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
作者:翦伯赞
一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八月,清军南下闽、浙,颠覆了南明第三个政府;同时西陷成都,击溃了“闯贼”张献忠的大本营,明朝政府和人民反对满清野蛮征服的斗争,又遭受了第二次的大挫折。但是历史的挫折,并不能使这个斗争消灭下去,反而使他在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上,获得了更光辉的发展。
就在第二个政府覆亡三个月后,少数的明朝遗臣宿将如两广总督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巡抚御史王化澄以及何腾蛟、吕大器、严起恒等和当时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乃至“闯贼”的余孽如李赤心、高必正等,他们又以两广、湖南为根据,拥戴桂王由榔监国于广东西江上流的肇庆,组织了南明第三个政府,即历史上所谓桂王政府,亦即南明最后的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成立以后,号召西南的人民,在湖南、江西、两广,最后在云贵,展开了明朝政府和人民反对满清征服之最后的斗争。而且把这个斗争坚持到十六年之久,(一六四七——一六六二年)终顺治之世,在西南还有明朝的势力存在。一直到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战斗到最后的一寸土与最后的一滴血。这个政府所领导的斗争,才算告一结束;但并不是消灭,而是转化为另一新的形式了。这一个历史时代,就是献媚于满清皇帝的中国历史家所谓“闰位”的永历时代。
二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政府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他怎样在这种比以前两个政府时代更艰苦的环境下而能支持十六年的斗争。
从统治的地域上说,在这一个时代,控制在明朝手中的土地,除了湘粤桂黔滇五省外,只有川南和鄂西的一小部分。而且就在这些地域内,也有汉奸洪承畴所领导的敌伪的政治和军事的秘密活动。如在湖广则有江禹绪,在广东则有吴惟华,在云贵则有丁之龙,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在敌人指挥之下,揭起“招抚使”的旗帜,组织汉奸,收买军队,充任敌人进攻西南的先锋,这较之第一个政府之据有大河以南,第二个政府之据有沿江沿海,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从物质的资源上说,这个政府,不但统治区域缩小,而且退处西南山岳地带。而当时西南各地的社会经济,除广东、湖南外,都不十分发达。在荒山旷岭中,间有农植,也只够苗、瑶等少数民族生活自给的资料。明代几百年间,对于少数民族的处理,都是一贯的高压政策,因之少数民族的叛乱,在明代特别的多。一直到明朝政权退到西南以后,种族间的仇恨,并未因之而减少。因之,他们不但不帮助政府,而且经常在后方发动叛乱。如永历元年九月,当清兵陷全州逼桂林,桂王由靖州向柳州逃亡的途中,就遇着“土舍覃鸣珂作乱,大掠城中,矢及王舟”。二年,上酋沙定洲又在云南叛乱。十二年十月,当清兵由粤入黔的时候,盘江土知府岑继禄又为清兵作向导。像这样的现象,对于第三个政府之物力与人力的动员,都是大大的障碍。因而不但影响到募兵筹饷,而且也影响到大后方的秩序。这较之第一个政府之拥有淮扬繁富之区,第二个政府之拥有闽浙海滨之地,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从兵力上说,在第三个政府成立的时代,明代政府的主力军,可以说完全溃散了。在这一时代,’所仅存者,只有丁魁楚所率领的留守广州的少数粤军,与何腾蛟所收编的防守湖南的十三营。至于从江西溃退下来的残兵,已在苏观生领导之下,成了第三个政府的敌人。其余残留在四川的一部分剿“寇”的军队,又早已与政府失掉联络。自然,如果把郑成功和鲁王所领导的闽浙军队也算进去,则诚如王夫之所云:“时江楚闽蜀,大镇数十,拥兵近百万。”然而实际上能就近捍卫政府的,则只有丁魁楚的粤军与何腾蛟的十三营。而且当时粤军已腐化不堪,所谓十三营,又骄横无比。据《永历实录》:“丁魁楚制粤两年矣,岭北溃乱,魁楚犹恬安不修戎备,将吏以贿为进退,唯日遣水军溷灵羊峡取砚石于老坑。至是,武备单弱,不能自振。”所以在李成栋攻两广的时候,便全军覆没,两粤遂无官兵。至于十三营,据何腾蛟自己说:“湖南重兵猬集,已復之土,弃为青磷白骨之场,而诸将狼戾狐疑,制臣不能辑之,臣又何以辑之。唯有孤掌鸣号,誓死报国而已。”所以自何腾蛟被孔有德击溃衡阳以后,所谓十三营,“皆自为盗贼”。于是江楚虚空,而政府遂无一兵一卒。这较之第一个拥有闽浙及集结在江西的新旧军,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反之,在第三个政府时代的敌人,则已奠定河北,削平中原,西入陇蜀,南下江南。利用中原的人力与物力,驱使汉奸与败类,挟其优势的武力,以压倒之势,长驱而入西南。八旗子弟,盘马弯弓,企图一击而下荆楚,再击而践粤桂,三击而入云贵,以完成其对明朝之最后的征服。这较之第一、二个政府时代,“闯贼”尚在,川陕未平,敌人有西顾之忧,未能以全力侵略东南者,尤其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第一、二两个政府,都不过一年,先后归于覆亡;而第三个政府却反而支持了十六年。这在过去的历史家又必摇头摆尾而大书曰:“天眷中国,不殄明祀”。但如此说法,不但与“天命圣朝,龙兴异域”的书法,大有衡突;而且又何解释“弘光殄祀,隆武就戳”的事实呢?因而天之殄明祀者,已一而再,天又何惜不再而三呢?非常明白,这与天并不相干,而是“中国人民不仅善于为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恸哭,而且善于为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斗争。”
或有人说,第三个政府因为退处西南山岳地带,在那里有高山峻岭、绝涧深溪优越的地理条件,保障了他的生存,支持了他的斗争。诚然,地理条件在战斗上是有着很大的作用,但决不是决定的作用。决定斗争的,是有血有肉的活的人类的斗争,而不是死的地理条件。如果说地理条件可以保障一切的话,则第一个政府有大河、长江之险,第二个政府有钱塘、仙霞之阻,便不应先后覆亡。而且就以第三个政府而论,向之藉以保障第三个政府的地理条件,以后又成为敌人凭以进攻第三个政府的条件。前后不过数年,地理条件固依然如故,未尝略有改变也。
由此而知第三个政府之藉以支持者,既非“天时”。亦非“地利”,而是“人和”。我们的“亚圣”说的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确是一个真理。
历史的具体事实告诉我们,当第一个政府时代,中国社会内部,还存在着强烈的内在矛盾,他一面要抵抗满清的侵略,一面又要和满清“连兵西讨”,剿灭“流寇”。因而不能集中力量,对抗外敌,以致结果与李自成并倒。到第二个政府时代,虽然由于李自成残部的归附,而矛盾稍为缓和,但督剿张献忠,仍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也不能以全力对外,以致结果又与张献忠并倒。但是到第三个政府时代,李自成、张献忠都先后在明、清围剿之下消灭了;可是正如桂王所云:“逆贼授首以后,而江南一带土宇,已非复本朝有也。”直到这时,明朝政府才知道某些汉奸“外假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而恍然大澈大悟。实际上,到这一时期,已无寇可剿。若谓有寇,则已非“闯贼”,而为明朝政府自己之“叛臣”。因为在这一时期,由于敌骑深入,国亡无日,所有的“闯贼”残部都已参加了民族斗争,并且成为这个斗争的主力。因之第三个政府,便只有一个敌人,一个任务,即反抗敌伪的侵略,收回大明的天下。由于当时社会内部矛盾的统一,所以第三个政府,虽在更恶劣的客观环境之下,也能支持到十六年之久。
三
由于当时社会内在矛盾的统一,因而第三个政府的本质也随着改变了。假如第一第二两个政府完全是明代残余缙绅的政府,则第三个政府,已经是缙绅和反正的伪军、归附的“闯贼余孽”下至塾师、游客、卜筮、胥吏、寒士、落魄节生,江湖侠士,以及当时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众之政府。这在当时缙绅如金堡者看来,简直就是“匪人”的政府。
第三个政府之变质,也决不是偶然的,尤其不是主观的原因,而是客观的必然。因为举抗清斗争,发展到第三个政府的时代,已经经过了两次的惨败,现在达到了最后的而又是最艰苦的阶段了。在残酷的历史考验之下,缙绅已经经不起这样高度的历史压力,他们不断地从反清的民族斗争中叛变出去,当了汉奸;或是脱退出去,做了顺民。许多“旧朝之重镇”如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早已一变而为“新朝之勋臣”。其他“世膺爵禄”的高官,“藩封外疆”的将军,剃发为奴,变服称臣者,更不知凡几。到这一时代,他们都“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做了敌人征服自己祖国的先锋。有些良心未死的缙绅但又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虽不图功于“圣朝”,但也没有勇气再参加这一最后的而又是似乎没有希望的斗争。他们总是回避与敌人作正面的衡突,以求保留将来在“圣朝”雨露之下做一个顺民的余地。缙绅之不能把民族斗争坚持到底,这不仅在中国史上为然,在世界史上也是屡见不鲜。在这一时候,继缙绅而起,就只有那些看不清风头的忠实的下层人民。他们既不知道顺风转舵,潜伏山谷,更不愿意卖身投降,剃发为奴。于是自动地起来,英勇地把民族斗争继续下去。因而第三个政府,便不能不变质而为缙绅和“匪人”的混合政府。关于这一点,《永历实录》有云:“朝廷建立三四年来,缙绅衰落。吕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无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岭海立国事。吴浙阻远,旧臣或潜避山谷,略闻音息,终不能起,惟南望慨叹,赋诗寄意而已。如万元吉、杨廷麟、刘同升,郭维经,皆旋死事。诏徵用者:文安之、王锡袞、郭维贤、李陈玉、印思奇、尹兴民、刘若金,俱中道阻不得达。熊开元、倪嘉庆辈,又皆披缁放浪江湖,无复兴志。闽蜀缙绅,稍有至者,率皆庸猥无长采,或复寒士起草茅者。大用之类,皆斗筲劣琐,自媒燥进。故任使空匮,列位多虚。严起恒、金堡皆以清品彙求实材为务,而猝不得应者。”
这段记载,说明了并不是第三个政府拒绝缙绅的参加,而是缙绅托词不肯参加。他们或则曰:“志不行,无意再起”。或则曰:“道阻不得达”,或则竟谓“不知岭海有立国事”。实际上,这些缙绅,都是“无复兴志”。不是“放浪江湖”,便是“潜避山谷”,以求保全妻子,苟活性命。他们都是饱读圣经贤传的人,他们记得“至圣”所云“危邦不入”的教训。所以虽然第三个政府空悬“任使”,多虚“列位”,以“彙求实材”,而终不得“应者”。王夫之亲眼看见这种现象,于是不禁慨乎其言之曰:“缙绅衰落”。
在“缙绅衰落”的时候,也就是民族斗争达到最严重的阶段的时候,于是当时的“寒士”,就奋起“草茅”,自动地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他们与政府要人,没有亲戚朋友的关系,所以他们便不能不“自媒”。因为他们要积极地推动这个斗争,所以便有些“燥进”。因此“自媒燥进”,并不算是他们的坏处。《永历实录》曾经列举当时来参加政府的人物,其中有云:“及上居武冈刘承允骄横胁上,辱士大夫,群臣皆去,莫肯扈从,……于是江楚间塾师、游客、卜筮、胥史,皆冒举贡,自称全髮起义,赴行在求仕。”(《吴炳传》)像这一类“冒举贡”的“寒士”,在王夫之看来,还不过说他们是“斗筲劣琐”,而在金堡看来,便成为“匪人”了。
实际上,就是当时已经参加政府的少数缙绅,每到时局严重的时候,即行去。所谓“百官溃散”,各自逃命,一到时局稍微稳定,便又卷土重来,争权夺利。反之,当时的“寒士”却大半效命军中,转战前线。据《永历实录》:“江楚川黔,起家纪监,率皆落魄书生,依诸将自售。”然而金堡竟谓他们“糊口行间”。实际上,在当时如果没有他们“糊口行间,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已经无人支持了。
虽然,当时的缙绅如严起恒金堡等,看不起“寒士”,但并不能打倒“寒士”。因为当时的“寒士”已经成为政府之主干的力量。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才引起缙绅的反对。金堡曾慨乎其言之曰:“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复以匪人持政柄,贻阃外轾。”实际上,当时朝廷确有不少的匪人,但不尽是“寒士”,而大半是缙绅中的败类。他们不顾国家的危急,贪污腐化,骄奢淫侈。据《永历实录》:
“销银如小山,高丈余,凡十余所”者,是进士出身的何騶吾。“以贿为命,鬻武弁剳,至十余金而得副总兵,衔金帛鉅万,以数舰载至象州”者,为“素有义望,自矜名节”的萧琦。“军中故有乐部,……日酣歌纵饮”者,为将家子李元胤。“徵歌纵酒,遥执朝政”者,为历官至广东都指挥的马吉翔。“挟宝石金帛鉅万金,女乐十余人,从上至武冈”者,为故御史郭子章之孙郭承吴。“从上自南宁至肇庆……蓄无赖健儿将百人,沿西江东至三水,劫掠士宦商贾,”者,为位列九卿的候恂之弟候性。但并没有一个是“寒士起草茅者”。
在将领方面,“大掠衡湘间”者为马进忠。“各姿焚殺,尸横五百里”者为王进才张光翠。“夺民田以耕,日与苗夷相仇杀”者为张先璧。“每月辄驱渡卒万人掠萍乡永新万载……民稍觸其怒,即磔剥之”者为黄朝宣。而这些将军,又都是官兵将领,不是“闯贼余孽”。当官兵将领刘承胤,“要取宝庆租税为己饷”的时候,而“请身为诸将倡,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者,则又非官兵将领,而为“闯贼”李自成的部下高必正。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此外,封建政治体制中之宦官的组织,到这时也还存在,他们勾结在朝的缙绅,依然作恶。如王坤则“弄权误国”,夏国祥则“频以太后旨取库金”。这样的情形,就是略有良心的缙绅自己也看不惯,所以李永茂说:“吾宁死草间,不为此辈分任亡国之罪。”
虽然当时缙绅中,亦不无高风亮节,志士仁人,如瞿式耜、张同敝、何腾蛟等,他们或主持中央,或转战前敌,殉国死难,临危不变。而宦官中也有一个李国辅,在南京陷落以后两度剃发变服,翻山越岭,赴南京潜祭孝陵,以视当时洪承畴之下令尽伐孝陵树木者,则当时的缙绅又应愧死。
总之,第三个政府,是当时各阶级的人民之政府,所以从缙绅到寒士,从元老重臣到叛将贼众,各种人物,无不应有尽有。虽无史可法一样出类拔萃的大英雄,也无马士英阮大钺郑芝龙一类卖国投降的大汉奸。历史净化了第三个政府的成分;同时,也丰富了第三个政府的内容。
就因为第三个政府是缙绅与寒士的混合政府,所以在政治上,往往主张不同。比如对于孙可望请封王事,在寒士出身的程源、万翔等则主张照准。他们以为孙可望虽然曾为张献忠的部将,曾反对过政府,但现在既表示受命中央,拥护政府,参加抗战,则应使其有效命的机会。而且实际上,“可望举全滇土地十万甲兵以归我,功在可王”。何况孙可望雄据滇黔,封亦王,不封亦王,与其使其自王,何如封之。然而严起恒金堡等缙绅的领袖,则极力反对。他们以为唯名与器,虽亡国不可以假人。而且可望曾为贼将,赦其既往,已为朝廷宽大。并且以为“江粤之士,我已失之土也。滇,未失之土也;金声桓、李成栋,举已失之土而效顺,且不敢邀王封……今乃举而授之可望,则何以谢声桓成栋于地下,而激励其部曲乎。”(《金堡传》)
从这种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朝的缙绅;他们对于金声桓李成栋等叛将,似乎尚可容忍;而对于“闯贼”余孽,则绝对不愿合作。但平心而论,金李虽举已失之土归附,但粤赣之失,金李却对于敌人有功。孙可望虽为“闯贼”部将,但截至请求归附时,并未投降敌人。且以当时局势而论,招之惟恐不及,岂有自求归附而竟拒之者。
第三个政府虽是缙绅与寒士的混合政府,但以实力支持这个政府的,却是寒士。具体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第三个政府的官兵,早在最初与唐王政府的大并战争中就消灭了。而在第一个时期与清军斗争于湘粤赣者,为人民义勇军。当义勇军被敌人消灭以后,继之而起以与敌人斗争于赣粤者,则为反正之伪军。当反正的伪军又被敌人消灭以后,继之而起以与敌人搏战于湘粤赣以至最后于黔滇者,则为“闯贼”的残部。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三个政府整个的斗争,都是建筑在广大的人民的基础之上。就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在更恶劣的环境之下,坚持斗争到十六年之久。然而也就因为第三个政府对于这几种力量,没有善于运用,帮助他们使之发展,而一个跟着一个陷于溃败,所以他也就终于追随“弘光”、“隆武”之后而陷于覆亡。
四
统治者内部不能团结统一,共抗满清,使满清得以乘间抵隙挥游刃于矛盾集结之处,以戳其要害,这是以前两个政府,尤其是第二个政府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不幸第三个政府成立之初,首先又重复这个错误。
当第三个政府成立的时候,正是内外的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候。满清政府一面乘江西战胜的余威,派遣李成栋的伪军,由璋、泉进抵潮惠,近逼广州;另一面派遣孔有德的伪军,南下岳阳,进陷长沙。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之下,当时的统治阶级,应如何统一团结,共赴国难。乃第三个政府成立不到一月,而由江西方面溃退下来的一部分军人苏观生与“富甲东南”的何驺吾等,又拥戴唐王聿在广州成立了另外一个新政府,并且与第三个政府对抗。据《明纪》:
“十一月,癸卯,朔,(苏)观生与(何)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惟道等,拥唐王监国于广州。丁未,王自立,改元绍武。就都司署为行宫,……时仓猝举事,治宫室服御卤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
《明纪》又云:“苏观生自南安退入广州,监纪主事陈邦彦,劝观生疾趋惠潮,扼漳泉,两粤可自保,观生不从。”因而使李成栋的伪军,得以无抵抗地趋入惠、潮,进逼广州,这使得第三个政府,已经没有从容布置的时间,对于第三个政府,的确是一个大大的打击。但既以如此,当苏观生要参加第三个政府时,政府就应该允许,并责以死守广州。乃据《明纪》:“丁魁楚等之立(桂)王也,苏观生欲与共事,魁楚素轻观生,拒不与议,吕大器亦叱辱之。”这样看来,苏观生等当其退入广州时,本无意组织政府,而且后来之组织政府,则丁魁楚、吕大器等之拒绝他参加新政府以至叱辱之,实有以激成其事。
因为苏观生与丁魁楚、吕大器等的对立,因而出现了唐王政府,于是个人间的对立,集团间的对立,矛盾发展了,而且终于绝裂了,于是南明的残余的统治阶级遂开始内战。就在两个政府火并于三水的时候,李成栋的伪军,遂乘虚而入广州,广州政府覆亡了,而第三个政府的首都也几为陷落。据《明纪》:
“(观生)遂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桂)王遣总督侍郎林佳鼎等御之,战于三水。唐王兵败,复招海盗数万人,遣总兵官林察将。十二月甲戌,战海口,斩佳鼎,……观生意得,务粉饰为太平事。……招海盗资捍御,其众白日杀人,悬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城内外大扰。时大清已下惠潮,长吏皆迎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观生信之。望日,唐王视事,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招兵搏战,兵精者皆西出,仓猝不能集。观生……拒户自缢,……唐王……投环而绝。周益遼等二十四王俱被杀。”
这样看来,广州的沦陷,完全是由于内乱。假使苏观生等能死守潮惠以御清兵,则敌人又何致长驱入粤。即在退屯广州之后,假使以西扼三水的精兵,保卫广州,以内部海口的海盗数万,作为迎击敌人的前锋,则又何致清兵入城而不觉,即觉而无兵可以应战。以致清兵入城,“拒门自缢”。由此而知太平不可粉饰而致,内战实为亡国之因。
广州沦陷以后,于是李成栋的伪军,溯三水而西,三个月中,连陷三水。肇庆、梧州,同时分兵攻陷高雷廉沿海诸州,广东遂完全沦陷,两粤军亦扫数覆没。于是于永历元年三月西陷乐平,进逼桂林。于是第三个政府的首都,由肇庆而梧州、桂林、全州,最后到武冈。若非义勇军袭击广州,李成栋撤兵还救,则桂林一失,第三个政府大有崩溃的可能。
以后在万历二年正月,四川夔州,又出现了一个政府。据《明纪》:
“朱容藩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据夔州,建行台,称制封拜。巡抚御史钱邦传檄讨之。堵胤锡见容藩,责以大义,晓譬利害,稍散其党。”“秋,大学士吕大器,尽督西南诸军,代王应熊,赐剑便宜行事,至涪州,与将军李占春,深相结。他将杨展、于大海、胡云凤、袁韬、武大定、谭弘、谭诣、谭文以下,皆受大器约束。时杨乔然己进总督,而范文光、詹天颜,巡抚川南北,与吕大器皆恶朱容藩,谋诛之。大器檄占春、大海、云凤会讨,容藩败走,死云阳。”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四川方面的将领,也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吕大器到四川以后,为了争取四川方面的军事领导权而更加以纵横捭阖,进而发动内战。其实当时朱容藩已有取消监国名义之转念,而且即使不取消,他还是自称副元帅,于桂王之为元首,并无防碍。吕大器在广东激起一个内战,在四川又发动一个内战。不惜以私人的爱憎与权利,削弱中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假使当时令朱容藩坐镇夔府,相机东出荆、襄,则不但可以巩固川东的门户,而且亦足以策应江、楚的反攻。惜乎,不此之图,而自相芟刈。结果朱容藩虽被剪灭,不久敌人深入四川,吕大器以及川中诸将望风而靡,亦何勇于内战,而怯于外御其侮。
与第三个政府同时,在福建有郑成功与鲁王所领导的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曾经展开了激烈的反清斗争。在永历二年,他们收复了福建诸郡县。无意之中,配合了江西、广东的反正。永历五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奉鲁主擣吴淞”。永历八年,“夏四月张名振会张煌言师入长江、掠瓜州,侵真仪。”永历九年,“郑成功发水陆师应李定国于广东。”永历十二年,“郑成功…………与张煌言谋大举攻南京……舟次羊山,暴风作,没八千人……遂还军舟山治船。”永历十三年,当清兵大举攻云南时,“郑成功会张煌言师,入长江……煌言遂破瓜州,江上屯守者皆败,遂围江宁。成功亦下镇江,……乃往芜湖分军四出……连下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四府,广德、无为、当涂、芜湖等二十七县。”诸郑所领导的抗清组织,直到第三个政府覆灭以后之二十二年(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才为满清政府所消灭。
可惜这两个抗清集团,并没有与第三个政府取得密切的联系,以致他们的斗争,不能相互配合起来。虽然中间亦曾有两度的通使,但几乎都是外交式的聘问,并没有谈到具体的联系问题。
不但如此,而且郑成功与鲁王,亦不能合作。据《明纪》:郑成功“以唐王颁诏之隙,不肯奉(鲁)王,奉淮王监国。明年仍改称隆武三年,于是(郑)采奉鲁王改次长垣。”又据余忠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有云:“时有构鲁王于国姓(郑成功赐姓朱)者,国姓礼待渐疏,王不能堪,乃自去监国号,离厦去”(页二九)以后即放弃了斗争而辗转飘泊于南澳澎湖、金门各岛之间。这样看来福建的抗清力量,也是不集中的。
假使当时第三个政府,能够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强与各个抗清集团之间的联系,使各个集团都能成为一个独立战斗的单位,分进合击,此呼彼应,则合粤桂闽蜀之力,据华南以恢复华北,实大有可能。惜乎始之以三水之閧而广东失,继之以夔府之阋而巴东虚,终之以粤闽阻绝而攻守不应,分崩离析,内战不已,而外敌已破门入室,覆巢取子。当此之时,第三个政府,已“兵衰力竭,子立”。桂王虽欲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亦不可得。当其“血溅蓬莱”之时,尚何有于“正统”与“伪统”,更何有于政权之争夺。结果竟如“闯贼”旧部高必正所云:“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陛下求一卒之用,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永历实录》)
五
不援助江南一带人民义勇军的斗争,而自以为钱塘之阻,仙霞之固,足以保障闽浙,偏安海滨。即至太湖被捣,嘉定屠城,不旋踵而鲁王入海,隆武就戮。这种历史的教训,尚在目前,可惜第三个政府,又重复这一可怕的错误。
我们已经说过,第三个政府的军队,一挫于三水的火并,再挫于李成栋的进攻,而粤军遂完全覆没。另一方面,何腾蛟兵溃衡阳之后,湖南方面的十三营,又皆自为盗贼,而湘军遂无形瓦解。然而正在此时,进攻广西之两路敌人,却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李成栋已由广州溯西江而上,陷肇庆,下梧州,践乐平,进围桂林。同时配合李成栋的西进,孔有德己陷衡阳,下宝庆,继续南进。在这个时候,政府一月数迁,达官显宦,逃命不暇,而不顾身家性命与敌人肉搏于沦陷区域者完全为人民义勇军,尤其是广东的义勇军。
据史乘所载,当时广东的义勇军到处蠭起。陈子壮兄弟起义于九江村,王兴起义于海南,石、马、徐、郑四姓的人民起义于花山岛、陈邦彦、余龙起义于甘竹滩,朱维四起义于海澨,张家玉、陈文豹起义于东莞。他们相互联络,迎击敌人,恢复了高雷廉及沿海诸郡县。并进而合兵袭击广州,使李成栋不能不解桂林之围而还救其大本营。就因为有广东人民义勇军的英勇战斗,敌军才退去广西,就因为有他们再竭再厉的斗争,才使李成栋被威胁而反正,也就因为李成栋的伪军反正,才转危为安,改变敌我的形势,重新奠定了第三个政府的基础。
关于当时广东人民义勇军的斗争,据史乘所载:
陈子壮“举家航海,招义旅……拥义兵居海澨,已而成栋破广州,子壮即军中益号召,约舟师数万,复沿海诸县。清远贡士朱维四,率义兵自上游应之,兵薄广州。子壮戎服督战……举军覆没,子壮死之。”(《永历实录》、《陈子壮传》)
“子壮既战没,(其弟)子升,收其余众,结石、马、徐、郑四姓,据花山岛。有杨光林者,拥兵万余,遥与联应。海南王兴,号绣花针,亦拥众数万,互为犄角。成栋归附,子升释兵入见……端静无所附和,不合于时,移病告归。海上诸兵,为李成栋所摧抑,皆瓦解。王兴屯雷、廉间,王化澄凑用其乡人连成璧……往联络之,……城璧贪猥为兴所厌薄,……(后遂)不为朝廷用。”(同上)
与陈子壮兄弟同时起义者,还有陈邦彦。据《明纪》:
“(余)龙等……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至二万余人。……陈邦彦起兵就龙,乘间围广州。已而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邦彦等遂攻广州。大清兵引而东,桂林获全。
“陈子壮起兵九江村,……大清兵知谋出邦彦,求其家,获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为书招邦彦。邦彦判书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秋七月与子壮密约,共攻广州。”
此外,还有一个青年的义勇军领袖张家玉所领导的斗争,更为悲壮激烈。
“成栋陷广州,家玉毁家招兵,据东莞,与陈子壮相应。”(《永历实录》)
“家玉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攻东莞,知县郑霖降。乃籍前尚书李觉斯等貲以犒土,奉表于王。……无何,大清兵来,如璜战死,家玉走西乡。祖母陈,母黎,妹宝石,俱赴水死。妻彭,被执,不屈死。乡人歼焉。时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亦皆起兵。”(《明纪》)
“西乡大豪陈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袭东莞,战赤冈。未几,大清兵至,数日,家玉败走铁冈,文豹等皆死。李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垄,毁其家庙,尽灭家玉族,村市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明纪)
“张家玉道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大清兵来攻,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人。家玉好击剑任侠,多与草泽豪士游,所至归附,乃分其众为龙、虎、犀、象四营。”(《明纪》)
“张家玉攻据增城,冬十月,大清兵步骑万余来击,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谿高崖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徧拜诸将,自投水死,年三十三。”(《明纪》)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广东的人民义勇军及其领导者,是如何的英勇斗争,如何的壮烈牺牲,又如何归于失败。陈子壮则“举家航海”,“戎服督战”,克复沿海各县,进攻广州,举军覆没,战死沙场。而结果其弟子升,以“端静无所附和,不合于时”不为朝士所容,及“移兵告归”,则海上诸兵,已为李成栋所摧抑而瓦解。其残部王兴,虽据雷廉间,但以朝廷联络员连成璧之贪猥,不复为政府所用。
陈邦彦“不顾妻子”与余龙等会攻广州,致使清兵震恐,引而东还,桂林赖以获全,而结果亦因孤军无援,终于败死。
张家玉“毁家招兵”,搏战于东莞、新安之间,连复龙门、博罗、连平、长宁,攻惠州,克归善,再蹶再起,直至“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的时候,才自杀于增城的重围之中。而结果其全家老幼,乃至其乡人皆为敌人所歼;而汉奸“前尚书李斯觉”且发其先垄,尽灭其族,以致村市为墟。《永历实录》谓张家玉曾作悲愤诗百余首,其中有云:“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此流萤死有光”。则这位青年民族英雄之早已决心死国,又可以想见。当时政府中文武官吏,衮衮诸公之仓皇逃遁者,岂不愧死。可惜先后被敌人和汉奸所消灭,以致有广东之第二次的沦陷。
与广东义勇军同时而起者,在湖南则有“菅嗣裘……与行人王夫之举义兵于衡山。”兵败溃走山中,“冬月负败絮,採苦菜以食。”(《永历实录》)
以后,万历二年,当孔有德再举进攻湖南的时候,则有刘季鑛、周鼎瀚等起义于湖南。据《永历实录》:
刘季鑛“联络江楚义旅……间道(由吉安)走衡永,所至慕义者津送之。至酃县,遂纠众起,号召响应。复酃、茶陵、兴宁、永兴、常宁诸县。”(《本传》)
周鼎瀚“翱翔郴桂间,号召义兵”(本传)
“时有田辟者,字茅公,河南人,中崇祯甲戌进士,官广东监司。广东陷,慝郴韶间纠义旅”(同上)
实际上当时湖南一带义勇军,并不仅此。据《永历实录》云,当时江楚一带人民,皆以“破家起义,全发效节”相号召,因之“江楚起义者,日有所闻。”可惜亦先后被敌人覆灭。
在江西方面,因为沦陷较早,所以义勇军的历史,也更为悠远。据《永历实录》:
“弘光中,抚、建、汀、赣之阎、王、宋三姓,据帘子洞,倚山为寇。张肯堂、李永茂剿抚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重熙乃诱令归正为义军,以抗清兵。以事上闻,授重熙佥都御使,督江福义旅。重熙以便宜授诸渠帅剳官,遂据抚州。金声桓反正,(永历二年二月)檄重熙解兵,重熙姑令退屯山中。……南昌陷,一鹏弃抚州,走就重熙于山砦。重熙收辑之,与义军合,出攻临川、永丰、兴江,迭有收复,未能守也。”(《揭重熙传》)
又据《清鉴》:“先是元末,陈友谅遗孳,分为柯陈二姓,盘据江西武宁湖广兴国,而居兴国者,尤蕃衍黠悍。迄明之亡,……有柯抱冲者,与何腾蛟结连,自立为王,以其党陈珩玉为帅。倚山结寨,焚劫郡县,攻陷兴国州,杀武昌同知张萝白,势甚猖獗。湖广总兵柯永盛遣将征剿,十日内凡八战,皆破之,擒抱冲珩玉斩之,馀党悉平。”(页九一)
这样看来,江西的义军,在明末都是反对政府的盗贼,但一旦外敌深入,他们便“反正为义军,以抗清兵”,这正是中国下层人民爱护祖国的精神。抚州王盖八及赣州阎王宋诸“贼众”在金声桓反正于南昌之前,曾经英勇地打击了清兵在江西的南进。在金声桓反正以后,他们又要求继续斗争,然而金声桓却下令解散。在金声桓失败以后,他们又与官兵合流,迭有收复。假如没有金声桓一度的摧残,其效命于民族国家者,当更为惊人。至于柯抱冲所领导的“贼众”,他们盘据武宁、兴国,“声势猖獗”,对于策应湖南的明军,更尽了不少的力量,然而结果也被汉奸柯永盛所消灭。
其在湖北,也有不少的义勇军,但始终没有与政府取得联系。据《明纪》杨锡亿曾向政府建议曰:“德安、北杆楚塞,为汉新市故墟,人尚豪侠可用。应山扬主事易之,忠孝世家,为三楚望,立“盖天营”为国死守,豪杰遥附甚众,恨不知朝廷所在耳。亿请号召为汉南援应,若敌践荆岳,亿率义旅起乘其背以掣之,此英布制楚法也。”可惜政府不采其议,而结果“杨锡亿入南嶽老龙池,痛哭为僧去,不知所终。”
其在浙江,据《明纪》:“先是浙东多结山寨,鲁王侍郎王翊等为之主,遥应海外。累年不下,会大清兵谋取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绝其援,于是诸寨皆破,至是翊被执,死之。大清兵下舟山。”这样看来,浙江一带的山寨,他们几乎是支持鲁王政府的主力军,山寨一破,而舟山遂下。
此外在其他沦陷区域,还不知道有若干爱国志士所领导的斗争,但大半尚在组织中,就为敌人所发觉,而被满清当作“妖贼”屠杀了。如永历三年,天津妇人张氏与同志王礼、张天保“私制玉印旗令,谋为不轨。永历九年,朱议淜与其同志僧人文秀,道士张应和谋起义。永历十六年,柘城男子张搢,化装僧人,在河南一带组织起义,都是事觉优诛。同年山东于七的起义,收复了山东八县,支持了八个月,兵败而死。
这些忠实而又英勇的爱国人民,他们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既不知道顺风转舵而披发入山;更不甘心束手就缚而屈身为奴。他们也不假装“南望慨叹”,更不能“赋诗寄意”,他们只知道拿起武器,与敌人汉奸拼过你死我活。生为忠义之士,死为壮烈之鬼。他们破家起义,全发效节,或倚山结寨,或入海招兵,或化装而入敌后,或挺身而立敌前,克敌致果,杀身成仁,以视当时士大夫之懦怯畏缩,鲜廉寡耻,全躯保妻子,甚至卖国投降者,真有人兽之别。我们以是而知中国的民族正气之赖以保持以至于今日者,并非那些饱读圣经贤传、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衣冠奴才,而是那些下等的中国人民。惜乎,这些忠实的爱国人民,他们不是死于汉奸,便是歼于敌人。虽然,他们当时的英勇斗争,已经光辉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南明史上永远留下鲜血之一页。
六
第三个政府在第一个阶段的斗争中,假如没有人民义勇军的奋起,那的确是不可想像的;同样在第二个阶段的斗争中,结果没有大批伪军的反正,也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大批伪军的反正,才大大地改变了当时敌我的形势,不但使第三个政府转危为安,而且使他获得了一个梦想不到的势力之扩大。
伪军的反正,在以前两个政府的时代,几乎是没有的。为甚么到第三个政府时代,反而发生呢?这也决不是偶然的。非常明白,这第一,是由于满清政府逐渐加紧对伪军的压迫之反应,其次,是当时人民义勇军英勇斗争的结果;而最后则是当时这些反正的伪军首领的“盗性”复发。由于这些原因的综合,于是形成了伪军大反正的局面。
我们知道,当以前两个政府的时代,西南未下,满清政府方施恩于降将,以图继续招降纳叛,瓦解抗清政权。但到这一时代,广州已下,孔有德的大兵近逼桂林,西南大有指日可定之势。故对于降将,便逐渐采取防制和压迫的政策。这些降将,原来都是为了功名富贵而背叛祖国。现在富贵已不可保,而且渐渐遭受满清的凌辱与压迫。据《永历实录》:
“董御史者,按江西、得仁橐鞬庭参,不为起,又索其歌妓。得仁未及遣,董御史怒骂曰:‘不闻大清有借妻例耶,吾行索得仁妻侍寐,何况歌妓’。”
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滛奸献妾”的南明士大夫钱谦益看来,那正是“不甚荣幸之至”。然而在“起群盗”的王杂毛(即得仁)听到,便按剑而起曰:“王杂毛作贼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别,安能一日随犬豕求活耶?”于是遂举兵杀清总督以下诸官,于二年二月拥金声桓反正于南昌。而金声桓者,亦起群盗,号一斗粟,早已不能忍耐满清的压迫,“居恒邑,思本朝”,故亦同意反正的主张。我所以说,这是“盗性”未除的原故,他们既不习惯“拜跪”,又缺少像南明元臣宿将一样的一副永远效忠于满清的赤心。
金声桓、王得仁举江西反正以后,于是“起群盗”的李成栋又于同年六月举广东反正。李成栋的反正,一方面固然是被胁于广东义勇军,而同时“盗性”也不无关系。据《永历实录》:“江西反正,成栋闻之心动”。同时出身松江院妓之妾,劝成栋尤力。据《永历实录》:“(其)妾曰,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遽拔刀自刎,成栋益感愤。”加之出身群盗之养子元胤,也极力赞成,于是成栋遂反正于广州。实际上成栋早已不能忍受广东总督佟养甲之压迫而屡思反正。
李成栋反正后,耿献忠遂被迫反正于梧州。于是广西遂无敌踪。
同年八月,“起行伍”的陈友龙反正于黎靖,“遂收黎靖、沅州、黔阳、平溪、清浪、镇远、筸子,东攻武冈……遂围宝庆,破之。不逾月,复城二十余,斩首口数千。清将来争宝庆,与战,大破之,遂复湘乡。驰檄治兵将下长沙。”于是湖南郡县多复。
不约而同,在同年十一月,姜瓖反正于大同。满清诱降之,“瓖不听命”。
同时,在福建,郑成功等又克服福建沿海各县。在四川,王祥又收复川南。
此外,因为江西、广东之反正,深入湘桂边境之孔有德的伪军,便感到威胁而开始撤退。据《明纪》:“金声桓、李成栋之反也,大清兵在湖南者始退。”在清兵撤退时,刘季鑛的义勇军,又收复茶陵、酃县、安仁、常宁、永兴诸县。
当局势这样好转的时候,摆在第三个政府面前的任务,便是要积极努力稳定这一个好转的局面,而且使之继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因而第一个最紧急的任务便是动员湖南和广东的兵队去援应江西。其次便是追歼由湖南撤退的孔有德的伪军。再次则是联络郑成功打通闽赣两个战场。最后则是发动川军北进,以响应大同的反正。因为必须如此,这个局面才能稳定下去。
实际上,当时江西若能稳定下来,则武汉即可反正。据《永历实录》:“声桓复遣客至武昌,劝清总督罗锦绣降,时孔有德还师去楚未远,锦绣以为疑,然已密令优人具冠带袍笏矣。”因为当时“声桓兵势强盛,江右人士习夸大,四出呼召,闽楚南畿皆震动。”不仅武汉有反正的可能,即其他闽浙一带,亦大有继起响应之势,果尔,则形势又当一度。
可惜,这样一个意外的胜利,竟冲昏了第三个政府中衮衮诸公的头脑。他们现在放心大胆地走回了肇庆,以前溃散了的文武百官,到现在又变成了扈跸大臣。他们沿西江两岸一路抢劫而来。到了肇庆以后,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并且造作谣言,说南京都已反正了。于是卿、贰台省,纵酒徵歌,官署军营,中夜巨燭相望,昏天黑地,几不知尚有满清。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对于如何援应江西,追歼清兵及一切稳定胜利之事,自然不感兴趣。他们要紧的是分党分派,争夺政权。于是吴派楚党闹得乌烟障气。据《明纪》:
“朝臣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朱天麟,堵胤锡……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主楚者都御使袁彭年,给事中丁时魁,……皆外结瞿式耜、内结锦衣指挥使李元胤。……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能解。”
像这样的情形,自然使得反正的将领寒心。所以李成栋当出发江西的时候,虽欲一见桂王而不可得。李成栋叹曰:
“吾初归附,礼当以元旦诣阙,贺正旦。此行也誓死岭北,愿见上一决,因与公卿议善后计,及请楚师出郴赣间,相应援。乃群小洶洶如此,吾不能剖心出血,……徒以血肉付岭表耳。”(《永历实录》)“乃于除夕泊三水,驰疏称警极迫,不得入朝,望阙大恸,泝清远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峡矣!”(同上)
反之,满清政府,对正这一个变局,却立即执行其紧急的处置。他分遣谭泰攻江西,尚可喜、耿继茂由江西攻广东,孔有德远兵入湖南,攻广西,济哈尔朗等由荆襄入湘西,攻辰州宝庆。而另遣多尔衮征大同,金励、刘之源、陈锦、田雄等犯闽浙。满清就这样对准每一个据点,展开了全面的反攻。而南明第三个政府,也就在挨打主义之下,一败涂地。
首先,谭泰“自江宁赴九江,引兵二十万,讨金声桓,连克九江、南康、饶州诸府,进薄南昌。而令别将挖麦沿青枫诸道,薄西山,未下营,血刃已数百里,清兵遂围南昌。”当谭泰以八固山之兵溯江西上之时,金声桓正以全力围攻赣州。因当时全江西皆反正,只有赣州为高进库所死守,为声桓后顾之忧,故声桓决意先破赣州,然后北去九江。不图赣州未下而九江已失。于是撤赣州之围,还救南昌。而“部署未定,清兵已傅城下。”在这一时期,金声桓遂在谭泰与高进库南北夹击之中,是于一面坚守南昌,一面遣使向政府告急,以待湘粤之援。当时广东的援兵,已进至南安,但为高进库所扼,不得前进。而湖南方面何腾蛟方以私仇命郝永忠进剿陈友龙之反正军,无暇东顾。“闯贼”旧部李赤心高必正等由巴束趋入湖南,正拟由郴州入赣,而又被曹志建的官兵所袭击,不果赴援。于是南昌久围食尽,遂被陷落。金声桓自杀,王得仁战死,而江西遂从此永远沦陷。
配合江西的攻势,同时,在湖南的反攻也开始了。一路由孔有德指挥,由岳阳长沙向桂林,一路由济哈尔朗指挥,由常德向宝庆。
在清兵反攻之前的湖南明军,曾有一度的进展。
(一)何腾蛟的军队于永历三年三月复全州,八月复东安,十月复永州,十二月复衡州。
(二)曹志建的军队,于同年八月复道州,九月复柳州。
(三)马进忠的军队,于同年五月复常德,以后烧常德而东走湘乡,再走宝庆。
(四)李赤心、高必正的忠贞营,由巴东入湖南,十二月经常德、宁乡、进围长沙,不克,东陷攸醴据之。
(五)刘季鑛的义军,起义永宁,克酃县、安仁、茶陵、常宁、永兴一带。
(六)郝永忠击溃陈友龙,攻占武冈、靖州、宝庆一带。
正当何腾蛟进攻湘潭之时,孔有德的反攻开始了。于是何腾蛟败死湘潭之役。孔有德遂长驱南下,进陷衡阳,连克祁阳、永州、东安、全州、兴安、灵州。于永历四年十一月攻陷桂林。
同时,济哈尔朗的军队亦由常德南入宝庆,进陷武岗,静州及湘西一带。于是湖南再度沦陷。
在这个时候,第三个政府在湖南的军队,一面溃退,一面火并,遂完全瓦解崩溃。何腾蛟的残军由胡一青率领由湘潭退东安,再退全州、入桂林,以后溃散。曹志建的军队在郴州袭击李赤心之后,退永明,再退贺县,以后溃散。马进忠的军队由湘乡退宝庆、武冈,再退西延峒。桂林陷落后,窜入贵州。李赤心等的忠贞营,由攸醴退郴州,为曹志建所袭击,再退梧州、柳州,入南宁。桂林沦陷后,退入贵州,时李赤心已死,而高必正又为孙可望所袭,败死。其残部由李来亨率领,退入巴东之巫山。
配合孔有德进攻广西,尚可喜、耿继茂也同时进攻广东。李成栋拒战于信丰,战败而死。于是清兵越梅岭而南,连陷南雄韶州,于永历四年十月进围广州。十二月陷第三个政府的首都肇庆,进克梧州。时桂林已陷,遂与孔有德会师于广西。李成栋的残部,则由其部将杜永和率领溃入海中。
同时福建方面,清将金励等已攻陷沿海州县,并进占舟山。在山西方面多尔衮已勘定大同的反正军。此外,川南复陷。现在尚可喜等的大军,浩浩荡荡由梧州、柳州,杀向南宁而来。同时第三个政府广西留守陈邦傅将军,又在梧州迎降,请为清军向导,一网打尽桂王以及桂王政府的要人。
到这个时候,第三个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没有“纵酒徵歌”的雅兴了,如鲁可藻等则乾脆地要为僧去,其余的诸公,对于逃亡的路线问题又发生争论。据《明纪》:
“时大清兵南征势日迫,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胤者,有议入安南避乱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主赴黔。”
当时在朝的诸缙绅,他们大多数似乎宁愿放弃西南抗清根据地而远涉大海,投靠孤岛的英雄,宁愿播迁海滨,投靠反正的伪军之溃卒,甚至宁愿身异国逃亡安南做亡国大夫;而不愿迁都云贵,以“闯贼”孙可望等的力量,再作最后的斗争。这种牢不可破的成见,直到亡国而不移,此缙绅之所以为缙绅,而第三个政府之所以有今日之一败涂地也。
假使伪军反正之前,而不摧抑人民义勇军;伪军反正以后而能允许孙可望等“闯贼”余孽之归附,则义勇军必能蓬勃发展于敌后以牵制清军的前进;而以孙可望等“闯贼”余孽东出江楚,北伐川陕,则不但反正军不致被消灭,而长江以南,皆可为第三个政府掩而有之。然而不幸我们的缙绅,当时又被意外的胜利,冲昏了脑袋,以为有了伪军反正,便可以不要一切,而且以为还可以打击一切,以提高政府的威权。曾几何时,而有今日。乃犹不痛定思定,而尚以成见用事,岂不可叹。结果议论未定,而清兵已临南宁城下,桂王于五年六月,由南宁向广西逃亡,仓皇出走,百官溃散。反正军覆没了,湘、赣两广完全沦陷了。而衮衮诸公,从此以后,又只“西向慨叹”而已。
七
现在,摆在第三个政府面前,只有两条出路,不是掩旗息鼓,宣告灭亡;便是迁都云贵,以孙可望、李定国等“闯贼”余孽的力量为基础,展开最后的斗争。因为到了这一时代,虽欲投降也太迟了。
第三个政府,就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混合的政府,所以究竟没有采取灭亡的路线。从永历五年六月,退击广西以后,还有十三年的历史。而这十三年的历史,也就是“闯贼”余孽拥护政府反清斗争的历史。
据《明纪》:“大清顺治八年春,可望知王播迁,先遣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帅劲卒五千,迎王至南宁。”又云:“大清顺治九年春二月,孙可望遣兵迎王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奉王居之。”由此可知第三个政府,在桂林失陷以后,还在广西犹豫了一个时期,不肯退入云贵。直到水尽山穷的时候,才接受孙可望的拥戴。实际上,到这一时候,除了孙可望等“闯贼”的余孽外,环顾中国,也再无其他的力量来拥护政府了。因此,如果不正式承认孙可望等“闯贼”余孽的合法存在,也就等于否认第三个政府自身的合法存在了。于是政府遂封拜孙可望等的官爵,而孙可望等便承继了这一个已经无望的斗争。
这种历史的推移,是民族斗争发展中之必然的结果。然而当时的缙绅,却一则曰:“孙可望谋劫王以自重”。再则曰:“可望劫王走安隆”。终则曰:“王寄虚名于群盗之中”。实际上,当时孙可望雄据滇黔,遥控川、湘,地方数千里,拥众数十万,兵精将悍,地险粮足。他继续作盗贼也可以,自己称帝称王也可以,否则投降满清也可以,他又何必劫王才能自重。而况与其劫王自重,他又何如降清自重,岂不更能像明代的缙绅一样“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吗!由此可知孙可望等之迎王,并非为了自重,而是为了民族国家达到了灭亡的时候,他的“盗性”大发,要把这个斗争继续坚持下去。然而徒以出身“闯贼”之故,致终为缙绅所排斥,而不得终其志。
退一步说,即使孙可望等“闯贼”余孽是“劫王自重”,但是何以当时的缙绅,连“劫王自重”的都没有一个人呢?何以他们要“凭藉大国”而不“凭藉桂王”呢?这就证明当时的桂王,即使“劫”到手里,也不见得就能自重。不能自重而劫之,这是缙绅之所不为,缙绅所不为者而“闯贼”余孽为之,这就是“闯贼”之所以为“闯贼”而第三个政府之所以能展开最后斗争的原故。
具体的史实,证实了孙可望等的拥护政府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他们并不是用“慨叹”或“赋诗寄意”来欺世盗名,而是用实际的行动,用对敌人的战斗来表现他们的忠君爱国。当第三政府迁都安隆以后,为了效忠于政府,孙可望等很快地就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征讨。《明纪》“(七年二月)孙可望使李定国、冯双鯉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以图桂林。刘文秀、张先璧由永宁出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出重庆,会于嘉定,以图成都。”
这一次的大征讨,两路——尤其是出湘桂的一路,都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显示了“闯贼”余孽直到此时,还具有最大的战斗力。据《永历实录》
“定国自贵州出黎、靖,马进忠、冯双礼副之,……合兵十万,战象五十。四月,驰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清将张国柱合许魏二将之兵迎战,急击,大破之,斩馘五千余级,国柱弃马走。两日夕,驰下武岗。清续肃顺公,弃宝庆走,定国收宝庆。遂自东安南攻孔有德于桂林,(七月)有德遣其将孙龙、李暇頭拒守严关,定国大败之,斩孙龙,暇頭中箭死。有德大惊,自将迎战于大榕江,复大破之,弃甲断骼,徧于谿谷。有德走,闭城守,遂围之。肉薄登城,王允成开门纳兵入,有德自焚死。执陈邦傅(叛将)数其矫诏怀奸叛主迎降之罪,并其子磔杀之。七月收平楽、梧州,马雄、線国安走广东遂复柳州、南宁。……定国既平西粤,整饬军政,于民一无所犯。招兵部尚书刘远生(等)……於山中,与议复兴,共奖王室。
“八月举兵出楚,复永州,遂下衡州。出马宝军于连阳,收曹志建故部于贺县。遣马进忠、冯双鲤北取长沙。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进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别遣军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围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定国收复粤楚,乃艸奏遣赴兴隆报捷。”
“当东路军攻陷南宁时,刘大秀出川北,亦复潼川,攻保宁,吴三桂驰救之,迎战大败,师退川南。”(永历实录)然据《明纪》所载:刘文秀曾一度进据成都。
像这样一个惊人的胜利,是那些扈跸大臣梦想不到的。他们不知道满清之懼怕“闯贼”,正犹他们之惧怕满清一样。因为一直到现在,满清的将军和明代的叛将,还没有忘记“闯贼”给予他们的实际教训。所以听说“闯贼”出击,心理上就先受了严重的打击,而实际上,他们又真是一群英勇的中国人民,而且蓄积了不少的战斗的经验。因之,这一次的胜利,又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站在这个大胜利的面前,第三个政府中的官僚,不是欢喜,而是忧虑。因为他们不把这个胜利当作政府的胜利,而把他当作“闯贼”余孽的胜利。从而他们以为“闯贼”的势力一旦扩大,他们的势力就会因之缩小。为了不使胜利继续扩大,于是当时政府中的缙绅,开始了失败主义的运动。
首先便是分化“闯贼”余孽,造成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对立。而自己则站在袒护李定国的立场上,打击孙可望,以期把李定国转化为缙绅的卫队长,从而把由“闯贼”余孽所争取来的胜利,用以打击其他的“闯贼”余孽,并以此而削弱之。于是制造谣言,播弄是非,说孙可望如何虐待桂王,如何准备篡位。实际上,像孙可望一世没有侍候过皇帝的人,也许开始的时候有些失仪,但若谓篡位,则未免过火。于是他们一面向孙可望说李定国要在湘粤独立;同时又一次、两次以所谓“密勅”、“血诏”召李定国勤王,说孙可望要篡位。这样一来,孙可望与李定国果然对立起来。最可笑的,是当时在朝的缙绅御史李如月,竟把孙可望擅杀叛将陈邦傅当作是他要篡位的证据。他“劾可望擅杀勋镇(?)罪同莽、曹,而请加邦傅恶谧。”由此看来,这些缙绅,真是带点准奸汉的性质。明明的“叛将”,而曰“勋镇”,反而诛叛将者,罪同莽、曹,则是叛将不可诛了。如谓叛将而皆须赐谧,字典上能有多少恶意的字而尽谧当时的叛将呢?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当时所谓在朝的缙绅也者,就是如此之辈。欲国之不亡,乌乎可得。
失败主义终于实现了。这首先的影响,就是前线的失败,接着而来的是孙、李的火并。而最后则是清兵三路入黔,会攻云南,以至亡国。
现在我们先说前线的失败。当“密勒”、“血诏”的事被孙可望知道以后,于是可望对于定国“怒且惧,遂自贵阳帅兵出,将至湖南,欲夺定国兵柄。”时“清敬谨王率三贝勒八固山兵,大举向湖南。定国屯衡州,马进忠、冯双礼屯长沙,前军下岳州。”定国正拟放弃长沙,与马进忠冯双礼合兵邀敌于衡山。然而孙可望已密令冯双礼迳由湘乡退宝庆,马进忠西撤,地址不明。于是定国遂由衡州败走宝庆。本拟死守宝庆以图反攻,但“可望驰召定国返武冈会议,三昼夜,书七至。”定国西行,本欲赴武冈,后侦知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乃引兵东走。于是由永明,赴平乐,下梧州,进围肇庆,欲东入广东。而肇庆围三月不克,清援兵又至,乃退平乐,屯永安,又攻克钦雷廉诸府。于八年十月克高明,进新会。九年三月,败于新会,遂由新会退走宾州,再退南宁。于是广东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县及广西复地俱失。同年四月定国遂举兵自泗城州入滇,袭据云南,迎桂王入昆明。这是李定国失败的经过。
现在再说到孙可望。他引兵东至武冈,追李定国不得,而当时清兵方自衡州西南进,可望遂举兵下宝庆拒之。清兵舍祁阳将斜趋武冈出可望后,可望乃自宝庆旋师迎战,遇于岔路口,大败。据《永历实录》云:“是役也,(可望)精锐挫衄溃尽,退守武冈,可望归贵阳,不敢议北去矣。”而同时“清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将百万人。”以后“可望据贵阳,前军守镇远,扼险自固”而清亦调其贝勒等北归,另“以洪承畴经略湖南。承畴议守永宝以困可望。可望因复下靖武,相持于紫阳,贵州粗安。”
胜利变成失败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分化为两个对立的力量了。继续而来的,便是内战的开始。一直到此时,滇黔在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的局面,然而当孙可望的军队开抵昆明的时候,却被政府所袭击,并磔其将张胜于市,谓其此来为袭击昆明。实际上,如果孙可望要袭昆明,岂有只派“骑二千”孤军深入之理,这自然是随便加他一个罪名。其实第三个政府到此时每天都在计划如何消灭孙可望。如收买他的将领白文选、马惟兴、马宝、马进忠等,使之倒戈。于是孙可望遂于永历十一年七月,被迫而反于贵州,率兵攻云南。李定国亦奉诏举兵出毕节讨孙可望。战争的结果是政府军胜利了,可是孙可望却被迫而投降了满清。
八
本来在第三个政府发生内战之前,满清政府对于第三个政府并没有准备采取积极的攻势,而只是以大军驻屯黔滇的周围,展开一个大包围的阵势,以封锁并阻抑第三个政府的向外扩展。当时清军的大包围形势,据《清鉴》云:“四川总督李国英驻保宁,经略洪承畴驻长沙,大将军辰泰及阿尔津,先后驻荆州,尚可喜等分驻肇庆诸州。遇有来犯湖南、川北、广东者,则击却之,出境者亦不穹追。”(页一五五)
清军之所以不积极进攻,并非有爱于第三个政府,也更非有爱于“闯贼”余孽,而是新遭孙可望、李定国等之大出征,在挫败之后,进攻的准备,尚未完成;同时,知道第三个政府已经置基于“闯贼”余孽的势力之上,“以诸将皆百战之余,地险兵悍,姑以云、贵及川东地委之。”(《清鉴》页一五五)假使第三个政府能于此时,统一团结,不示敌人以“贼党内乱”,延长相持阶段,争取时间,修明政治,整理军队,则再度反攻,非无可能。然而不此之图,在朝诸缙绅,却以全力对付内部,“密敕”、“血诏”,必以打倒孙可望为快。于是而有李定国之转胜为败,于是而有孙、李之火并,于是而有孙可望之降敌。平心而论,孙可望一迎王于南宁,再迎王于南安,救桂王于播迁,拯百官于流离,他对于第三个政府,可谓存亡继绝,起死回生。他又何负于政府,何负于王,更何负于在朝诸缙绅?及其以后,北伐四川,围成都,陷保宁;东征湘桂,复地三千里,克城数十,杀敌无算,政府之所失者,而孙可望复之,政府之所应得而诛者,孙可望诛之,则又不仅奉滇黔未失之土,归之政府,而又举湘桂粤西、赣南、川南已失之土,还之政府。假使没有在朝诸缙绅之挑拨离间,制造内战,则其效忠于政府者,又岂可限量!如此,则孙可望又何负于国家,何负于民族?然而诸缙绅徒以孙可望“旧为贼将”,疑神见鬼,不加信赖,今日谓孙可望“逆谋已露”,明日谓孙可望“叛迹昭彰”,“密敕”、“血诏”,举朝若狂,而必欲去之。初则逼之使贰,继则激之使叛,而终则迫之使不得不投降于满清。
孙可望打倒了,滇黔统一了,而李定国从此也自绝于“闯贼”余孽,不得不忠心于政府了。于是在朝诸缙绅,以为这一次内战改变了“闯贼”余孽的本质,稳定了政府的基础。于是痛饮酣歌,拍掌称快。较之以前李定国之打胜满清时之忧虑惶恐,其内心之感觉,恰恰相反。然而不知滚滚诸公之所快者,亦正敌人之所快,其主观愿望之遥遥相应,抑何若合符节。虽然,第三个政府到此时,其所恃者为李定国。而李定国自火并战争以后,已失去其在“闯贼”余孽中之信仰,由孙可望旧部所编成之新军与李定国之旧军以“赏不均”而遂不和,于是所谓统一者也不过是表面的统一。这样,当时在朝的缙绅,遂一举而毁灭两个“闯贼”余孽的首领,亦即完全自撤其藩篱。可是当时在朝缙绅,以为如此,则政府建筑于新旧军的矛盾之上,而更足以藉此制服李定国之嚣张。于是以为“天下从此安矣定矣”,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诚如高勣所云:“今内乱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寐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
果然,内战结束,而清兵遂于永历十二年二月,三路入黔。
第一路——吴三桂、固山额真候墨尔根、李国翰统所属清兵及汉中、四川各清兵由四川向贵州进攻。
第二路——固山额真赵布泰统所属清兵及提督線国安标兵与湖南调发兵由广西向贵州进攻。
第三路——固山额真济席哈统领清兵及经略调取各兵由湖南向贵州进攻。
而洪畴承自率大军,出黎靖,诱李定国军出黔,俾三路大军得以乘虚而入。
永历十三年,吴三桂等的川军长驱南下,越遵义,由毕节直冲大理,分军由建昌,进捣平越。赵布泰等的粤军,崎岖北上,由南丹,经那地,陷独山,进趋安隆。济哈尔等的湘军,由湘西,陷镇远,直逼贵阳。当时南明政府的军队,刘正国溃于三坡,白文选败于毕节,而李定国的主力军,亦失利于独山。新军将领王自奇、阎有才则叛降于敌。于是贵阳遂陷。以前取于孙可望者,曾几何时,乃举而奉之满清。当此之时,“闯贼”余孽,拒战前敌,而在朝诸缙绅,不思如何安定后方,资应前线,乃仓皇出走,“奉王”逃难于永昌。
当清兵三路会师贵阳以后,汉奸洪畴承与信郡王多尼在龙旗飘扬之下走进了贵阳。他们现在要对第三个政府作最后的歼灭了。据《明纪》“冬十月,大清兵三路俱集,会于平越之杨老堡戒期入滇。”在这个时候,在第三个政府方面,也曾经展开了一个最后的斗争。据《明纪》“李定国与冯双礼等守盘江,桅鸡公背……遣白文选,将四万人守七星关抵生界立营以牵蜀师。”
然而不幸却失败了,于是南明第三个政府最后的首都宣告陷落。据《明纪》:“十一月,蜀师出遵义,由水西趋天生桥。十二月,入乌撒,文选惧,弃关走霑益。……粤兵至盘江定国据险沉船,粤兵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继禄请从下流潜师宥济入安龙,定国使怀仁候吴子圣拒之,大败。定国由盘江回师拒战,为大兵所击,破其象阵,又连败于罗炎、凉水,并撤岩,诸将皆走,定国撤营循归。”……“清顺治十六年春正月癸巳朔,三次永平。乙未,大兵入云南,公侯伯文武吏多迎降。”
这样看来,当清兵进攻云南的时候,“闯贼”余孽也曾经与清军展开最后的斗争。然而何以在以前大出征的时代,则“所向披靡”,而现在则“连战皆败”呢?这毫无疑义地,乃是失败主义者分化“闯贼”余孽,致使一部分新军怠工甚至叛变的结果。于是“滇”遂由“我未失之土”,一变而为“我已失之土”。于是“奉王”的诸士大夫遂不能不由永昌走、永奉再走腾、越。
昆明沦陷了,可是满清并不到此止步。于是再驱兵西向,展开追歼第三个政府残余的溃卒。在这个时候,若是没有“闯贼”余孽、白文选迎战于王龙关,李定国扼守磨盘山,则当时在朝诸缙绅,恐已不及远涉异国,早已囚车北上了。幸而有此,这些在朝的缙绅,才得以南走南旬。然而当他们“夜疾驰失道,相互惊扰,妻子不相顾”的时候,而政府倚为亲信的靳统武的禁卫军,又乘机叛变剽掠“贵人宫嫔”。由此而知天下的变乱,往往不在于素所疑忌者,而发生于肘腋之间。
到这一时代,再想有一个“劫王自重”如孙可望那样的人,已不可复得。于是“奉王逃难”者,乃不能不渡木囊河而入缅甸。但这是“奉王”者,已由四千人减为四百六十人。这些“奉王南逃”者,他们很恭敬地向缅甸人呈示了“神宗玺书”,又很高兴地在缅甸守边士兵的胁迫之下,解除了武装,走进了缅甸的国土。
这一群妄弃了祖国竄身蛮服的南明缙绅,他们以为从此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可以“聊借缅人以固吾圉”,于是又“呼卢纵酒”、“酣歌纵博”,开始了亡国缙绅的生活。据自非逸史《也是录》云:
“时缅妇自相贸易,踏如市,诸臣恬然以为无事,屏去礼貌短衣跣足,阑入缅妇队中,踞地喧笑,呼卢纵酒,虽大僚无不然者,其通事大理人私语人曰“……今又废尽中国礼法,异时不知何所终也。”
同书又云:
“是月上患腿疮,旦夕呻吟,而诸臣日以酣歌纵博为乐。中秋之夕,马吉翔、李国泰呼园黎应祥者演戏,应祥泣曰:“行宫在迩、上体不安,且此时何时,而行此忍心之事呼,虽死不敢奉命。吉祥等大怒,令痛鞭之。时蒲缨所居,亦密迩西内,缨大开博肆,叫呼无忌,上闻而怒,令毁其居,缨仍如故。”
素讲礼法的中国缙绅,到现在却“阑入缅妇队中,踞地喧笑”,这真是未免忘记“男女受授不亲”的教了。大嫖大赌,自然有些人,竟至“三日不能举火”,而“奉王”者遂不得不口口国玺”以为生活之资,据《明纪》“时诸臣困乏有三日不能举者,马吉翔拥厚资不顾。请于玉王无以应。乃掷国玺于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群臣。”
实际上,当时丑态,还不只此,《也是录》的作者,亲眼看见这种现象,于是不禁为之叹曰:“当时诸臣好,盖难枚举,至于文武升迁,仍由权贿。国事至此,尚可问乎!”
但是乐极生悲,他们不久便知道了另一批“行者,悉被掠为奴”(《明纪》)而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渐渐失去了自由,因为缅酋每日派遣“守护者百余卒”保护他们。随着便是凌辱的到来。据《明纪》:
“缅俗以中秋日大会群蛮,令沐天波偕诸酋,椎髻跣足,以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
当第三个政府君臣被困缅甸的时候,他们并不设法出险,而“马吉翔后与司礼大监李国泰表里为奸”。在另一方面,“闯贼”余孽白文选、李定国却督率“贼众”,“发自孟艮,分道入缅”,大败缅兵于瑞羊堡,越噶喇江,进围阿瓦以图“劫王”出险。但是当时被困缅甸的南明缙绅,却反而扬言桂王已泛海东去,为缅人解首都之围。
苟全性命者,性命愈不能苟全。在白文选、李定国退兵之后,于是南明大大小小的亡国缙绅,遂不能不饮缅人之“咒水”,而身死异国了。据《明纪》:
“秋七月(缅酋)欲尽杀王文武诸臣,遣人来言曰:‘蛮俗贵盟诅,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黔国公沐天波疑有变欲不行,王强之。马吉翔、李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缅人以兵围之,分诸臣以次外出,出辄杀之,凡杀四十二人。”
于是以前之不死于前敌的缙绅,现在却死于蛮服了。马吉翔的“厚资”“而今安在哉”!我们由此而又知亡国以后,虽有黄金累累,也不见得就可以逍遥海外。
现在,临到最后的一瞬了。明代的“重锁”吴三桂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穹追(桂王)逆旅之身”。“十二月丙午朔(清)大兵至。戊申缅酋以王献(吴三桂)军前。夏,四月王及太子死于云南。”于是南明第三个政府,遂达到最终的消灭。自非逸史为之叹曰:
“……(缺一段)托命缅酋,有如寄寓,方且文恬武嬉,苟延岁月,不思出险。天波之策不行,吉翔之恣日甚。卒之、众叛亲离,文武屠减,谁与图存。清兵出塞,遂北辕,逆贼进弑,明之宗社忽焉遂斩。……鸣呼,人欤天也”
九
总观以上的史实,我们一目了然于南明第三个政府是怎样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客观环境的恶化,而是由于主观上犯了不少的错误。它始之以三水之火并,继之以对人民义勇军之摧抑,更继之以对反正军之坐视,而终之以对“闯贼”余孽之分化;于是伪军反正而人民义勇军瓦解,“闯贼”余孽出征而反正军崩溃。不是一个力量跟着一个力量发展,而是一个力量跟着一个力量消灭。假使伪军反正,而人民义勇军还能继续发展,则反正军不致失败。又假使“闯贼”余孽出征,而反正军还未被击溃,则“闯贼”余孽的出征,当不致中挫。然而可惜这一个主力未能相互衔接,以致第三个政府的斗争,不能继续以高涨的形势发展下去,而卒至一败涂地。这“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向使第三个政府在内而无缙绅与寒士之争,在外面无官兵与“贼众”之讧;在最初而无三水之鬨,在以后而无夔府之阋,则又何致“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警窜,不可胜数”,以至终于覆灭。《也是录》的作者为之叹曰:
“呼呜!国运之兴衰成败,天乎人也?人乎天也?仆每读史至国破君亡之际,未尝不掩卷欷歔而不忍多读者,嗟夫!天步之艰难如此,人谋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为国。呜呼,痛哉!”
虽然,第三个政府终不免于覆灭,而第三个政府所领导的反清民族斗争,则真正是抗战到底。不过抗战到底者,并非南明的缙绅,而实“天人共愤”之“闯贼”余孽。具体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李成栋逼桂林,桂王奔窜武靖的时候,“破家起义”、“杀身成仁”,英勇杀敌于湘粤赣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为当时之“盗贼”与人民义勇军也。当孔有德下全州围桂林,桂王奔窜南宁的时候,“举兵反正”,“奉土于王”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为“起群盗”之金声桓、李成栋等也。当清兵两路入桂”陷桂林,入柳州,桂王奔窜于山谷之间的时候,派兵遣将,一迎王于南宁,再迎王于南安者,非当时之缙绅,而为“闯贼”余孽孙可望也。当清兵三路入黔,进攻贵阳,桂王西走永昌的时候,分兵御敌转战前驱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为“闯贼”余孽李成栋也。当清兵大举入滇,桂王出走腾越的时候,转战于盘江罗炎凉水之间,以保卫首都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余孽李定国、白文选也。当首都沦陷,敌人穹追,桂王出走南甸,百官妻子不相顾的时候,而一挫敌于玉龙关,再挫敌于磨盘山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余孽李定国白文选也。当桂王被困缅甸,“文武屠灭”的时候,转战异国,以图劫王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李定国白、文选也。当桂王槛车北狩被弑昆明的时候,“缟素发哀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余孽李定国也。”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而屠之”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余孽李定国也。当第三个政府覆亡之后,尚“率其军居徼外两年,愤恚呕血而死”,不肯投降敌人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闯贼”余孽李定国也。当李定国死后,“连砦相结”据巴东之巫山以抗满清至十四年之久,以存明祀者,则又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李自成之余孽李来亨、刘体淳、郝永忠也。反之,攻广东、湖南、广西者,并非“贼众”,而为明代之勋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也。陷贵阳者,并非“贼众”而为明代的重镇吴三桂也。攻昆明入缅甸,“破巢取子”,使桂王窜身异国,卒至“血溅蓬莱”者,非“贼众”而亦为明代的重镇吴三桂也。此所以二百年以后,中山先生犹慨然曰:民族精神不宝藏于士大士,而宝藏于下层社会之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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