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11月，丁默邨在法庭上受审 )
复杂时局的名利场
上海愚园路1010号，在南京审判的卷宗里这是丁默邨成为囚犯前的固定住址。老房子还在，不过和这条路上保留下来的大多数花园洋房一样，早已因地制宜做了各种满足居住需求的改建。一幢房子里十几户，每个公共角落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成为各家厨房、厕所或放杂物处。最早一批居民解放后搬进来，房子的最初格局早已没人能说清楚，至于曾经住过谁，更无关紧要。
被时光打磨得无处可寻的生活痕迹对描述丁默邨来说，也许并不重要。1938年底到上海的丁默邨35岁，接下来所选择的人生，注定了他不值得被这个城市以细腻的方式记忆。上海自1937年淞沪会战失败后，已经成为“孤岛”。丁默邨乘船到上海，从香港过来，而不是许多演绎版本中说的昆明。在南京审判笔录里，他的解释简单而窘迫，“香港不能生活，所以到上海找亲友帮忙，合伙另做生意以维持生活”。丁默邨在香港的时间也就几个月，这年秋天刚从汉口飞过去，原因是，“有胃病、肺病、心脏病，身体弱到极点，不能工作”，只好“到香港去专心治病”。香港时光被描述得同样落魄，“一方面水土不服，一方面又患伤寒”，“病时曾托亲友代经商业，又蚀了本”。
真实情况复杂得多且至今仍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去香港前的丁默邨，从1934年开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共事者有一处处长徐恩曾、二处处长戴笠。1938年初秋武汉保卫战后，军统局改组，第一处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第二处升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徐恩曾和戴笠都升任局长。唯独丁默邨的第三处被撤销，空挂了个“少将参议”的头衔。关于这次改组，通行说法是戴笠和丁默邨之间的争斗，版本之一是丁默邨获得了“招待”张国焘的机会，戴笠以贪污招待费为由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丁默邨因此失宠。不过在美国历史学者魏斐德查阅的英文版陈立夫材料中，陈立夫有另一种说法，版本是蒋介石怀疑丁默邨有变节行为，因为戴笠曾截获了丁默邨与“上海某个日本人”联系的一封电报。不过当蒋介石建议陈立夫逮捕丁默邨时，陈立夫却答复说，丁已经向他汇报了和日本人接触的情况，于是蒋介石只在备忘录上简单批复了一个阅字，便将它还给了陈立夫。
有必要追溯一下丁默邨和陈立夫的关系。这个出生于湖南常德城区大高山街一个裁缝兼裱画店家庭的年轻人，还在省立二师附小念书时候，就在“五四”运动席卷常德之际加入“常德学生联合会”。1921年秋，丁默邨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与中共湖南党团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回常德。次年初，他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小组，自任组长。6月，正式成立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10月被选为书记。
( “76号”的幕后操纵者影佐祯昭 )
国共合作成为丁默邨结识陈立夫的机缘。1924年丁默邨在上海加入国民党，两年后到了广州，在陈立夫任科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做办事员。为配合北伐，陈立夫派丁默邨赴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三艘军舰起义，特意给他弄了一份“特派专员”的委任书。1930年，调查科转向特工行动，丁默邨再次被派到上海，以“民党中学”校长的公开身份，直接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并在陈立夫和陈果夫CC系的上海刊物《社会新闻》中担任编辑。直到1934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设“调查统计局”，丁默邨由陈立夫援引，担任第三处处长，专管邮电检查。
调查统计局改组后，丁默邨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去了香港。同样是陈立夫的回忆，蒋介石斥责他不应该让丁默邨离开，并问他谁是丁的入党介绍人，陈立夫回答是戴季陶和周佛海，蒋介石除了一句“我得防着点”之外，再不吭声。20年之后，陈立夫在回顾里曾感叹蒋介石的正确，“丁默邨到上海后，便破坏了军统和中统组织”。
( 原特工总部旧式的花园洋房已被新式教学楼取代 )
魔窟“76号”
回到上海的丁默邨，次年春便和李士群一起，组建了受控于日本人的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他们被日本记者称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
( 上海愚园路1010号是丁默邨被囚前的固定住址 )
极司非尔路现在叫万航渡路，与愚园路相距不远。原来的76号，现在是万航渡路435号，同一个门牌号下有两个处所，左边是一家餐馆的大红招牌，右边是解放后建造的新式里弄，往里走就是现在的静安区逸夫职业学校，此前是建东中学。旧式花园洋房早被新式教学楼取代。
历史上的76号，四周围墙高大，里面有很大的院子，院内电讯室、审讯室、看守所一应俱全。洋式二道门被改成一层牌楼式，门墙上暗开两洞口，内架两挺机关枪。出入门禁森严，有四道岗哨，最后一道是通向正副主任办公室和寝室所在的三层主楼的铁栅栏门，日夜警戒。76号院内的另一栋高层建筑，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之间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 上海愚园路1010号是丁默邨被囚前的固定住址 )
在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允许下，76号将右侧华村弄的住户全部强行迁出，将路口的一头封死，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用作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在76号内侧围墙上另开一个门与弄堂相连，并在弄堂东西两头各设一个白铁铺和杂货铺作为“望风哨”，将76号和华村弄形成了一个戒备森严的整体封闭区域。
关于丁默邨的上海之行，李士群成了关键人物。李士群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工，由陈立夫任命为上海地区的特工队长，后又被派去江西。1938年放弃职位去了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有了交往，被介绍给书记官清水，这年夏末开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李士群在上海有极好的关系，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加入了青帮，成为季云卿的徒弟。1938年秋天回到上海的李士群很快搜罗了7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了核心骨干，此外还获得了青帮成员吴世宝（即吴士宝）的效忠。丁默邨和李士群1933年在CC系的上海刊物《社会新闻》共事过，丁默邨是李士群的上司，中统局改组前地位也高于李士群。在以朱子家做笔名的汉奸金雄白的回忆录里，丁默邨去香港是带了陈立夫的命令，劝返李士群，结果在香港没有遇到李士群，回了上海，反而被李士群“劝返”了。
1938年2月，丁默邨与李士群一起前往虹口拜访日本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这次会面丁默邨提出了破获“蓝衣社”及共产党地下组织方案的《上海特工计划》，这显然得益于他担任中统第三处处长时的资源。李士群与丁默邨于3月1日正式开始活动，他们统一事先向日本宪兵队说清行动细节，并每天提交情报。作为回报，“从3月份开始，每月可以获得30万日元经费，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500公斤炸药”。晴气庆雍被任命为他们与“梅机关”以及指导汪精卫南京政府的影佐祯昭军事情报机关的联络官。这个特工机构最早在大西路67号（今延安西路665号），此后由于人数增多，又迁到今江苏路上的一座洋房里。等到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在晴气的具体负责下，“特工总部”最终迁到极司非尔路76号、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公馆。它的正式名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后来又叫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上海办事处”。
“上海歹土”:泛滥的暗杀恐怖
极司非尔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位置特殊，正好横在意大利军警备地区与公共租界的临界线上，向北通往曹家渡，向南通往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里是沪西歹土的中心所在，不仅鸦片馆与赌场云集，为了确保这些产业的收益和秩序，各种武装机构同样云集于此。
“歹土”是badlands的音译，在西方观察者眼里，沦陷之后的这片无主地带，在公共租界、法租界、日军、日伪各种势力交织的复杂格局中，是上海“犯罪狂欢”盛极一时的地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芮传明分析，沪西地区“既不像公共租界、法租界那样由欧洲人掌控，也不像虹口那样由日本人直接管理，它地处上海市区的边缘，因而即使对于伪政权来说，也颇有‘天高皇帝远’之状”。当时人们称它为歹土，“是因为不仅赌博、毒品、娼妓等等‘不正当行业’在此特别兴旺发达，而且刑事犯罪案和政治性恐怖事件也频繁发生”。
在美国学者魏斐德的研究里，孤岛时期各种势力纠结的上海争斗不断，其中最混乱的争斗，是“国民政府特工与伪政府特工对于银行、报纸、法庭等控制权的角逐”，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斗争”。显然，丁默邨和他的“76号”，在这种对峙中，成为血腥和恐怖的重要源头之一。
据研究者统计，在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之间，戴笠的手下在上海制造了150起暗杀。不过在魏斐德看来，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决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杀自然而然地衍生自30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了爱国，也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
作为“76号”的掌控者，丁默邨、李士群和实权人物吴世宝，尽管彼此各有钩心斗角的利益之争——比如李士群挤走了丁默邨，而后毒死了吴世宝，最后又被日本人毒死，但他们的确共同制造了“76号”的血腥。不过关于李士群和吴世宝相对有更枝蔓的考证材料，而丁默邨则不然。除了研究“76号”的人们考证出来的丁默邨“生性多疑，只在浴室里过夜，不仅临睡之前才将棕棚放在浴缸上，第二天起身即恢复原样”之外，似乎就只剩下金雄白在回忆中描述的，是“色中恶鬼”，“肺病三期”还沉迷于“壮阳药”。这种好色，在郑苹如行刺丁默邨的各种版本里，得到了更细致的放大。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人物还有胡兰成，在逃离内地之后，吴世宝之妻佘爱珍最后成了他的妻子，这个在郑苹如遇害案中同样起了作用的女人，在魏斐德的书中，也被称作“以无情著称的上海美人”，在“76号”的诸多恐怖行动中，都是手上沾血的人。
不过1939年12月的这起行刺事件，成为李士群与丁默邨夺权的砝码之一。通行的说法是，在这起被当作桃色新闻传播的行刺案不久，丁默邨便被排挤出了76号。
审判:汉奸的结局
在“76号”魔窟魔头这样粗糙的轮廓背后，除了好色外，丁默邨在混乱时局中的投机嗅觉相当灵敏。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接下来的南京5年，丁默邨的乱世仕途，远在李士群之上。他首先任职伪行政院社会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后又历任伪交通部长、社会福利部长等职务。汪精卫死后，丁默邨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1945年5月，调任伪浙江省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45年的形势，对于丁默邨这样的政治投机者而言，意味着需要更多确保赌局结果的筹码，所以，他一方面继续寄希望于日本，与日本特务中岛信一策划组织突击队。同时又谋取后路，与陈立夫、戴笠和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通过他们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而在国民党这边，对于汉奸不外乎是先利用后抓捕，丁默邨自然也不例外。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任命丁默邨为军事委员会浙江地区军事专员，一个月之后，9月30日，丁默邨与周佛海一同被捕，一并解到重庆白公馆。1946年9月，他们被转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接受汉奸审判。
在目前能查询到的审判笔录里，有丁默邨的自白书，他将自己描述成了忍辱负重、利国利民的功臣，对于指控的汉奸罪行概不承认，并且列举出23项功绩。军统局派人专门整理档案，列出了一份《本局在京沪一带被伪特工总部杀害同志姓名册》，和《被丁默邨杀害人员名单》送到首都高等法院检查处，算丁默邨的罪证。倒是陈立夫为丁默邨，开具了一份“为渝工作”的有利证明，吴开先、蒋伯诚也为他出具了“营救”他人的信函。于是丁默邨案被拖到1946年11月19日，按“民国三十五年度特京字第三九四号汉奸案”开始公审。根据审判笔录，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丁默邨的话极少，只有“记不得”、“不曾注意”简单几句。公审折腾到傍晚，也没有结果，只能改日再审。
在戴笠死后接任军统的毛人凤似乎并不打算像陈立夫那样给丁默邨网开一面，于是郑苹如行刺丁默邨失败遇害一案，成为毛人凤联合中统将丁默邨置于死地的重要砝码，因为郑苹如的身份是中统特工。除郑苹如家属提供的证词和证据外，军统找到曾在汪伪“76号”任翻译的夏仲明，逼他提供丁默邨残害郑苹如的证词。不料当法院传讯夏仲明时候，他却当场推翻证词，说自己在郑苹如死后才进“76号”，证词是军统方面威逼的。这样一来，法院对军统方面提供的关于丁默邨其他汉奸罪证材料也有些怀疑，只好由法院派人亲自取证。对丁默邨的审判，再度拖延。
1946年12月12日的再度公审，丁默邨变得话多了，对几个关键问题甚至深入为自己辩解，尤其是郑苹如一案，撇得和自己毫无关联。还是因为证据问题，只能“候定期再审”。接下来，法院与被告方各自忙着找证据。1947年2月1日，丁默邨案再度开庭，折椅的丁默邨又变得少言寡言。法官同样问到了郑苹如，丁默邨的回答简短而刻薄，“郑苹如为人道德极坏，被告不愿意说”。这是丁默邨案的最后一次公审，笔录的最后，是一段与案情无关的简短问答，这个面目模糊的汉奸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绝境——
问:家里有多少人？答:一母亲，一个老婆，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21岁，读大学。
问:有何田产？答:一点都没有。
问:靠什么维持生活？答:说起来牢骚甚多。
问:你财产册子上很多。答:都是家具财产。
问:田地、房屋有好多？答:都没有。
问:旁的有何话说？答:必要的话就有，不必要的话就算了。
一周后，法院下达判决书，主文是“丁默邨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丁默邨当场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1947年5月1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下达，主文中少了“共同”二字，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陈立夫的回忆录里，对丁默邨的死也略有提及:“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只是现在已无人能印证这种说法的真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