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孙传庭与柿园/郏县之战

来源:芝兰学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被系于冤狱的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孙传庭获释，官复原职，奉召于宫中文华殿，答剿贼安民之策，受命率兵去解救被李自成重兵围困的开封。此时，距离他上一次重创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已逾三年，距离大明王朝的覆灭只剩下两年光阴。

孙传庭同朝的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谏明思宗的话，为《明史》对孙传庭的评价提供了最客观真实的注脚：“（孙）传庭所部皆良将劲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以待缓急用。”家天下的年代里，家业等同社稷之重。换言之，孙传庭麾下所有，即为明思宗手中仅剩的王牌。

明朝至此时节，国祚已延绵了270多年，有万邦来朝的辉煌鼎盛，亦有璀璨如星辰的能臣名将，思想多元，西学东渐，经济繁荣，民多殷实，其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万历时期的改革，缓和了帝国已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然而，好景不长，如是家业，传到明思宗手中，竟已骤然凋零得山穷水尽。究其缘由，便不免说到“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观点。

尽管此观点在明史界广为流传，但确切说，“亡于万历”只因矛盾集中爆发在此时。追根溯源，这个矛盾的爆发基于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北方抵抗游牧民族的军事防线，即九边重镇。九边重镇的设立，原是为了防御退居漠北的北元残余和盘踞东北的后金势力。然而，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横亘大半个疆域的防线，却不得已成了一柄双刃剑。九边重镇可使明朝免遭游牧铁骑的正面冲击，但其所需的给养，成了帝国无论在何种国力状态下，都必须负担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历朝历代都曾面对，解决方式也因时制宜，但终归受到国力强弱的制约。秦汉对匈奴、唐对突厥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宋对辽金采用议和弭兵的方式，还有北魏经营六镇拖垮国家财政的先例。明朝早期统治者深晓此间利害，故在国力强盛之时，不遗余力地通过军事手段尽可能向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以建立军事缓冲带。时至明中后期，帝国的军事防御战略日渐趋于保守，尤其经“土木之变”后，军事和外交战略规划都呈现出裹足不前和缺乏灵活性的特点，仅满足于在内政方面恪守祖制，维持现状。与此同时，边境以外的游牧民族却再度活跃，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军事力量，并不断冲击九边防线。战争频率开始加快，军费开支也随之飙升。此时的九边防线因自身倍增的防御压力，转而成了明朝的巨大财政黑洞，之前掩藏在繁荣之下的隐患开始浮出水面。

事实上，明朝统治者以史为鉴，曾相继谋设“军屯、民运、开中和京运”，用以保证军事开支源源不断。然而，事与愿违。宣德之后，军屯日益败坏，良田大量被兼并掠夺，落入豪强之手，无法承担军事战略物资储备的需要。倚重商贾之资所设“开中之法”的收效，则止步在嘉靖三年。户部历年拨解九边的太仓之银，也因南倭北虏，终使财政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及至天启年间，太仓年收入仅200万两，却必须向九边单独支出军费354万两，崇祯初年更飙升至500万两。太仓之银业已无力填补亏空，压力便不得不转向各省民运。所谓“民运”，指户部每年指派某省将一部分税粮运往边镇，如陕西一省就要同时供给固原、甘肃、延绥和宁夏四镇兵饷。民运压力之大，往往使税粮不及时或不足额。于是，“北方民间税粮惟以供边为累”之势愈演愈烈。

维持九边重镇的正常运转本已是步步维艰，至万历辽东战事爆发后，截至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四镇积欠饷银高达422万多两，几个月甚至一年无饷下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待到明思宗接手时，不少地方欠饷已达两年之久。巨大的军事开销，财政无力负担，民运压力又不断加剧，激增的辽饷雪上加霜，最终形成导致晚明历史变革的关键导火索——民变。

晚明民变始于关中，其首要原因是因为九边军饷开支过度，使腐败丛生，民怨沸腾。曾在陕西任职的内阁名臣杨一清对此颇有远见：“则陕西用兵，殆无虚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穷盗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杨一清的担忧及其所献之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隐患。当天灾在关中降临之际，帝国因为财政赤字和腐败丛生，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的赈济。关中之民尽管因饥饿而流离失所，却仍逃不过沉重不堪的辽饷征缴，边兵也因长年被拖欠粮饷，大量逃离军营，另谋生路。崇祯年间裁撤驿站，更使大量驿卒加入民变大军。于是，饥民、难民与逃卒偕行，三秦遂大乱。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集饥民在府谷开始暴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也相继响应，民变从陕西一度蔓延至山西境内。九边要害，半在关中。屯兵函谷以号令天下的战略地位，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关中民变。由此，帝国被迫陷入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的局面。身为帝国统治者的明思宗，必须正视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的关键性抉择。关外的后金日渐强大，且与蒙古部落联手，时刻威胁着大明的北部防线。只有尽快解决辽东的边患困境，缓解财政压力，才有可能使帝国的运转恢复良性循环。无奈民变骤起，财政已不堪命，明思宗摇摆在抚剿之间，始终下不了决心。他在决策上的犹豫反复，直接影响了官军对关中民变的处置。时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庭所经历的人生起落，恰恰贯穿了关中民变的发展始终。

明崇祯八年（1635年）秋，因天启阉党当道而辞官回乡的孙传庭被朝廷起复，次年即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诸臣皆视孙传庭的任职为畏途，但他本人却谈笑风生，欣然领命，足见其胆略。因此，明思宗特召这位“边才”来宫中便殿面君。期间，孙传庭结合关中形势，提出了一些工作设想。明思宗对他的实心任事充分赞许，特批银6万两供孙传庭专用，鼓励其入秦后能勤勉励兵，早日协助总督洪承畴平定关中民变。孙传庭入秦后，果不负众望，整顿军备，且尝试“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策略，整顿名存实亡的卫所屯田制度，每年收入屯课银14.5万两，米麦3500石，并以此招募劲旅。孙传庭借助清屯之策充实秦兵的同时，也开罪了三秦利益集团。《明史》记载的“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中的“秦人”，更大程度上指代的是从军屯中得利的秦中豪富之家，这点在电影《大明劫》中是有所体现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孙传庭在陕西巡抚任上多次上疏、锐意清屯，造成了腹背受敌的局面，也间接影响了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关中局势，已经由杨鹤在任时的“主抚”，转向洪承畴的“剿杀”。当时，官方的战略是兵部尚书杨嗣昌所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洪承畴主理西北五省，卢象升主理中原五省，全力剿杀流散作战的农民军，不使其波及太广。孙传庭作为陕西巡抚，在军事上归总督洪承畴调度，分工协作，专心追剿势头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崇祯九年七月中旬，孙传庭在陕西周至县黑水峪设伏，与高迎祥部激战4日，高迎祥本人被俘，其所部被全歼，孙取得大胜。之后，孙传庭于崇祯十一年六月始，与洪承畴分进合击，受命合歼李自成部。

当年八月，李自成被洪承畴追杀得仅剩千人，艰难突围后进入汉中，与“左金王”（贺锦）、“老回回”（马守应）等残部会合，拟从潼关突围，这是农民军第三次对潼关产生作战意图。此前的崇祯七年和八年，李自成都有过进攻潼关的军事诉求和行动，两次都被洪承畴所迫改道放弃。然而，潼关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农民军从未放弃进攻它。同年十月，洪承畴得到农民军欲攻打潼关的情报，立刻知会孙传庭：“（李自成）必走潼关原，公当设伏以待，可使匹马无脱。”孙传庭得报后，即在潼关南原山野之间每50里设一营，坐待洪承畴麾下临洮总兵曹变蛟于李自成部身后持续追杀，将李自成部逼进包围圈。疲于奔命的李自成残部，进入潼关南原，立足未稳，立刻遭到养精蓄锐的孙传庭部接连伏击，以致全军覆没。李自成妻女尽丢，仅与刘宗敏、田见秀等18人逃入商雒山，势同强弩之末。但是随着孙传庭被杨嗣昌陷害入狱，李自成趁机坐大，东山再起，不久就拿下洛阳，进逼开封重镇。

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闯军兵临开封，城中大乱。河南巡按高名衡不想让就藩于此的周王朱恭枵遭到和福王一样的命运，更不想让自己和王绍禹一样因陷藩而被凌迟，于是，他硬着头皮带着开封官吏们上城坚守。城中军队本就不多，四门一分，更显得捉襟见肘。好在周王朱恭枵不是福王那样的吝啬鬼，他宣布：有能出城砍下贼人一颗脑袋的，赏50两；能射杀一个贼人的，赏30两；射伤、砸伤一贼的，赏10两。在丰厚酬劳的诱惑下，开封城内一时全民皆兵，还有人冒死把这赏格传到闯营中，诱惑他们自相残杀。因此闯军的攻势虽然每天都很猛，把城墙射得和刺猬一样，却毫无进展。李自成又急又怒，亲来督战，守备陈德拈弓搭箭，正中他的左眼。

此时河南总兵陈永福已经从洛阳赶回开封，左良玉和保定总督杨文岳的军队也在朝这里移动。闯军无奈西去，转掠密县（今河南新密）等地。第一次开封之战以守军的胜利告终。

开封被围的时候，新任三边总督丁启睿却在邓州一带运动。而且，要不是湖广巡按汪承诏把船都藏起来，丁总督还准备南渡到连义军影子都没有的荆州去。当他听说闯军号称70万，更吓得不敢去碰，而专让左良玉袭击比较弱的张献忠交差。这种做法并不高明，糊弄不了皇上，崇祯把丁启睿撤了职，用兵部侍郎傅宗龙代替他。

崇祯十四年的夏天，作孽已久的小冰河气候不但不肯退去，还闹得更凶了。京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到处不是蝗灾就是旱灾，百姓不是饿死就是病死，剩下的全落草为寇了。傅宗龙见义军势大，想去陕西找点军费，可关中哪还拿得出一文钱？傅宗龙只能两手空空地离去。

官军束手无策时，闯军势力却不断扩大。罗汝才和张献忠闹起了矛盾，一跺脚跑去和李自成搭起了伙。后来张献忠在信阳被左良玉重创，只剩几十个人来投李、罗。可他平时处处摆架子，李自成想除掉他，罗汝才赶紧劝阻，又拨给张献忠500人，让他分散官军注意力。于是张献忠东奔马守应、贺一龙。他的前锋八哨兵没处去，全被李自成接收了。他又吸纳了河南盗贼袁时中的二十来万人，遂成明末第一义军势力。

傅宗龙和杨文岳合军在新蔡截击。硬打，义军不占优势，李自成便假装要东渡汝宁（今河南汝阳）。他排场整得挺大，傅宗龙和杨文岳上当，直追到孟家庄。大伙走得又饿又累，就地解甲休整，纵马吃草。此时附近树林里突然喊声大作，义军精锐杀出。傅部、杨部皆溃，部将贺人龙、李国奇、虎大威突围奔沈丘而走。傅宗龙和杨文岳收拾败兵，合屯火烧店。义军来围，被明军用大炮击退，死伤百余。

义军没有火器，正考虑着如何应对，保定军却不战自溃，挟着杨文岳逃到项城。傅宗龙想叫贺人龙和李国奇来增援，可这两人好不容易脱险，根本不会傻到再回来，傅宗龙只得孤军奋战。连守8日，阵地倒没丢，他的粮食和弹药却全耗光了。之后傅宗龙率6000残兵且战且走，在项城8里外被义军赶上抓住。义军想利用他赚开项城，他倒是条汉子，在城下大喊：“我是秦督，不幸落入贼手，身边的人都是流贼，别听他们的。”义军气得割下他的耳朵、鼻子，把他砍倒在城下。傅宗龙伤重身死。

项城战役又斩杀了一名地方大员，李、罗联军兴冲冲地到处出击，叶县、南阳、襄城全被拿下，先前投降明军的刘国能、李万庆、“猛如虎”，以及唐王朱聿镆全部被杀。十二月，李自成和罗汝才二打开封。

距离开封第一次被围已经过去了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高名衡等人可不敢闲着，他们在城中广为募兵，增设了清真营、道标营、社兵等部队。因此守城力量已有不小的加强，不过，比起号称数十万的义军来，还是显得相差很多。

开封北门月城很快陷落，高名衡下令：城中男子不上城者斩。战斗激烈非常：义军来砍门，城门内伸出钩子，钩住砍门人斩首；义军想从城墙底下挖进去，城上人用草药和着柴，硬是将义军给熏了出去；义军用10门缴来的大炮作为火力掩护，步军跟上，城墙上也摆上10多门大炮向义军轰了下去。仗一直打到了次年正月，双方最激烈时一夜对战几十次，闯军还是打不下开封城。

李自成见正面硬攻不行，改用迂回战术。他让士兵们将目标由城头转向城墙，要求每个人只要挖下一块城砖，就可以回去复命了，但没能挖下来的就等着掉脑袋吧。守军虽然拼死阻击，甚至拆掉城内寺院来修补，无奈义军人多势众，城墙上还是被挖出了个大洞。一开始只能容一个人，后来渐渐扩大到丈余高、十余丈长，能容100多人，形成了一条人工隧道。李自成吩咐在隧道内每三五步打个木桩顶着，系上绳子，只待把城墙打通了，大家一拉绳子，整片城墙就会塌下来。但高名衡在城墙上朝下凿了个孔，一听到下面有响声就用粪水和毒药水灌下去。李自成只好改用爆破术，在洞里埋上许多大瓮，引线伸出城外。他先前在卢氏山区招募了不少矿工，这回正好派上用场。

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点燃了全部引线，城上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咝咝作响。然而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开封城墙却依旧完好。开封城墙在金国海陵王南迁时被精心重筑过，根本不是一般火药能摧毁的。李自成此计没得逞，飞溅的碎石反将等在一旁的义军骑兵打死不少。李自成技穷，再次解围而去，第二次开封之战又以守城一方的胜利告终。

李自成两攻开封都没得手。左良玉趁机攻下了闯军地盘临颍，全城被屠。李自成前来报复，左良玉退守郾城（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被义军四方围定攻打。就在左良玉撑不下去的时候，新任陕督汪乔年与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会同丁启睿及虎大威来救。

李自成一见是汪乔年来，大怒。因为他命人挖了李自成家祖坟。在当时，挖了别人祖坟就等于和此人结下血海深仇。李自成丢下郾城，狂暴地扑向汪乔年。汪总督之前急于赶路，把步兵和火器全丢在洛阳，实力已经削弱不少，当下见敌军数量是他们的十倍还多，未战先怯，3个总兵调马先走，军大溃。汪乔年带着千余残兵退入襄城据守，原指望左良玉来支援他，哪知左良玉只顾学着贺人龙他们逃命，把他丢下不管。汪乔年坚持了5天，城陷被杀。

汪乔年惨死在襄城的时候，明廷在辽东方向又受重挫：坚守了3年的松山城弹尽粮绝，陷于皇太极之手。至此山海关以外全部失守，关宁精锐也全军覆没。在接下来1个多月的时间内，义军横扫归德府在内的豫东地区，肃清了开封外围的据点。五月二日，城外河堤上烟尘大起，李自成三打开封。这一次，开封没被围多久，倒不是李自成发了善心，而是朝廷援军来得很及时：督师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虎大威等人已到开封西南的朱仙镇。李自成匆匆来迎，营中丢下物资无数，全白白便宜了开封守军。

随着援军已没，义军复围开封。吸取了前两次硬攻不成徒增伤亡的教训，李自成、罗汝才这次采用围困战术。到七月份的时候，城内存粮渐绝，粮价飞腾，米一斗百两，青菜一斤要卖千钱。粮食光了，就吃牛皮，牛皮光了吃中药，中药也完了后就吞茶叶、黑豆、水草，最后竟吃起人来了。巡抚高名衡朝城内富户借银，一日内即得3万两，然而已经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粮的地步，不得不将所有银两又退回，城内饿死者无数。

眼看全城人即将成为饿殍，有人提议以水代兵，用黄河来灭敌。高名衡组织人手挖开了朱家口。而义军事先已经得到消息，移营高处，得以幸免。李自成旋即挖开了马家口反灌城中。时逢连日大雨，黄河暴涨。九月十五日，河堤崩塌，洪水奔声如雷，涌入开封城中，高名衡、陈永福、朱恭枵乘舟而走。可怜城中毫无准备的百姓，淹死者无数，尽成了鱼鳖之食。历史上多次在兵劫和水劫中挺过来的开封城，这次再也没能坚持住，被埋在了厚厚的黄土底下。中原几乎被义军席卷。在江淮，张献忠也在扫荡。卢象升、曹文诏这些人都已经战死。

到这时，崇祯也实在无人可用，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孙传庭身上了。尽管满腔委屈，忠心耿耿的孙传庭在接任陕督后，还是尽自己所能去做出些变革。他首先处决了贺人龙。此人拥兵自重，遇上流贼却只懂得逃跑，先后害死了两任陕督。孙传庭要不把他正法，迟早要成为第3个。

陕军在前几次大败中已经损失殆尽，孙传庭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整训新军。可还没等孙传庭做好准备，崇祯又开始催促他赶快增援开封。孙传庭解释说士卒新募，不堪用，崇祯怎么也听不进，孙传庭只得勉强出师。才到半路，开封已丢，孙传庭奔南阳。

李自成见秦军又来，西行逆战。孙传庭趁机伏击李自成。闯军大败，一直败退到30余里外的冢头。眼看闯军又是一场大败，李自成急中生智，用了一招，一下将局面扭转了过来。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而一些关键因素往往成为局势大变的诱因。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外，还有个因素也很重要：士兵素质。

李自成军在河南纵横多年，队伍中老兵不少。老兵的优点之一就是在逆境下也能保持定而不乱。李自成虽暂时失利，但由老兵组成的老营还比较完整，他立刻下令，尽弃军中所有金银在地上，引诱明军。这一下明军多为新兵的弱点暴露无遗。由于缺少作战经验，官军们根本没想到这是义军的计策，还以为敌人走得慌乱，把东西都不要了呢。再加上关中连年饥荒，十室九敝，穷苦人家出身的明军士兵见了满地的钱，眼都花了，哪里顾得上别的，纷纷争着捡起来，却把敌人抛了不管。

李自成抓住这个机会，重整了队列，向明军发起了反冲锋。正巧罗汝才也赶到并悄悄迂回明军后方，两下合击，只顾着满地捞钱的明军猝不及防，胜利天平瞬间倒向义军。左勷和总兵萧慎鼎先溃，各军继之。义军反败为胜，歼灭秦军数千人。孙传庭逃回潼关，立斩萧慎鼎。到这个时候，溃败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

时天大雨，孙部粮车不继，士兵多采路边青柿充饥。因此此战被当地人称为“柿园之役”。

柿园之役让实力本就不强的秦军元气大伤，孙传庭无法，只能到处拉壮丁弥补损失，又大量制造各种大型兵器，花费甚巨，关中贫民早已无法忍受。而后方那些袖手旁观的士大夫趁机上奏朝廷，竟将孙传庭的行为形容为“秦督玩寇”。

汝州战役，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垮明朝主力军的一次决定性的大会战。这次决战的胜利，作为明王朝的重要支柱和逞凶一时的孙传庭，全军倾覆，他本人落荒而逃。有评论家说：”孙传庭溃于汝州，而明遂不支。”还说：如果孙传庭这次不败，”明之亡，未必如其速也”。这些评论，足以表明汝州歼灭战在当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就在战败的军报传往京师期间，仅存几千人马的孙传庭退守潼关（一说，明思宗得到战败的军报后，又调拨3万军马给孙传庭，整合当时的时局，此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而他麾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官军已无心据关而战。以凶悍著称的副总兵高杰甚至劝孙传庭弃守潼关而走西安：“三军家在西安，战败思归，而强之守关，危道也。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城以战。”孙传庭大怒，叱责道：“若贼已进关，则西安糜沸，秦人尚为我用乎？”言外之意，如果孙传庭弃守潼关走西安，也不会有好下场。孙传庭之所以被迫出关，有秦人不容其滞留关中的因素。因此，他败走西安，注定也得不到秦人的协助。何况大开潼关，纵敌深入，一旦战败，他将陷三秦之民于水火，威胁大明社稷存亡，更会令自己一世清名荡尽。因此，孙传庭很清楚，自己唯有一战殉死，尽忠竭力，方能对天下有一个交代。

宁死亦不肯再对狱卒的孙传庭是骄傲的，对无法挽回的局势仍有着大丈夫的担当，纵使败走潼关并非他一人之过。频频催促他出关决战的帝国决策人明思宗，以及为了一己私利构陷他的朝野利益集团，无不负有“轻进寡谋”之责。然而，这个罪名最终只落在孙传庭一人身上，并伴随他战死疆场。

十二月初二，李自成的部将“一只虎”李过攻占阌乡。4日后，另一部将刘宗敏抵达潼关关门。《明史·孙传庭传》只用了“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一笔带过农民军攻破潼关的史实，对孙传庭之死也语焉不详。野史笔记关于孙传庭之死，则有三种说法。其一，刘宗敏设计佯败，诱孙传庭出关追击，乘机伏兵进攻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尸体下落不明。其二，副总兵高杰因原是李自成身边的将领，畏惧李自成的攻势，率兵不战而逃。总兵白广恩抵挡不住亦随后败走，潼关守军为了保护妻小纷纷破坏防御工事，纵敌入关，致使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尸体下落不明。其三，清顺治二年由刑部员外郎冯去骧所撰的《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中则记载：“公甫驰至关，‘贼’亦大至，公收溃兵之未西者，阵于城外，而自起登睥睨督守御，时白兵之妻孥俱在关，敌以数十万尽力攻竞日，城外兵复战败，白广恩率其众保妻孥夺门出，潼关遂陷。公恐为‘贼’所执辱，挥刀跃马入‘贼’群，遂遇害。”结合之前的战况局势来分析，孙传庭所处为守势，应当不会再贸然出关与士气正盛的农民军交战，潼关自内而溃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出关中伏。至于孙传庭究竟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为免被辱，自陷敌军中求死，已难知晓。历史只留下“传庭死时，年五十有一矣。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荫。传庭死而明亡矣”的感慨，容后人扼腕叹嗟。

《明史·孙传庭传》如是交代了孙传庭死后，其家庭的悲欢离合：“初，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毋忧我。’及西安破，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长子世瑞闻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归其弟世宁，相扶携还。道路见者，知与不知皆泣下。”

孙传庭死后，潼关守军分崩离析，关中亦再无御敌之军。5日之后，李自成攻占西安，更名为长安，并建都于此。朝廷对此一无所知，明思宗谴责孙传庭失职的谕旨还在发往潼关的路上。直到一个月后，山西巡抚蔡懋德才奏报兵部，称“潼关于十月初六日闯贼袭陷”，细节不明，孙传庭等人的下落亦不知。又过了一个月，十二月二十二日，礼部尚书才向明思宗报告陕西方面的口讯，证实潼关失守，孙传庭下落不明的消息，但对西安方面的情况仍不清楚。此时此刻，明思宗才意识到，关中与京师的联络几乎已被切断，陕西形势万分危急，于是接连向新任的秦督余应桂下旨，要求他“入秦办贼”“不得稽迟”。一切为时已晚，陕西全境很快尽落李自成手中。随后，李自成以陕西为据点，起兵50万征讨山西，矛头直指紫禁城。明思宗仓促之下，连换两任秦督，皆不敢与李自成大军交战。山西全境随即陷落，标志着明朝大势已去，覆灭只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