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的挣扎 ——从张之洞督鄂前期汉阳铁厂的兴衰 看晚清洋务企业的发展与局限

作者:赵胤

一 、绪言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到长江大桥旁的龟山游玩，偶然在一片荒草丛中发现一个黝黑的庞然大物。后经工作人员介绍方了解到这是当年汉阳铁厂选址后留下来的“定汉神铁”。

长大后我又阅读了部分研究文献，方知这是1923年9月2日晚上三号炼铁高炉突然坍塌形成的，后来移到此处。[1]

原来“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汉阳铁厂在经历历史的沧桑后已久久沉寂，而其带给我们的想象与思考却永久留存。

汉阳铁厂遗址今图

二 、正文

对于一个家住汉阳铁厂背后的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而言，这座曾经无限风光的宏伟建筑群承载着我们共同的骄傲。

这座远东地区第一座现代化钢铁厂以其恢宏的体魄、过硬的质量为汉阳赢得了“东方匹兹堡”的美誉。而它为武汉所做的贡献亦是不可磨灭的。在开埠的汉口商业繁荣之时，汉阳与江对岸的武昌共同承担起生产的职能，“布衣兴国，蓝缕开疆”“青霜武库，紫洞云台”。而汉阳作为其中的重工业基地，其作用之重要自不必言。

而举世闻名的“汉阳造”同以纺织著称的武昌及商贸中心汉口一起构成了近代武汉的基本格局。一个拥有轻、重工业生产和外贸商业的完整城市格局于斯奠基。

1900年，全世界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共11个，武汉以150万人口位列其中。[2]可以说，汉阳铁厂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汉冶萍公司为武汉乃至全中国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这座张之洞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铁厂是如此“早兴”，又是如此“早夭”，个中坎坷频仍。自1894年投产至1895年变官办为商办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而至1908年因外债高筑而停产及1916年盛宣怀殁后公司的急转直下又不过十数年时间。

这个曾被人寄予厚望，令洋人喟然感叹“呜呼！中国醒矣！”的“东方雄厂”，却终在时代的激荡中逐渐由繁荣走向沉寂，触礁沉没于近代史的三峡[3]中。这种沉沦是何种因素导致的？汉阳铁厂的发展与衰落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这些疑问极大地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也促使笔者展开了这次探究。

1、铁厂创办的先声

为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首先须厘清张之洞督鄂前后关于汉阳铁厂的起源及沿革发展。应该说，作为洋务企业的代表，汉阳铁厂产生的最重要背景是洋务运动。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的重心由以“自强”为目标的军事工业逐渐向以“求富”为目的的交通、能源、原材料工业转变。由此观之，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可谓是符合时宜的时代需求。

同时，就外部环境看，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美如火如荼的进行，西方逐渐由自由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对华资本输出型的非法侵略也日益突出。而当其将触手伸至矿业领域时，引起了清廷的警觉。

从19 世纪60年代起，英、俄、美等国先后力图开采中国矿藏，均遭清廷严词拒绝。然而西方矿产对中国源源不断的输入并未停止，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每年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煤炭，仅上海一埠就从3万吨增至16万吨[4]，而钢材方面，据盛宣怀奏折中言，“今年洋铁洋钢进口，岁以二三百万计”。

外来的压力迫使洋务领袖们不能视而不见，而作“开辟利源”“广求利器”之思。李鸿章在70年代即指出，“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风气未开，精华闷而不发，利权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大宗。”[5]

这与其后来在汉阳铁厂兴办时“尊论四宜，只可如此筹划”的肯定及“似宜就大冶开办”[6]的忠告是相照应的，后人讥李氏忌张氏之说未免太过。

因以上种种考虑，在汉阳铁厂创办之前，即有多家官办或商办的煤厂及青溪、凤凰岗两次铁厂的尝试出现。

除了对宏观背景把握之外，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张之洞个人思想的滥觞中找寻答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由“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的“清流派”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的洋务派的转变。

作为当年的翰林学士，张之洞成为清流派的一员不足为奇。而如果说光绪九年（1883）后其向洋务派的转变说明其拥有普遍先觉的话，光绪十年（1884）后其对炼铁业的极大重视则更说明其敏锐独到的眼光。

两广总督任上，其“详加筹度，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度外铁之来”，则说明了其炼铁御外自强的目的。而其后凤凰岗铁厂的创办，则以其本人生动的实践展现了这位欲“竭其毛发之力，作一篑障河之想”的洋务派代表人物炼钢炼铁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的决心。

而张之洞真正地开始筹措兴办铁厂事宜则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之后。此前的中法战争期间张氏虽已“痛定思痛，作卧薪尝胆之思”，并先见性地提出“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三者相济为用”的宏观架构，但具体承担起营建铁厂的责任还是缘起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一次朝中辩论。

时津沽铁路建成通车，李鸿章提出“就势接做”津通铁路建议，遭朝中多位大臣反对，而同仍在讲“生事”“扰民”“靡费”“资敌”之类陈词滥调的朝臣不同，张之洞毅然捧出一纸改修卢汉铁路的建议。

他认为卢汉铁路实乃“十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大萃也。”[7]所谓卢汉铁路，即从北京城外卢沟桥经直隶、河南至于汉口的南北动脉，也即后来京汉铁路的前身。

这一创造性的奏议，应该说不仅为当时，也为我后世子民贻泽，其对于中国交通业、矿业等多种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致后来卢汉铁路通车时张之洞欣喜地在黄鹤楼上留下这样一幅楹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无从江汉起；

近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而为配合卢汉铁路建设，铺设钢轨所需的钢铁成为急需品。而当时中国自产土铁、土钢远未能达到标准。[8]洋务大臣们又不欲仰赖外国，兴办铁厂实已成为当务之急。

光绪十五年（1889）5月张之洞撰文指出：“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前六七年积铁冶铁，后三四年兴工修筑，两端并举，一气作成。”8月8日张之洞调往湖广总督，正如其幕僚所言“公之移楚，为修路也。”[9]可见其所承担之重任。

至次年1月17日，户部所筹经费既毕，而朝廷突然暂缓卢汉铁路事宜，改修关东铁路。个中原因，史家争论不一。有言为俄修西伯利亚大铁路致关外严峻者。[10]亦有言李鸿章不支持而欲观张氏笑话者。[11]笔者窃以为前说为是。

其一，俄修铁路确在此时，而其铁路濒黑龙江至于海参崴线，觊觎中国之意图明显，关东铁路修建确有必要；

其二，李氏对矿业并非不热心，其于19世纪70年代末即下令盛宣怀“招商开采”大冶铁矿。且其后在汉阳铁厂筹建时即果断电告张氏“尊论四宜，只可如此筹划”“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在大冶开办”；[12]

其三，李鸿章与张之洞意见相左处多在选址一事，李氏以大冶为宜，张氏倡建汉阳，实其争端之最核心处，似不能断然推出李忌张一事。

不过，铁路的改建虽未给汉阳铁厂的筹建带来实质性打击，却使得张之洞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正如后来徐致祥所言，张之洞确实“力小而任重”，在面对这所谓“强弱转机”[13]的巨大挑战之际，张之洞顶起重重压力，开始了这一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汉阳铁厂的筹建工作。

2、官督官办的两年

履新的张之洞虽曾有在两广总督任上办凤凰岗铁厂的经验，然而较之“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张之洞语）的招商局督办盛宣怀而言，其经验就犹有不足。

于是11月张之洞在赴鄂途中，特赴上海“与道员盛宣怀详筹煤铁之事”。两位钢铁巨子晤面达成的成果由盛宣怀总结为“责成、择地，筹本、储料”[14]四大端，而这成为日后盛氏经营汉阳铁厂的治厂纲领。[15]

然而，在这次会面中，张、盛二人却在铁厂管理体制上未能达成一致，而这将对日后铁厂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作为买办出身的商人和招商局的核心成员，盛宣怀自然是主张“招集商股”“商股系正本”[16]的，且其先前在官督商办领域的经验与成就不可谓不突出。

且此前盛宣怀在广济和大冶的努力亦足以说明其于矿业的经验。而其后按托拉斯体制建构的汉冶萍公司的成功也足说明其先见。而张之洞却另有考虑。

首先，是创立铁厂之重要性及来自奕譞、李鸿章等人或正面或负面的巨大压力使之不得不慎重。其次，是其对商办的不信任。

“商股恐不可恃，且多纠葛，与现在情形亦不合。”[17]这是极典型的为政者的顾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较之李、盛等熟谙洋务的官员而言，张之洞在经济体制及市场机制等的认识方面尚有不足。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则是张之洞对铁厂内部员工的疑虑。在后来选址方面他曾提出“参酌中国人情”，而所谓“中国人情”则更多是懒惰与取巧。因而，官本官办同临近省城的选址应该说是配套的，均为便于监管。

张之洞对商办提高员工积极性的作用是不大信任的，因而他希望通过来自政府的监管更有效地实现其“一篑障河之想”。然而此时官办企业的弊端已日益显露，张之洞的坚持和他的殚精竭虑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情”，而这也为今后汉阳铁厂的艰难处境埋下了伏笔。

此外，笔者认为张之洞的决策与其此时重工轻商的思想也有极大关系。张之洞固然懂得生产力之重要，然而他此时对于商业的态度却并不客观。

他说：“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言之，则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而张氏的这种认识直到铁厂经营不善及甲午失利后才得以转变。

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后，先后设立的汉口商务总局、总会、商务学堂、两湖劝业场等，都透露出其对先前认识的反思。并且他说“商务乃近日之要败”[18] “看以后时势，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19]

《劝学篇》中更是明言：“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 而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就是他任湖广总督最后一年时，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商务实富国之基，泰西以商立国，有商学之考各物制法、各货销路、各国嗜好、各业衰旺……广设公司……现欲挽回利权，亟应创设商学商会，以资启发。”

惨痛的教训使其改变了残存的一点抑商意识，而这是在铁厂面临困境后的反思。不过我们须留意到此段话中的“挽回利权”四字，可以说张之洞无论是办铁厂还是后来的重商业，都是以此为根本目的的。

因而，对于张之洞官督官办的动机之纯洁性应予以高度肯定，不宜过分苛责。

而伴随着铁厂筹建工作的如期进行，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春设立湖北铁政局，下设兵工厂和铁厂，“不分畛域，互相提携，互相维持”，通洋务的蔡锡勇任两厂总办，张之洞对蔡评价极高，赞其“器端识远，心细才长”。[20]

然而在此之前，铁厂却面临诸多受到广泛争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财、缺煤、缺人、厂址等四个方面。其中，有些问题甚至至今仍引起各领域专家的激烈争鸣，现简述于下：

首先是缺财。这应该是铁厂兴建与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最棘手、却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作为官办企业，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而户部拨款仅200万元，远难敷铁厂之所需。这其中固然有个别官员的阻挠，然而清廷国库空虚，难支“靡费”的现实于此中展现。

没有谁不明白开矿之利，然而在外来资本和债务的疯狂侵袭下，早已不堪，现又兴办铁厂，虽明知“事端甚繁，所费甚巨，二百万断不敷用”[21]然而“巨款从何指拨”[22] ？

原本为“开辟利源”的实业，至此却难觅资金，更不消谈外国降价倾销的争夺挤压。狭小的生存空间伴随着内忧外患的倾轧，入不敷出的困境又遭遇外国资本的虎眈。

而这样的境地，从根本上讲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故武汉大学代鲁教授鲜明地指出，铁厂衰落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无力支持，而根本原因则是帝国主义的掠夺。[23]

缺财的另一表现则是因“中国人情”而致使的内部贪污和资金的低效使用现象。本已“不敷尚巨”，犹有诸多浪费，当然“尚恐难保不溢出初估之数”。[24]

据《张之洞评传》，最终筹集到的560万两银子，真正用到实处的仅有约200万两，如此的挥霍与浪费，对铁厂的建设当然是雪上加霜。

然而，张之洞，这位身体孱弱的长髯老者，仍呕心沥血地筹集到了建厂所需的基本资金。其中有捐款、报效，也有烟铁鸦片等的税收（因而后世认为铁厂伤民之论者为谬），而更多的则是借款及从其他部门的挪移。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即“自相挹注”的方式。

张之洞将武昌纱厂所收股票银调拨补贴铁厂之用，实属无奈之举。这种随意挪用股本违背经济规律的方式，将给日后两厂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隐患。除此外，张之洞也经常放下总督尊严向各政府部门借款筹资，真可谓是“视鄂事如家事，昕夕经营”。[25]

笔者有幸在汉阳兵工厂旧址偶遇当年张之洞向粮道库借款的碑刻，兹置于下，作为一个例证。

张之洞借拨粮道库款济汉阳兵工厂（原湖北枪炮厂）碑文（汉阳兵工厂遗址前摄）

另一个困扰已久的因素便是缺煤。原料方面，大冶铁矿已能满足所需。笔者在汉阳铁厂旧址偶见十几年后汉冶萍公司经理所书旧碑一块（如图2-3）其中有言曰：“年探百万吨，计可用数百年。”

虽恐有夸大之嫌，而在开采十年后尚有如此丰厚铁矿且独称道之，亦可说明大冶铁矿之良之丰。正如《捷报》所言，“英国煤铁最富，然而，湖北省所雇用的外国矿师则认为中国的铁矿比英国为尤富”。[26]且张之洞对铁矿质量严格把关，或有含磷较多的矿石即迅速送至国外化验检查，保证了铁矿资源的合理利用。

然而燃料方面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时值钢铁工业兴起不久之时，钢铁生产效率较低，单位钢所耗煤量数值极大，故当时的西方钢铁企业多为燃料导向型，德国鲁尔区即是典例。

然而当时中国煤矿地虽较多，但就已探明矿藏而言，不是纯度低就是不集中，以致张之洞竟将煤源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巴东四川一带，甚至曾设想利用木炭炼铁。

无奈之下，张之洞扩大勘探规模，最后将重点放在大冶王三石和江夏马鞍山两处，而不久后，王三石煤矿渗水严重，成为废矿。于是煤源希望就在马鞍山。起初，马鞍山煤矿较兴隆，而不久后却发现其并不能确保铁厂所需。

其一是产量低，其二是“炼焦炭多碎”的质量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导致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马鞍山矿区的停办。最后，开平、萍乡的煤矿拯救了铁矿。

然而开平距鄂较远，不能保证无间断的供应。因而不敷用时，铁厂只得封炉。而铁厂开炉后，不能稍有间断停待，一间断则炉必坏。萍乡煤也难以保证。“因萍乡煤乏款少到，不能全开 ”[27]而没有充足的煤源供应，机器的损坏在所难免。

再次则是人才的极度匮乏。时开关未几，国内通晓技术、管理、营销的人才十分稀缺，以至于后来张之洞在选址的时候甚至考虑到将中外人才“聚于省城”以“通融使用”。[28]同时蔡锡勇的身兼多职亦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因而无论张之洞怎样提防外国的渗透与倾轧，聘请洋匠对于铁厂的发展是极有必要的。

早在广州时张之洞即引进许多西洋技术人才，这其中包括后来对厂址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比利时矿师白乃富（E.Braive）督鄂后又大量招募西洋技师工匠，其中包括熔铁炼钢总匠贺柏生（Herry Hobson）及为铁厂立下汗马功劳的卢森堡籍工程师吕贝尔。

然而其中庸碌无为之辈甚多，且其薪金高且固定，导致其工作积极性极低。然而员工中通技术者虽少，徇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终日酣嬉，所费者不知凡几”。员工素质低下为本已拮据的铁厂雪上加霜。

最后，是关于厂址的选择。这一点直至今天仍为众多专业人士争论不已。张之洞提出建厂汉阳时，大部分人都难以理解。

朝内以李鸿章、盛宣怀为代表都认为大冶较汉阳更合适，认为汉阳与大冶“相距甚远，运脚太费。”（刘坤一语）“舍近图远，运远本重”（盛宣怀语）。包括吕贝尔也认为，汉阳的选址“以地理位置和地形的角度来看，几乎找不到比这更差的工地了。”[29]然而张之洞实有自己的考虑。

列宁曾说：“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30]张之洞的选址，平心而论，是有其对中国具体国情的考虑的。

其一，是其“参酌中国人情”以便于监管。此点前文已涉及，不再详述。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便于监管”，应不仅针对中国员工，也应有防范外国资本渗透的考虑。

其二，是其通过缜密的计算得出与李、盛等人观点相左的节省运费的考虑，从而最后致成了“以煤就铁”的格局。

其三，则是前文既已提到过的，将西洋人才“聚于省城，通融使用”的考虑。除却张之洞自己列举的七条依据和考虑外，武汉大学代鲁教授认为张氏选址应还有便于使用身边幕僚如蔡锡勇等人，再综合郭士敦所勘察的黄石港东边不利条件的考虑，张之洞最终下定决心将厂址设在大别山（龟山）脚下的汉阳。

笔者认为，张之洞的决定是极睿智的。除却以上原因外，张之洞建厂汉阳为整个武汉的综合建设意义深远。通过这一决定，汉阳重工业、武昌轻工业、汉口商业的城市格局得到初步奠定。

同时，张之洞此举或为便于卢汉铁路建设，由汉阳运至汉口的长期成本确实较由大冶运输要低得多。从这一点上看，张之洞的决定确实是有长远考虑的。

汉阳铁厂燃料及原料运输路线

光绪十六年（1890）12月17日，张之洞设厂汉阳的计划获海军衙门同意并获清廷批准，这件事总算尘埃落定了。[31]次年1月，铁厂正式动工。

在此之前，贝色麻和马丁炼钢炉也陆续送达。[32]在排除万难之后，张之洞魂牵梦萦的铁厂终于要巍然矗立在汉江之滨，为中国乃至东半球带来钢铁的曙光。

经过两年零十个月的紧张施工，全厂工程至光绪十九年（1893）10月已基本竣工，六个大厂和四个小厂已拔地而起。

据一日本观者所记，“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突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底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作为东方世界第一座铁厂，汉阳铁厂较其后的日本八幡制铁所早七年。同时，它也是中国第一家采用西式机械设备进行近代化经营和管理的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是第一批采用钢铁结构的工业厂房和首次使用水泥、沙、石的混凝土建筑物，确实堪称“大气磅礴，举国愕眙”。

这“东西三里余，南北大半里”的东方雄厂，也引起了外国的密切关注。据当时上海的洋报报道，“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览众山之势”“呜呼，中国醒矣！

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铁厂之建成对于西方列强尚有如此强的威慑力，更不用说其于中国近代化的意义及作用了。

铁厂于1894年6月28日开炉，汉阳铁厂为1号高炉升火开炼举行试产典礼。我们不难想象，当50余吨锃亮黝黑的钢铁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人们是怎样的激动与欣喜。而对于为铁厂筹办呕心沥血的“香帅”张之洞而言，多年愿景终于成真，中国之富强看起来近在咫尺，其内心的激动与复杂的情愫自然溢于言表。

他踌躇满志地说：“鄂省奉旨设厂炼铁，实为中国创办之举。”我们完全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创办之举”的自豪与其中承载的沉甸甸的责任。诚如张之洞自己所言：“湖北铁厂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为中国造轨制械永杜漏卮之根。”这其中饱含着的爱国热忱跃然纸上。“此时期中疆吏能知工业重要而以全力提倡者，张氏当首屈一指矣。”[33]

然而，危机仍在潜伏，并日益显露。张之洞毕竟不是商人，没有盛宣怀那样在商海中浮沉的经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张之洞“商贾行销为末”的思想在指导其重视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营销。

而今后汉阳铁厂的难销虽由多种因素造成，与其奠基之初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而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所形成的官督官办的管理体制则更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官方对企业盈亏及经营自主权的漠视直接导致了员工极低的积极性及自上而下的徇私舞弊和虚靡公款。张之洞也指出，“滥支靡费，任意浮开，实堪骇异”[34]，对此他“痛心疾首”。[35]

管理的失调混乱也使汉阳铁厂弊病丛生。而在兴办之初，洋商压低价格的竞争也给了羽翼未丰的新企业以致命一击。没人愿意购买质量不稳定且价格未占优势的钢铁，甚至连李鸿章也难以信任新建的铁厂，关东路的钢轨“已向外洋订购”。这无疑使本已困窘的铁厂雪上加霜。

另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溃败，也给了汉阳铁厂这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成果以致命一击。正如张后铨先生所指出的，“挫败—抗争-破灭，这就是汉阳铁厂的必然结局。”[36]我们可以从张之洞日后的言论中窥见其慨叹与反思。

他曾不无感叹说，“鄙人性情，向来当作独任其难之事，尤专作吃力不讨好之事……妄思竭毛发之力，作一篑障河之想。”

确实，张之洞“视鄂事如家事”，只是为了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他将目标树立为与德国克虏伯厂并肩，足见其心之诚之切。而从这句话中我们似乎还可以体味出他在被劾为“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徐致祥语）后流露出的黯然神伤。

不过，张之洞从汉阳铁厂的经验中作出了极大反思。正如前所述，在汉阳铁厂停炉后，他的观念及行动逐渐由“商贾末事”转为“商务乃富国之基”，而这为今后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同时，他认识到了洋商与铁厂之间的竞争关系，认识到铁厂需壮大自身实力开辟国际市场方能参与竞争。而这与其今后提倡“商战”并建劝业场、商会、商业学堂的举措可谓密不可分。(如图2-5）

光绪二十二年（1896），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领衔的招商局进行官督商办，随即成立汉冶萍公司，结束了短暂的官督官办历史，也结束了张之洞对铁厂的实际管理。

总而言之，汉阳铁厂作为近代中国的重工业先驱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史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其极为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正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4月视察汉阳铁厂时的讲话中所言，“中国需要几百个像汉阳铁厂这样的工厂”，它为中国近现代艰难的经济近代化历程奠基。而张之洞作为创办者，实是汉阳铁厂乃至中国近代重工业最伟大的功臣之一。

正如前人所言，“张之洞栽了树，盛宣怀收获了果实”。汉阳铁厂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由张之洞奠基，而由盛宣怀及今后的郑观应、李维格等人续写。

3、从汉阳铁厂的挫折看洋务实业的局限

从汉阳铁厂到汉冶萍公司，再到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应该说，近代中国的曲曲折折大起大落都在这座铁厂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恕笔者能力有限，但能从张之洞督鄂前期也就是铁厂官督官办的数年期间内铁厂的兴衰中，提供一些自己有关晚清洋务运动发展与局限的看法。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庚申之变”后，日渐兴起的洋务运动确实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它为后来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极为丰厚的主客观条件。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洋务运动曾经的光辉在80-90年代却逐渐暗淡，到汉阳铁厂创办之时，许多旧有的洋务企业已入不敷出，而汉阳铁厂的没落即是官办洋务企业式微的一个缩影。除却以前一直在讲的甲午战争失败的重大影响外，洋务运动的衰落应还有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以慈禧为代表的上层决策者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帝党”的消极影响。无论是慈禧随意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还是日后徐桐荒谬的反驳，都反映出传统思想的桎梏。对奕䜣和文祥的侮辱也体现出传统中极度封闭的思想滥觞。

因而洋务运动虽整体上稳步发展，而正如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言，“它只是在冰山上凿开了一个缺口”，并没有减轻传统封闭的阻力。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帝党则更多表现出“平日袖手谈心性，临事则难李鸿章”的态度。

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咄咄逼人的局势面前，唯有李鸿章保持理性，因为只有他懂得内部事情，而等到战败后，平日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的朝中大臣再来责难李氏时，李氏除了愤懑无奈也无他法。不被理解的痛苦一直持续到洋务运动结束，而这种不被理解是全体的，而非个别。

同时，洋务派元老们也有着共性的缺陷。首先仍是在不够开放的环境背景下对传统的固守和对西方片面认识所造成的意识层面的局限。

对过去的固守主要体现在官办的体制和官僚作风。而这对于汉阳铁厂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官办的体制体现着对市场、股份制的不信任，而这又可引申出对西方认识到局限。

“重器”的洋务派此时尚未意识到商业的重要地位，更不用谈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类的了。而这所造成的弊病是巨大的，内部员工积极性的低下，以及产品的难销，可谓皆来源于此。同时，张之洞等人更多是地方大员而非实业家。

二千年熏染的官府操办一切的作风也延续至19世纪末。这直接导致了其浓厚的活力极低的官府背景。难以放开的状况使得积极性的低下，专业人才难有用武之地。应该说，这种思想上的制约要等到甲午庚子的炮声隆隆响起时方能被摧毁，而彼时的反思必将是痛心疾首的。

其次，以动机来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是普遍存在的共性。中国的近代史进程首先是由外在因素作用下开启的。因而，当新的挑战来临之际，决策的盲目性及非理性就会凸显。

就张之洞与汉阳铁厂来看，徐致祥“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语虽过于严厉，然而其点名的急功近利却是客观存在着的。就汉阳铁厂筹建而言，光绪十八年（1892）年当众多问题悬而未决之际，张之洞却敦促蔡锡勇要求铁厂建设“限1年内完期”这确实脱离了现实条件。

同时，仓促的决定未给洋务派们留下充分的思考空间。这只是其低估了压力，在众多困难接踵而至之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急功近利的态度给铁厂们的命运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章程性、体制性的因素在洋务企业特别是官办企业中极为匮乏，而更多的则是非固定的政策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张之洞曾将兵工厂和铁厂合并，而不久后，两厂又自行分治。其事虽小，而透过它所能反映出的非确定性因素的普遍存在却是致命的。

再次，则是洋务派内部的明争暗斗。就拿汉阳铁厂一事而言，李鸿章或许有限制张之洞权力的考虑，而随着鼎力支持张之洞的奕譞逝世，这种影响愈加明显，导致原打算给予关东铁路建设的许多钢铁成为废品。

除了上层决策者和奠基者的失误，洋务企业中具体提出的个体到工人也对洋务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首先是其“未开化”的局限。在19世纪末期清政府仍艰难存在之时，工人的进步性并不明显。

这一方面来源于其原有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上下之间的鸿沟。作为官办企业的工人工资是其最看重的，其他的乃身外之物。他们由于眼界的局限性，并未能朝思梦想国家命运，更不消说自己作为洋务企业的个体与国家命运的联系。

于是，上头摇旗呐喊，下边我行我素，上边焦头烂额，下边安之如常。既无市场及业绩的激励，贪污，怠惰，牟取近利的现象自然屡禁不止。而铁厂们的衰落，实自基层之瓦解。

再者，则是外部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外国直接的倾轧与争夺。据张后铨先生所引《大冶沿革史拔萃》所记，德日均曾觊觎大冶铁矿。

中国虽保住了铁矿所有权，却仍在外国的倾轧下艰难生存。其次，外国资本利用先进生产力的优势和市场机制参与工业的争夺。这样洋务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而终被淘汰。

其五，中国人国民性中的自大与阿Q精神也给洋务企业带来了打击。据笔者偶见的碑文看，在20世纪初，汉冶萍公司诞生已近二十年的时候，其新立碑文上尚有“千万金之钜，大气磅礴，举国愕眙……为非常之业，为中外咸啧啧焉……将来可恃之数，至煤铁之质之美，久充世用，无待赘言”等语。

然而此时的汉阳铁厂已是内外交困，频举日债使得日本成为铁厂最大的股东，而由盛宣怀之子盛恩颐治下的汉阳铁厂弊病丛生。此时尚有“闲情逸致”自我陶醉，真可谓是可笑之至了。而这种盲目的妄自尊大常使得新建未久的洋务企业止步不前，而由对国民经济的内存作用逐渐转化为面子工程了。

汉阳铁厂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代表性。而它的衰落彰显出洋务企业特别是官督官办企业的种种问题。中国在这内外交困的境遇下迈入了又一个历史的三峡，而历史的新陈代谢也预示着，湍急的江水若欲破阻前行，必将有新力量的助推。

三、探究过程

笔者这次探究过程的缘起是极富戏剧性的。在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笔者即知晓了此次燕园杯历史写作大赛的相关事宜。

当时笔者即拟出两个论题方向：一是鹦鹉洲竹木市场沿革综述，二即汉阳铁厂的兴衰。而我的犹豫终在8月被消除。笔者在北京大学中学生暑期学堂游学时，其历史试卷上出现了一道题目，要求作出汉阳铁厂的名词解释。作为一位汉阳人，我当时即感受到了极强烈的自豪感。

然而，考试结束后，在与一些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我得知他们对汉阳铁厂知之甚少，这激起了我对家背后这一承载了种种历史风雨的汉阳铁厂进行探究及宣传迫切的使命感，再加之燕园杯所提供的这次写作机会，我决心通过此平台对这家乡的历史遗迹进行宣传，而这也是我这次历史调研的开端。

由于考虑到汉阳铁厂较丰富的相关文献资料与书目，笔者决定先从文献资料入手，进行宏观层面的了解。

从今年暑假开始，笔者即开始在湖北省图书馆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汉冶萍公司史研究》（附参考书目），从中笔者积累了大量极富裨益的史料。

在大致了解汉阳铁厂的历史沿革后，9月，笔者屡次来到汉阳铁厂旧址，并参观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新旧两馆。而当时，新馆建成不久，旧馆已经关闭，但其中部分文物并未得到及时的转移送运。于是笔者多次在旧馆门口“蹲点”，终利用一次工作人员进出的机会随几位工作人员进入馆内。

在得知笔者的调查项目后，笔者被准允进行短暂的资料收集。于是，笔者从中获得了诸多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如前所陈列的汉阳造十里长廊示意图（如前图2-1）此外，在旧馆门前及汉阳兵工厂门前两块碑文的发现，为我的这次研究带来了惊喜。虽然其中关于历史事实的叙述成分不多，然而其为我的评价有诸多裨益。

尔后在新馆，笔者阅览了其中收藏的有关张之洞与汉阳铁厂的相关书目及档案，包括《百年汉阳造》《荆楚经济生活》《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张文襄公全集》（附参考书目）。

因为有之前宏观层面的了解，对这些资料笔者主要是进行史料的比对、筛选并积累其观点评价。最后，笔者以之前所阅读过的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中的观点加以凝练，将汉阳铁厂的兴衰同晚清洋务实业的整体发展趋势相联系，最后在宏观与微观角度上进行自己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评价，最终整理成文。

其后，在与历史老师及父辈在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中工作的同学的交流过程中，笔者又了解了部分新观点，并就其对文章进行了修改。这样，笔者此次有关张之洞与汉阳铁厂的调查活动就告一段落了。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新馆

四、活动感悟

在此次活动之前，笔者对家后的汉阳铁厂仅停留在宏观的认识层面，未能有细致的了解。而这次活动的开展在使得笔者对汉阳铁厂、对张之洞、对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更为全面且深刻的理解外，也对笔者历史素养的提升深有裨益。

首先是细致入微的历史洞察力。正如此次大赛主题，留意身边的历史风物并进行探究是热爱家乡、爱好历史者所必需的。

而在对相关史料进行挖掘的过程中，需要敏锐地捕捉对研究有益的信息并加以整理。而在收集与筛选资料过程中，对精心与耐心的要求极高。

其次是运筹帷幄的历史宏观认识而同时，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研究者所研究的一个点上，正如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所言，在专精的同时需要博通。

对一个事物的研究需要在对相关历史背景的深刻理解的指导下进行，同时需要对相关或相类似的文物史料进行研究。笔者此次研究通过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对晚清洋务运动进行宏观把握，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以汉阳兵工厂作为参照与比较的对象，从而加深了笔者对汉阳铁厂的认识理解。

最后，是笔者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解。在对张之洞的研究中，我由衷感受到其谆谆化育之厚德、拳拳爱国之真心。他对湖北、对中国、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伟大的，诚如毛泽东同志1958年在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言：“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

然而，在时代的局限下，他的鞠躬尽瘁，并未能挽回清朝国运，这也加深了我对陈旭麓先生新陈代谢论及唐德刚先生历史三峡论的理解。

同时，我们的历史评价应该遵循唯物史观，从积极与消极等多层面进行衡量，并结合时势身临其境以“同情地理解”。最后，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关照当下，为时代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十分感谢燕园杯能为我提供这样的研究机会，让我能够深入发现了解在我身边的历史，增强我的家国情怀与对历史的具体深入的理解，将细节融入历史的整体架构中，全面提升我认识历史事物的能力。这次研究是一个开始，为我提供了诸多经验，也将为我今后的历史研究之路奠基。

抚今追昔，缅望历史，汉阳铁厂的崛起与没落，见证着中国近代化曲折的发展历程。它既绽放着有识之士血汗铸就的辉煌，也饱含着帝国主义奴役侵略的屈辱。

涤除尘埃，它的伟大化育后世；以史为鉴，它的血泪浸灌夏土。而欲“一篑障河”的张之洞，在重重困境中砥砺前行，虽力不足，仍以其超前的眼光、其高尚的道德、其博大的胸襟、其爱国的热忱激励着后人，勉励着我辈广积薄发，以彼为榜样，积累知识，培养情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