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农民起义史

农民起义，按照已故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是“原始的叛乱”。起义在于反抗压迫，求得生存，这种现象密集的发布于世界文明历程每一段的各个区域。农民起义不是古代中国的“专利”，欧洲古罗马时期就曾“盗贼四起”，即便到了近代，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再到欧洲大陆的君主国（如法国）、分裂状态的民族国家（如意大利）、庞然大物般的多民族帝国，仍然不免出现平民对压迫的反抗，其中一些反抗演化为农民起义或大规模的市民暴动。

从古代、近代进化到现代，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在于，社会活动的形态由集中化的暴力反抗演化为和平抗议，最终推动激烈博弈的利益各方达成妥协，或者将矛盾和平化的僵持下去。当然，现代社会也不免激化出包括暴力行动的革命，但这种革命与古近代的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可以称为“自觉”行动，有着明确的、可应用于实践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不至于造成整个社会的文明成果招致浩劫的恶劣后果；后二者通常带有极强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即便提出过“均富”、“绝对平等”等政治诉求，也是无法也无意推动实现的，运动（起义、暴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无论有没有主观故意，行动一旦成功，都将变成他们曾经仇视过的那种人（权贵、剥削者、可以轻易剥夺他人生命和财富的暴力武装领导者）。

现代文明的重要基准，还在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珍视，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国家，以任何名义都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及践踏尊严。从日俄战争到一战，到日本侵华、德国横扫欧洲，再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公众对杀戮乃至于一切暴力形式的容忍度不断下降。这也是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上演了死亡人数约为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拉美屠戮的人数的几百分之一的种族屠杀，相关政府、团体和政客难逃反人类罪追责的原因。

即便如此，我们仍有必要耐心的审视人类文明史上的暴力行动，特别是国家战争和农民起义。如前述，从古近代到现代，文明标准有了很大进步，社会运动中的暴力因子受到了空前抑制，但压迫、反抗、杀戮的连贯逻辑却并没有根除，暴力的威胁阴魂不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必要意识到，虽然农民起义在古代史上在全球各地都频繁上演，但在中国这个国度，却通常以非常剧烈的方式爆发，可以用三个“特别”来形容：起义者（叛乱者）和镇压者（平叛者）的厮杀特别激烈，对农业生产、城市建筑和商贸发展的破坏等文明破坏后果特别严重，杀戮的平民在数量上特别庞大（义军、官军、异族军队都习以为常采用屠城来实施报复）。

作家顾伯冲所著的《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一书，系统的梳理了中国古近代史上，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的相关史料，试图从这方面探索得出核心规律。历朝历代都将谋反罪列为“高压线”，人民反抗特别是农民起义一定是被暴政逼上了绝路，外部诱因还包括灾害、瘟疫、饥荒及赈济不力。但具体起义的发起者确实通常“胸怀大志”，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实际上传递出的是对自身地位和资源掌控的强烈不甘。这就使得农民起义的成果，往往仅仅体现为昙花一现的仁政，以及政治和社会风气的短暂整肃；负面后果却是相当惊人的，最为突出的就是上端提到的三个“特别”。《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书中多处就以黄巢起义为例，对农民起义带来的文明浩劫进行了沉痛叙述。

这本书也指出，农民起义还带来了通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多项“后遗症”，比如对社会心理的毒化，农民起义总免不了投机分子的加入，后者趁乱夺取权柄或者掌控一定权力后，就以出卖义军其他人来换取官位，“曲线救国”式的完成个人进阶。又如，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绵延不绝，政治集团内部规则的流氓化，等等。

《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一书颇具新意的是，对农民起义发生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底层百姓的应对判断进行了分析归纳。中国古代以来，政治精英大多出自“体制内”，担任官职，这些精英人物通常在起义等政治和社会动乱中扮演的是首鼠两端、择时投机加入的角色。而文化精英的态度则出现了流变：先是对“暴民叛乱”给予口诛笔伐，然后再躲避现实，最后再积极主动的投靠有很大可能建立新朝的义军。经济精英（商人、地主）会以自身利益是否遭到损害及潜在危害为标准，选择应对态度。只有底层民众，才会因“先热后冷”：前期因义军口号而受到鼓舞，部分人踊跃参加，后期因为受到动乱的直接伤害，而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抗。

农民起义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造成多数起义失败的关键原因，与作风散漫有关。一些农民起义军初期能够建立纪律管理，这与其小规模相适应，但相关约束在起义军规模扩大后就自上而下荡然无存。书中据此指出，“结构上的缺陷造成了制度上的导向功能和规范能力都很差”，并且使得战略规划和执行变成了一种很难实现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