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与人祸：明朝为何说亡就亡

自打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几年，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后金）。但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却被清兵击溃，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

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在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前方消息传来，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经“殉国”了。为此，崇祯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祯流了眼泪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但事实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此，已经将国号从金（后金）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都被大骂而回。

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谈话间，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屡拂拭之”。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于次日接见洪承畴。见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生气，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第二天，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早在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皇太极更加开心，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议论纷纷，皇太极知道后，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为了什么？”

将领们回答说：“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立马说，那就对了，“要夺取中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们都不认路，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我能不高兴吗？”

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但大明帝国，确实已日落西山。

皇太极（1592-1643年）画像。咄咄逼人的满清，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

01

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1627年）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崇祯明白，更多还是要靠人事，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

本来，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随后，朝中大臣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上书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

一个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市，至此，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形势更加危急。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国势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

崇祯的偏隘与多疑，加重了大明国内的君臣矛盾。

02

有明一代，出了许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崇祯的哥哥，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随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导火索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苏睢宁“黄河水涸”；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乡“河流尽竭”；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1644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明朝灭亡前五年，“崇祯庚辰（1640年）秋，山东、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竞弃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妇不值千钱”——在这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人就坑剐食其肉。”在江苏丹徒，“三吴皆饥，树皮食尽，至发瘗胔以食”。

山西稷山县志记载，“（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种种惨凄不胜枚举。”

在这种干旱、蝗灾和大饥荒，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瘟疫也随之而来。

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检阅史书可以看到，崇祯十四年（1640年），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

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03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实际上，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内在因素外，其外在的导火索或者说快变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长时间的干旱、蝗灾、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

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左右，当时，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启七年）和1628年（崇祯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大饥荒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大饥荒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清军）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满清）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

李自成农民军扩张的背后，是明末摧毁社会基础的连续多年干旱、饥荒等天灾。

04

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纵观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他分别于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亡国自杀前夕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共四次下发罪己诏。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中，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播州之役）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单位因此为两、钱、厘、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1630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05

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不久，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后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下只得投井自杀，其在成都城内的宗室子孙被张献忠下令捕杀殆尽。蜀王自杀后，此前劝说他散财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也被农民军所捕，张献忠让人劝说他投降，刘之勃破口大骂，张献忠于是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刘之勃毫无畏惧，临死前大喊是说：“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但疯狂的张献忠并未放过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离成都前，下令对成都进行屠城，疯狂屠戮了成都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而他对于所经过处的明朝宗室的态度，则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山西，后来投降的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例如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杀掉并剁碎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是明末万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阳时，不仅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山民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人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也与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蚀国家财政并掳掠侵害民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明朝宗室在维系所谓朱家江山的同时，最终也反噬了整个帝国。

下篇

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1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大饥荒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大饥荒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02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至死，他还是看不清。

尽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祯算是个很勤奋的帝王。

相比崇祯那位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那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简直就是个劳模——自打1627年以年仅17虚岁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对此崇祯下诏说：

“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05

随着最后一次迁都计划的终止，崇祯只得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并下旨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最后的几万关宁铁骑入卫京师，尽管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但崇祯此时已然走投无路，实属万不得已，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

但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50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当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

但崇祯仍在做最后的突围计划，当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太子出宫南下，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烺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多大节”的巩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经建议崇祯南迁，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但巩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私蓄家丁？”

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1643年）就已病逝，由于国事纷乱，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巩永固与崇祯君臣二人对话两天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巩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

崇祯与妹夫巩永固谈话后第二天夜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也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当晚，李自成农民军架起云梯开始进攻北京城，眼看城破在即，当晚大概九点钟，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齐楚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

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帝国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

“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咐说：

“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我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33岁的周皇后，则决定尽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最后职责。当晚，周皇后“持节”，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

“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

担心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黯然失魂的崇祯来不及过多悲伤，他又提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

在他看来，帝国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他再也下不了手了。

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

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紫禁城，试图突围而出，结果他们跑了几个城门，要么被守城部队炮击而退，要么就是根本打不开门闸，一直折腾到临近天亮，崇祯这才彻底死了心，退回到紫禁城中。

此时，时间已经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在紫禁城中，崇祯又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

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晖，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惶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

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7年的帝王生涯，以及34岁的生命做了永别。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

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

帝国的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帝国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他死后，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

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李自成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他努力过，也奋斗过，只是，除了死，他已无力回天。

06

尽管崇祯上吊自尽，但当时，由于北京城内乱成一团，农民军一直到崇祯上吊自尽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随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大明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着急着想要投靠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大部分勋戚及文武百官，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样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停驻叹息。

后来，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农历四月初四日，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个陵墓：思陵。

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流离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于是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

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

“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倒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撰写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生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朱慈照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一家，彻底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在山海关大战中失败的李自成，则在无奈下率军匆匆撤出北京，一年后（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杀，多尔衮则率领清军尾随其后入关、占领北京，随后清军又相继击败了南明各路军队和各支流民大军，最终一统江山。

而回顾1642-1644年，大明帝国在最后三个年份的人与事，人们可以发现，当帝国积弊深重，一切奋斗，似乎都已无力回天，尽管部分细节带有偶然，但历史的车轮仍然在一条必然的轨道上曲折前进，只是天下兴亡，未免苦了苍生。

那时，历史还将在暗夜中踉跄前行近四十年，一直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水师收复台湾，这一场晚明帝国衍生出的历史风云大戏，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一个帝国覆灭，一个帝国新生，只是，换皮之后，帝国是否蜕变成蝶了呢？崇祯不知道答案，李自成不知道答案，康熙也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