浏阳会馆访问谭嗣同，商议挽救时局办法。二人对榻密谈之际，陆续听到查抄南海会馆和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谭嗣同早已作好牺牲准备，从容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康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 [25] 他建议梁到日本驻华使馆，拜会伊藤博文，请伊藤致电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助康有为。梁启超依言进入日本使馆。次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会晤梁启超，将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家书等物交梁，托他保管。谭劝梁出走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26] 他将生的希望推给了梁，将为变法牺牲、激励国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

自9月23日（八月初八日）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张荫桓、徐致靖等陆续被捕。杨深秀因上疏反对慈禧训政，也同时被捕。接着，清廷又下令拿办杨崇伊奏章中提到的孙中山和文廷式。25日（八月初十日），“上谕”称：皇帝病重，命中外保荐精通医理之人。26日（八月十一日），清廷宣布：恢复被光绪帝精简掉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关；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办官报馆，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谭嗣同等人。次日，加派御前大臣会审，但不久又通知“勿用审讯”。28日（八月十三日），清廷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次日，清朝政府发布“上谕”云：“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结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27] 显然，这“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新罪名，自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左起：（上）谭嗣同、杨锐、林旭；（下）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谭嗣同等牺牲这一天，北京先是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当时，严复正在北京，作诗哀悼说：“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他对谭嗣同等被害表现了强烈的不平，也勉励自己，不要因此灰心，要为中国的改革和富强继续奋斗！

9月29日（八月十四日），清廷下令将张荫桓发往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并拿办。其后，参预维新的人士都受到不同处理。李端棻革职，交新疆地方官严加管束。王照革职严拿，查抄家产。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黄遵宪本已被光绪帝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时在上海，因日、英两国干预，得以免职还乡。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下令裁撤湖南南学会、保卫局，销毁札记、答问等书。同月9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懿旨宣布：科举考试“悉照旧制”，停罢经济特科，裁撤京师农工商总局。11日（二十六日），慈禧通谕严禁联名结会。至此，戊戌变法的成果摧毁殆尽。

戊戌变法的失败，其首因自然在于顽固派的强大，慈禧太后掌握国家大权，但是，也和维新派以及光绪帝的策略失误有关。变法救亡，本是当时人的普遍要求，但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既不能取得普遍认同，开制度局、懋勤殿的主张又严重侵夺王公大臣们的既得利益，以致除光绪帝一个光杆司令外，维新派几乎没有其他助力。光绪帝虽有心变法，但他仓促下令精简机构，平添大量阻力；对礼部六堂官的处罚也嫌过重，易于失去同情。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是巨大的。一是它激起了人们对满洲权贵的愤恨，此后，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党人即进入历史舞台中心，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二是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由此发端，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戊戌变法后，学堂、报刊、学会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日新月异，迅速变化。慈禧太后的屠刀虽然可以暂时中断变法的历史进程，但是，近代中国的改革、革命和思想解放潮流却再也无法阻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