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仁安羌之战」始末

作者：何世同

摘要
　　1942年的「仁安羌之战」，开始于3月25日，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结束于4月20日，国军解救仁安羌英军脱困后，脱离战场。论述内容包括：英军撤向伊洛瓦底江方面、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英军一路退却，日军尾随追击、日军拦截英军于仁安羌、国军113团奉命前往援救英军、仁安羌解救英军脱困的战斗、被掩盖的真相与被遗忘的英雄、对史林姆的评述等节。期能重建战场景况，还原历史。

一、前言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虽然折戟沉沙，归于失败，但也有两次卓越的战场表现。一次是戴安澜第200师坚守同古13天的「防御战斗」；另一次是刘放吾新编第38师第113团奋勇解救英军的「攻击战斗」。尤其后者，尽管参战兵力不足1个步兵团，结果无法挽回盟军在缅溃败之局，然却是主动攻击行动，更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降，首次在境外击败日本侵略主义者军队，解救盟军，保存英军在印度有生战力的胜仗，历史意义格外重大。

由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因内战失败而退到台湾，忽略缅战战史的整理，又因受到一些中、外人物对真相的刻意掩盖与扭曲，及1955年「孙立人案」之影响，致使这段历史变得各说各话。为完整呈现本战役的全过程与结果，本文论述之范围，开始于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结束于国军解救仁安羌英军脱困，置重点于4月18、19 两日的战斗。期能厘清事实，重建战场，达到还原历史真相之目的。

二、英军撤向伊洛瓦底江方面

1941年12日8日，当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时，其陆军「南方军」亦「同步」发动「南进作战」（或称「南方作战」），攻略香港、菲律宾、泰国及马来半岛。缅甸本非日军目标，后来因为泰国问题解决，以及南进作战出乎预料的顺利，加上由此可截断中国「滇缅公路」，进而掠取英属印度，于是临时决定进掠缅甸，缅甸一下子成为二战东南亚地区的主战场。【注1】

缅战未开始前，英国在缅甸的陆军兵力，仅有1个「英缅第1师」而已。其后为因应缅甸逐渐紧张的局势，于1942年1月上旬，又从印度调来「英印第17师」；加上2月21日到达仰光的「装甲第7旅」，使英缅陆军在日军进攻缅甸时，兵力增加到2个步兵师与1个装甲旅。【注2】当时英国在殖民地的军队，都是由英国军官与就地招募之士兵组成；招募缅甸人者，称「英缅师（旅）」或「缅甸师（旅）」；招募印度人者，称「英印师（旅）」或「印度师（旅）」。

英印第17师原由步兵第44、45、46 旅组成，其中第44、45 旅运送至马来前线，后来在新加坡成了日军的俘虏；故用在缅甸战场者，只有师司令部和第46 旅而已。但此旅也在2月23日结束的锡当(Sittang) 河战斗中，几乎被日军歼灭。师长史密斯(J. G. Smith) 因此被撤换，致该师已无可用兵力。因此，「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 遂将英澳第63 旅（3月3日到达仰光，英、澳军官、印度士兵）、英印第16 旅（原属英缅第1师）、英印第48 旅（原属英印第19师，1月31日到达仰光）编入该师，使后者仍维持3个旅的兵力。【注3】

先是，在英印第17师尚未抵缅前，英缅第1师师司令部在同古(Taungoo)，编配有第1、2、13、16 等4个步兵旅，其中第2旅驻摩尔门(Moulmein)，1月9日划归甫抵仰光(Yagon)、负责缅南作战的英印第17师指挥；1月30日，该旅在日军越过泰、缅边境大山，占领摩尔门之前，不战而从海上退却。【注4】英印第16 旅，则于1月16日由曼德勒（瓦城，Mandalay）转移至泰、缅边境的考克莱克(Kawkareik)，改配于英印第17师，但在日军进攻时，未战而退，渡过萨尔温江(Salween R.)，逃向摩尔门对岸的马达班(Martaban)；【注5】其后，该旅与英印第46 旅一起参加锡当河东岸的战斗，遭到重创。锡当河战斗结束后，英印第17师紧急改编，46旅解散，以其兵员补充16 与48 旅。【注6】 1942年1月，英军在缅甸增援兵力及调整部署状况，如图1所示（以下附图，均为笔者根据状况自行绘制，并依需要，列注参考数据于图下或注脚）。

图1　1942年1月英军在缅甸增援兵力及调整部署状况示意（本图为作者自绘）

亚历山大又自感身兼「缅甸总司令」与「英缅军指挥官」两项职务，不堪负荷，乃向「英印军」总司令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 提出设立「新司令部」的建议，获得魏的批准。【注7】3月13日，驻伊拉克的英印第10师师长史林姆(William Joseph Slim) 少将，临时奉调担任此一职务，于3月上旬来到缅甸，先赴眉缪(Maymyo) 会见亚历山大后，再至马魏(Magway) 接受亚历山大布达新职，负责指挥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及装甲第7旅的作战。【注8】根据日军「敌情判断」，此时英军在缅甸的残存兵力，仅约2万人。【注9】

3月18日，亦即史林姆就任后第6天，在腊戍(Lashio) 的「中英军事联席会报」中，英军代表马丁(Martin) 将军始告知中国，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第1军团」的新指挥部；【注10】因此，后来所有中文战史数据与著作，都称呼史林姆这位新到任的英军指挥官，为「中将军团长」。【注11】其实，史林姆是在后来的作战中，才晋升的中将；4月18日宾河战斗发生时，他还是少将。【注12】其所辖之兵力，除了2步师1装旅外，似连「军司令部」及一些「军直属部队」都还没有编成。笔者认为，像这样的「临时编组」，称之为「军」(corps)，已够勉强，若称其为「军团」(army, field army, army group)，恐是英人对外的「虚张声势」。【注13】事实上，史林姆在其著《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即其回忆录）一书中，就称自己所指挥的部队是「第1缅甸军」(1st Burma Corps, 1st Burcorps or my Corps)；【注14】果真如此，现在中文数据还继续称其为「军团」，那就太悖于事实了。

又由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负责「仰曼铁路」（含）以东地区之作战，故原在此地区之英缅第1师，乃逐次撤出，向铁路以西移动。其中，本来负责守备景东(Kyaing Tong) 之线的该师第13 旅，已在国军第6军派部队接替后，先撤至密特拉(Meiktila) 附近；【注15】再相机向其师报到归建。师之主力（师司令部及第1、2旅），则在国军第200师掩护下，从彪关(Phyu)、同古，撤至耶达社(Yedashe)，再由耶达社以「铁运」转「汽运」方式，运送至淡温夷(Taungdwingyi)；【注16】并计划逐次转赴卑谬(Prome 或Pyay)，【注17】但后来没有到位。

根据史林姆的说法，这个师转进到了「伊洛瓦底前线」(the Irrawaddy front)。而史林姆到缅甸后，第一次与其麾下两位师长见面的地方，就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马魏；当时英印第17师经过锡当河的「灾难」(disaster)，正在勃郎以南30 多英里的地方（按，此地应指纳塔林，见后文），进行整补与改编。【注18】亦即，英缅第1师到的「伊洛瓦底前线」位置，是在马魏至阿蓝庙间，不在卑谬。

至于英印第17师：自3日6日放弃勃固(Pegu or Bago) 后，先西撤至沙耶瓦岛(Tharrawaddy) 收容，再于3月13日由沙耶瓦岛向北退却，15日到达奥克坡(Okpho) 集结，复转移至那塔林（纳德林，Nattalin）防御（位置见图4所示）；亦即，当3月25日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时，其正面之英军，是以英印第17师为主、包括装甲第7旅在内的部队。【注19】1942年3月中旬，中、英两军在缅甸兵力位置，概如图2所示。【注20】

图2　1942年3月中旬，中、英两军在缅甸兵力位置示意（本图为作者自绘）

三、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

1942年3月8日，日军第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进入仰光；【注21】该师团原留置于中国，未及参加攻略仰光作战之步兵旅团司令部（旅团长荒木正二少将），及其所指挥之步兵213联队（联队长宫协幸助大佐）、山炮第33联队（联队长福家政男大佐）、辎重第33联队（联队长陈田百三郎大佐）等部队，亦陆续于3月下旬登陆曼谷，再经陆路通过泰缅边境，概于师团继续向北推进时，归还建制，参加其后之战斗。【注22】

3月15日，第15 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即预料尔后与中、英军队会战的地点，将在曼德勒附近，拟定概以荖廓(Langkho)、羊米典(Yamethin)、仁安羌(Yenangyung) 东西之线发动攻势，保持重点于「仰曼铁路」方面的「曼德勒会战计划」（见图3所示）。【注23】3月18日，饭田据此构想，对第33师团下达北进命令，要旨为「贵师团于完成北进准备后开始前进，经伊洛瓦底江河谷方面，进入仁安羌北侧地区，以准备尔后之作战，特须力求捕歼当面敌军」。【注24】亦即，在第15 军的「曼德勒会战」中，第33师团计划用在左翼，负责对伊洛瓦底江方面之作战。

图3　1942年3月15日日军第15 军「曼德勒会战计划」示意（本图为作者自绘）

第33师团受命后立即完成相关准备，先于3月24日入夜后，以原田栋大佐指挥之步兵215联队（以下称「原田部队」，欠第1大队），配属山炮中队与工兵中队各1，移动至伊洛瓦底江西岸之显鸡打(Hinthada) 附近集结。师团主力则于3月25日日昏终，从礼勃坦(Letpadan) 出发，沿伊洛瓦底江东侧之「勃朗公路」北进，由荒木正二旅团长指挥（以下称「荒木部队」），编配：步兵214联队（联队长作间乔宜大佐，以下称「作间部队」）、工兵第33联队主力、山炮第3大队（大队长中井正少佐，欠中队1）、独立速射炮的11 中队（主力）等部队。【注25】

师团其余部队，包括新配属之独立第21 旅团炮兵队（15cm 口径榴弹炮及10cm 口径加农炮各1中队，全摩托化），及独立辎重兵第51 大队（驮马第3中队），则在荒木部队后跟进。师团司令部于26日夜，由庇古出发，经奥克波，于27日夜，进至赛工(Zigon)。【注2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师团除拥有少量「装甲炮兵」概念的「自走炮」兵力外，并无战车部队。3月24-26日，第33师团各部队位置，如图4所示。

图4　1942年3月24日-26日，日军的33师团行动示意本图为作者自绘

先是，当2月27日日军刚占领锡当河以东地区之时，其第5飞行集团的第4飞行团（团长河原利明少将），即空侦发现马魏有南北两处「前所未知」的机场，停有小型机22 架、中型机4架、及大型机1架；随后，第10 飞行团（团长广田丰少将）又对马魏实施侦察，亦显示该处约停放小型机50 架。当时英缅空军已撤离仰光，因此日军判断马魏应是英军飞机之疏散基地，而予严密监控。【注27】

日军占领仰光后，其第5飞行集团司令部立即进驻仰光，为掌握缅甸空优，以支持第15 军之北进作战，集团长小畑英良中将乃于3月21日，下令出动两波151 架次飞机（战斗机73、轰炸机78），22日再出动两波179 架次飞机（战斗机102、轰炸机77），大举空袭马魏机场。英军遭此猝击，损失惨重，只得将所剩飞机20 架（小狮型6、战斧型3、暴风型11），紧急撤到阿洽布（Akyab；今名实兑，Sittwe）机场。【注28】日军为了彻底摧毁英军在缅甸的空军兵力，第5飞行集团又于23、24日，接着出动106 架次飞机（战斗机27、轰炸机79），攻击阿洽布机场，英军于是将残存飞机，再后撤至印度东孟加拉国省的吉达港（Chittagong，今属孟加拉国共和国）躲避。【注29】

惟英国空军在日军连续空袭之后，似乎走而复返，仍继续使用马魏基地，故有3月31日空攻摧毁瑞同(Shwedaung)日军虏获品之行动（见后文）。于是，日军于当天黄昏时分，即出动82 架次飞机（战斗机57、轰炸机25），又对马魏机场实施第3次的大规模空袭。【注30】经过此次空袭，缅甸制空权才完全落入日军之手，整个盟军在缅甸的空军兵力，只剩下陈纳德在雷允（属云南瑞丽）基地的8架「飞虎队」防御型驱逐机而已；然此兵力既少，距离战场又远，支持第一线战斗之能力极为有限，遂使得整个缅甸上空，惟任日机纵横翱翔。【注31】

再看日军的北进。3月25日日没后，荒木部队从礼勃坦出发，沿勃郎公路北进，28日在那塔林击退英军约300 人，29日晨到达帕底工(Padigon)；笔者认为，此部应是英印第17师的一个营级单位。另外，原田部队亦于25日黄昏由显鸡达出发，但出发后即失去连络；该部队于27日夜到达敏翁(Myanaung)，主力于28日夜由塔罗克摩(Tayothmaw) 附近渡过伊洛瓦底江，进入东岸，其第3大队（大队长平泉悌辅少佐，配属山炮中队1）仍沿江之西岸北进。当原田部队东渡之后，师团曾接获其位置报告，惟随后又失联；前者就在此敌情、友军完全不明的状况下，向北急进，其先头之第2大队（大队长佐藤操少佐，配属速射炮小队1），于29日0900时，居然在英军全然无备之状况下，顺利占领了瑞同。【注32】

与此同时，英军由战车约30辆、火炮约20 门、汽车至少200辆组成之机械化大纵队，正自纳德林沿勃郎公路后撤，行至瑞同，被刚占领瑞同之佐藤大队所阻，又急速调转，欲在铁路在线寻求退路，于29日到达帕底工，与荒木部队发生「遭遇战」。由于英军与日军间状况不明，而日军原田部队与荒木部队间也通信断绝，互不知情，三方遂沿公路两侧进行混战，荒木部队一时处于被动而陷入苦战，英军由榜地突进而来，原田部队之速射炮全被英军战车摧毁。【注33】

其后，状况逐渐明朗，师团以步兵213联队第1大队（有延大队）及独立混成第21 旅团炮兵队急驰至榜地(Paungde)，支援荒木部队作战；战至傍晚，榜地方面英军退去，荒木部队追击至德贡(Thegon)，有延大队及炮兵队则沿勃郎公路（仰光至勃朗），西向瑞同挺进。【注34】

30日晨，有延大队及炮兵队到达瑞同附近，协力原田部队攻击当面英军，日没时分，英军不敌，放弃武器、车辆，向勃朗方面退去。【注35】本战日军统计：虏获战车22辆、装甲车30辆、汽车163辆、火炮20门、机枪53挺，英军阵亡约500名，被俘113名。但此一数量庞大的虏获武器与车辆，却成为次(31)日英军空袭之目标，遭到严重破坏；不过，日军还是得到巨大利益，包括师团之「轻装甲车中队」变成「战车部队」，辎重兵联队亦获取多辆「六轮传动」大卡车，在尔后之「沙漠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功用。【注36】惟在英军空攻之后，日机立即还以颜色，于当天1750时-1800时之间，第3次空袭马魏，已如前述。

31日，沿伊洛瓦底江西岸前进之原田部队第3大队，占领新地(Sinde)，阻止英军向西渡河逃走。4月1日，空侦发现英军有撤出勃郎之征候，4月1日师团长下达进攻命令；4月2日0300时，原田部队进入勃郎市区，然英军早已放弃勃郎，向东北方向退去。【注37】本次战斗经过，概如图5所示。

图5　1942年3月25日-4月2日，日军第33师团进攻普罗美状况示意（本图参考：《缅甸攻略作战》，页450，插图33）

四、英军一路退却、日军尾随追击

4月1日，正当第33师团对勃朗市区发起攻击之际，师团长接获第15 军司令官之命令；要旨为：「贵师团继续执行现行任务，并准备得以沿伊洛瓦底江地区向八莫(Bhamo) 方向之突进。」而「现行任务」，系指对仁安羌之攻略而言；「向八莫方向突进」，则是预告师团「曼德勒会战」后的追击方向。【注38】根据日军的记述：仁安羌附近为丰富的产油地带，距离亚蓝谬(Allanmyo) 约100公里，其周边为「沙漠」；由马魏通往仁安羌之主要作战道路，为一条柏油路，另外，就是伊洛瓦底江的水路，作战地区除了车辆外，人、马越野行动不受限制，但问题在于饮水。【注39】

惟2014年10日，笔者曾走访现地，观察所见，地区虽有大片「沙地」，但并非「一望无际」，期间又错落许多干涸的河床与密林，并不是真正的「沙漠」，姑谓其为「沙碛之地」。据第33师团参谋井田正孝中佐的「第三十三师团之作战」手记所载：马魏与仁安羌之间，完全是「无人地带」，一滴水都没有；仁安羌附近「标高差」虽不过50公尺左右，但地形起伏，极为错综复杂，又由于浸蚀作用形成的地隙，多系断崖，使得到处都是自然的「反战车壕」。【注40】

4月2日，第33师占领勃郎，英印第17师退向50公里外的阿蓝庙，日军又向北急追，于4月7日攻占阿蓝庙。【注41】师团长在了解当前状况后，遂律定各部队于4月9日的日没后，一齐自阿蓝庙之线，向北推进，发动对仁安羌之攻略作战；其兵力运用计划概为：【注42】

一、荒木部队
指挥官为步兵旅团长荒木正二少将，由其以旅团司令部，指挥步兵第213联队（欠第2大队）、山炮第33联队（欠3大队及第6中队）、工兵第33联队（主力）、独立速射炮第5中队等部队；沿伊洛瓦底江右岸前进，首先攻略马魏。
二、原田部队
指挥官为原田栋大佐，除所属步兵第215联队（欠第3大队及第4中队）外，增配轻装甲车队、山炮第7中队、独立混成第21 旅团炮兵队、工兵1中队（欠1小队）、野战高炮第51 大队中队1等部队；针对萨土瓦及淡温夷方面之敌，掩护师团之右翼，并牵制该方面敌军，以利师团主力之作战。
三、作间部队
指挥官为作间乔宜大佐，除所属步兵214联队（欠第1大队）外，增配山炮第3大队（欠第7中队）、工兵1小队等；力求秘匿企图，一举急袭攻略仁安羌，并切断敌之退路。
四、师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由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指挥，包括步兵214联队第1大队、215联队第3大队及师团勤务支持部队，在荒木部队后方跟进；另以独立工兵第26联队（大小动力艇约50 艘，先前配属），沿伊洛瓦底江实施跃进，准备随时得以担任兵力运输。又以辎重兵联队之汽车部队，于作战首日先对作间部队，继之对原田部队，提供运输支援。

由于当面英军正处于「退却」状况，日军此次作战的性质，就是「追击」。为了扩大「追击」效果，第33师团只留了2个步兵大队为「预备队」，而将所有战斗部队都投入「追击」，其兵力大致区分为「正面追击」与「迂回追击」两部分。前者由荒木部队担任，概沿伊洛瓦底江东岸而上，「压迫」并「牵制」英军之退却行动；后者由原田与作间部队负责，为师团之主攻，向东行迂回运动，一方面防止东敦枝方面英军侧击，一方面「超越」正面退却英军，期能先英军到达仁安羌，「拦截」其退路，以企造成「包围歼灭」效果。

准此追击构想，原田部队先期以一部推进至雷提特(Lettet)，掩护作间部队之前进；其主力于4月9日日没时分，由阿蓝庙出发，到达伊卡特(Egayit) 后，再由汽车运输，于10日晨集结于雷提特。当时在东敦枝附近有英军战车30余辆，在其西的道路上，也有散置的部队；【注43】这也可能是在第33师团的3支攻击部队中，唯有原田部队编配有「轻装甲队」的原因。根据史林姆的回忆，在东敦枝附近的英军，就是英印军第17师；【注44】而由战车30余辆之状况看来，应是英军装甲第7旅的一个战车营。

于是，原田部队于11日日没时分，以其第1及第2大队，攻击克克瓦(Kokkogwa) 及沙特丹(Thadodan) 之英军阵线；但12日，前者却反遭后者包围，陷入苦战，原田大佐遂令该两大队，乘夜退至道路以南2公里之线，占领阵地，监视英军。不过奇怪的是，此后当面英军未再有积极行动，逐次退出了战场；师团长认为原田部队之任务已达成，乃将其召回，于16日上午到达伊洛瓦底江畔的敏刚卫(Migyaungye)，准备向仁安羌方向以「水上机动」前进。【注45】

荒木部队方面，由于大部分兵力刚由中国华中地区转来，尚不适应热带气候作战，而且马匹仍未运到，只能临时征用当地牛车搬运山炮，影响了追击行动。但4月9日傍晚自阿蓝庙出发后，还是在12日拂晓，突破新榜卫(Sinbaugwe) 约150 人的英军敌阵地，并于13日晨占领了敏刚卫，并准备向因河(Yin Stream, Yan Pel Creek) 之线继续发起攻击。【注46】

根据日军的战斗情报：英军在因河北岸之马魏，构成防御主抵抗线，以一部约700 人，在南岸占领前进阵地；北岸之英军，系拥有战车10余辆、炮10余门及高炮数门之有力部队约1千人，惟阵地简陋，似无认真抵抗之企图。【注47】当时英印第17师与装甲第7旅一部已撤到东敦枝，故在马魏的英军，就是英缅第1师和装甲第7旅主力了。

14日晨，荒木部队击退因河南面英军；15日夜晚，渡过因河，向东迂回，拟对马魏英军主阵地发起侧背攻击。不过，山炮联队的拉炮牛车，却在步兵向前推进的时候，出现「不太管用」的状况，迫使该联队放弃牛车拉炮，改以人力替代，力求急速前进，惟仍无法跟上步兵行动。16日0400时，荒木部队突破英阵地左翼；17日0500时，占领了马魏。【注48】然而，在日军进入马魏之前，英军已主动退却；井田正孝中佐对当时场景的描述是：「具有高度机动力之敌军，不屑一顾行动迟缓之荒木部队，悠然全身而退。」【注49】

不过，当日军还在炮兵跟不上的困难状况下，欲强渡因河之时，新到任才1个月的史林姆军长，已在4月15日1300时视察过仁安羌之后，即以不愿让油田与炼油厂「完整地」(intact) 落入日军之手为由，对其下达了爆破的命令；100多万加仑的原油，熊熊燃烧，火焰高达500多英尺。史林姆回忆当时景况：伴随着满耳的爆炸和满眼的火光，机械设备、通信设施和房屋，纷纷崩塌；整片土地被一个巨大的黑色烟幕笼罩着，煞是奇特又恐怖。【注50】

作间部队方面，于4月9日自阿蓝庙出发，即在右翼原田部队的掩护下，车运至雷提特西方集结；12日，渡过因河，向仁安羌方面挺进。根据井田正孝中佐的手记：作间部队渡河后，在「沙漠地带」经过3日4夜的行军，白天炎热不说，夜间温度也在华氏90度（摄氏32.2度）左右，部队最感痛苦的是缺水。前进途中，每隔4-8公里，会有数间「破烂房子」的部落散在，或可获得若干饮水，但为秘匿企图，部队只好尽量避免接近；结果沿图上所示的河流前进，惟河流亦虚有其名，可说绝大部分为干河，连喂马之水都得苦心张罗。官兵就在此一酷热中，肩背重装备，浑身汗流及忍受尘埃，在森林中穿梭，默默地「强行军」。【注51】4月9日至15日，日军追击兵力部署状况，如图6所示。

图6　4月9日-15日，日军第33师团追击状况示意资料来源：《缅甸攻略作战》，页511，插图41

五、日军拦截英军于仁安羌

16日「半夜」，作间部队进入距离仁安羌东方约5公里处，发现远方干道上，有来往频仍车辆之前灯光照；根据附近居民所说，拥有战车之「部分敌人」，似已退至宾河以北地区。于是作间遂变更原来攻略仁安羌之计划，将兵力分成两半，决定在宾河南北两地点切断干道，令第3大队（大队长高延隆雄少佐，以下称高延大队）挺进至宾河北岸的克敏村(Kyemyin) 附近，占领阵地，并率领联队主力，向仁安羌东北角「三叉路」突进。【注52】

根据日方记述：17日晨，高延大队及作间部队主力双双奇袭成功，分别俘获约80及200名英军（囚于敦贡村，19日为国军所救，见后文），并各自占领所望目标，在宾河南北两地切断交通干道；这些俘虏均为英军后方勤务部队，其战斗部队之主力，仍从南方退却之中，「确认」尚未通过仁安羌。【注53】

根据史林姆的回忆：英缅第1师的「后方梯队」(rear echelons)，早已在装甲第7旅的战车掩护下，安全地经由油田区，机动运输到离仁安羌以北25英里的归约(Gwa Cho)，而史林姆于16日，也将他的「军指挥部」从宾河移回归约。【注54】就此部分的时间点而言，英、日两方的记述，大致相符。

作间大佐为了准备攻击即将由马魏方面退却而来之英军主力，乃于仁安羌东北角（各道路之集合点）配置联队直属部队及第2大队（大队长杉浦键太郎），作为「主抵抗线」（即「主阵地」）；并以敦贡(Twingon) 之「中央三叉路口」附近为「前方据点」，配置山炮第3大队（大队长中井正少佐，欠第7中队）。此时，宾河北岸发生战斗；根据日方记载：随伴战车10余辆之英军1千人，向高延大队正面发起攻击，但为后者「奋战予以击退」。【注55】

但当时史林姆身边只有一个「边防小分队」，所有12辆战车，又派去支持国军113团（见后文）；日军显然误判状况，将国军当成英军。事实上，根据孙克刚《缅甸荡寇志》的记载：「一一三团连夜奔赶，在十七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拼墙河北岸，在距离五英里的地方，进入攻击准备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注56】证明当时与日军发生战斗的部队，是国军、不是英军。

《缅甸荡寇志》接着又载：「十八日拂晓起，战斗更烈，孙立人将军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注57】由此亦可知，孙立人到达113团的时间，是18日拂晓左右，时113团已发起攻击；因此，从17日黄昏的遭遇战，到18日晨的拂晓攻击，指挥113团战斗的人，都是刘团长，不是孙师长。又据此载，孙立人是由曼德勒直接赶到宾河前线，似中途未与史林姆会过面。

17日「日落后」，大队奉命撤回南岸，纳入山炮第3大队长中井正指挥之下，以增强该方面之战力，俾因应18日北退英军到达后之可能战斗，在宾河北岸只留下第9中队。【注58】 4月17日夜至18日晨，日军作间部队在宾河南北之兵力部署，如图7所示。

图7　4月17日夜-18日晨，日军作间部队在宾河南北兵力部署示意（底图取自：google2016年12月卫星空照地图）

按照上述日方的说法，高延大队是在16日「半夜」以后，才渡过宾河向克敏村推进。惟在史林姆的回忆录中，却有不同的记述：16日刚入夜，就有日军身穿英缅军步兵服，突击他刚撤离的宾河北岸司令部旧址；他即命令手下一名Pryce上校，率领刚到附近、仅有的一个缅甸边防军「小分队」，在黑夜中发起逆袭。经过几次艰难的交火后，肃清道路上的日军。尽管仍有一些行踪不定狙击手和轻机枪手，还不时地来回给他们制造麻烦，但运输大致恢复通畅。笔者认为，史林姆所说的运输通畅，应指英军仍控制仁安羌至归约的公路。此外，史林姆又提到：平墙（宾河）以南，日军开始渗入仁安羌，并袭击发电站的警卫；16日「半夜」(midnight)，英军引爆发电站，完成了整个仁安羌油田的破坏工作。【注59】

惟当英军16日「刚入夜」在宾河北岸的所谓「反攻」，及16日「半夜」在宾河南岸的引爆发电站，作间部队尚未到达仁安羌；这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穿着英缅军服的日军，出现在宾河南、北两岸呢？而从北岸1个缅甸边防小分队，就能应付的状况看来，这股敌军的战力似乎不强。笔者认为，那可能是被日军战史称为「扰乱军」的「缅甸独立志愿军」所发动，实际战果虽不彰，但却能对英军中的缅甸士兵，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见后文）。

先是，英国殖民者为防止缅甸独立，高度镇压缅甸独立运动，并不断逮捕有影响力的「塔金党」（缅语意为「我们缅人的党」）党员入狱，故推展缅甸独立工作的领导人物，相继逃亡日本等地，其中30名为铃木敬司大佐成立的「南机关」(Minami Kikan) 所吸收，被安排至台湾及海南等地接受严格训练后，再派其潜回缅甸发展组织；【注60】此即所谓的「三十志士」，包括后来的「缅甸国父」翁山（Aung San，其女为翁山苏姬）及「缅甸军父」尼温(Ne Win)。【注61】彼等一贯之目标，即为争取缅甸完全独立，并对日本寄以厚望。【注62】

当3月8日翁山随日军第15 军进入仰光时，其指挥的「缅甸独立志愿军」，已有11 万缅族青年加入。【注63】其主力于4月4日由仰光出发，首先进入勃朗，掌握该地的「水上支队」；【注64】尔后再经伊洛瓦底江右岸地区，进入第33师团之左侧外方，以切断英军之退路。【注65】由以上状况看来，不但16日袭击英军指挥所旧址、发电站的是「缅甸独立志愿军」；而且一路引领日军在伊洛瓦底江的「陌生水道」溯航北上，及在马魏、仁安羌间鲜有人烟的「困难地形」向导日军挺进者，恐都是「缅甸独立志愿军」。而「三十志士」之一的德钦维(Thakin Ngwe)，即阵亡于仁安羌；【注66】苟无缅人协助，本战日军能如此顺利乎？

对于宾河北岸的后续战斗，史林姆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平墙（宾河）以北，日军以更多的兵力出现在司令部旧址，并重新开始他们的阻绝；此时，除了Pryce上校率领的尼泊尔Kurkhas 族士兵（笔按，此应是前述边防小分队）外，还加上一些West Yorkshires军队和几辆来自南岸的战车，一起发起反击，「肃清了沿路的敌军，并给予重创」，日军留下许多穿着英缅军服的日军尸体。但日军还是在靠近宾河北岸「浅滩」的地方，成功地建立了封锁区。【注67】

上述战斗的时间点，应是17日早上，因为史林姆接着就「冲」去克柏当(Kyaupadaung)，会见「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上校，并对其下达要求支持之命令（见后文）。史林姆的说法，与日方对高延大队到达宾河北岸后，遭受英缅步兵和战车攻击，及其在宾河北岸切断交通的记述相符；但史林姆没有提到日军击退英军的反击，与占领了克敏村。因此，令人质疑的是，英军既然能以「步战协同」兵力，肃清宾河北岸道路沿途敌军，但为何不一鼓作气将北岸日军完全消灭，还留下一个「残局」，要「央请」中国军队来帮忙收拾？其实，史林姆的说词，除了矛盾之外，还有夸张：例如他说，他们16日还用反击夺回的高射炮，一天之内打下了7架日本飞机。【注68】

又根据史林姆的回忆：17日较早时间(early hours)，当英缅第1师正从仁安羌以南疲惫地北上时，听到日军正先一步到达镇上的消息；史考特师长乃于入夜后，开始调整兵力，将他那些已经又累又渴的手下，集结在仁安羌南郊。【注69】此一记述，标示英军「被困」的概略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史林姆只说英军「又累又渴」，但没有提到「饥饿」。另外，史考特师长又同时派遣「先头部队」继续北上，以巩固发电站的防卫；【注70】但他可能不知道，该发电站于16日子夜，史林姆已下令爆破。

根据日军说法，18日晨从马魏退却而来之英军，逐渐进入仁安羌，首先遭遇中井阵地之抵抗；此部英军，约有战车15辆、火炮15 门、汽车300辆，兵力约4千人。【注71】但在4月20日，当仁安羌战斗结束后，日军的战果统计是：「据判断，英印军至少有车载步兵4个营、战车1个营、炮兵2个营，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注72】笔者认为，光此部分，恐就超过4 千人；况且，日军所说人数，是出于战场上的「目视判断」。国军战史的记载，则是7千多人，见后文。

仁安羌之地形特性，及其对战车越野行动之限制，前文已述。当时除了市区有些树木外，出了市区，就是遍野不见一棵树的不毛之地，而油井林立，爆破后的油库冒起冲天黑烟，更蔚成奇观；【注73】加上昼间气温高达华氏114 度（摄氏45.6 度），整个战场一片荒芜，刻正笼罩在烟幕下，而且没有水。【注74】根据日军记述的4月18日战况：英军是以战车为先头，反复强行突破干道，但均为中井部队所阻，无法前进；而溢出之英军，则转往东侧道路，逐次向联队主力方面移动，于是攻防焦点就落在于仁安羌东北角「各道路集合点」附近。日军认为，除非英军能突破此点，否则车辆无法前进；因此，后者虽陷入困境，但攻势有增无减。【注75】

战斗中，英军曾努力向敦贡推进，但在炎阳高照、尘土飞扬，日军飞机、火炮、机枪不断制压下，数度攻击都无功而返；英缅第1师史考特师长乃于16时30分，电史林姆，请求国军速来援救（两人无线电对话内容，见后文）。【注76】入夜后，英军停止行动，作间开始整顿阵线，集结全力于东北角，包括命令中井部队后撤，以备次日之战斗。【注77】

又据日军记述，此时宾河北面之敌，亦「奋勇来攻」，使第9中队不得不后退至宾河之线；【注78】不过，此「奋勇来攻」之敌，不是英军，而是刘放吾的国军113团。【注79】史林姆回忆当时南岸英军的处境，是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被（日军）炮兵、迫击弹及空袭，围困在一隅之地；【注80】此一隅之地即前述英缅第1师史考特师长所说的「仁安羌南郊」，其将营救英军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刘放吾及其所指挥的中国军队身上，详如后文。

先是17日晨，当樱井师团长获悉作间部队占领宾河南北两岸之时，即动用预备队，以原属作间联队之第1大队（大队长德重房夫），利用独立工兵第26联队支持的舟艇实施水上机动，17日夜由马魏出发，沿不熟悉的伊洛瓦底江水道，溯航而上，18日傍晚到达仁安羌南端，与中井部队会合。【注81】亦即，德重大队赶上19日的战斗，使得作间部队在这时候，才拥有自己的完整步兵联队。

日军第33师团其余部队的行动是：荒木部队，17日自马魏出发，在炎热与缺水状况下，进入马魏与仁安羌之间「完全无人」的地带，中暑与病患层出不穷，终于在获得防疫与给水支援后，始得再起追击，而于19日下午进入仁安羌。原田部队，则于17日傍晚由敏刚卫出发，在独立工兵第26联队的支持下，行「水上机动」；18日晨登陆缅布(Minbu)，19日夜重新出发，20日晨到达仁安羌。【注82】以上两部队，均未及参加19日昼间的仁安羌战斗。4月18日，仁安羌附近战斗及日军「正面追击」兵力到达状况，如图8所示。

图8　4月18日仁安羌附近战斗及日军「正面追击」兵力到达状况示意（本图参考：《缅甸攻略作战》，页512，插图42）

由以上状况看来，英缅第1师在日军以1 个联队（欠1个大队）「拦截」的时候，都无法自行脱离而向北逃逸；若1天之后，待日军第33师团另两个联队陆续到达，则英缅第1师必定遭到「包围歼灭」，除非「奇迹」出现。而这个「奇迹」，果然在此关键时刻出现，那就是国军刘放吾113团的及时投入援救。

六、国军113团奉命前往援救英军

1942年4月14日晨2时，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在美苗面告国军代表侯腾将军，以英军被围于仁安羌，情况危急，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加以援助；【注83】国防部史编局《抗日战争.滇缅路之作战》，载当时英军状况曰：

当敌我在罗衣考、棠吉各处鏖战之际，敌第33师团约两个联队即分沿伊洛瓦底江北进，绕至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遂将英缅军第一师全部及战车营一部，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同时以一部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占领宾河右岸渡口，阻绝英军之增援。此时在宾河右岸与敌挣扎之英军，仅有残余步兵连及装甲旅之战车山炮各一部，而被围之英军则已陷于粮弹俱尽饮水绝源之苦境，危急万分。【注84】

侯腾接到亚历山大要求后，立即向「中国远征军」罗卓英司令长官报告，罗乃于当天（14日）17时，令新编第38师第113团，由该师副师长齐学启率领，赴乔克巴唐(Kyaupadaung)，归英军「第1军团军团长」（实则是英缅军军长）史林姆指挥。【注85】不过，当时伊洛瓦底江方面的实际状况是：日军的「正面追击部队」还在因河以南，「超越追击部队」尚在酷热沙漠地带急行军，英缅第1师刚准备放弃马魏，乘车北去；亦即，不论日军的追击，抑或英军的退却，均未到达仁安羌，已详于前。因此，亚历山大以英军状况紧急，要求国军援助或许是真，但说英军已在仁安羌以北被围，若非亚氏存心蒙骗，就是吾国撰史者不察。

然此与事实不符的载述，居然出现在「官版」抗战史书上，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而以此版本，对照三军大学编著之另一部「官版」抗战史书《抗日御侮.滇缅路作战》，更发现两者此部分之内容，几乎全同；【注86】原来，前者初版于1966年5月，后者问世于1978年10日，后者全抄了前者。若再以此比对成书于1946年3月之《缅甸荡寇志》，又赫然发觉，此书所撰之「仁安羌之战」部分，竟是上述两部「官版」史书所本。【注87】

《缅甸荡寇志》曾于1955年「孙立人案」时被列为禁书，1992年8月随孙案平反而重刊，更易其名为《中国军魂—孙立人将军缅甸作战实录》。【注88】作者孙克刚，为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之侄，时任该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1942年3月随孙立人入缅，参加了两次缅战。据原书〈前言〉所述：书中资料大部分是亲眼所见，一部分取之于战斗纪录，和实地作战官兵的谈话；自称：拿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应该算是原始材料。【注89】该书初版时间，距离「仁安羌之战」不及4年，在因战乱而资料散失，复再搜不易之状况下，所言内容确实弥足珍贵，可补史载不足。遗憾的是，孙氏并未亲身参与仁安羌战斗，然对得自听闻与访谈而来的相关情节记述，并未查证，诸多演义，刻意虚美其叔，致失客观，或称精彩，但为史不纯，反成以讹传讹、混淆真相的源头，这恐是孙氏撰书时始料未及之事。

新编第38师的前身，是国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参加过1937年的「淞沪会战」；1938年8月移驻贵州都匀、独山附近整训。1942年1月，以总团6个团中的第2、3、4团，改编为新编第38师，总团长孙立人改任师长，副总团长齐学启改任副师长，纳入第66 军序列，准备入缅作战。同年3月11日，该师由驻地到达贵州兴义誓师，然后徒步行军近半月至昆明西南之安宁县（今属临沧市），向第66 军张轸军长报到，并于28日起车运入缅；4月5日，全师到达腊戍。【注90】

4月7日，新38师除留置114团第1营，警卫腊戍机场外，全师向曼德勒推进。根据孙克刚书所载：「部队进驻曼德勒的前3天，蒋委员长曾亲自飞到曼德勒城东40英里的眉缪，召集入缅国军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派孙立人将军担负守卫曼德勒的责任，会后亲赴曼德勒视察；对于怎么构筑工事？怎样清除街道？怎样救灾保民？都有详尽指示，并指出皇城左面的小山好像紫金山，伊洛瓦底江好像长江，曼德勒有如南京的形势，而保卫曼德勒和保卫南京同样的重要。他说完了话，把手中一幅曼德勒全图递给孙将军，孙将军立刻领悟到最高统帅的意旨，他用挺立的姿势双手接过这幅地图，从坚定不移的眼光中，表达出他接受任务，和誓与阵地共存的决心。」【注91】

但是，孙书所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根据蒋介石委员长日记：4月5日，蒋与夫人及史迪威、罗卓英，由重庆飞腊戍。6日10时后，蒋一行由腊戍驱车西行，15时30分到美苗，晚上7时邀亚历山大、史迪威晚餐，并商议战务。7日上午，先约谈史迪威，再召见罗卓英、杜聿明与戴安澜，讨论作战事宜；下午偕夫人及罗、杜，同赴瓦城（曼德勒），谓该地高山、平原、大河皆备，形势略如南京；晚上回到美苗，宴亚历山大。4月8日上午，召见甘丽初、孙立人，授以曼德勒五万分一地图，面示防守要略，并令下午与史迪威、罗卓英赴实地设防。午后，往美苗视察机场新建工程，但只见斩伐几株树木，并未有一点进行；史迪威曾称，美苗机场13日可完成，蒋叹史受英方欺负，而又欺骗于他也。【注92】

由蒋日记看来，带孙立人去曼德勒（瓦城）布防的，是史与罗，而不是蒋，当然蒋也不可能在曼德勒对孙立人现地交付任务，现地颁授地图，并现地告诉孙立人「曼德勒形势如南京」，更不用说美苗没有机场；孙克刚书显然杜撰了一些情节，似乎意在抬高蒋对其叔的重视。其实孙克刚只说对了一件事，那就是蒋在美苗召见孙立人时，当面下令要他防卫曼德勒，孙也誓与曼德勒共存亡。

4月15日，亚历山大又以沿伊洛瓦底江北进之日军第33师团主力，已越过勿外（即马魏），其第214联队攻占仁安羌（其实并未攻占）为由，感到国军仅派1团，兵力不足；复在眉缪与史迪威、罗卓英举行会议，要求国军增派援军。我方当即允派新38师2个团，以1团至纳特卯克(Natmauk)，另1团至乔克巴唐，援助该方面英军作战。此际，罗卓英即一面令增援部队迅速行动，一面向军委会呈报上述状况；至17日晨，奉到蒋介石委员长电令核准，斯时该两团已于16、17日，先后到达各该指定地点。【注93】由于第113团于14日出发，因此16日先抵达；而112团则晚了1天，15日出发，17日才到位。【注94】沈克勤《孙立人传》载：113团接获命令后「连夜乘车奔赶」。【注95】

据史林姆的回忆：17日上午，他在归约的军指挥所，正面对仁安羌方面「不容乐观」的情势时，忽然听到中国第38师的113团已到达巧克柏当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立刻跳上吉普车，「冲」去见他们的团长，以向他下达命令。史林姆在村里一间残存房子的楼上，见到了「清瘦但看上去坚毅」的刘放吾团长，两人通过一名能说流利中文的英军「连络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史在叙述战况的过程中，对刘印象是「聪明机智」，很快了解史想要表达的事情；那就是，史要刘团长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宾河，然后再回头接另一个团，在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第1师的突围。【注96】

但刘团长表示，未接到孙立人师长指令前，他不能离开巧克柏当；史林姆向团长解释，即便孙将军在，一样归他指挥，他也会下同样命令，孙立人会照作。然后，双方就这样僵持了1个半小时，终于在史林姆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团长突然露出微笑，说：「好吧，我们开始行动。」【注97】至于团长为何改变主意？史林姆猜测，在两人对谈间，那些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送达孙师长，并获同意。然而，这位史林姆口中的一旦开始行动，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里，史林姆相当激赏刘放吾的表现。【注98】

多年后，刘放吾出示了一份已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的史林姆签名手令，内容译成中文是：「致113团团长刘放吾上校：兹派贵官率领全团，乘汽车至宾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宾河北岸约2英里公路两侧之敌。威廉.史林姆中将，17日1100时。」【注99】此文件，证实史林姆于17日午前，来到113团团部；也证明史林姆下给命令去援救仁安羌英军的，是113团团长刘放吾上校，而孙师长是接获刘团长报告后，才由曼德勒跑到瓢背，再来到宾河，见后文。1942年4月17日，宾河北岸态势，如图9所示。【注100】

图9　1942年4月17日昼间宾河北岸态势示意

至于为什么刘团长要向孙师长请示？据刘放吾回忆：「我并不知道新38师划归史林姆指挥，他的命令又写在很随便的一张纸条上，很难令人相信…所以一直到以无线电与孙师长连络确定后，我们马上奉命行事。」【注101】不过，史林姆还是骗了团长，因为根据亚历山大、史迪威与罗卓英的协定，划归史林姆指挥的是新38师的112、113团，而不是整个师。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新38师守卫曼德勒是蒋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罗卓英敢让整个师离开曼德勒，去归英军指挥吗？

惟对上述状况，《抗战御侮》第219 页的记述是：「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乃令新编第38师之第113团，由副师长指挥迅赴巧克柏当，归英军第1军团长指挥」；已如前述。但同书第188 页又载：「…派遣已到达曼德勒之新编第38师，归英军第一军团长指挥，17日11时，该师师长孙立人将军率领一个团，到达巧克柏当。」【注102】非惟不知何据？抑且前后矛盾；更让一些对军事欠缺基本概念、对史学没有起码修养的人，用来断章取义，杜撰故事，益加模糊真相。【注1023】

值得注意的是，史林姆在113团时，并没有提到副师长齐学启。按史编局《抗日战史》的「113团由该师副师长率领赴乔克巴唐」说法，齐当时一定要在现场，否则就是「擅离职守」，且应出来与史会面，参与整个谈话过程，甚至收下史的命令，并负责向师长报告与请示才合理。更何况，齐与孙是清华大学同窗，留美后又同时转学军事，两人情同手足；【注104】如果当时齐在113团团部坐镇，以其英文程度，必能像后来孙与史见面时一样，直接以英语沟通，何须透过连络官翻译？要知，就是齐根本不在113团，亦即《抗日战史》误植了状况。

此外，若按《缅甸荡寇志》所载：「112团和113团先后奉命由齐副师长率领，开赴纳特曼克与巧克柏当两地布防。」【注105】「先后」之意，即是先于16日带113团到巧克柏当后，立刻返回曼德勒，再于17日带112团到纳特曼克。但是，巧克柏当距离曼德勒227公里，来回554公里，加上装载与下卸时间，以当时的道路条件，即使没有空袭，采密集队形，司机不休息，似乎不可能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办到。

又根据孙立人的回忆：当长官部下令由齐副师长率领113团驰援英军时，孙立人以自己「坐守空城」而感「啼笑皆非」，遂只令113团连夜先行出发，让齐学启留守曼德勒，自己至长官部请求亲自前往指挥。【注106】盖新38师守备曼德勒，是蒋委员长当面下给孙立人的命令，何等重大！若该师正、副师长同时离开曼德勒，出了问题，恐连罗卓英都担当不起。因此，有关孙师长与齐副师长同时出现在仁安羌战场的记述，应是虚构；如沈克勤《孙立人传》所载：「17日黄昏时分…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齐副师长命令113团，要在18日攻占拼墙河北岸及渡口…齐副师长指示部队暂不渡河，待师长到后再作决定…」，【注107】即是。

至于刘放吾与师部连络，为何要花上1个半小时？笔者认为，那是为了防范日军截听破解，无线电通信均使用密码，对方收到后再译成明语的关系；一来一往，相当费时，况且新38师无权决定，还得向远征军长官部请示。

《抗日战史》对其后状况的记述是：刘放吾奉到史林姆命令后，即派该团副团长曾琪随同英方战车队长，先赴宾河右（北）岸附近侦查地形，自己则率领该团向宾河兼程前进，至19时到达目的地，即作攻击准备；此时，英方附以轻战车（18 吨）12辆，及火炮3门，「协力」该团之攻击行动。【注108】前述「目的地」，应是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前的「集结地区」；以当时日军高延大队已占领克敏村的状况看来，此目的地当在克敏村之北若干距离外。但克敏村距宾河北岸7.9公里（约5英里），曾副团长似不可能绕过日军阵线，去侦察宾河右岸地形；笔者认为，曾副团长应是在克敏村北附近侦察，俟团长到达后，向其报告状况。

17日日没后，日军作间部队撤回高延大队，在宾河以北只留了1个第9中队，已如前述。18日拂晓，113团在英军战车及火炮支援下，发起攻击；【注109】刘放吾团长的攻击部署是：以第1营（营长杨振汉）在左，第2营（营长鲁廷甲）在右，两营并列为一线，第3营（营长张琦）为预备队，团长随第1营行动。【注110】由于官兵奋勇突进，激战至12时许，即将宾河北岸之敌全部击溃，残敌渡河逃窜。【注111】日方的记述是：「（18日晨）北方之敌（笔按，此即113团）亦奋勇来攻，使第九中队不得不后退至宾河之线」。【注112】对照史林姆的回忆：「（18日）中国部队打到了宾河，清除了北岸的敌军，但没能解决浅滩上的『路障』」。【注113】三方说法，大致相符；日方所说的「宾河之线」，系指在南岸的防御线。

先是，孙立人在113团出发后，曾以电话向罗卓英请求，亲率该团前往宾河，未被批准；【注114】但孙立人并不放弃，根据曾任孙立人秘书的沈克勤说法：16日晚上9点，孙立人赶到瓢背(Pyawbwe)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找罗卓英理论，但未见得罗卓英，由参谋长杨业孔将军出面，拒绝孙立人的要求；惟孙一直跟杨「磨」到次(17)日清晨2点10分，还是坚持要去，并愿自负后果。【注115】其后状况，根据《缅甸荡寇志》记载：「十八日拂晓…孙立人将军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十二时，拼墙河北岸敌军肃清…」。【注116】其余《抗日战史》、《抗日御侮》等书，所载大体相同；【注117】其共同点，就是指挥宾河北岸战斗的人是孙立人，刘放吾不见了。

根据史林姆的回忆，他是17日「晚些时候」，在孙立人刚抵达巧克柏当之时，两人见了面；孙立人以稍带美国口音的英文，与史林姆交谈，史对孙印象很好，还以为孙是中将，孙也「不无骄傲地」告诉史，他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注118】史称其与孙见面的时间点，应是113团离开巧克柏当后，车运至宾河方面「攻击准备位置」的时候。

不过，根据《缅甸荡寇志》所载，孙立人是从曼德勒直接去宾河前线，到达的时间是18日拂晓（见前文）；另据《孙立人传》所载：孙18日凌晨2时10分还在瓢背长官部，于18日天快亮时，赶到宾河前线。【注119】笔者认为，史林姆可能是在孙立人18日凌晨赶赴宾河前线途中，在巧克柏当与孙立人见了面。

史林姆又回忆：第二天（18日）早上，他与孙立人探讨「攻击的细节」（按此即「解围计划」，见后文），在场还有装甲第7旅旅长安提斯准将；原来史林姆只是将宾河北岸英军所有的战车与火炮，用以「支持」孙师，现在改成了「置于指挥之下」，等同「配属」。史还得意地认为：据他所知，孙是第一位实际领导盟军炮兵及装甲部队（虽然只有微不足道的战车12辆、火炮3门）的中国将军，这可让他在中国人面前大大地长了「脸」；【注120】着实反映英国殖民主义者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

惟战场状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官必须全程守在战场，俾随时掌握战机，处置状况，应敌制变，才能赢取胜利。可以确定的是，18日拂晓才匆匆赶来的孙立人师长，在没有亲自掌握「作战准备」过程，又未建立「指挥官通信网」（见后文）的状况下，势无法立即接手指挥已在进行中的113团作战。18日在宾河北岸战斗的指挥者，是刘团长，而不是孙师长。

七、仁安羌解救英军脱困的战斗

4月18日早上，史林姆对孙立人提出的「解围计划」，大致是：在英缅第1师试图向北突围之际，中国部队南下抵达宾河，清除浅滩上的「路障」，并从后消灭拦截英军退路的日军。【注121】

但是，史林姆仍有点怀疑「那位即将指挥攻击」的中国团长，是否会竭尽全力？或出现昨(17)日受命时的迟疑？于是将他的忧虑告诉孙立人；孙立刻说：「我们走，去看看」，于是一行来到团部，见到该团的各营都已经完成攻击准备。团长似乎看出了史对他的不放心，于是眨了一下眼，然后对史说：「走！我们到一个营部看看。」一行又去营部（笔按，应为刘跟随前进的第1营）。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团长透过孙立人的翻译，向史说明各连的部署；史确信中国军队很重视这场战斗，并表达自己相当满意后，正要准备后退，团长又要史「去一个连部走走」。【注122】史回忆道：

我不确定在攻击即将开始的一刻，我是否该接近连部？但这次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不得不涉水而去；我们到了连部没有多久，攻击的枪炮声顿时起响，这些中国军人没有任何迟疑…日军在中国部队打破他们防线时反应很大，但他们的子弹射得太高，瞄得不准。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到一个排部去，所幸他未作如此要求，仅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注123】

据此可知：4月18日早上，113团发起攻击直前，史林姆与孙立人曾一同来到前线，「视察」113团的攻击准备状况，而在视察结束前，113团就发起了攻击（应是「攻击发起时间」到了）；旁证指挥18日宾河北岸战斗的是刘团长，而不是孙师长。或可能在尔后攻击的过程中，孙立人跟随刘团长行动；但那是「指导」，不是「指挥」（有关两者概念，后文再论）。此外，在视察过程中，史林姆一行曾经「涉水」，加上稍后下了两小时的大雨（见后文），表示113团并没有后述因「缺水」而衍生的一些状况。至于敌军射击弹着「太高」，而且打得「不准」；则应不是日军，恐是正在帮日军作战的「缅甸独立志愿军」。

史林姆又回忆：「中国部队打到了平墙河，清除了北岸的日军，但并没有解决浅滩上的路障；甚至战车，都由于河床上的软泥而没法靠近，不能驱散防御的日军。孙将军忙着准备另一场攻击，再加上我们之间的通讯极差，各部队『混在一起』，我相信他也无法如愿重新发动攻击。」【注124】这个时间点，当在18日午后，孙立人应正跟刘放吾团长讨论后续的渡河作战问题，也就是史林姆所说的准备「另一场攻击」。

当时英缅第1师已到达仁安羌「南郊」，并于清晨6时半，向日军作间部队占领的仁安羌东北角阵地发起攻击，在炮兵部队掩护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缺乏子弹，部分部队开始后退。【注125】此一描述，概同于前述日方记载。16时30分，史考特以无线电告知史林姆，谓其部队因为缺水，及持续的行军与战斗，已经「力不可支」；挨过今（18日）晚没有问题，但如果隔天（19日）早上仍没有水的话，部队会因过于虚弱而无法重新进攻。因此，他要求史林姆准许其部队毁掉武器与装备，晚上突围出来。【注126】但，没有武器装备，又如何突围？

史林姆对史考特的连络，仅能靠着装甲第7旅指挥所的无线电，通向配属于英缅第1师战车营的一个小通信分遣队进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人一直以「密码」(code) 通话。由于史林姆与史考特过去在同营、同团服务过，又同驻过印度，双方成了「密友」；因此两人使用日本人听不懂的尼泊尔语，「混杂」一些诸如孩子们的年龄、在印度期间住的小平房数量等私人信息，作讨论事情的代码；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日军看不出名堂。【注127】

当史林姆戴着耳机在「车」（一种有蓬盖的卡车）里，听到史考特要毁弃武器装备的请求后，呆坐思考了一阵子，话务员则屈膝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史林姆思考过后，对史考特说：他已下令，让中国军队利用一切可用的火炮与坦克，在第二天（19日）重新发起攻击，英缅师再同时突围，这样就不必牺牲掉宝贵的武器装备，况且晚上突围很容易被友军误伤。史考特听了，只好勉强同意坚持到第二天；他还特别叫着史林姆的小名：「比尔！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让中国军队进攻吧！」【注128】史林姆的记述，透露他对所处情境的不抱乐观，及史考特需要中国军队救命的急迫盼望，同时旁证了他已向113团团长下过了「重新攻击」的命令；但攻击时间是「次日」，而非《缅甸荡寇志》所说的「立刻」。【注129】

又当史林姆怀着相当沮丧的心情走下通信车时，车外站着「小半圈子」的人，包括军部的一两名参谋、装甲旅的一两名军官、孙立人和几名中国连络官，都在默默地看着史林姆；这个时候，史林姆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感觉很是无助」。当时天气转阴，两个小时后（应接近午后7时）开始下雨，而且是倾盆大雨，史林姆躲进卡车下避雨。【注130】

史林姆在回忆中没有提到孙立人是否也在英军指挥部避雨？但113团刘放吾团长早先接获史林姆「次日重新攻击」的命令后，必然会向师长报告，并开始按照「指挥程序」，侦察地形、草拟作战方案、召开作战会议、完成计划及下达命令。各连、营级部队长，受命后亦概依此程序，指挥其部队，力求在入夜之前，能见度尚佳的时候，完成攻击准备的必要事项；包括：任务协调、人员编组、装备检整、沙盘推演、精神动员，并争取时间，充分休息，以利次日之作战，这些都是属于「军队指挥」的范畴。【注131】

周密之准备，是攻击成功的要件，指挥官应亲自侦察地形、敌阵，以为策定攻击计划与攻击指导之基础。【注132】在这段战场指挥官必须「亲自为之」与「全程参与」的「作战准备过程」，孙立人似因忙于跟史林姆的协调与互动，而完全由刘放吾团长自行去做，孙顶多只能给团长一些原则提示，或透过团长的报告，了解状况；但那也是「指导」，不是「指挥」。惟在史林姆与史考特以尼泊尔语作代码通话时，孙并不在话机旁，而是在听不清谈话内容的车外等着；因此，一些有关此时孙立人要史林姆向史考特「传话」、并带「保证」救援成功，甚至还与史考特直接对话的记述，都是杜撰。【注133】

根据《抗日战史》所载：18日12时，113团击溃宾河北岸日军，残敌渡河逃窜，右翼（第2）营「先行渡河跟踪追击」；【注134】但这么重要的状况，却不见载于日方记录，及史林姆回忆。事实上，根据刘放吾的回忆：113团19日拂晓渡河攻击的兵力部署，是以3个营并列，以第2营在右，第3营在左，第1营在中央为主攻；【注135】也就是说，团以宾河北岸为「攻击发起线」，3个营并列进攻，等于否定了第2营已先行渡河的说法。《抗日战史》接着又载：

此时，英军第一军团史林姆军团长，又接到被围之英缅第一师斯考特无线电话…乃再要求我军继续攻击，速解英军迫切之围，孙立人师长见宾河左（南）岸一带地形于敌有利，而我仅有兵力一团，力量实感不足，如在敌瞰制之下，遂行昼间攻击，不惟难以达成解围目的，反足召致不意之损害…乃决定于19日拂晓继续攻击，然英军史林姆军团长，仍坚请立即攻击，经我孙师长说明利害，并促其速电告被围之师，务必再坚忍一日…即战至最后一人，亦必达成救出被围英军之目的而后已，史林姆军团长深受感动…16时30分，在于宾河右岸1,600公尺之公路附近无名村内指挥所，下达作战命令…此际，我孙师长与英军史林姆军团长研究明日拂晓攻击之部署，孙师长主张以重点指向敌之右侧…但史林姆军团长以被围之英军系在仁安羌东被侧…坚请主攻改由我右翼施行…18时…乃依据与英方之协议，下达明日拂晓攻击命令。【注136】

按照史林姆的回忆：16时30分，孙立人正在史林姆通信车外等着，但怎么会在同一时间，跑去公路旁的无名小村下达命令呢？其后，史林姆也没有跟孙立人讨论过113团变动攻击部署的事，孙立人又怎么会更改计划，再去无名小村下第二次命令呢？而且前令与后令之间，只隔了90分钟，不合常理；难道这90分钟，正是孙立人跟史林姆研究「攻击重点」调整的时间吗？那为何孙不在下第一次命令前，就与史林姆协调好？而要在下好命令后，再去找史林姆讨论？113团在18时第二次受命后，又如何能在入夜前、大雨中，完成应有的「攻击准备」工作呢？因此两人之中，必有一人错误，但史林姆没有在这件事说谎的必要；惟以此对照《缅甸荡寇志》所载，却高度一致，原来后者又是前者所本。【注137】

再论孙立人开设师指挥所的问题。根据《抗日战史》的记载，孙立人的师指挥所开设在离宾河北岸约1,600公尺公路附近之无名村，尔后随战斗之进展，推进至宾河河（北）岸；【注138】其推进时机，当在113团团指挥所推进到宾河南岸之后。惟指挥靠「通信」，攻击战斗中的师、独立旅级以上部队通信，通常以有、无线电为主，以传令、声号、视号为辅；团、营以下部队通信，则以口令、声号、视号为主，以有、无线电、传令为辅。按，「中国远征军」在入缅作战时，每个师只有1个通信排（包括有、无线电），电台的无线电力不过15 瓦特，师长的通信网只及于团，不达于营；【注139】当时新编第38师之状况，恐亦如此。

17日午后，孙立人在「未获上级同意」状况下，自曼德勒来到巧克柏当，即便不缺运输车辆（按，除非上级支持，当时一个师通常只有一辆吉普车），但为考虑防卫曼德勒需求，随行之参谋、通信人员及器材，必极有限。孙一方面要处理曼德勒师部的状况，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司令长官部的掌握，恐不具备在宾河附近开设「战斗（机动）指挥所」的太大条件；要之，功能上仅止于对刘团的「连系」而已。事实上，师直属部队及112团，4月20日才赶到仁安羌附近，并未参加战斗。【注140】对于18日孙立人如何在宾河北岸建立指挥所的问题，《抗日战史》、《抗日御侮》、《缅甸荡寇志》、《孙立人传》均未载；而孙立人既有能力在宾河北岸建立指挥所，那又何必在4月19日清晨要坐着印度人开的水车到第一线（见后文）？难道指挥所内连一辆师长要用的车，都调不出来吗？

再者，师长的「指挥官通信网」只达团长，团长的「指挥官通信网」，则通所属各营及配属、协同作战之各部队；因此，只有一个团作战时，师长在师指挥所了解战况，适时对团长下达指示，称为「指导」。当战况需要或紧急时，师长有可能来到团指挥所，甚至亲临第一线，鼓舞士气、提示重点或督战，但仍属「指导」性质。团长则以团指挥所的参谋功能和通信设施，从事计划、管制及协调所属各部队的兵力、火力运用，确实掌握部队，达成任务，是为「指挥」。【注141】

以只有一个团作战的「仁安羌之战」来看，刘团长是「指挥」，孙师长是「指导」，其角色区分甚明，不能混淆。而命令的种类很多，即使如《抗日战史》所载孙立人在18日16时30分和18时，对113团下了两次命令，但就师长立场言，其性质为「赋予任务」、「明示构想」或「更改决心」，还是「指导」；就113团而言，则都是「受领任务」。团长于受领上级命令后，依据师长的「指导概念」，进行任务分析、兵力区分、火力分配，完成作战准备，进而发起攻击，遂行战斗。问题是，同样的「任务」，史林姆已赋予，何须孙立人再重复？况且以当时的状况，孙只能指挥到团，团以下之营，以及配属的英军，还是要团长指挥。

再者，一个团的作战，除非师长带来支持兵力与火力，而团长又是新手，否则鲜有由师长指挥者；就刘放吾参加过「淞沪会战」，孙立人又轻车简从而来，加上前述通信问题等状况观之，「仁安羌之战」并没有非师长「亲自指挥」不可的理由与条件。再者，由于最了解当时战场状况者，是始终站在第一线的团长，就算师长不来「指导」，团也能照样作战，照样创造应有的战果；固然师长在攻击发起前来了，但他并未参与攻击准备工作，也非全然了解当面状况，若拉着团长下「指导棋」，反而会让团长绑手绑脚，影响其「指挥」。因此，笔者认为，团长才是本战的主角与灵魂人物；若将战胜功劳全垄在师长身上，则对团长是不公平的。有关4月19日的仁安羌战斗，《抗日战史》的记载是：

十九日四时三十分…第一一三团全部渡河，迄拂晓时，已逼近敌阵地，并开始攻击前进。我右翼部队不久即将敌第一线阵地完全占领，渐进入山地，敌旋增援逆袭，于我既得阵地附近，反复争夺，战况至为激烈。时我火力旺盛，敌兵死伤沉藉，我第三营张琦营长倍极英勇，于指挥该营冲锋之际，壮烈成仁。激战至十四时，卒将五零一高地占领，旋逐渐进展，遂将油田区之敌完全击溃，克复所有油田。十五时，救出被围之英军，及美传教士、新闻记者等五百余人…被围之英军全部约七千余人，傍晚均获解救，经我左侧，向宾河右岸陆续安全退出，该部英军已溃不成军…当其渡过北岸见我官兵时，均竖大拇指示意，并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惟该英军已无再战能力，乃转向敏扬集结休整。【注142】

这是自日军发动「南方作战」以来，唯一能逃过歼灭，而死里逃生的英国部队，应该好好感谢国军113团；惟笔者对所载英军至宾河北岸，始见国军的说法存疑，这等于呼应后文史林姆的中国军队「未按时」发起攻击说法，帮着证明英军不是国军所救。又根据《缅甸荡寇志》所载：「十九日，东方鱼肚白色还没有出现，攻击便开始了…这一场火网中夹杂着白刃肉搏的大战，从午前四时继续到午后三时，敌人的三十三师团（笔按，应系一个联队）完全被击溃了…下午五时，我军克服了仁安羌油田区域…我军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解救脱险…接着英军…七千余人和一千多头马匹，都在我军的安全掩护下，从左翼向拼墙河北岸退出…一路对着我们的官兵，个个都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注143】其中许多情节，《抗日战史》都全文照录。

113团渡河攻击的主要目标，是501 高地；该高地能瞰制宾河桥及附近渡河点，为作战地区「攻所必取、守所必固」的「地形要点」，但未见于《缅甸荡寇志》；另在《孙立人传》中，作「502 高地」。【注144】刘放吾回忆：「4月19日攻下501 高地后，等于控制了战斗的主动权，也将日军包围英军的态势打破。」【注145】对于张琦营长的不幸殉国，刘放吾团长有感伤，也有遗憾；他说：「张琦中弹后，被抬下来还有口气，他对我说：『团长，我不行了。』战争中极力抢救，张琦不久即因伤势过重阵亡，我派了一艘机帆船，将张的遗体运往后方，因航道受阻，只能水葬。」【注146】4月19日，113团解救英军状况，如图10所示。【注147】

图10　1942年4月19日国军113团解救英军状况示意（底图取自google，2016年12日卫照，3D模式，倾斜检视）

日方对19日战斗的记述是：「…晨，敌再度集中全火力于东北角，发起攻击，展开一场激战。另一方面，位于北方之宾河之敌似乎再增强兵力，联队长不得已再增援一个中队至该方面。」【注148】按，此「宾河之敌」，应指国军113团之投入，但日方显欲忽略国军在本战斗中的角色，仅以「中国军之一部（新编第三十八师之一部约一千人）似亦驰援而来」，【注149】轻轻带过。

据《缅甸攻略作战》载：19日战斗一开始，日军作间部队即「南北受敌，陷于苦战中，且因缺乏弹药，在三叉路之阵地内，一时难阻敌战车的侵入。」【注150】说明这时候日军的处境也很艰困，不但和英军一样缺乏弹药；而且仁安羌附近的「天然反战车」地形，似乎并不足以完全限制英军战车的攻击行动。同书又载：「在此一微妙之战况变化下，德重大队（按，18日夜晚始到达）之侧背攻击，终于变成扭转战局之契机，敌之战志遽然丧失，中午时分到处看见敌人放弃武器及车辆，向北方退却，其人数逐渐增多，不久敌溃败而逃。于是，在十九日日没时分，宾河以南之战斗终于落幕。」【注151】

此一宾河南岸战斗之开始与结束时间，中、日两方记载略同。至于日军原本「陷于苦战」，何以德重大队的一个简单「侧击」，即可「扭转战势」？而「扭转战势」之后，「敌」（指英军）之战志就「遽然丧失」？对此「戏剧性」的转折，日方显然过于轻描淡写。而作间部队既看见英军放弃武器及车辆，向北方退却，但为何不乘胜追击？此又与该部队一路由泰缅边境打来的积极精神不符。因此笔者认为，真相应是，日军正被一股巨大力量拉住，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军脱离战场，而无法阻拦；这股巨大力量，就是来自北面的113团攻击。日军的战史记述，似乎刻意排除中国军队的投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英军方面：18日夜晚，史林姆整夜困坐在宾河以北、一个由战车围成一圈的营地，不时听到宾河以南日军迫击炮爆炸声，及看到随之而来的闪光，史考特的部队没有还手，因为他们子弹每枪已不足20 发，要留着次日突围使用。日军还不时派遣步兵，企图潜入英军阵地，一些缅甸士兵开始恐慌而放弃阵地，让留下来的英国和印度军更加艰难。【注152】但因为18日日没后，英军已停止攻击，日军作间部队也正整顿战线，并命中井部队后撤，以准备翌日之战斗；【注153】故此时潜入英军阵地的部队，恐又是「缅甸独立志愿军」，虽无具体战果，但对为英国人作战的缅甸士兵而言，则可能成为鼓动其脱逃之原因。

根据史林姆的回忆：19日晨7时，英缅第1师「按计划」发起攻击，但国军113团因没有「时间观念」，后又借口「缺水」，在讨价还价下，由天亮拖延到12 点半，再推迟到14 点，最后终于在15 点发起进攻。而在英缅第1师方面，由于敌火猛烈，加上高温酷暑，又没有水喝，官兵精疲力尽，突围再次受挫；不但英缅第1旅靠不住，连英印第13 旅都开始动摇。这个时候，战车营突然发现了一条往东通向宾河的崎岖小径，部队就由此「举步蹒跚地」(lurched) 到达宾河，在河的岸边终于见着了中国军队。【注154】

史林姆特别强调，在午后3点前，他与史考特的连络就中断了，因此英缅第1师的「最后奋力一搏」，无法与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呼应。【注155】言下之意，英军的突围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中国军队；惟史林姆没有说明的是，为何英军在18日弹药尚足时无法突围，现在每枪只剩不到20 发子弹时，却可以？事实上，这不是英军第一次发现通往宾河的小径，英缅第1师在18日的战斗中，已经有一条旁路被清理出来，许多装置几乎运送到了河岸，但在紧要关头被日军拦住；而一支爱尔兰Inniskillings分遣队挣扎着到了岸边，正兴高采烈认为将与中国盟军相拥的时候，却被埋伏之日军消灭。【注156】

也就是，英军在18日已经打开一条通往宾河岸边的小径，但日军在那里又拦截、又设伏，英军无法通过。19日，英军又沿小径（也许是另条）来到宾河边，却能顺利渡河逃向北岸，当是日军已经撤除拦截与伏击兵力的关系。但是，日军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撤拦、撤伏？那不正是113团已攻破日军宾河防线，使后者必须放弃前述阵地的关系吗？史林姆所说「在河的岸边终于见着了中国军队」，不就等于被中国军队救出来了吗？史林姆显然故意掩盖这个事实。

惟史林姆也没忘记夸赞中国军队，他说：一旦开始进攻，表现极其出色，夺取敦贡村，救出了200多名战俘和伤员；20日，第38师再次进攻，「使用坦克突穿进入」仁安羌，击退日军的反击力量（见后文），在英国军官见证下，重创日军。【注157】史林姆只承认113团救敦贡村的英军俘虏，及夺回了仁安羌，而在最关键的解救英缅第1师部分，却选择说谎，后文再论。

20日9时，113团在仁安羌油田区以南约10公里之线，与日军对峙；10时许，击退日军约400 人逆袭。入夜后，敌大批增援部队车运到达，我112团也至，孙立人师长原拟继续攻击，惟于21日零时，接到英方罗伯孙上尉送来史林姆下达的退却命令；国军即向巧克柏当方向转进，「仁安羌之战」遂告结束。【注158】

本战，113团以1121 人，击溃日军33师团之124联队，救出英军7千余人及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500余人，并击毙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700余人，实为我远征军入缅作战史中最辉煌的一页。113团付出的代价是，官兵伤318 人，亡202人，以及张琦营长壮烈牺牲。【注159】但根据刘放吾的回忆，由于当时上级「空缺虚报」的状况普遍，因此113团实际参战的人数，只有800 多人。【注160】

八、被掩盖的真相与被遗忘的英雄

4月20日，远征军罗卓英司令长官即致电蒋委员长，报告大捷消息，电文为：「孙师原派巧克柏当之一一三团，筱(17)日扫荡平河（即宾河）以北敌人后，进而救援在仁安羌被围之英军。现据孙师长皓（19日）未（13-15时）报称，刘团经两昼夜激战，占领仁安羌，救出英缅第一师7千余人，情形狼狈不堪、不复成军…查孙师刘团作战努力，除奖励外，谨闻。」【注161】按，当时「师」为「战略运用单位」，电文习惯前冠师长姓氏，不列番号，如「王师」、「蒋师」、「戴师」；其下之团级单位因之，亦前冠团长姓氏，通常与师连用。这里的「孙师刘团」，即代表「孙立人师」的「刘放吾团」。

罗卓英致蒋委员长电文，系根据孙立人师长之战果报告而来，并以此具报于蒋；因此孙之角色，只是以「刘团」直属长官身分，转呈「刘团」事功而已。况且孙似自知，其是在「未经核准」的情形下，离开曼德勒来到宾河前线，是「擅离职守」，所以不能在电文中提及其与刘在宾河的互动，但至少「据实以报」后者指挥战斗之功，符合了为人长官「领导道德」的最起码标准。重庆方面于4月21日10时10分译出电文，蒋委员长阅后，当天即亲拟电稿作回：

林次长转史参谋长（即史迪威）、罗长官转孙师长、刘团长：据报，我第113团在叶南阳（仁安羌）激战以后，救出友军数千名，并克服叶南阳（仁安羌）重镇，殊堪嘉慰。闻我有营长一名亦在是役阵亡，又不禁悼惜系之。望即将阵亡官兵姓名详报，以凭叙勋…蒋中O手启…。【注162】

蒋委员长来电，除给孙师长外，还指名给了刘团长，并特别嘉勉刘所领导的113团。另，蒋也在21日日记中写道：「我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之刘团，在叶南阳油田中心击退敌军，救出英军七千人之多…此实可慰之事！」而当天蒋「预定」工作首项，就是「电奖刘团长」。【注163】蒋对刘立此功的重视，大抵如此。以上两封电报、一则日记，应是认定刘放吾指挥仁安羌战斗的最原始、最权威史料。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出了两位「家喻户晓」的「团级」人物，一位是卢沟桥开抗战第一枪的第29 军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另一位是死守四行仓库的第72 军88师262 旅524团谢晋元团附，他们都成了全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还有一位扬威异域，解救友军，更可歌可泣的「刘团长」，则鲜为人知，而代之受荣耀者，却是其长官「孙师长」，不啻历史的最大讽刺。

当时日军「联队」，约比照国军「团」；但前者编制人数较多，武器装备精良，训练严格，若加上空优条件，其战力约为国军团之3-5 倍以上。刘放吾团能在敌军如此优势兵力、火力制压下，强渡宾河，击溃一路追击英军、所向无敌的日军第33师团214联队，而解救7千余名英军脱困，创造了以寡击众的辉煌战果，确实难得；其关键，就在「精神力」之为用，让屡胜而骄的日军受到奇袭。

像这样的奇迹战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但也偶有；例如：公元前207年12日，赵王歇被秦军40 万围于赵都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项羽率楚军5万，渡漳水（黄河北支流），以「破釜沉舟」示必死之心，大破秦军，解赵都之围；是为「巨鹿之战」。【注164】又如：公元前204年，汉将韩信率1万2千人，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背水为阵」，以「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击灭赵军20万；是为「井陉之战」。【注165】再如：公元23年，刘秀率「敢死者三千人」，与昆阳（今河南叶县）城内8、9千守军，里应外合，「击灭」王莽军42万；是为「昆阳之战」。【注166】其致胜凭借，都是在「精神力」上，压过敌人。

西方亦有这样的例子；例如：1796年11日下旬，拿破仑与奥军亚尔宾奇(Alvintzy) 的优势兵力，会战于隆科（Ronco，在北意大利）附近，拿破仑三战三败，几濒于绝境，但并不气馁。17日入夜，拿破仑派遣Hercule 中尉率领50名骑兵，携带军号，乘夜秘密由南迂回渡过阿尔丰(Alpone) 河，到达亚哥拉(Arcola) 镇东南方，从奥军侧背处，马队并列，号声齐奏，配合马塞那(Masseno)师由亚哥拉桥西之正面攻击，及奥杰罗(Augereau)师之南翼侧面进攻，疾驰突入奥军阵线，一举击溃奥军。【注167】

刘放吾仁安羌之捷，规模与影响虽不及前述诸战，但其发挥「精神力」极致之神髓，却能辉映前者，毫不逊色；称刘为「军魂」、「战神」，应不为过。惟项羽、韩信、刘秀、拿破仑，以此成王、成侯、成帝、成皇；而刘放吾不但没有被列入「一代名将」之林，反而几遭历史遗忘，毋宁怪事？若非后来爆发的「冒牌将军案」（后论），刘恐从此埋名于历史洪流。笔者认为，肇致这样的结果，应与这段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有关；其始作俑者，一是孙克刚《缅甸荡寇志》的扬孙隐刘，一是史林姆《反败为胜》对英军脱困的说谎。两者有志一同，各取所需，都成扭曲这段历史真相的源头；本节先论孙克刚，下节再谈史林姆。

《缅甸荡寇志》于1946年1月，于广州初版3万册，4个月销完；8月10日，又在上海再版；【注168】这是纪录远征军战史的第一部书籍，在那个信息封闭、民智未开的时代，影响自然很大。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说：「这是国人敬爱抗战英雄和珍视远征军光荣史绩的结果，堪以告慰于扬威异域劳苦功高将士们。」【注169】其所指受到「国人敬爱」的「抗战英雄」，当然是其叔孙立人将军。有关作者对孙将军在「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时的立功表现，虽非本文论述范围，但笔者也跟所有国人一样，对这位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抗战英雄」，无比崇敬，对其后来被幽禁台中，也颇感同情。惟一码归一码，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不容混淆，孙克刚在「仁安羌之战」部分，显然演义故事，掠刘战功，转归其叔；如果孙立人知情，就是默许其侄「窜改历史」，吾人不能接受，史家也不会放过。

孙书〈仁安羌大捷〉章，一开始就说道：「新三十八师在劣势情况下，竟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注170】即刻意突显新38师，故意不提113团，显已开始为孙立人全程指挥战斗的假象布局；文中一些不实记载，已评述于前，此处不欲再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章的5页文字中，出现「孙立人将军」或「孙将军」10 次、「副师长齐学启将军」1次、「第三营长张琦」1次；也提及了英军军长史林姆6次，英缅师长史考特3次，但却独独不见真正指挥战斗的刘放吾团长。让人乍看之下，就觉得整个「仁安羌之战」，孙立人与史林姆是主角，刘放吾连配角都不是，甚至根本没有这个人。

前述有关蒋委员长与罗卓英司令长官间的往来电报，称113团为「孙师刘团」，或为保密，或因习惯，没有留下团长名字，一般人也许不会知道团长名字，但身为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的孙克刚，怎么会不知道团长叫刘放吾呢？况且，孙书问世时，抗战已结束，再无保密必要，理应将刘放吾名字说出来，以补电报上没有刘团长名字之不足，为历史留下记录才是。作者在两次缅战都跟随部队，还以「拿历史学的眼光看，应该算是原始材料」（见前文）给自己打分数；但在作法上却背道而行，一味「剔除」刘放吾，刻意「放大」孙立人，完全违反史学「求真」、「存真」、「传真」的最基本价值观念，令人遗憾。

又据该书〈重刊前言〉中所说：「将军幽居台中期间，困顿斗室，常翻阅是书，聊抒积郁胸怀；偶有所感，批注于书之眉端，留待史家公论；惟是书经其亲加校阅批注之后，益增其史料价值。该书交郑锦玉先生携美珍藏，现经其携回重刊。」【注171】孙克刚书重刊时，其后人并将孙立人批注《缅甸荡寇志》原书之页次，影印列于篇后。【注172】根据郑锦玉所说，孙立人将军是在1966年，将此批注之书交其携美珍藏；其后，郑据此书，编撰了《一代战神—孙立人》。【注173】由此看来，孙立人对《缅甸荡寇志》之内容，可谓知之甚悉，不但同意，还视为珍宝；果真如此，孙对该书虚美自己，捏造事实部分，就该负历史责任。

2005年，孙立人昔日秘书沈克勤，又以《缅甸荡寇志》为本，写了一部《孙立人传》；在记述「仁安羌之战」时，更大大「神化」了孙立人，重重「丑化」了刘放吾及他的部队。「神化」部分：载18日的战斗，孙立人在宾河北岸，从营长一直指挥到第一线的「搜索兵」；174 完全不见团长、营长与连长。又载：19日的战斗，午前四时三十分，「孙师长坐在一位印度人驾驶的水车上，出现在第一线，他手持望远镜，不停地瞭望…孙师长亲率一一三团官兵，不顾己身生命，在火网中用白刃与敌人搏斗。」【注175】凡此，都企图将孙包装成了一个「能直接掌握第一线搜索兵」、「攻击发起时亲临第一线」、「临阵带头冲入敌阵拼刺刀」，集所有团、营、连、排、班长角色于一身的「全能英雄」。但0430时，天还未亮，无能见度，不知孙用望远镜能瞭望到什么？沈显然说过了头。

在「丑化」刘放吾及其部队部分，载：「18日天快亮时…刘团长在电话中向师长报告：『官兵没有水喝，有人中暑休克。』孙师长…对刘说『你真笨…向前跃进十次，一股冲锋，即抵拼墙河，有的是水！』…第一线官兵为了要活命，顾不得什么障碍，各个拼命跃进…跳入拼墙河，饱享一顿清凉的河水…。」【注176】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没有一发起攻击就开始跃进的战斗，而跃进十次后还有力气战斗吗？更离谱的是，在沈克勤笔下的刘团长，竟成连官兵饮水问题都解决不了的「笨蛋」；但笔者不认为一位美国军校出身的师长，会如此没有军事常识，会这般责骂团长。而113团官兵的前进，居然是为了「喝水」以「求活命」，更是视国军为一群连「基本信念」都没有的乌合之众，令人错愕。

沈克勤之目的，或许在强调孙立人的英明伟大，但似不必将刘团长和国军113团官兵，形容得如此不堪。如果团长真是这么笨，113团官兵果是一群乌合之众，吾人也不敢相信，这样的团长、指挥这样的官兵，能创造「以一当十」的「仁安羌大捷」。

5月3日，新38师在掩护英军退入印度途中，孙立人接到亚历山大转来英皇颁发的「帝国司令(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 勋章」，和史林姆的感谢函。【注177】时113团正奉命开赴卡萨(Katha)，掩护第5军撤退；【注178】及至该团转进到印度，已是6月中旬，苦战数十日，官兵极度疲乏，刘团长也病倒，由担架抬着。当时环境已变，杨振汉营长挨到担架边黯然叹道：「团长您看，师长的勋章已经挂满胸前了。」于是他申请到重庆的陆军大学读书，远离伤心地。来台后再度随孙立人练兵，惟无意与长官争功，绝口不谈仁安羌事，但却感「心结未解」；1946年晋升少将，1954年1月退役。【注179】若非1963年发生轰动港台的「冒牌将军案」，刘放吾—这位缔造「仁安羌大捷」的英雄，恐就此灰飞烟灭。

1963年8月23日，一个「冒充」113团团长的男子林彦章，在香港因「金融诈骗」被捕；次日，香港《华侨》、《大公》、《星岛》等3家华文报纸及英文《虎报》，同时以极大篇幅刊出了这件故事，此即所谓的「冒牌将军案」。【注180】此案缘起于缅战后期曾任英缅第36师师长的菲士廷(Francis Festing) 将军，于1949年出任英军驻香港司令后，有感国军在仁安羌救援英军之恩，乃开始寻找这位率领作战的「刘团长」。【注181】但菲士廷竟将「刘团长」当成了名字，几经转传，变成了「林国章」，就由一个叫「林彦章」的人出来冒充。其后，林彦章在菲士廷照顾下，名利兼收，惟贪得无餍，到处招摇撞骗，终在菲士廷离职后，案发被捕。【注182】其实菲士廷要找「真团长」并不困难，1949年时英国与中华民国尚有邦交，孙立人又是当红的「台湾防卫司令」，打个电话或拍个电报问问即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除非后者不愿透露。

然而，「假团长」出现了，「真团长」又何在？在新闻记者追根究底下，先在台湾一个名叫「曲尺」的煤矿坑里，找到了上校退役的杨振汉，再由杨振汉口中，打听出了在屏东辛苦卖「将军煤球」的「真团长」刘放吾。【注183】1963年10日18日，刘放吾接受《征信新闻报》专访，亲述宾河之战，畅谈解救英军始末；【注184】至此，「刘团长」英勇、但鲜少人知的事迹，才开始重现于青天白日。

九、对史林姆的评述

史林姆受命于英军全面败退之际，其任务是执行亚历山大的「弃缅保印」全般构想，故在对缅甸军的作战指导上，难有积极作为；但史林姆在一开始的时候，却有「反击」日军「拦截兵力」之企图，可惜受制于亚历山大，没能实施，否则配合国军的投入，或许会有扭转战局机会。

根据兵学理论，实施「拦截作战」时，所使用之「拦截兵力」，应以能与敌「单独」决战为度；若兵力不足，则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一）在短时间内，能获得支持；（二）有极有利之地形可资利用；否则反有被敌「击灭」之虞。【注185】

以1813年10日30日，「莱比锡战役」(The Leipzic Campaign) 的最后「法兰克福会战」为例：奥地利、普鲁士联军20 万人，追击正在向法国本土败退之拿破仑兵团8万人；前者以由巴伐里亚Urede 亲王所率领的1个军（4万人），对法军实施「拦截作战」，结果因兵力不足，「追击兵团」又未能实时赶到支持，反而在法兰克福(Frankfort) 以东的哈瑙(Hanau) 附近，遭拿破仑兵团「击灭」。11日2日，法军退至莱茵河左岸，拿破仑于11日9日返回巴黎。【注186】 1813年10日「法兰克福会战」直前之态势，如图11 所示。

图11　1813年10日30日「法兰克福会战」直前态势示意（资料来源：Count Yorck von Wartenburg,“Atlas to Accompany Napoleon As A General＂(West Point: N.Y. August, 1942), p. 112.）

此一状况，与1942年4月17日，日军「追击」、并「拦截」英军于宾河时之情形，颇为相似。当时，英军「退却兵团」的1个步兵师加1个战车营兵力，较日军「迂回拦截兵团」的1个步兵联队（有炮兵，无战车，但空优）多，其「正面追击兵团」的2个联队，一是沿荒漠而行，一是溯江流而上，与「拦截兵团」距离2日以上行程。如果加上国军适时投入，南北夹击，确有乘日军前后分离、各自为战之际，击灭日军「拦截兵团」的可能；可惜英军空有「物资力」，缺乏「精神力」，致「有形战力」落空，若非国军救援，早就全军覆没。

当英缅第1师一路向仁安羌撤退时，史林姆反对亚历山大要英印第17师守在东敦枝的决定。史林姆认为，英印第17师可派遣一支「小部队」到纳特曼克（也就是后来112团到达的位置），以「掩护」伊洛瓦底江方面英军与曼德勒间的「交通」、「连络」；该师主力（含战车营1），应由通往马魏的「主干道」(main road) 回到马魏（相关位置，见图6），这样就可以「直接截断」(cut right)日军「补给线」，并从「后面」攻击日军的尾巴。尤其当4月12日，英印第17师在克克瓦打赢了一场与日军原田部队的「遭遇战」后，史林姆更相信该师必能到达马魏，并会有极大扭转战局的机会。【注187】

简单地说，史林姆的构想是当日军向北追击之际，以英印第17师从日军右边「战略翼侧」出击，截断日军第33师团的「补给线」，行「反包围」作战的概念；有冒险，但更有成功机会，堪称卓越。惟后来史林姆的构想没有实现，那是因为亚历山大总部「执意」(insisted) 要英印第17师守在东敦枝的缘故；【注188】不但如此，直到英缅第1师从仁安羌「苟延残喘」的撤退下来时，英印第17师还在原地未动。【注189】探究英印第17师成为「战场游兵」原因，应是亚历山大在「弃缅保印」的大前提下，只求保存有生战力，尽速脱离缅甸战场，那里会让这个师再卷入战局呢？

谈到史林姆谎言：他在回忆到巧克柏当会见孙立人前，先赞扬中国军人具有勇气、耐力、乐观和爱国精神的「基本特质」；但接着提醒自己须牢记以下三点事情，才能与中国军人相处愉快：一是、他们没有时间观念，早上8点要做的事，和下午4点与中午12 点做，没有什么分别；二是、他们会把任何靠近他们的物资「偷走」，包括库存、口粮、卡车、火车、甚至司令部的布告牌，因为他们穷了太久；三是、「面子」最重要，如果对一个中国人提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有助其「名声」的提高，他肯定会接受。【注190】

史林姆为什么要在回忆录的这个部分，说这样的话？笔者认为，他显然是为顾英国人的「面子」，编织中国军队只救了200 多名「战俘和伤员」，而不是救了整个英缅第1师的谎言，而预留伏笔。

史林姆回忆：4月19日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时间，由早上天亮，拖延到下午3点，除了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的关系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水」，他们只有在「供水」之后，才能开战。【注191】史林姆还详细描述了中国军人「贪得无厌」的「恶形恶状」，他说：他知道中国军队缺水后，派了一辆由印度人驾驶的水车运水到第一线，结果中国军人不但清空水箱，还清空油箱，甚至连「散热器」里的水都倒出来，在孙将军接手这件事后，水车才得放回。【注192】史林姆接着回忆：即使是这样，当他到达靠近前线的一个中国军队指挥部时，一位「非常肥大的」的中国军官，还向他大声抱怨部队没有水喝；史林姆走向这位胖军官，晃了晃他贴在屁股上、装得满满的水壶，他才中断抱怨，不但引来旁观者的爆笑，连胖军官自己也大笑，然后应允午后3点之前进攻。【注193】

史林姆没有说明这位胖军官是何许人？但是攻击发起的时间，师长、团长在下达命令时即已律定，这位胖军官既非师长、亦非团长，那有权力应允更改攻击时间？史林姆的话显然充满矛盾，只意在泡制中国军队「未按时行动」原因时，多安上一个「军纪荡然」的理由，让骄傲的英国人相信，仁安羌英军是自己突围出来，与中国军队无关而已。况且113团已到了宾河北岸，前晚又下了大雨，根本不会有缺水问题，而在第一线准备发起攻击之际，部队都已疏散进入阵地，怎么可能有人围观大笑？凡此，都能证明史林姆在这件事情上，扯了大谎。

至于军纪问题，孙立人对部队要求严格；根据112团2营6连上尉连长陈玉鼎的回忆：「新38师纪律严明，师长孙立人将军十分重视军纪，下命令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下午就要清查干粮袋看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严禁不法之事。」【注194】甚至连3月27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重庆觐见蒋委员长时，都向蒋表示：「华军在缅纪律甚佳，此后如发现有何越规行为，自当报告；惟本人确信，决不致有所发现也。」【注195】由此看来，史林姆对国军既偷、又抢、更无时间观念的描述，完全是没有根据、信口开河的恶意抹黑；吾人不能接受。

不止如此，甚至连在第一线会见胖军官之事，恐都出于史林姆凭空杜撰。依照史林姆的说法，113团原定19日天亮时发起攻击，但后来延到12 点，再推迟到15 点；因此，史林姆若曾去宾河前线，其时间应在早上至中午之间。惟史林姆回忆录中又载：「我和亚历山大将军、史迪威将军在4月19日碰头，商量接下去我们该做些什么？」【注196】史迪威在日记中亦载：「亚历山大、史林姆、罗卓英和杜聿明…来访…他们使午餐推迟到3点15分。」【注197】证明19日1530时之前，史林姆确实曾在瓢背(Pyawbwe) 的史迪威指挥部，与亚、史、罗、杜等人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而由耽误了中餐时间看来，会议开始的时间，应在午前。

瓢背至宾河北岸113团攻击准备位置，为一条崎岖的山区道路，距离194.6km，在当时走一趟，至少要花6-8 个钟头时间。如果史林姆天亮以后先处理中国军队缺水问题，处理完后，再到宾河前线见胖军官，那就无法在中午以前赶去瓢背开会；如果先去瓢背开会，则赶回到宾河前线，时天已黑，仗亦打完，113团已在宾河南岸，无处理缺水问题必要。也就是说，史林姆当天根本没有去过宾河前线。瓢背至宾河北岸113团攻击准备位置路线距离，如图12 示。

图12　瓢背至宾河北岸113团攻击准备位置路线距离示意

在那个殖民帝国风骚全球的年代，白种列强非常歧视贫弱的黄种中国，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似乎无法接受被中国军队救援出来的事实；故而亚历山大也和史林姆一样，在其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中国人的作用，说过「中国人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的话，将英军的仁安羌脱险，归成「幸运」，而非任何人的努力，并出言不逊地形容接受英军补给的入缅中国军队为「寄生虫」(parasites)。【注198】但一位曾目睹国军营救英军的退役上尉杰拉德•费兹派垂克(Gerald Fitzpatrick) 却反驳说：「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军队在仁安羌的作战，我是重要、且仅存的见证者。」【注199】他在2013年、94岁高龄时出版的《中国人在缅甸拯救英军》(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 书中，就将113团团长刘放吾将军骑马英姿照片，放在首页，以示对刘将军及其家人的感谢与敬意。

除了费兹派垂克的见证外，还有几位参加过4月19日渡河攻击的113团军官，也回忆了当天发起攻击的状况。第2营第6连上尉连长蒋元回忆：「4月19日4点30分，113团开始渡河，拂晓时分已逼近日军阵地，并开始攻击前进，占领501高地。」【注200】第1营第1连少尉排长唐宇戡回忆：「4月19日拂晓，我们113团分三路进攻仁安羌。」【注201】防毒排的少尉班长李敦进回忆：「4月19日拂晓，113团发动攻击，在第一波战斗中第3营营长张琦阵亡殉国。」【注202】这些人的说法高度一致，就是113团发起攻击的时间在清晨；容或时代久远，对时间的记忆模糊，但绝不会模糊到弄不清楚一大早与下午3点。

史林姆全程参与两次缅战，并领导英军获得最后胜利，其在这场战争中的份量，超过魏菲尔与亚历山大；故当1956年其回忆录《反败为胜》在伦敦初版时，就引起广泛注意与抢购，当年即再刷，并被列入《战争丛书》重印；1972年与2000年，既再版、又再刷。【注203】显然在英国人眼中，史林姆是缅战头号英雄人物。

就因为此书所代表的缅战「权威性」，所以常被中、外人士参考引用；而丑化中国军队在「仁安羌之战」中的「没有时间观念」、「什么东西都偷、都抢」、「缺乏战场纪律」等编织故事，以及英军非中国军队所救，是自行脱困等杜撰情节，亦都随之广播，无远弗届，成了讹传源头。例如，《缅甸—最长的战争1941-1945 》书中，在记述仁安羌战斗部分，即以此为本；【注204】又如，《孙立人传》中的113团缺水，及孙立人坐着印度人所开水车到第一线的问题，也莫不祖绍于此。而中国军队付出近5百人伤亡的代价，去营救7千多名英军的恩情，不但被一笔抹煞，还赔上无可弥补的形象损失；吾人能无感伤乎？

十、结论

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中国中原时间12月8日，日军对英、美西方国家的珍珠港、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等目标，「同步」发起攻击，「太平洋战争」于焉爆发。日本在这些设定目标中，除了对珍珠港以「偷袭」致果，无足论述外，在其余目标的进攻上，都超乎预期的顺利，不但占领，还虏获了约20万名的英、美盟国军队。【注205】但关于「攻略缅甸」之构想，日军大本营一直到1941年10日仍「甚为模糊」，甚至处于「极为漠然」与「作梦都没想到」之状况；之后随着战况的快速发展，才逐步予以具体化，并采取积极行动。【注2056】

从日军的「曼德勒会战构想」看来，本来英缅军一定会和上述地区盟军一样，全部成日军的俘虏；但由于「中国远征军」的投入，及新编38师第113团在仁安羌的告捷，不但救出英缅第1师，还暂时遏阻日军在伊洛瓦底江方面「如入无人之境」的攻势，才使得这些英军能够成功逃到印度，保存「有生战力」，成为守住印度、及日后反攻缅甸的「种能部队」。【注207】国军113团在「仁安羌之战」的卓越表现，也让日军「南进作战」吃了唯一败仗；苟无仁安羌之胜，二战印缅局势又是另一回事，其影响不可谓之不大。

日军在3月30日攻下同古之后，对国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的奋勇战斗「赞佩不已」，称其为「值得敬佩的敌人」；【注208】但日军战史对国军113团的仁安羌表现，却轻轻掠过，吝啬赞美，似是基于「面子」，或可理解。惟在英军战史中，却完全不提国军113团在仁安羌拯救英缅第1师事，则难以想象；【注209】尤其现场指挥国军投入战斗的英军军长史林姆，还以不实的谎言，丑化国军形象，掩盖国军功劳，吾人不能接受。更有甚者，连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记述，都存有私心，不能客观中立，秉笔直书，而随意杜撰，以讹传讹，致真相不存，异说纷起，实我治抗战史者之耻也。

但青史不会尽成灰，此段原本已被掩盖、扭曲与遗忘的「仁安羌之战」，却因1963年香港「冒牌将军案」的发生，又重新唤起后人记忆，大家才开始知道，1942年4月在仁安羌指挥113团解救英军的人是刘放吾团长，不是其它人。

1992年4月，当「仁安羌之战」届满50周年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至芝加哥拜会刘放吾将军，向刘将军及113团拯救英军的英勇事迹，亲致谢忱。【注210】7月27日，美国老布什总统也致电刘将军，诚挚感谢他在仁安羌解救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及数千英军出围的壮举。【注211】除此之外，英国国防部长、美国加州州长、洛杉矶县议会议长，亦纷纷来函致谢。【注212】这虽是迟来的正义，但总算还了刘将军、113团全体官兵历史公道，也让为这场战斗壮烈牺牲的113团英魂，包括张琦营长，享受应有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