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临死前,是怎样选择逃跑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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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在他的坚持下,秦国实行了军国奴隶主义,提高了军力,走上一统天下的漫漫长路。
秦孝公去世了,有些事情必须重新洗牌,有些人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相国商鞅,无疑是首当其冲需要重新定位的人。
商鞅的封地是六百里商於之地,有十五座城邑。在俘虏魏国公子卬之后,商鞅得封商君,封地在商於之地,名至实归。
商於之地由商密和於中两个地块组成,早在秦穆公时期,楚国就在商密筑城,晋国在於中筑城,针锋相对。
到了邲之战,楚庄王击败晋国称霸,晋国将於中献给楚国,六百里商於之地成了楚国一个整体地理单元,大致范围就是今天陕西省商洛市。
后来楚国被吴国攻破国都,秦国派大军帮助楚国复国,作为回报,楚国将商於之地赠给秦国。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号称六百里之大,在秦岭东部,位于秦、楚、魏三国交界地带,战略地位重要。
商於之地海拔很高,南北两头都依仗险要地形修筑了要塞,如果有几万兵力镇守,绝对可以自成一国。
不过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封地不如春秋时期有完整的自主权。战国的封地多是食邑,战国早期封君可以掌控一些戍守军队,到后期完全与军队划清界限。
商鞅拥有这么广大的一块封地,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商鞅入秦这近二十年, 一直过得很辛苦。
商鞅入秦的前两年,不得秦孝公重用,郁郁不得志。等到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鞅手中有权了,却发现变法的阻力非常大。
反对商鞅变法的秦人,除了秦孝公,自上而下,几乎所有秦人,都囊括其中。
秦国的大臣当中,甘龙和杜挚是坚定反对商鞅变法的,他们的理由倒是比较高尚,认为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是愚民苦民之策。
朝堂之上除了大臣,秦国宗室也极力反对商鞅变法,因为变法削弱了贵族的势力。与其说他们反对商鞅变法,不如说他们反对变法,因为战国时代的变法,首当其冲就是要削弱贵族的利益,将权力集中到国家和国君手中。
秦国朝堂大臣和宗室一直反对商鞅变法,若不是秦孝公鼎力支持,商鞅变法随时可能被叫停。
不光是上层,秦国的普通百姓,也对商鞅变法怨声载道。因为商鞅变法剥夺了他们宁静的生活,绝大多数秦国男丁被武装到军队,造成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商鞅在秦国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朝堂中的大臣没有一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起初秦人只是排斥他,随着变法的深入,想杀他的人越来越多。
商鞅是非常聪明的人,怎能不知很多人欲杀他。他的应对办法,便是雇佣一批武力高强的勇士,贴身保护自己。
自从得封商於之地,有了自己的食邑,商鞅府中的金库便非常充足,他出门总有几辆高大战车,数十勇士随行保护。如果要离开商於之地,便有数十辆裹着铁甲的战车,数百勇士手持利刃,前呼后拥地保护。商鞅貌似威武,却是心虚的表现。
秦国变法之后,贵族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调动国家军队达到五十人以上,便需要秦国国君的虎符。因此只要秦孝公不杀商鞅,其他人要杀商鞅,只能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要在数百勇士严密保护下杀商鞅,几乎是不可能的。
商鞅在秦国如此不受欢迎,人人想杀之而后快,秦孝公是否在去世之前,给商鞅安排好了一条生路呢?
答案是否定的,秦孝公不但没有给商鞅留一条活路的打算,他甚至亲手给商鞅安排了一条必死之路。
秦孝公与商鞅,这一对秦国变法的君臣,在外人看来,是雷打不动的最佳拍档,秦孝公又怎么会置商鞅于死地呢?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商鞅的封地与郡县制背道而驰,二是商鞅必须作为变法的替罪羊。
商鞅的封地,地方六百里,商鞅入秦以来,秦国总共也没有扩张六百里地,然而商鞅却获得六百里商於之地。
历史发展表明,秦国最终是要实现国君直辖的郡县制,商鞅的封地,与秦国的郡县制背道相驰,这是商鞅最大的死因。
秦国在统一过程中,不仅商鞅有封地,另有几个大佬的封地,都不比商鞅的差多少。
魏冉,秦昭襄王的舅舅,封在当时天下最富裕的地方陶郡。这是原宋国一个郡,各路诸侯都想得到这个富甲天下的地方,齐国、魏国、秦国为了争夺陶郡,都付出过惨重代价。
不过魏冉最后没有善终,他的陶郡被秦昭襄王收归国有。
秦国历史上得到最多封地的是吕不韦,他的功绩不用多言,可以说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庄襄王,更没有秦始皇。吕不韦的封地有三大块,第一块在洛阳盆地,十万户,人口不下七十万。第二块在关中的蓝田,号称十二个县。第三块在东部的河间,由燕国赠送的十个城和赵国赠送的五个城组成。
吕不韦封地广,最终的命运也不过如此,流放到四川,封地充公。
嫪毐,秦始皇母亲赵姬的男宠,获封太原郡。嫪毐最后的下场与商鞅一样,车裂而死,封地充公。
魏冉、吕不韦、嫪毐等人,作为商鞅的后来人,即便知道封地与时代格格不入,还是阻止不了内心的贪欲,抱有侥幸心理,当然也保不住他们的封地。
商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有资格得到封地,却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
秦国获得封地的人远不止以上这些,若所有人的封地得以保留,那么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秦朝会变成第二个周朝,秦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最后还是会被林立的诸侯所瓜分。
这种局面是秦孝公绝不愿意看到的,只有收回商鞅的封地,秦国的郡县制才能执行下去,否则削弱老贵族,又扶持一批商鞅这样的新贵族,秦人的努力就白费了。
商鞅毫不客气地受封商於之地,这是他必须死的第一个原因,而秦孝公要杀他的第二个原因,是责骂声一片的变法,需要一个替罪羊。
在军国奴隶主义之下,商鞅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
商鞅曾经在渭水河畔,一次性处决七百多“犯法”的百姓,当时渭水尽赤,罪犯家属的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商鞅的刑法,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屠杀借口!如此好杀,商鞅在秦国不得民心,人人喊打,就属正常了。
不但秦国的百姓,秦国的旧贵族,也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国的变法,除了商鞅自己发明的这部分军国奴隶主义,其实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照搬魏国的变法,限制贵族的力量,将权利集中到魏王手上。
自魏国率先变法之后,春秋时期那种公卿势力庞大威胁到国君的事情,几乎就不存在了,包括封君和封地,也逐渐不再世袭。这限制了贵族的权利,对国君是好事。
秦国变法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商鞅的严格执行下,旧贵族遭到严厉的打压,商鞅也得罪了一大批权贵,包括被他削掉鼻子的公子虔[qián]。
在民愤汹汹之下,秦国变法必须有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不可能是秦孝公本人,他只能是商鞅。也就是说,杀了商鞅,秦人对变法的抵触情绪将大为降低。
可是秦孝公不能杀商鞅,至少他自己死之前不能,因为他当年写的招贤书上明确有这四个字:“与之分土。”秦孝公招揽东方人才入秦,如果他杀了商鞅,谁还敢到秦国来效力。
秦孝公不能给后来即位的秦惠文王留一个大难题,他必须为秦惠文王继续变法减轻压力,但必须等自己过世之后再杀商鞅。
那么杀商鞅的重任,就落到了秦惠文王的肩膀上。果然秦孝公刚过世,秦惠文王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铲除商鞅。
秦国咸阳,王宫之内的密室。
秦惠文王与几个秦国宗室重要成员,商议用什么理由处死商鞅。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他高鼻深目,脸如冠玉,站在密室之中。
一位秦国宗室成员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雇佣勇士,心怀不轨,不如治其谋反之罪!”
谋反?就凭商鞅那几百个雇佣兵,简直就是笑话。
又一人建议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造成国贫民困,不如治其贪贿之罪!”
商鞅的封地是秦孝公封的,虽然并非心甘情愿,若以这个作为理由,日后怕是没人敢来秦国了。
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但他们提出的罪名,都令人觉得有些牵强,这些罪名不足以给商鞅治罪。
秦惠文王有个异母弟弟,叫公子疾,智计多端,人称智囊。此人与惠文王从小一起长大,哥俩亲密无间,他年少老成,深有城府。
等众人发表完看法,都没了主意,公子疾不慌不忙道:“主公,可曾记得太傅所受之刑?”
几年前秦惠文王当太子的时候,犯了一些小错误,按照秦法应该受到惩罚,结果商鞅给太子免罪,却把他的太子太傅,也就是叔父公子虔的鼻子给削了。
秦惠文王咬咬牙道:“怎敢忘记,太傅此后再未出过府门!”
公子疾问道:“以此为理由杀商鞅如何?”
密室中立即炸开了锅,众人本来很有秩序,轮番表达意见,公子疾一说完,众人议论纷纷,难道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就要背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吗?
秦惠文王却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等局面稍微平静下来,公子疾接着道:“以国仇而治商鞅之罪,列国人才必远遁。以私仇而治罪商鞅,只损一时之名声尔。”
话说的很有见地,如果秦国以任何国家罪名来给商鞅定罪,比如谋反,比如割据封地,那么列国的人才都不敢再来秦国任职,害怕最终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以秦惠文王公报私仇作为杀商鞅的理由,那就好多了,谁让商鞅曾得罪太子呢?列国的人才只会认为给商鞅治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一阵躁动之后,密室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细细品味公子疾的话,若秦惠文王肯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确实是给商鞅定罪的一个好办法。
秦惠文王也是这么想的,他嘴角斩钉截铁地说出一番话:“此事就如公子疾所言去办,众卿一定谨守消息,待国丧完毕,即可发兵捉拿商鞅!”
商鞅留在自己的封地,秦孝公去世,他不敢去咸阳吊丧。
商鞅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秦惠文王要对付自己的消息,他不知秦惠文王会以何种罪名给自己治罪,但他还是害怕了,恐惧了,于是决定逃亡。
商鞅究竟犯了什么罪,导致他放弃封地,远走逃亡呢?要说商鞅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谁也说不上来,或许商鞅犯的罪就是:犯众怒,得罪了秦国所有人。
图-前338年商鞅逃跑路线
既然决定要跑路,商鞅绝不坐以待毙,他一直做着死里逃生,或者胜利大逃亡的尝试。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地方不小,处于秦、楚、魏三国的交界上。商於之地西北是秦国的关中,东南是楚国的南阳,东北是魏国的上洛,西南是秦岭。
商鞅如果逃跑,似乎只有楚国方向和魏国方向两条路。
向楚国方向逃跑,是最先被商鞅否决的方案,因为在商於之地和楚国南阳之间,有一座秦国的要塞武关,商鞅以他几百雇佣军,再加上戍守的一千多军队,到了武关这种要塞,毫无疑问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即使商鞅侥幸通过武关,又还要通过楚国的方城(长城),如果没有楚国驻军的同意,越过方城的难度不小。
即使最后到达楚国,被楚国遣返的概率还非常大。新即位的秦惠文王,早在为太子的时候,就定下两门列国联姻之亲。其一是楚国公主芈八子,此女后来一直为秦惠文王宠幸,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秦、楚关系自春秋以来就很不错,现在又有共同的敌人魏国,商鞅被遣返的概率真不低。
于是魏国的上洛方向,成了商鞅重点考虑的方向。可惜当商鞅派人到魏国,魏惠王却并不愿意接纳商鞅,上洛的守将坚决遵从王命,不放商鞅进上洛。
上洛也是处在险峻的秦岭之上,虽然守军不多,但魏军专门选择险要的地方修筑堡垒,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上洛的守军不配合,山高水险之下,商鞅纵然能逃出去,其万贯家财绝对要留在秦岭之中,当然是不能走这条路了。
那么商鞅还有第三条逃跑路线吗?商鞅是绝顶聪明的人,军国奴隶主义这种极端战略都能发掘并加以实施,构思一条新的逃跑路线,并带走大部分家产,自不在话下。
商鞅规划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然后向东到达黄河,再走水路通过“1崤函通道”,到达韩国境内。
当时的“1崤函通道”为魏国控制,走陆路是不行的,只有沿着黄河东下才是唯一出路。虽然那里黄河水流湍急,自然环境非常不妙,但逃跑哪能没有危险呢,何况当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也正是走的这条水路。
商鞅如果到了韩国,既可以选择留下,也能以韩国四通八达的交通,走水路到故国卫国,或去楚国、赵国甚至齐国。
虽然东方六国对商鞅变法不能完全认同,也不想模仿,但是天下之大,相信还是有商鞅的容身之地的。
商鞅规划的逃跑路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封地“商於之地”到关中;第二阶段是向东到达黄河;第三阶段走水路到韩国。
规划好了逃跑路线,商鞅率领他的数百雇佣军,外加一千多商於之地的戍守军,总兵力两千余人,开始了逃亡之旅。
商鞅亲自创造和实施了军国奴隶主义,秦国的青壮年都被拉到军队中,商於之地的青壮年也是如此,因此商鞅只能组织一千多老弱病残的当地戍守军,跟随他一起逃亡。
由于商鞅的逃跑路线设计的反常,只要速度足够快,咸阳来不及派追兵,他就能迅速到达“1崤函通道”,秦军是绝对不敢进入追击的(当年崤之战全军覆没的惨痛代价,秦人不会忘记)。
商鞅只要进入了魏国的“1崤函通道”,制造木筏沿着黄河而下,理论上魏军攻击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魏惠王只是不愿接纳商鞅,如果魏惠王有心害死商鞅,肯定早就把商鞅忽悠到上洛动手了。“1崤函通道”的魏国守军,在没有获得魏惠王明确截杀商鞅的命令前,绝不会贸然动手。
只要魏军不攻击商鞅,商鞅就能进入韩国境内,选择就很多了,肯定可以逃出生天。
商鞅的豪华车队,载着几十车财物辎重,以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快速度,北上到达关中后,立即转向东,马不停蹄行进。
当时普通的战车,一辆车为四匹马配置,唯独商鞅的马车,全部由八批高头大马拉着,骏马不时发出“幸幸”的昂首短嘶。车队的车身,也比普通的马车更高更宽,车轮是红色,车架和车帷却是黑色,红黑相映,显得极其威武。
这一豪华车队,像是现代版的“加长林肯”车队,只不过不是用来办喜事,而是用来逃命。车队承载着商鞅毕生的财富,也装载着商於之地十五个城邑多年的税收,无论是实际重量还是心理分量都不轻。
商鞅逃跑的第一步,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由于来的突然,秦惠文王这边毫无准备,商鞅成功了。接下来是第二步,从关中抵达魏国的“1崤函通道”。
从关中进入魏国,商鞅会路过一座重要的城池,叫郑城,过了此处不远就是魏国境内。
郑城是西周时期郑国的都城,郑国东迁之后,秦国在春秋时期占领关中,在这里设置了郑县。郑县在秦魏的交界线附近,离魏国的军事重镇阴晋不远,虽然秦国的主力部署在重泉,但郑城这个地方的兵力,也不下五千,商鞅必须高度重视这里。
现在的悬念有两个,一是肩负抵御魏军的郑城守军,会不会突然忘记主要职责,而多管闲事来阻止商鞅逃出秦国?二是如果郑城的守军出城阻止,商鞅该如何应对?
第一个悬念很快就解开了,商鞅的军队到达了郑城附近,按照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禁止任何人随意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商鞅没有秦王颁发的调动文书,郑城守军不放商鞅车队过境。
商鞅是聪明人,也是有计划的人,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迅速启动了B计划,强行通过郑地。
商鞅判断,郑城的守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将五千兵力全部调到城外,让郑城成为一座空城,给不远处的魏军捡便宜。
商鞅断定,能够阻止自己车队的秦军,可能只是执行检查任务的寥寥数十人,即使有几百人,也问题不大。商鞅目的并不是打败秦军,而是向东走,因此强行通过这里,既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郑城外的检验军士,一开始的确只有数十人,但是当商鞅的车队强行通过,郑城守将立即调动城内守军前来拦截。而且郑城守将调动的军队,多达两千余人,几乎是半个城的守军,可见拦截的决心之大。
要说郑城这个地方的守军,一直以讲原则而著称,几十年前秦献公从魏国归来,想从这里进入秦国,争夺国君之位,就被这里的守军拒之国门之外。
现在商鞅想走,虽然郑城守将早已更换,但是传统没有丢,没有秦王的文书,苍蝇都别想从这里飞走!
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中规定,调动秦国的军队,超过五十个人,就必须要秦王的虎符。此时秦惠文王可能还不知道商鞅逃跑了,自然来不及调动郑城守军阻击商鞅。
阻挡商鞅的这支郑军,也冒了一定的风险,他们锚定商鞅这是犯法,这才不顾一切要阻止商鞅逃跑。于是郑城的守军,铁了心对商鞅的车队进行拦截,并与商鞅的军队正面交锋了。
双方兵力对比,秦军出城阻截的兵力约为两千余人,商鞅总兵力两千余人,其中雇佣兵数百,商於之地的戍守军队一千多人。
表面看来双方的实力其实旗鼓相当,秦军要阻止商鞅车队突围,当不在话下,但是要将商鞅个人拦下,却很难做到。
军国奴隶主义中的军功爵位制规定,杀敌有巨大的封赏,郑军因此奋不顾身,全力阻击,绝不放走商鞅这块肥肉。
而商鞅这边的雇佣军,是拿钱办事的,平日可以狐假虎威,真到拼命的时候积极性远不如对方高,此刻并不想成为商鞅的牺牲品,他们四散开溜。商於之地戍守的军队,本身就是正规军淘汰下来的产物,老弱病残。
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果,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军队大胜雇佣军!这个结果似乎也昭示着,日后秦军能够依靠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军队横扫东方。
商鞅却临危不乱,他还有B计划的续集,一旦不能全车队而退,那就自己突围,留得青山在即可!
商鞅的十几个死忠,将商鞅的战马团团围住,力战而向东撤退。像商鞅这种人物,绝对不缺崇拜者,这些死忠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力保偶像的安全。
然而战争进行到这里,双拳已经难敌四手,商鞅的死忠一个个倒下。这个时候商鞅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手创立的军功爵位制,可以激发出多大的潜能。
郑城的守军明白,抓住商鞅,意味着功名利禄爵位田产即将到手,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商鞅被抓住那一刻,两千多同来的军队,逃走数百,剩下一千多人被杀的一个不剩,现场还有许多秦军士兵,在割取他们的头颅,以便日后论功行赏。
商鞅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苦笑,自己设计的军功爵位制,最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而这种制度激发出的能量,让商鞅坚信,秦国必将统一天下。
几天后商鞅被带到咸阳,在数万围观者面前车裂,也就是俗话说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因为刑具昂贵,费时费力,普通囚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有地位特别而十恶不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车裂之刑。
商鞅建立的功勋不必多言,秦人欲杀商鞅而后快的决心和愤怒也是同样坚决。商鞅死了,他的家族也被屠了个干净,秦人对他的仇恨之深,难以用语言形容。
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肉,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性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商鞅的后果,报应使然。
商鞅死后,秦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商鞅之死,似乎是个普天同庆的局面。
商鞅之死,在秦国不是个别现象,在战国最后一百多年,秦国的相国群,即使最后没有被车裂,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商鞅是秦孝公的相国,商鞅之后纵横家张仪担任秦惠文王的相国,得封武信侯和五座城邑。然而张仪最终被迫逃离秦国,封地五座城邑当然也没有带走。
相国张仪的命运算不错了,后面的秦国相国,结局一个比一个惨。
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担任相国期间战功赫赫,培养了白起这样的战神,可最终还是与宣太后一起被秦昭襄王残酷打压,封地充公,人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接下来的相国是范雎,范雎为打压上一任相国魏冉功不可没,他可能没想到,自己的命运还不如魏冉,由于向秦昭襄王推荐几个不给力的将军,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之后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指点江山,攻占魏韩大片领土,激扬文字,写下鸿篇巨著《吕氏春秋》,何其风光,最后的命运是颠沛流离地流放四川。
至于秦国最后一任相国李斯,是被腰斩的,并且夷三族,其结局与商鞅不相上下。
秦国第一个相国商鞅,最后一个相国李斯,浓缩了秦国相国这一群体悲壮的命运。商鞅之死,不仅是商鞅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秦国相国这个群体的一种归宿。
商鞅死后,他的封地商於之地回到秦国怀抱,还在发挥着自身的价值。二十多年后,纵横家张仪,用六百里商於之地忽悠楚怀王。
楚怀王垂涎商於之地,引发秦楚之间的丹阳、蓝田之战。楚国的大军,就是从商於之地攻入关中,与秦国进行蓝田之战。
到了秦汉之际,商於之地的战略价值再次放大,刘邦正是攻克武关,从这里率先进入关中的。
商鞅得到如此重要一块战略要地,自他得到商於之地,到家族被诛,短短三年,呜呼!
《地图里的兴亡》,中国地图出版社出品,作者风长眼量。本作分1-8册,共128万字,800幅春秋战国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