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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背后：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
2024-05-27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在踏进20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太后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1851年5月1日，是万国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成为整个伦敦的盛大节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人们，汇集在当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神奇建筑“水晶宫”的巨大穹顶下，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聚会。大英帝国在这次展览会上显示了作为“世界工厂”的强大实力，出尽了风头。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为自己国家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就所陶醉，他们认为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优等生，是上帝的宠儿。在万众喧腾中，维多利亚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亲自给博览会剪彩。兴奋的女王反复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这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巅峰时刻：在她的时代里，大英帝国空前团结，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
当维多利亚女王享受着大英臣民们排山倒海的欢呼致敬时，在大清国紫禁城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年仅17岁的“杏儿姑”（即后来的慈禧）正战战兢兢地由太监们领着去参加“选秀”。杏儿姑娘十分幸运，从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得以留在皇宫并被封为“兰贵人”。谁曾想到，仅仅十年后，那个毫不起眼的杏儿姑娘和维多利亚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死后仅103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中外瞩目、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以雷霆霹雳之势一举荡平了咸丰死前诏封的“顾命八大臣”，改年号为“同治”，开始两宫垂帘听政。年仅27岁的慈禧，正式走向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巅峰。从此她三次垂帘听政，操控清末政权，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但归根结底，慈禧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她的最大不幸就是撞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尴尬最困难的时代，她统治下的晚清成为神州史上最屈辱、最沉重的一页。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百般挣扎，却难挽颓势，终致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国将不国。后人讲到慈禧，完全把她当作祸国殃民的代名词。她也许做梦也想不到，生前作为母仪天下、权倾当朝的“老佛爷”，死后会沦落为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一代妖后”形象。
当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时，大英帝国正昂首挺胸地进入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科学、艺术极大发展，君主立宪制走向稳定成熟。日不落帝国独步天下，傲视全球。
面对无情的历史，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慈禧太后嗜权如命、殚精竭虑，也曾在内外交困中强撑危局，力图振兴雪耻，到头来却凄凉退场，落得个祸国殃民的骂名？而维多利亚女王安心担当“虚君”的角色，甚少干预国家大政，却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对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命运问题，它还是一部长达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组成部分。追溯两个女人的命运轨迹，其实也就是探讨两个国家成败兴亡的缘由。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19、20世纪都是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的大世纪。历史提供给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为何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水准会如此天差地别，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答案。
1819年5月24日，维多利亚降生在伦敦肯辛顿宫。她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弟弟，她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德国王族。从5岁起，维多利亚就开始了启蒙学习。到11岁时，便能用英语、法语、德语与人交流对话。维多利亚的两位主教在向肯特公爵夫人的汇报中讲道：“她对于编年史和英国史中的各个大事件亦很熟悉，这对如此年轻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地理学、地球仪的应用和拉丁语法诸问题，公主所做的回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人们也许会认为，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接受了全面的开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备如此优秀的统治才干。而慈禧太后深受“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儒家思想束缚，根本不可能开眼看世界，更不可能有所作为。然而，慈禧能够在佳丽如云的后宫脱颖而出，深蒙咸丰皇帝宠幸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慈禧个性很强，强调女人独立精神。慈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敌的能力——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罕见的。她十分喜爱《诗经》，一有闲暇，就会独自吟咏。中国古话常说“字如其人”。慈禧写字也是别具一格，她不喜欢写后妃们擅长的蝇头小楷，反而喜欢写和人一般高大的字幅。她的个子还没有纸长，经常需要借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完成。就从这点，足以看出她“胸中丘壑”。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并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这些优势让她在后宫鹤立鸡群，引人注目。
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当英法联军朝北京进发之时，优柔寡断的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魄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与洋人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可见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强硬果敢著称。而英法联军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时慌了手脚，和众嫔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时，只有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是考验人的试金石，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一面。
平心而论，在强大封建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慈禧，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还要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中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件中都不多见。
在平定太平军和其它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訢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可见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非同寻常。
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招致骂名。然而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说，像慈禧太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拿寻常的道德标准去评论。如果放眼与之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他尤其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在权欲面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两位女王的专制欲望并无本质不同。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以及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形象。事实上大错特错。维多利亚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却强硬冷酷；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
1868年到1874年是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作为君主制度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而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他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成为轰动全国的著名人物。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拉斯顿也不愿意作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那时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亚这才不得不退让，讨价还价地对格拉斯顿说：“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女王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不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拉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拉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但形势再明白不过：要么签字，那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
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拉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拉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拉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慈禧被晋封为懿嫔，时年19岁
为什么慈禧专权能得以成功，而同样身为一国之主的维多利亚却不得不淡出王权？为什么慈禧勇于任事却“越帮越忙”，而维多利亚女王全身而退悠游林下，大英帝国却能蒸蒸日上？最根本的答案，蕴藏在慈禧和维多利亚处理的两起刑事案件中。
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一位身着重囚罪衣的太监正准备接受极刑。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不同结果。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7年或监禁，同时服3年以下苦役，以后的4次枪击女王案即是按照新法令实施判决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然而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至于那位太监寇连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会因为老佛爷一句话就丢了性命。帝师翁同龢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
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损害。”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贵如一国之君的光绪，以及地位显赫的珍妃，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47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回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运用权力的方式，就知道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
由此可以清晰看出，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之所以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的高低，也不在于道德胸怀的差异，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其实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而导致中英迥异的国运拐点。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潮流抗衡。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潮流，就真的连现有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维多利亚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女王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维多利亚女王后来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正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才能在亚当·斯密所言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开启了至今仍让英国人念念不忘的“维多利亚时代”；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十分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也是五味杂陈。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录》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慈禧和维多利亚的经历说明，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当时的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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