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

在熬过了饱受贫穷折磨的童年之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 edley，1892—1950）投身美国左翼社会运动，而后，她辗转欧洲近十年。1928年末，史沫特莱来到中国。这位不受教条约束的左翼记者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想要亲眼看一看中国的革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坚持留在中国，采访并记录战争的进程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情况。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选择离开。后来史沫特莱在《中国驻地记者》（1943）中谈及这段经历对她产生的影响，表示“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将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余生”，并且还不无苦涩地补充说，“我经常会忘记自己并非中国人这个事实”。

古元《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案》黑白木刻（1944年）

李桦《怒潮》组画之《起来》黑白木刻（1946年）

以上木刻均收入史沫特莱编选并作序的《中国木刻：四万万人民的新艺术》（Touchstone Press，1948） 封面图片源自李桦《怒潮》组画之《抓丁》黑白木刻（1946年）  均资料图片

“眼前所见的中国革命便是我现在的信仰”

在密苏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莱，父亲是在全美国四处揽活的矿工，母亲则是有钱人家的住家佣人兼厨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采矿区”，用她自己的话说，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在那里拥有“除了空气之外的一切”。或许是因为幼年时的耳濡目染，小学教育都没有完成的她后来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此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也只怀有一种信仰，那就是致力于穷苦人民和受压迫者的解放。正因为如此，眼前所见的中国革命便是我现在的信仰。”（《中国的战歌》，1943）要用短短几句话来还原史沫特莱传奇的一生，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通过她生平的部分经历，或许能让我们稍稍了解这位毕生追求社会公正的工人阶级斗士为何会坚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辍学后的几年里，史沫特莱先后做过卷烟工、速记员和女招待，然后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离开西南部前往纽约。她在纽约为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工作过，还被指控是“德国间谍”，并于1918年遭到逮捕和单独监禁。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莱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憎恨。等到1919年末指控最终撤销后，史沫特莱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她在柏林寻找那份让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创办的报纸，并遇到了革命领袖维伦德纳拉特·查托帕迪亚。在与他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莱接触并研究了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在柏林，她在玛格丽特·桑格的资助下，和一群怀着进步思想的医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国立计划生育诊所。魏玛共和国政府随后接管了这家诊所，并仿照其模式，开设了另外几家类似的机构。可纳粹上台后，妇女“被勒令回到卧室去”，计划生育诊所成了极右派的眼中钉。面对希特勒的威胁，维伦德纳拉特离开德国前往列宁格勒科学院，而史沫特莱则于1928年在《法兰克福日报》得到了一份派驻中国的特约通讯记者的工作。

从苏联和中国接壤的东北（即当时的“满洲”地区）进入中国时，史沫特莱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她当即下了决心：“我之后的生活不能远离中国人民，要想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唯有融入他们。不然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在东北，史沫特莱很快意识到日本在铁路、政府机构、工厂和土地投资等领域所拥有的经济控制力与政治权力。她撰写了一系列记录日本在东北活动的文章，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些文章才得以刊发并为世人所知（详见Jan M acKinnon&Steve M ackinnon,“Agnes Smed ley:A W orking Introduction”,Bul 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05 Jul 2019）。

当时的媒体要么被金钱收买了，要么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莱了解到，代表英国官方的路透社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秘密协议，核心内容是确保该新闻社每月可以获得一万美元的佣金，而作为交换，路透社必须发表对国民政府有利的宣传报道。美国的新闻机构也和国民党有类似的协议，这在当年早就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期间，外国媒体不断地为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赞歌。可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却在报道中国进步人士（包括那些同情左翼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党员）遭到监禁的情况，他们中的很多人仅仅因为是工会成员或左翼知识分子，就被公开处决。由于史沫特莱坚持独立公正地报道，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声称她是英国公民，嫁给了印度分裂主义分子，并且涉嫌使用了“伪造”的护照。直到经过多方努力，“后知后觉”的美国领事馆才想起自己还有保护本国公民免受英国特勤机构骚扰的义务。

上海·苏联·西安·延安

史沫特莱将上海作为自己的办事处，揭露了与日本在东北公然沆瀣一气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和叛国行为。她还意识到，在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国民党员不过三万九千人。换句话说，它已经沦为了“一家由政府官员及其下属组成的小型封闭公司”。工会的会费成了给国民党的“进贡”，用来镇压抗议活动。至于本应急需推行的土地改革，更是无从谈起。

1930年，史沫特莱见到了鲁迅，用她的话来说，“我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年里，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在送给鲁迅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扉页，史沫特莱写道：“赠给鲁迅先生，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献上敬意。”此后，他们联合宋庆龄女士，于1932年创立了第一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敦促国民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停止对政治犯的拷打和屠杀。

但就在同一年，受到纳粹掌权的影响，《法兰克福日报》解雇了史沫特莱。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她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1933年，她前往苏联休养了十一个月，并在那里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一书的撰写。不过她心系中国的时局，因此计划从美国出发返回中国。在美国短暂停留期间，她寻问了许多报社，希望成为派驻中国的特约通讯记者，结果没有任何一家美国报纸敢雇佣她。如此境遇并没有出乎史沫特莱的意料，反而加深了她尽快离开美国的决心。

1936年春，她回到了上海。由于身体情况欠佳，友人建议她前往西安疗养，结果反而幸运地获得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手报道资料。不久，史沫特莱动身前往延安，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红军总司令朱德见面后，史沫特莱决定为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将军写一部传记。然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对中国发起了全面入侵，这让她不得不中断原先的写作计划。

希望中国的战友能在自己墓前唱响新中国的国歌

战事并没有令史沫特莱退缩。她加入了红军，并于1937年9月前往正在激烈交战的绥远和察哈尔。尽管必须时刻忍受背部旧疾的折磨，她还是坚持在前线报道伤员的情况以及日益严重的饥荒和疫病，并积极呼吁各界提供医疗援助，建立流动诊所，招纳公卫服务人员。就连史沫特莱本人也很快成了“在战线上奔波的急救员”，经常在连自己都站不稳的情况下，替担架上的士兵们做紧急治疗。在跟随红军四处行军作战期间，史沫特莱目睹了将士们抗战到底的勇气，坚信红军的革命精神必将领导和拯救中国，并为亚洲所有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事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在抗战前线，史沫特莱完成了新书《中国在反击》，并始终没有停止朱德传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到1938年她接到任务前往汉口组织红十字会募捐，才不得不和朱德将军分别。

在完成了汉口的任务之后，史沫特莱返回美国。由于当时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关系甚密，她的“亲共”言行招来了严厉打压。面对各种莫须有的诬蔑，史沫特莱没有屈服，始终拒绝按照当局的要求撰写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拒绝因为压力而辜负在陕北时期便结下的革命友谊。可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史沫特莱健康状况愈发糟糕，还不幸罹患了胃癌。尽管来往通信一直遭到严格的监视，她还是通过董必武给朱德将军写信。朱德在得知她的情况后感到无比痛心，想方设法给她寄去了不少信件和中国的纪念品，希望以此给她带去心灵上的慰藉。

史沫特莱一直想回中国，却屡屡受挫，无法成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史沫特莱孤身一人在美国，庆贺当年的战友们实现了自己愿望，遥祝中国人民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1950年4月28日，史沫特莱在英国牛津进行大面积的胃部切除手术。她深知其中风险，于是在手术前立下遗嘱，要将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交给朱德将军，并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国，希望中国的战友们能在墓前为自己唱响新中国的国歌。

奇迹最终没有出现。5月6日，史沫特莱因为手术失败，不幸离世。当律师将她生前留下的巨额稿费交到朱德手中时，朱德感到十分悲痛，因为红军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国际战友和同志。1951年，史沫特莱的骨灰经历诸多坎坷，终于送到了中国，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下葬仪式时，朱德和在场的所有人为这位国际战友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朱德记忆中的那条“大道”

《人生大道：朱德传》是史沫特莱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她从朱德在仪陇县附近的小村庄出生写起，坚持以朱德将军的叙述视角出发，穿插结合了不少搜集查证的史料和调查报告，详细而又生动地记录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胜利等一系列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件。与此同时，史沫特莱还牢牢抓住朱德这位革命领袖的个人命运线索，将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的彷徨求索紧密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感叹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有识之士是如何前赴后继地牺牲自我，为“救国图强，民族解放”这一崇高信念而投身于革命。运用自己力求公正同时又饱含真情的笔触，史沫特莱向全世界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窗口。朱德将军的讲述是真挚与坦诚的，史沫特莱也将这份质朴和坚毅的革命精神原汁原味地记录了下来，为艰苦卓绝的革命叙事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真实感。

由于史沫特莱后期长时间无法回到中国，很多资料缺失且难以查证，因此涉及很多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的史实（包括人物姓名、部队番号、具体年代等），存在表述不够精确甚至是“张冠李戴”的情况。然而，瑕不掩瑜。从初到延安时起心动念要写这样一部传记，到后来在美国时期忍受病痛折磨反复核对资料并完成整本书的撰写工作，史沫特莱的这部著作早就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革命领袖的个人传记，而是关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全景式史诗。

朱德曾反复提及小时候自己家门口有一条“大道”。这条道路的一头连接着他懵懂的童年，一头连接着自己外出求学，继而走上革命征程的后半生。书中同样写道，“大道”上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旅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平凡的生活而奔波。可是当民族面临存亡的威胁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朱德一样，踏着这条路，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一分子。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史沫特莱提及内战的阴云正在中国的上空积聚，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为国家的前途而奋斗的人们显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在这条革命的“大道”上砥砺前行。或许在史沫特莱看来，朱德记忆中的那条“大道”实际上已经延展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路的一头连接着这个民族无比坎坷的近代史，一头则指向了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