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上空的缠斗、不断上升的损失，被严重折磨的盟军

本文摘自《空中英豪：美国第八航空队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

1945年3月底4月初，第八航空队继续着空袭柏林的战斗，他们派出重型轰炸机实施规模庞大的雷达轰炸（实际上这是在诱使敌人迎战）——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精确轰炸根本无法做到。单是4月份，第八航空队就损失了409架重型轰炸机，这是战争期间损失最大的一个月，第十五航空队的损失也从3月份的99架上升至214架。

德国空军飞行员带着爱国热情拼死奋战。一群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行员向加兰德提出一个构想，组织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撞击那些“致命的轰炸机”。加兰德否决了这个想法，但他批准组建一个志愿突击队中队（Sturmstaffel I），他们采用的战术，除了日本，世界上没有哪支空军力量会予以考虑，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在更轻、更快的战斗机的掩护下， 配备着重型装甲和武器的Fw-190将形成一个“飞行楔子”，尽可能地逼近敌人，并“不惜一切代价”击落入侵者。加兰德这样解释道：“如果在这一突击过程中，他们自己的飞机遭到重创，他们就将飞机径直撞过去，并设法跳伞。”

飞行员严重匮乏的德国空军要想使这种战术生效，只能去对付那些缺乏大批护航战斗机保护的轰炸机，所以，他们必须等待机会。美国战斗机采用“接力”方式为轰炸机提供护航，这就给了敌人大量可乘之机。各战斗机编队在指定地点与轰炸机编队取得联系，提供高处或平行的掩护，直到他们的燃料耗尽，然后，护航任务转交给远程战斗机。“喷火”战斗机为轰炸机的出发和到达提供近程掩护，“雷电”和“闪电”战机护送轰炸机飞越莱茵河，最后， “野马”战斗机保护他们赶赴诸如柏林和慕尼黑这样的远距离目标并返回。这种接力方式，为40至100架轰炸机提供护航所需要的战斗机可能多达1000 架。1944年春季，美国轰炸机编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几乎总是因为护航战斗机与轰炸机未能取得会合，或是因为规模较小的护航编队抵御不住德国人的大举攻击。利用这种狼群战术，德国战斗机经常以高达十比一的比例压倒美军护航编队，就连最没有经验的飞行员也能占据优势。

4月29日空袭柏林的行动中，20岁的副驾驶杜鲁门·史密斯所在的大队无意间偏离轰炸机编队，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第八航空队当天损失的66架轰炸机中，他们大队占了10架。第二天早上，斯密斯走在基地旁的一条路上， 想搭个顺风车到邻近的轰炸机基地看个朋友。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他跑到后面，伸手拉开车后门。“别，中尉，”司机喊道，“到前面来！”但为时已晚。史密斯被惊呆了，他看见担架上放着九具惨白的尸体。这些人都曾被告知：德国空军已经完蛋了。

对柏林实施第一次空袭后，各轰炸机基地的士气一落千丈。疲惫和不断上升的损失再次突如其来，机组人员们开始质疑他们最近攻击的那些被云层覆盖的城市（特别是柏林）的军事价值，这些轰炸似乎没有明确的计划或目的。第八航空队在1944年春季对其机组人员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中，柏林轻而易举地高居榜首，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目标。典型的看法是：

“柏林不是个军事目标。”

“柏林，只有宣传价值。”

“尽管在实施轰炸，但我不太相信。”

“柏林，破坏一座城市不会摧毁他们的士气。”

一些飞行员发现自己很难从事这种“屠杀勾当”，来自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伯特·斯泰尔斯中尉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喜欢沉思，肤色黝黑的副驾驶隶属于第91轰炸机大队，他们驻扎在巴辛伯恩，这是“孟菲斯美女”号机组曾待过的基地，此刻，斯泰尔斯已是一名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他从科罗拉多学院退学后成为一名作家，一些短篇小说在他的大队于1944年3月抵达英国前便已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他违反规定，带来了他的“科罗娜”牌打字机， 并在执行任务时带上个笔记本，记录下自己的感受。不飞的时候，他便撰写短篇小说和一本充满睿智的自传——《大鸟小夜曲》。尽管斯泰尔斯认为自己是“为天空而生”，但他的兄弟会同伴兼机长萨姆·纽顿说：“他应该是一名战地记者，成为另一个厄尼·派尔。”

执行完第一次飞行任务后，坐在屋内小小的写字台后，斯泰尔斯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兴致参与这样的杀戮。飞往英国的途中，他曾在冰岛遇到过一些驾驶“喷火”式战斗机的波兰飞行员，他们有杀戮欲，期盼“杀掉世界上每一个纳粹”。这与他不同，他是个来自“从未落下过一颗炸弹的国家”的小伙子。为解决柏林上空带来死亡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下面有许多“狗娘养的”必须加以消灭，到达英国的四个月前，他那张床上睡过八个人，都已在战斗中阵亡或失踪。

尽管军方的调查表明，美国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士气依然高于地面部队的士兵，但他们的任务过于密集，一次接着一次，无论天气恶劣与否， 再加上以轰炸机为诱饵，这使许多人的精神难以承受。一些飞行员崩溃了。“总之，我们执行了七次空袭柏林的任务，”第100大队的约翰·A·米勒回忆道，“我们的副驾驶两次出现精神失常，试图将飞机冲入大海。每次都是机组人员夺过他的操纵杆才避免了危机。这种情况第二次发生后，他没有再回到我们这个机组。他不是个懦夫，只是无法飞赴柏林。”

从3月份开始，中央医疗研究所提交的精神创伤报告明显增多。任务之频繁就像是对战斗机驾驶员的惩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3月和5月间的一个月，执行的飞行任务多达二十次，甚至更多。任务执行率如此密集，大批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机组人员没用两个月便完成了他们的服役期。随着诺曼底登陆的日期日益临近，任何不参加飞行的借口都不予接受。“一天早上， 一名航空军医跑来对每一个飞行员进行检查，设法凑足执行任务的人数，” 战斗机驾驶员马克斯·J·伍利回忆道，“他查看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多数人的身体状况都很糟糕。他问我：‘你感觉如何？’我花了一分钟时间告诉他，我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回答说：‘在你的屁眼上塞个软木塞，去享受飞行吧。’”

酗酒现象不断增加，作战指挥官很少加以干涉，而那些不参加作战飞行的司令部军官对此更是无能为力。伦敦一座豪华酒店的酒吧内，第100大队的一名中尉喝了十几杯后，开始耍酒疯。来自“青松”的一位参谋军官命令他回自己的房间去，这位醉醺醺的飞行员回答道：“上校……昨天中午……我在柏林上空……可你究竟在哪儿？”

有些人在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带醉飞行。“一天晚上，我结束休假，从北安普顿返回基地，这才发现第二天早上安排我参加飞行任务，” 本·史密斯回忆道，这位来自乔治亚州20岁的小伙子是“地狱天使”大队中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兼射手，“我的状况很糟糕。其他人帮着我收拾东西参加了任务简报，登上飞机后，他们将氧气管插到我鼻子里。我立马感觉好多了， 但这并未能持续太久。到达敌方领空后……我开始呕吐。我的护目镜结了霜， 氧气面罩被堵住，我什么也看不到。”他摘下面罩，倒掉呕吐物，并发誓再也不喝酒了。但着陆后，他直奔基地旁的“脏鸭酒吧”，并坚信自己的命运就像陆航队军歌中所唱的那样，应该活得精彩，死得壮烈。他后来写道：“烈酒是让我们得以忍受现实的唯一的东西。”

这是个夸张的说法。航空队对飞行员士气的调查表明，令大多数飞行员继续从事飞行而没有发生精神崩溃的“唯一因素”不是烈酒，而是完成三十次飞行任务后“获得解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