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设置的上海盟军战俘营

文/张帅 苏智良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俘虏了大量盟军士兵。为了管理这些战俘，日方开始设置战俘营，并逐渐完善战俘管理制度。1941年12月23日，日政府公布了《俘虏收容所令》，规定战俘营由陆军省管辖。27日，日方公布了《俘虏情报局官制》，规定俘虏情报局负责战俘的收容、押送、交换、医疗诸事项。1942年1月15日，日本在善通寺设立了第一个盟军战俘营。依据日方的资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设置的盟军战俘营共18处。日军在中国先后设置了香港战俘营、上海战俘营、台湾战俘营、奉天战俘营等4处关押盟军的战俘营。

上海盟军战俘营的设置及战俘组成

日军在上海设置的盟军战俘营主要有两处：吴淞盟军战俘营和江湾盟军战俘营。这两个战俘营存在时间上的承继关系，战俘营管理者亦相同，共同构成了“上海盟军战俘营”（Shanghai War Prisoner camp），日方称为“上海俘虏收容所”。吴淞盟军战俘营位于宝山，现为上海吴淞公园后海军博物馆的一部分。1942年12月6日，上海盟军战俘营由吴淞转移到江湾，旧址位于今宝山区殷高路15号，现为上海市高境强制隔离戒毒所。

日本在沪集中营分布图，右下角所示的集中营位于江湾，右上角所示的集中营位于吴淞

上海盟军战俘营关押的战俘主要来自威克岛战役被俘的美军官兵及平民。1942年1月23日，运送1000余名威克岛战俘的“新田丸”（Nitta-Maru）客轮抵达上海。从此，威克岛战俘开始了在上海3年多的囚徒生活。除此之外，上海战俘营关押的盟军战俘还包括4个部分。一是英美等国驻上海的海军战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要求停驻在上海的美国炮舰“威克号”、英国炮舰“海燕号”投降。两舰被俘的海军士兵被日军临时关押在虹口北江湾路海军战俘营。后来，两舰被俘的美英官兵同威克岛战俘一起，被关押于吴淞盟军战俘营。二是美国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和秦皇岛，12月8日晨，三地的海军陆战队官兵被日军包围。北平驻军投降后，于1942 年1月10日被日军押送至天津海军陆战队兵营，同天津、秦皇岛战俘会合后于28日被押送离开天津，2月1日到达上海。三是部分被捕的盟军飞行员。四是少数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及其他人员，例如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等。

上海盟军战俘营关押的战俘总数随时间发生变化。1942到1944年关押战俘数分别为1484人、980人、1023人。上海盟军战俘营中关押的战俘具有流动性。在战俘营设立的4年中，不断有盟军战俘被收押或者释放。战俘释放、日方调配及死亡也导致战俘数目发生变化。1945年5月，日方将上海的盟军战俘转移至北京丰台。5月9日，上海盟军战俘营关闭，剩余的约20余名战俘因身体不适被送往上海市属警察医院，其中部分康复后被转运至丰台，其余战俘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之日。

日军对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管理

1942年1月29日，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代表政府表示，日方将遵守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俘虏情报局对盟军战俘的管理参照了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对战俘问题的一般规定。然而，这种参照是有选择性的：只执行那些对其有利的规定，对保障战俘权利的条款，则避而不谈。盟军战俘在上海的被俘经历非常坎坷。1942年1月23日，“新田丸”停靠于上海公和祥码头。日军精心准备了盟军战俘的亮相仪式——游街示众，并组织上海市民观看。日军要盟军战俘游街示众的目的是为了丑化盟军，借此扫除对英美人士的崇拜。然而，天降大雨使得日军精心准备的游街示众被迫取消。

盟军战俘虽然避免了“游街示众”，却避不开日军的野蛮对待。日本军方自上到下对盟军战俘都很苛刻。东条英机曾经命令各战俘营长官，对战俘执行最严厉的纪律，不能讲究人道观念。日本看守非常野蛮，以虐待战俘为乐，盟军战俘成为日军的奴隶。由于经常毒打、虐待战俘，翻译石原勇被战俘们称为“东方野兽”“恐怖骷髅”。 在江湾战俘营中，日方采取“水刑”和“指刑”严酷审讯盟军战俘。“水刑”是把战俘捆绑于梯子或木板之上，灌水致其呕吐，反复多次致受刑者肠胃充满水，一整天都不得闭嘴。“指刑”是用绳索套在战俘手指上慢慢收紧，直至骨折或脱臼为止。

盟军战俘在上海的日常生活

盟军战俘的日常生活简单乏味：早上起床、点名、训话、整理床铺、呼喊口号；早餐过后劳动，部分战俘到战俘营外面劳动，部分战俘在战俘营内执勤、种菜、修补衣物等；中午简单就餐后继续劳动；下午六点晚饭，八点半训话，九点到十一点间熄灯。日方管控下的媒体宣称这种生活有利于盟军战俘的身心健康，这样盟军战俘就可以过一种“规则”的生活。

上海盟军战俘营的居住条件远未达到国际法之规定，战俘居住环境恶劣。吴淞盟军战俘营紧邻黄浦江与长江交汇之处，院子就像一个鬼屋，四周围着铁丝网，战俘营由木质营区组成，每个营区被隔离成若干小间，每个小间住满了战俘。俘营周围密布电网，邻近电网的是石墙，石墙上面另有一组电网。盟军战俘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比上海战俘营更加阴冷、荒凉。

上海冬天的湿冷天气成了盟军战俘的敌人。战俘营营房修建简单，时常被战俘们诟病为“偷工减料”之作，根本不能抵御寒风的侵袭。战俘们睡觉的铺盖不能御寒，毯子又薄又小。在严寒的冬天，为了抵御寒冷，战俘们不得不将毯子集合起来，4人一组互相抱团以避免被冻死。除了寒冷，盟军战俘也没有足够的食物用以果腹。盟军战俘的日常食物包括米饭、蔬菜、少量的肉。他们要想获得足够的食物，必须听从日方的命令参加劳动。自1942年12月6日至1945年5月，江湾盟军战俘营中的22名战俘因自然原因死亡。战后调查表明，营养不良是造成这些战俘患病的根本性原因。

（一）盟军战俘的劳动

日方将盟军战俘营变成了向“大东亚战争”提供劳动力资源的一种特殊机构。在战俘营中，日军无视国际法对战俘劳动的规定，肆意掠夺战俘身体所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在吴淞盟军战俘营，盟军战俘承担的第一次大规模劳动是开挖吴淞运河。此工作异常艰难，只能在落潮时候进行劳作。挖掘运河之外，盟军战俘在吴淞的劳动还包括整修马路、码头卸货、在战俘营空地种菜等。在江湾盟军战俘营，战俘参与“富士山项目”（Mount Fuji project）——在战俘营内修建一打靶场，在日军看守野蛮监督之下，盟军战俘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高强度的劳动严重摧残了盟军战俘的身体，到1943年夏天，食物短缺加上繁重的劳动使得战俘们都饿得皮包骨头。

日方档案将盟军战俘在上海的工作分为“所内”“土木”“工业”“荷役”等不同类型。东条英机曾向各战俘营发出“没有工作，就没有食物”的命令。日方强迫盟军战俘劳动，而参加劳动又是战俘获取报酬、维持生命的唯一途径。日方以“中储券”的形式向战俘提供“报酬”。这些报酬“几乎毫无价值”，战俘工作3天能买10根香烟，或者一小包日本面包。

（二）盟军战俘的医疗保障状况

战俘的生命维系与战俘营内医疗卫生状况密切相关。战俘营内关押战俘密度大，加之饮食待遇差、劳动强度大等客观原因，造成盟军战俘身体素质低下，缺乏抵抗力，故很容易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疫情，从而造成大批量战俘死亡。资料显示，1942年至1944年上海盟军战俘营战俘死亡率分别为1.75%、0.31%、0.78%，这个数字低于日军设置于他处的盟军战俘营。笔者认为，死亡率较低同该战俘营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相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战俘营配备了少许必需的医疗器械；二是盟军战俘医务人员尽职尽责。日方将战俘中的医务人员能够继续从事医务活动看成是对盟军战俘的优待，同时也是对这些军医战俘的优待。红十字会提供的医疗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俘营中配备的医疗设备实在有限。尽管战俘医务人员尽职尽责，但是战俘营内医疗条件仍然非常差。战俘营内医疗设施异常匮乏。1943年江湾战俘营内爆发了肺结核疫情。军医战俘希森上尉试图说服日方管理者将结核病患者隔离开来，让患病的战俘停止劳动、完全休息。然而，他的呼吁没有丝毫作用。

（三）红十字会与旅沪英美侨民援助

盟军战俘在上海的死亡率低于日军设置于他处的盟军战俘营，这与他们得到了红十字会与旅沪美英侨民的鼎力资助密切相关。太平洋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关注战俘事项，曾经致电各交战国，呼吁各国善待战俘。通过红十字会，大量的食品、药品、衣物等被陆续送至上海盟军战俘营。自1942年10月始，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于每月10日、25日定期向战俘营运送给养物资。除了集体性的慰问，单个的红十字会包裹也被陆续送至战俘营，在江湾战俘营关押期间，每个盟军战俘平均获得了约15个食品包裹。每逢节日，红十字会还对盟军战俘施行特别慰问。1942年圣诞节，平均每位盟军战俘收到了17.5个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包裹，正是这些东西救了战俘们的性命。盟军战俘利用这种特别慰问的机会补充营养，增强体质，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在残酷的战俘岁月里存活下来。

国际红十字会配送的给养物资遭到日方管理当局的盘剥。上海盟军战俘营内截留红十字会给养物资的行为一度盛行，甚至连战俘营所长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了标有红十字会标志的食品。盟军战俘坚决抵制日本守卫私盗给养物资的行为。日方守卫想尽办法盘剥盟军战俘获得的各种捐助。战俘们接受的捐助只能兑换成“中储券”。 盟军战俘所接受的捐赠多为外汇，在外汇转换为“军票”“ 中储券”的过程中，日方管理者不按市场价格操作，从中渔利颇多。

旅沪英美等国侨民也向上海盟军战俘提供了诸多帮助。盟军战俘经历残酷的海上转运之后，身体消耗极大，急需休养生息，如果此时得不到有效救助，死亡率会很高。对比沈阳战俘营的状况，被押运到上海的盟军战俘幸运地得到了盟国侨民的援助。旅居上海的国际侨民对保全战俘生命发挥了极大作用。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大量英美侨民聚居的国际城市，最早对盟军战俘进行救助的正是在沪英美侨民。当盟军战俘还被关押于吴淞之时，英美侨民的捐助活动就已经启动。他们在“上海美侨联合会”之下设立“战俘救济委员会”，呼吁旅沪侨民为盟军战俘捐赠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这一呼吁得到上海英美侨民的积极响应。1942年4月初，战俘救济委员会将第一批物资送往吴淞盟军战俘营。4月下旬，英美侨民为盟军战俘募集了第二批物资。援助以食物、药品、衣物、生活用品为主。这些援助如及时雨般改善了盟军战俘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从而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看到胜利时刻的到来。

（四）盟军战俘的通信事项

盟军战俘被移送到江湾战俘营之后，其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证。然而，盟军战俘迫切希望同亲人联系，希望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希望获知亲人的消息。盟军战俘在抵达上海的半年内只能接收发自中国的信件。1942年下半年，日方才允许盟军战俘向家中写信，只能用日方事先给出的模板。战俘营管理当局对信件数量亦有规定：每3个月可以写一封信或者两张明信片。随后通信数量被一再削减，除非得到特别允许，每个战俘每季度只能写一张明信片。自1942年9月始，盟军战俘开始收到由国际红十字会转交的家信。日方对战俘的来往信件采取拖延发放的做法，通常将信件截留一段时间，用这样的方法在心理上折磨战俘。日本人经常拆开信封审查信件，许多时候在战俘不知晓的情况下，他的来信就被没收了。

（五）盟军战俘的纪律与自我管理

盟军战俘在上海关押期间执行了较为严格的军事纪律。上海盟军战俘营相对较高的生存率，主要原因在于其被俘之时较好的身体素质，得益于他们被幸运地关押于上海，得益于战俘营中严格的纪律及彼此关心的战友之情。在战俘营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战俘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个人生活空间极其有限，个人尊严被肆意践踏，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为了生存，战俘们不得不努力争取更多的资源。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矛盾就容易产生，由小积大则成冲突，战俘之间发生冲突亦为平常之事。日方也试图利用这些冲突强化对盟军战俘的管理。日方的图谋被盟军战俘所洞察，他们认为维持军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消除战俘间的矛盾，使战俘保持集体观念，盟军战俘在上海关押期间执行了较为严格的军事纪律。盟军战俘坚持军事化管理，一切事项按照未被俘时处理，士兵见到长官要敬礼。由于战俘们被俘前所属组织不同，加之日方管理者分化管理、挑拨离间，有少量盟军战俘同日方合作，他们被称为“白老鼠”（white mouse），并被其他战俘所孤立。

结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000余名盟军战俘被陆续运送至上海盟军战俘营。依笔者所见，日军设置上海盟军战俘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则可以就近安置上海、华北等地被俘的盟军士兵；二则可以在中国民众面前丑化盟军，瓦解中国人对英美的崇拜，放弃对英美等国援助抗日的期望；三则可以为上海的驻军提供劳动力资源。盟军战俘在上海历经3年余战俘生涯，他们备受折磨，命运多舛。1945年5月，这批盟军战俘被移送至北京丰台，后又转移至朝鲜半岛的釜山，最后大多数在日本被美军解救。

由于地处国际都市上海，且上海各界市民和团体非常关注，日方刻意将上海盟军战俘营建设成为展示其文明形象的橱窗，作为示范典型广邀记者进行宣传报道，实质则是日方在欺骗舆论。日军还允许盟军战俘建立图书馆、打乒乓球、下象棋、看电影宣传片，战俘死亡时候允许演奏丧葬音乐，也只是日方塑造自己文明形象的手段。上海盟军战俘营较低的死亡率得益于战俘营内基本医疗设施的配置、盟军战俘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红十字会及旅沪侨民的资助、盟军战俘保持严格纪律等，这些因素使得更多的盟军战俘能够活着走出战俘营。日军刻意将上海盟军战俘营打造成为善待战俘、遵守国际法的典型，并不能掩盖其虐待战俘、践踏国际法的罪恶行径。日军原本想将上海盟军战俘营作为其善待战俘的展示橱窗，实际反倒成了其违践踏国际人道主义、实施战争犯罪的见证。

战俘是受到战争影响的重要群体之一。一个国家对待战俘的态度亦体现其文明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待盟国战俘异常残暴，即便日方刻意将上海盟军战俘营打造成为展示其遵守国际人道法、善待战俘的橱窗，但是该战俘营仍然充满着暴力与罪恶。日本应深刻反思其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