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日本陆军统制派与日本的法西斯化

来源:投笔肤谈

1931年日本走上了侵略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军部是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军部中央领导人一再调动,内阁也频繁改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领导力量始终不稳定”。1但是应该说,在不稳定之中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其主要体现者是在陆军中握有实权的统制派。日本军部一向以陆军为主。进入30年代后,统制派日益成为陆军及其内外政策的支配者。因此,探讨统制派与法西斯化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及其主观意图,有助于进一步判明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方式和重要特点。

一、统制派的形成及其支配地位的确立

日本陆军统制派的形成历史,可以上溯到一次大战后的初年。当时,日本内外局势动荡严峻,内有工农斗争的发展,外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日本与美英争霸远东的尖锐矛盾。日本当局在寻找“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的对策,同时大力准备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国内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运动。

1921年10月,三名日本少佐军官永田铁山(驻瑞士武官)、冈村宁次(正出差欧洲)和小畑敏四郎(正赴任驻苏武官)在德国南部的温泉城市巴登巴登聚首,议论了未来的总体战和日本陆军的弊端,约定回国后誓为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确定总动员态势而共进退。次日,驻德武官东条英机加入这一盟约。2他们回国后,于1923年邀集年龄相近、志趣相投的佐级军官组织了二叶会,其成员还有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共约二十人。在二叶会的影响下,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佐、尉级军官,于1928年建立了以铃木贞一为中心的木曜会,其中有石原莞尔、武藤章等人。31929年5月,两者合为一夕会,共有四十余人。他们都毕业于陆军大学,是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僚属,握有实权。

到1932年,一夕会的永田铁山等人进一步形成了统制派。促成此举的原因有二:1.在永田等人的支持下,荒木贞夫于1931年12月出任陆相,但他与真崎甚三郎一起,为首结成皇道派,一味狂热鼓吹皇道精神,轻视军队现代化,并拉拢亲信,排斥异己,这与巴登巴登盟约以来重整陆军的宗旨相背离,使永田等人大失所望;2.一夕会发生了分化,小畑敏四郎、山冈重厚、山下奉文等人加入了皇道派。前者是促使形成统制派的主要原因。从1933年夏秋起,统制派与皇道派完全分裂,并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据统制派中起着干事作用的池田纯久说:“严格地讲,统制派是指永田铁山少将、东条英机少将、今村均大佐、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祯昭中佐、池田纯久、田中清、四方谅二(宪兵)少佐”这样十个人,林铣十郎、渡边锭太郎、南次郎大将、梅津美治郎中将、石原莞尔大佐等“带有统制派色彩,但并非成员”,4池田所说的十个人大体上是1932年以永田为中心的一个政策研究班子,它原是给荒木提供政策意见的,后来与荒木分手了。在他们的影响下,1933年11月以片仓衷为中心的十四名大尉级省部幕僚军官成立了非常时期对策研究会,这些人也属于统制派。此外,原属皇道派的铃木贞一后来也转为统制派。

统制派继承了巴登巴登盟约以来的宗旨,把准备和建立总体战体制作为主要目标,其核心人物是永田铁山。早在1915年,永田就担任新设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委员,从事一次大战的调查研究。1920年他提出了长篇报告书《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总结了所在委员会数年调查研究的成果。1926年他又就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首任课长。1930年任军务局军事课长,直接负责编制、动员、政策、外交和陆军省内外联络等事宜。1932年晋升少将,转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他是准备总体战的大力鼓吹者、推动者。

以永田为代表,制统派有关总体战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纳如下:1.为准备总体战而实行“改革”。认为未来战争是包括武力战、科学战、经济战、政治战和思想战的“国力战争”、“国民战争”,需要对全部有形和无形、现存和潜在的国力建立全面集中的统制,从而必须在国家、社会各方面进行“大改革”。5他们反对不符合总体战要求、忽视增强国力的精神主义,永田批评皇道派这类人“不能理解近来物质威力的进步,仍然抱着,青龙刀式头脑’”,这种错误“实在危险”。62.把侵略、征服中国作为准备总体战的重要环节。日本资源贫乏,建立总体战体制离不开必要的资源,必须解决资源来源问题。经过二叶会、木曜会的多次讨论,在一夕会成立时就把“重点解决满蒙问题”作为主要宗旨之一。统制派成员是这一宗旨的积极贯彻者。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统制派又主张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以保证资源的供给,增强国力,作好同美、苏长期作战的准备。1933年,皇道派从意识形态对立出发,主张立即北进对苏开战,并认为日本借助精神力量,可以用短期决战来取胜,7这遭到统制派的强烈反对。3.反对长州阀和皇道派的派阀人事及其造成的军内对立。认为只有消除派阀,才能实现全军统一和利于人才的提拔,才能适应总体战的需要。因此统制派虽被称为一派,但不同于原先的派阀,它基本上是以永田为中心,因上下级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少数幕僚军官的结合,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具有一致性和聚合力。但在人事方面却是松散的,他们没有长阀、皇道派那种狭隘的地域色彩,也不以个人亲疏为纽带,没有形成一个象长州阀、皇道派那样界限分明的排他性集团。8

统制派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转而同林铣十郎相结合。1934年1月,林接替荒木任陆相。3月永田被任命为军务局长,在陆军省内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统制派随之取代皇道派而成为陆军的支配者。在统制派形成前后,它的成员已对日本的法西斯化起重要作用,当统制派取得支配地位后,更成为法西斯化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

统制派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统制派关于建立总体战体制的主张,体现了一次大战后日本军事思想的转变,反映了军部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趋势。战前,人们讲到战争,通常都把它仅仅看作军队之间的较量。在日本,军队又特别注重精神主义,推崇所谓“肉弹战术”。9一次大战中,欧美各参战国除了投入军队外,还开展了其他人力、物力的动员,这就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后,德国军界形成、发展了总体战思想。类似的思想也在日本军部内外流行起来,1917年10月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写道:今后为了在战争中获胜,“务需动员国民,国尽其力,依靠上下一心、举国一致的力量”。10

总体战思想在日本的流行,主要是它适合日本的需要。当时,远比日本强大的美英已从日本昔日的盟友变为争霸远东的对手,日本还面对着日益觉醒的中、朝等国人民,日本国内的经济、社会动荡也在加剧。因此,日本统治集团把维护和扩大对外侵略利益,看作大日本帝国生死攸关的问题。1918年和1923年军部两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重订扩军计划。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为了缩小差距,就只有借助总体战体制,把全部国力尽可能地动员、统制起来。总体战体制还意味着加强国内控制,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因此,日本军政当局在增强国力、发展现代军备的同时,把做好总体战的准备工作列为长期的国策。1918年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设立了内阁军需局,1927年设立内阁资源局。在陆军中,20年代经过宇垣一成陆相的大力推进,实现军备现代化和准备总体战已经成为大趋势。

日本军事思想的转变,意味着日本军部向法西斯主义的演变。建立无所不包的集权统治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原先的军国主义在这一点上同法西斯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使全部国家生活适应总体战,则是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是如此。在日本,对外侵略在国家政策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适应总体战的需要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目的。统制派主张为了总体战而进行国家、社会的大改革,其必然归结是建立类似德、意的法西斯集权国家。

统制派关于总体战的主张既然同一次大战后,特别是宇垣陆相以来陆军的发展趋向相一致,从而得到原先追随宇垣、南次郎陆相的大批军官的支持。与此相关,统制派关于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也得到多数中上层军官的赞同。因此,统制派战胜了皇道派,在陆军中确立了支配地位,并在法西斯化中起着主要作用。

统制派关于消除派阀的主张,也反映了一次大战后陆军的另一变动。从明治年代起,陆军长期处于长州阀的操纵之下。长阀的专横跋扈很失人心,派阀人事也导致长阀有为人才的枯竭,长阀的衰落势在难免。田中义一接替山县有朋充当长阀首脑后,已难以在长州出身的将领中物色到得力的人,只好把冈山人宇垣一成拉来作为后继者。宇垣对于维持长阀并无兴趣,他所重用的人已不再有狭隘的地域色彩。大分县人南次郎陆相也是如此。

这时,来自各地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不论在人数上还是能力上,都日益成为旧派阀的取代者。这种人事变动与前述军事思想的变动几乎是同步的,一大批少壮军官既是总体战理论的追随者,又是派阀人事的反对者。从巴登巴登盟约消除派阀的宗旨到统制派反对皇道派的“人事不公”,都反映了军内的这种意向。多数中上层军官,包括宇垣派和南次郎派,既已不可能或不愿意建立旧派阀,在军事思想上又与统制派有共通之处,因而支持统制派取代皇道派对陆军的支配。

此外,统制派能够支配陆军,还因为一次大战后日本发生了权力下移的趋向,这在军中尤为明显。究其缘由,一方面,明治年代以来执掌军政大权的元老,到1924年后只留下西园寺公望一人了,军内藩阀势力也趋于衰落,政界、军界都面临着新旧交替;另一方面,国家的动乱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使上层容易陷于意见分歧和犹豫不决,论资排辈也使得一些平庸者进入军队上层。于是,一批握有实权的少壮幕僚军官就成为实际决策者,对军务和政局往往发挥决定性影响。铃木贞一写道:“当今的上司凡事都得部下推着干”。他把陆军上层比作“留声机”,一刻也离不开幕僚军官这个“发条”。11这样讲不无夸张,但上司与部下的这种关系是习以为常的,比如林铣十郎、川岛义之、寺内寿一、杉山元这些陆相都是容易被部下所左右的人。

统制派的不少成员已占有重要职位,如永田铁山握有的实权已经很大了。1935年永田死后,武藤章、东条英机等人在军部中央发挥重要作用。既然统制派的主张符合军内大多数的意向,又握有实权,他们就充当军部上层的“发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部的内外政策和国家法西斯化的进展。

上述原因使统制派作为军部中坚力量登上了支配地位,并成为军部法西斯势力的主要代表。但是必须指出,军部法西斯势力归根到底是以财阀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支柱,尽管军部具有独立性,如果离开财阀的支持,军部要推行国家法西斯化是不可能的,统制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无从谈起。关于统制派与财界、政界上层的结合,将在下面予以说明。

二、统制派关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决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的广田内阁,日本走上了法西斯化道路,并建立起法西斯统治。此后到1949年大政翼赞会成立,进一步形成了法西斯体制。对于日本法西斯化的重大关键问题,统制派几乎都作出了相关的决策,并且付诸实施。

第一,反对“先内后外”,坚持“先外后内”,即不赞同军事政变,而主张先发动侵华战争,借以驱使国家走上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

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永田铁山等人,当时还是一夕会的成员。鉴于一夕会与统制派有前后继承关系,考察统制派作用时,不妨把一夕会时期永田等人的主张和活动包括在内。“九一八”事变前夕,在法西斯势力之间,主要是在日本陆军内部,为了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发生了“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的争论。1930年夏天,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部分中佐以下军官组织的樱会,以及法西斯青年军官和一些民间法西斯分子,持前一主张。但是,他们的政变阴谋未能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军部上层的动摇和永田铁山等实权派的坚决反对。

永田一再申明,陆军的行动不可超越宪法的范围,除非“因乱臣贼子而濒于君国危机”,不可采用“非常手段”。12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阶级矛盾虽有激化,但因革命力量受天皇制高压统治的摧残,并不存在象德国那样的革命危机,没有进行一场剧烈政治变动的迫切性。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发动政变不能获得统治集团的支持,并不有利。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的《满蒙问题之我见》中强调指出:“国内改造(指政变——引者注)亦极难举国一致,反使政治安定需经相当年月,令人不胜惶恐”,同时“经济力量将一时大受削弱”,13力言“先内后外”并不足取。此外,他们还担心军事政变会动摇军纪国法,诱发别的暴力事件。14

永田等人的方针是“先外后内”。一夕会早就主张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推动国内“改革”。石原提出,“按我国之国情,不如迅速驱使国家向外发展,中途伺机断然实行国内改造,更为稳妥”。永田铁山身为军事课长,在军部中央积极进行准备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活动,任职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则直接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把石原关于“先外后内”“更为稳妥”的看法变成了事实。首先,由于军部的独立性和永田、石原等人的实权地位,他们可以擅自挑起侵略战争,借以提高军部的地位,然后推进“国内改造”。其次,在当年的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是最易调节统治集团内部分歧的手段,正如石原所说的,借助战争“驱使现政权执行积极政策决非不可能”。后来内阁跟着军部亦步亦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再次,战事一起,“可使民心沸腾,团结一致”,15在日本近代历史上一再如此。“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全国煽起了忠君爱国,排外主义狂热,这也为法西斯化作了思想动员。

显然,“先外后内”更符合当权势力的愿望和利益。于是,日本法西斯化采取了不同于德意的方式,即以军部为中心,先外后内,主要借助侵略战争推进法西斯化,又以法西斯化为扩大战争做准备。这种“外内结合”以后继续有所表现。

第二,协调军部同财界、政界上层的关系,并利用下层法西斯势力,特别是下层法西斯政变的压力,建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建立法西斯统治。

随着侵略战争的进行,法西斯化的进一步目标是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统制派的方针是,在军部中央的统制下,采取军部介入政治的纯合法途径,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先外后内”为此提供了方便,但是仍有尚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协调军部同财界、政界上层的关系。元老、重臣、政友会和民政党,以及财界主力三井、三菱等旧财阀,不反对军部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担心军部一意孤行会很快招致一场日本力所不及的大规模国际冲突。政、民两党则同军部有权力之争。这些上层势力总要对军部干预政治进行抵制,先是维护政党政治,后来又有政党联合运动。

面对这种情况,统制派努力在上层扩大亲军部势力,特别致力于协调军部与财阀的关系。永田就任军务局长后,不顾社会上和下层法西斯势力的反财阀、反重臣的情绪,同财界一些人物往来,出席近卫文麿等上层人士的“朝饭会”,还让下属出入财界的社交场所交询社、东京俱乐部等处。统制派与财界、政界上层很快结合起来,主要结合点有二:1.统制派反对武装政变、恐怖暗杀,主张合法改革,深得财界、政界的欢迎;2.对于确立总体战体制,双方有共同利害。总体战体制离不开财阀的经济力量,统制派不赞成荒木陆相时期排斥财阀投资“满洲”的政策,声明“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以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16总体战体制在对外侵略、扩大军需生产、加强国内控制这些方面,也符合财阀的利益。特别是1934年起,旧财阀一度大为得手的倾销政策四处碰壁,转而积极投资军需工业,公然主张“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17基于这种共同利害,1934年统制派支持林铣十郎取代荒木出任陆相时,以及1935年统制派设法撤换真崎甚三郎的教育总监职务时,获得财界、政界、舆论界的广泛支持,各报纷纷赞许。18统制派与财阀的结合,促进了后来“军财联袂”的形成,为建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要确立军部对下层法西斯势力的统制。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始终未能统一起来,1933年末有法西斯和半法西斯团体五百多个,共约二十八万人,19此外,还有一批法西斯青年军官。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促使一些急进法西斯势力铤而走险,政变阴谋和暴力行动一再发生。统制派为了在思想煽动、控制群众方面利用下层法西斯势力,并且防止急进法西斯运动扰乱政局和军部同财界、政界上层的联合,坚持把下层法西斯势力纳入自上而下的合法轨道,强调全军“一丝不乱”地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1935年军部对右翼团体“已有了很大的统制”。20同时,统制派鉴于政变阴谋难以避免,又提出了反对政变而又利用政变的方针。早在樱会策划十月事件时,永田铁山就主张:“不能让它实现,但用来吓唬一下内阁倒不失为好办法。”211934年1月,片仓衷主持的研究会在《处理非常政治事变纲要》中,提出了对待政变的方针:“军部本身不要采取非法的直接行动”,但是应把“非常政治事变”“看作改善国内问题的好机会”,“担负起收拾时局的重大责任”。22统制派把反对政变而又利用政变作为进行统制的变通手段,利用法西斯政变的压力,与加强同上层的联系相配合,加快实现军部的政治支配。

1931年十月事件后,陆相向内阁会议报告了事件的始末,政界、财界闻讯十分恐慌,此后内阁对关东军的牵制显著减弱。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提出了“打倒政党政治”的口号。永田趁机向前来打听军方关于组阁意向的内大臣秘书官木户幸一表示,如果政党单独组阁,恐怕无人出任陆相。陆军一再声明反对政党内阁。①后来终于建立了亲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向建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前进了一大步。1936年,军部镇压了“二二六”事件后,军部以不采取积极政策将使“事态更加混乱”、“留下严重祸根”相要挟,②粗暴干涉广田内阁的组成。军事课高级课员武藤章充当了收拾局面的主角,陆相寺内寿一不过是传声筒。③军部的粗暴干涉能够被上层所容忍和接受,一方面固然是军部利用政变向上层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军部同财阀已进一步接近,是这两方面结合的结果。广田内阁的组阁人事和内阁政策听命于军部,便于军部操纵内阁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表明了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这是日本建立法西斯统治的基本标志。同时,对于叛乱的严厉镇压,使右翼团体受到强烈冲击,此后除极少数右翼分子外,都采取支持军部的合法活动,④军部对法西斯势力的统制全面确立。

从统制派对上述两方面关系的处理,可以看到日本法西斯化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以军财联盟为基干,以自上而下为主导,上层利用下层,下层推动上层,上下结合,加快了法西斯化的进程。

第三,不采取建立军政府的方式,而是利用并部分改造原来的天皇制机构,推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

为了加快法西斯化和建立总体战体制,军部的政治支配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一再有人提议建立军政府,以加强政治集权,但统制派对此持保留态度。“二二六”事件发生后,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东京、关东各地驻军的军官连日集会,强烈要求建立军政府。武藤章日夜投身军官集会,进行争论和说服,平息了“军政府热”。⑤陆军上层也不赞成建立军政府。

他们所以如此,首先是顾虑舆论的反对。当时,“举国一致”支持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但又对军部的政治支配抱有一定的戒心,是日本舆论的一个特征。⑥从统治阶级来说,军部手中的权力已经够大了,当时也没有建立军政府的必要。在群众之中,随着扩军负担的加重,对军部干预政治的不满有所滋长。如“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国民对于“叛军将校的残虐抱有反感”,或认为“军部企图乘机加强干涉政治”,以致“对全体陆军有怨嗟之声,反军思想到处发生”。⑦以后,军部的专横一再激起广泛的反军情绪。杉山元承认,如由现役大将出任首相,只会对反军思想火上浇油。⑧建立军政府当然更加不可想象。

其次,军部干涉政治要受到天皇制分权体制的牵制。由元老、内大臣、内大臣秘书官和宫内大臣等组成的宫内集团拥有不小的权力。奏请后继内阁首相就由元老负责,内大臣在这方面也有作用。这些人比较稳健,维持天皇统治的稳定是他们的天职。枢密院、贵族院也持同样立场。军部可以迫使这些势力作出可能的让步,但建立军政府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凡有幕府政治重演之嫌的事都要一概忌避。在分权体制下,官僚操纵着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他们是军部的同伙,但不允许军部侵犯他们的权力。1936年9月陆军提议改革行政机构,合并内阁省厅,加强首相的统辖权力,这遭到官僚的抵制,担心军部将借此加强干涉、监督是抵制的原因之一。此外,政、民两党仍把持着众议院,它们的许多党员来自名门富户,在各地颇有权势。政、民两党的势力虽有削弱,但仍不可忽视,它们总想东山再起。因此,建立军政府不可能得到上层势力的有力的支持,建立了也难以稳固。比如,林铣十郎内阁因排斥政党而极为孤立,四个月就垮台。有鉴于此,畑俊六陆相特地让武藤章去说服民政党领袖加入阿部信行内阁。武藤坦率承认,失去政党后援的“超然内阁”,“不能实行任何有效的积极政策”。①23既然如此,建立军政府就更谈不上了。

统制派不赞同建立军政府,自然还因为军部已拥有干涉政治的很大权力,不是非建立军政府不可。军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推行自己的政策。一是干涉内阁的组成和内阁的政策,包括同宫内集团和其他上层势力进行交涉。军部借助战争和下层法西斯的压力,利用统帅权独立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依仗军财联盟的支持,总是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设立新机构,主要是综合国策机构。在近代天皇制分权体制下,统帅部门和政务部门不统一,甚至总理大臣对内阁各省也只起协调作用而无统辖大权,这显然不适应总体战的需要。在不能根本突破天皇制的前提下,为加强政治上的集权,其主要手段便是建立新机构,主要是综合国策机构。1935年5月,在永田军务局长推动下,建立了内阁调查局,后来发展为企划厅、企划院,它们成为推进法西斯化的“政策参谋本部”。三是同官僚相结合。战时形成一批新官僚,他们鼓吹“革新”,在各省之间形成横向联系。后来,内阁调查局、企划厅、企划院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他们是军部最亲密得力的同伙。至于全面推行法西斯化政策,建立法西斯体制,还要依靠其他官僚来进行,其中经济官僚和内务官僚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样,当年日本军部支配政治的方式就不同于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其他法西斯军事政权。日本军部没有采取直接掌握政权的方式,而是凭借军部作为天皇制核心的特权地位,通过天皇制机构,自上而下地推行法西斯化。

第四,按照总体战的要求,实行国防国策,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即以国防为中心,建立全面综合统制的法西斯集权主义体制。

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确立之后,如何进一步建立法西斯体制呢?各种下层法西斯势力或然高喊“革新”,但都不能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他们或以密谋政变,恐怖暗杀为能事,虽进行狂热的思想煽动,对于体制的“革新”却流于空泛的议论。皇道派在这方面同样无能为力。统制派则不同,他们根据总体战的要求,提出了明确的纲领。

早在1933年春天,军事课政策班的池田纯久(后为班长)同矢次一夫(时局问题研究会和国策研究会的组织者)商谈了起草国策方案问题。矢次邀集数人草拟了《综合国策大纲》,陆军省有关军官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参谋本部也予以协助,后由池田等人加以整理,交永田军务局长审阅,经林陆相批准,1934年10月用陆军省新闻班的名义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通称陆军小册子。24此外,1934年片仓衷的《处理非常政治事变纲要》包含有“革新大纲”,1935年池田纯久又写了《当前陆军非常时期政策》,25两者作为内部意见,有的内容更为具体明确。1940年,军务局长武藤章又主持制订了《综合国策基本纲要》,它是统制派主张的继续和发展。

陆军小册子首先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并且强调了总体战的国防观。根据这种战争万能论和新的国防观,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国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以便“为了国防的目的,对皇国伟大的精神、物质潜力进行组织统制,加以一元化的运用,使之成为最大限度的实力”。从这一根本路线出发.以陆军小册子为主,统制派提出的“国防国策”主要有五项:1.实行“积极军备”,即不限于消极防卫,而要建立“足以支持国家积极发展”的武力;2.消除自由竞争,建立统制经济,把“全部经济”包括“国民经济生活”置于国家统制之下,但不反对个人“兴办企业的欲望”;3.安定后方,尤其要救济农村,“使士兵无后顾之忧”,为此,要求树立“国民共存共荣”的“全体经济观”,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举国一家主义”;4.实行精神统制和国民统制,铲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立“国家观念”,“坚信建国理想和皇国使命”,并建立“以官民协力为基调的新国民组织”,动员国民舍身尽忠报国;5.建立“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构”,特别是综合国策机构,“把国家的全部活力综合统制起来”。

武藤章等人在《综合国策基本纲要》中提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后被写入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纲要》,26正式成为官方口号,这个口号正是上述统制派国防国策的概括。所谓“国防国家体制”,就是以国防为中心,决定国家各项政策,全面改组国家生活,建立综合统制,使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教育以至国民生活都从属于战争,为国防而存在。毋庸赘言,这种体制的一元化全面综合统制、以超阶级相蛊惑、以“军财联盟”为支柱,都表明了它的法西斯集权主义实质。

统制派主张的国防国家体制有着不同于德、意法西斯体制的特点,这些特点同前述法西斯化的特点是密切关联的。1.国防国家体制不论名称还是内容,都把适应总体战摆在首位,而且按照“先外后内”,是在侵略战争过程中建立的;2.它是以军部为中心,采取利用和部分改造近代天皇制机构的办法而建成的,对于整个社会,从经济、思想、文化到广大国民,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统制,但在政治上却是军部对政治的支配与一定的分权状况同时并存,法西斯集权主义的形态比较独特;3,它以天皇制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支柱。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作用贯穿于日本法西斯化的整个过程。前面没有把它作为统制派的决策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统制派反对精神主义,没有象其他右翼势力那样热衷于鼓吹皇道精神,比如对于法西斯化有重大影响的国体明征运动,他们就抱有消极态度。但是,作为总体战的一部分,也为了弥补国力的不足,统制派还是把精神统制放在战略高度予以重视的,同样需要利用天皇制意识形态。陆军小册子和统制派一些人的言论,都曾散发着一股股皇道精神。

日本国防国家体制基本上是按照统制派设计的框架形成的。在体制形成期间,统制派作为一个派别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通过“二二六”事件后的肃军,清除了军内皇道派势力,建立了陆军中央对全军的统制,统制派随之失去了作为一个派别的作用。但是,原统制派成员的职务进一步提升,更加接近甚或进入了权力中枢,起了更大的作用。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和武藤章继续担任军务局长的时候,在军部的支持下,第二届近卫内阁于1940年建立了大政翼赞会,标志着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的形成。

日本法西斯化是在各种法西斯势力的参与之下推进的,相互有分歧和对立,也有配合与合作,显得纷乱复杂。在其中起协调、统制和决策作用的,主要是统制派,它是军部法西斯势力的代表,是上层法西斯势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