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造反始末：一代雄主唐玄宗为什么没能阻止这场大叛乱？

摘自:《历史不糊涂》

安禄山从小精通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幽州边境做各个民族互通有无的翻译，由于偷盗事发本应论死，刀都架到脖子上来了，安禄山对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大声惊呼：大夫不是要消灭契丹吗？为什么还要杀壮士！一言之下，张守珪“奇其言貌”，不仅原宥其罪，而且许其军前效力。而安禄山果然不负所望，所战皆克，擒贼必倍，迅速升为张守珪的副手。

就这样，安禄山获得了能够与朝廷对话的平台，人生再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来由于华夷之防，唐朝从一开始就在军事领域设计出汉人主导的制度安排，“蛮夷将领”再有才华也不能升为元帅、独当一面，而必须被汉人元帅统领。“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也就是说，“蛮夷将领”无法获取镇守一方的军权，能够获得的最高军阶也只是汉将的偏裨。安禄山这时已经摸到了朝廷设置的“天花板”，人生似乎将止步于此。然而，此时高层政治正在酝酿巨变，将会为安禄山打破那个妨碍他平步青云的“天花板”。

当时，李林甫作为宰相秉政当国已有十数载，虽然他屡兴大狱，一一铲除政敌，但仍然缺少权力的安全感。尤其是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边将权力日益膨胀，甚至到了与宰相分庭抗礼的程度，而且边将当中，“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嵩、李适之等人都是以边将身份直接跻身宰相之列，而李林甫刚刚与李适之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心有余悸的李林甫为了专宠固位、永葆权势，开始酝酿改变唐朝的军事体制，其中的核心就是以蕃代汉，明以胡人为将，实削汉人之权。为此，李林甫专门向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力陈在军事领域以蕃代汉的好处。他在上表中说：陛下英明神武，之所以还未削平四夷，根本原因就是“文吏为将而怯懦不胜武也”。陛下欲灭四夷、威海内，就应该使用蕃将，因为蕃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

李林甫非常懂得抓住皇帝的心理，李隆基“有吞四夷之志”，所以李林甫就顺着皇帝的宏图远志进行了一番为国为民的慷慨陈词。表面上看，李林甫是说蕃将比汉将勇猛，必能实现皇帝吞并四夷的梦想，实际上是为了暗中废黜汉族将领的军权，使得边将入相不再成为他的劲敌，从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朝廷的大门徐徐打开，而安禄山个人也开始发力，他从最初与朝廷接触就懂得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渠道来为自己赢得更多关注。御史中丞张利贞作为河北采访使来到平卢，安禄山极尽谄媚，重金贿赂，“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张利贞入朝之后，“盛称禄山之美”，朝廷接收到虚假的信息，也凭此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竟立刻提拔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由副职而位居正职，由偏裨而独任方面，安禄山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权贵因私废公，洞开方便之门；官僚受贿谎报，扭曲信息之实。故事开头包含的这两个因素将会贯穿故事的始终，也会助推安禄山走上人生的巅峰。

当然，在此之前，安禄山需要一个获得皇帝宠信的资格。善伺人情、苟合取容是安禄山与生俱来的优势，但是最为打动唐玄宗并在人心浮动时仍然能抓住帝心的，恰恰是他身为“蛮夷”所处的地位，让唐玄宗充分感受到作为“文明人”的优越感，并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安禄山经常展现出一个未经开化的野蛮人所具有的淳朴、憨厚、简单形象，并以此作为伪装，赤裸裸地向皇帝邀宠献媚。安禄山在一份上表中曾诉说自己的忠诚，没有士大夫的华丽辞藻与磅礴气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就是一篇小学生作文，大意是：去年院子里面有虫子吃禾苗，臣焚香祷告，要是臣事主不忠，就让虫子吃臣的心；要是臣事主竭诚，那就让虫子去死吧。后来果然有神鸟来叼虫。通过这种充满儿戏色彩的故事来向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这在久经圣贤熏陶的汉人士大夫看来，安禄山邀宠献媚的方式过于直白、近乎呆板，但安禄山实际上是把皇帝想象中的“野蛮人”应该具有的淳朴发挥到了极致，并让皇帝感觉到安禄山这个人尚未开化、心思简单，不像受过文明熏陶的汉人士大夫已学会了伪装和说谎。

还有一次，安禄山上表跟皇帝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到先朝的名将徐世勣、李靖来求食，于是他就在自己的驻地为这两位开国名将立庙供奉，没想到庙宇方立即有灵芝生于庭院，这真是天降祥瑞，于是发誓要踏平契丹，因为“人神协从，灵芝瑞应”。他还在一次宫廷宴饮上直言不讳地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这番话如果出自汉人之口，唐玄宗或许还会引起戒备心理，认为这是讨好自己的美语甘言，但是李隆基这时把安禄山当作秉性淳朴的“野蛮人”，因此对安禄山的这番表忠心的话深信不疑，而且不由得生出了怜悯之心。史书上对皇帝的心理描写用的是这样4个字：私甚怜之。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里，中国自视为中央大国，“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华夏拥有天生的文明优越感，而夷狄则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不懂得君臣父子的伦理大道，也不懂得委婉曲折的权变谋略。安禄山自然属于“野蛮人”，但是他抓住了唐玄宗的这一心理，灵活运用道家“知其雄，守其雌”的权术，把“野蛮人”的淳朴、愚昧、憨厚表演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让皇帝产生了“文明人”对“野蛮人”特有的同情，另一方面则以其憨厚淳朴进入了皇帝的心理安全区。狡猾如汉人文儒，皇帝当然会有所保留；唯有淳朴到呆板、憨厚到痴呆，皇帝才会彻底放下猜疑。

为了维护淳朴的形象，安禄山可谓煞费苦心，甚至到了装傻充愣的地步。他本来身宽体胖、大腹便便，一度达到330斤之重，腹垂过膝，“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就是在移动如此不便的情况下，只要是在皇帝面前，安禄山还能以如此体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有一次唐玄宗跟他开玩笑，你这肚子里面装了什么这么大？安禄山回答说：“唯赤心耳！”这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皇帝听后自然龙心大悦。而后，皇帝命安禄山拜见太子，他竟然站着不动，只是充满疑惑地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唐玄宗解释说：“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安禄山才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这次装傻更让皇帝觉得安禄山心思简单，也由此更加深了对他的信任，“玄宗尤嘉其纯诚”。

杨玉环画像

当时，杨贵妃宠冠后宫，安禄山又用这份“淳朴”攻占了皇帝枕头边的政治阵地。他请求皇帝允许自己作为贵妃的养儿，李隆基欣然同意。而后，安禄山但凡入朝觐见必然先妃后帝，李隆基感到很奇怪，安禄山的解释再次以淳朴打动帝心，“蕃人先母后父”，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杨贵妃在一次过生日时，用绣绷子绑住安禄山，欢呼动地。唐玄宗派人询问，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曰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这也勾起了唐玄宗的童心，于是欣然前往，极乐而罢。从此宫中都称呼安禄山为“禄儿”，出入来去尽自由。

300多斤重的中老年男人竟被称为“禄儿”，至今想来都令人感到肉麻，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唐玄宗、杨贵妃该是把安禄山看得多么淳朴简单。然而，安禄山并不是他们想象中未经开化、不知狡猾为何物的“野蛮人”，也不是没见过世面所以还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乡野村夫。皇帝看到的一切都来自安禄山处心积虑的表演。

当然，安禄山不仅懂得如何把自己假扮成皇帝想象中的淳朴憨厚形象，更懂得如何用虚假信息来蒙蔽皇帝，让皇帝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信息”，彻底把皇帝隔绝在真相之外。

前文提到，“信息”的传播与控制被誉为“政府的神经”。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中，由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下级在传递信息过程中会有意选择那些迎合上级偏好的信息，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报喜不报忧”，结果导致信息在向上传递过程中层层过滤、级级失真。特别是在君臣之间，如果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帝已经有明确的“主观偏好”，下级更不敢提供与之相悖的信息，即便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如何导致唐玄宗直到最后仍然执迷不悟。

当然，历代统治者自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古代明君无不主张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唐太宗就曾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无非就是希望获取更多信息渠道，以便相互印证，避免单个信息源导致信息失真。其实，唐朝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官僚体系的信息渠道之外，还直接从朝廷派出采访使、观察使等官员，绕开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直接向皇帝汇报信息。因此，从使者那儿得到的信息，可信度比经过官僚体系过滤的信息要更高，而皇帝也往往对这条信息通道更为倚重。

但是这样做也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如果派下去的京官一旦被收买，信息失真岂不是后果更严重？安禄山就是利用这一点，在传言四起的关键时刻打消了唐玄宗的疑虑。当时，宰相杨国忠极言安禄山将反，并且谋划任命安禄山为宰相，以此为名征召入朝、罢其兵权。诏书未下，唐玄宗仍然犹豫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先派使者前往观察，然后再做决断。于是，“使中官辅璆琳赐大柑，因察非常”，名为颁发赏赐，实为刺探隐情。安禄山也知道使者到来的真实意图，“厚赂之”，结果使者刚一回朝，就对皇帝盛言边境无恙。虚假的信息在关键时刻蒙蔽了唐玄宗的心智。

如果说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应对，那么安禄山更加洞悉促使信息失真的真谛：由于下级视上级偏好而有选择性地提供信息，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上级的主观偏好。对安禄山而言，最重要的是抓住皇帝的主观偏好。皇帝只要形成主观偏好，下级就会用信息去证明，不是事实也能编造出事实，没有根据也能制造出根据。比如说，唐玄宗满心期盼削平四夷，安禄山就“懂事地”让皇帝心想事成。他经常献馘阙下，捷报频传，哄得龙颜大悦。实际上，那并不是战争所得，而是他利用熟人关系，对契丹酋长大摆鸿门宴，“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先后杀数千人”，然后用向朝廷谎报战绩。所谓“边朔底宁”，纯系子虚乌有，却因为迎合上意，竟让皇帝笃信不移。

在安禄山举兵谋反的前夜，唐玄宗实在抵挡不住漫天飞舞的传言，于是设计了一个测试：追召安禄山入朝，立即回京则是忠心耿耿，若便迁延则是心怀二志。然而，洞悉人性的安禄山揣得其谋，驰马入谒，毫不犹豫，结果“帝意遂安”，更加坚定了皇帝的主观偏好和先入之见。而面对朝中大臣甚至太子的进谏，唐玄宗无论如何都闭目塞耳、置若罔闻。

于是，大唐风平浪静的繁华表面之下，正酝酿着即将带来毁灭之灾的惊天巨变。安禄山最后一次离京心怀恐惧、战战兢兢，由于担心朝廷收回成命，一日疾行三百里，不顾一切地奔回范阳老巢。这时，安禄山的反状等于是大白天下、路人皆知。如果此时下旨召回，特一狱卒之擒耳，就能避免“安史之乱”的悲剧。

唐玄宗

但是作为大唐的最高掌权者，唐玄宗不仅毫不知情，还戏剧性地“助纣为虐”，“人告言者，帝必缚与之”，凡是来告安禄山谋反的人，都把人绑起来交给安禄山。皇帝之蒙蔽，竟一至于此！

结果，道路以目，无敢言者，直言不闻，真话匿迹，只有皇帝喜欢的信息才能登于朝堂，而皇帝也因此更加强化了主观判断与先入之见。于是，唐玄宗就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麻痹自己，直到他记忆中那个淳朴憨厚的“野蛮人”举起屠刀。

公元755年，安禄山果然起兵造反，以“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名义，腾榜郡县，兵凡15万，号20万，以日行60里的速度鼓噪而下。安禄山虽然兵雄天下，但是唐朝国强民富、根基深厚，起兵造反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王夫之就明确地指出，唐玄宗失德而未失道，还未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安禄山不足以亡唐”。

在安禄山起兵前后，朝廷至少有两次机会能够以最小成本、最短时间将其扑灭，从而将危害降到最小。然而，在长枪短戟的刀锋之上却闪现着既得利益的魅影，哪怕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朝权贵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朝廷的整体命运，异化了朝廷的正确决策，让朝廷坐失了镇压叛乱的最佳时机，间接助长了安禄山的反叛气焰。

当时，安禄山上表请求以32名蕃将替代汉将，宰相杨国忠与韦见素认为这是将谋反公开化了，于是一起去劝谏唐玄宗。韦见素与杨国忠约定好，如果他劝谏不成功，杨国忠要继续努力。结果，韦见素见到皇帝后，呜咽流涕，仗义执言，但是皇帝仍然不为所动，而皇帝宠信的杨国忠，这时竟然“都无一言，俯偻而退”，最终不了了之。

杨国忠画像

当此之时，杨国忠为什么一言不发、保持缄默？道理很简单，安禄山起兵，不符合朝廷的公益，但是符合杨国忠的私利。杨国忠与安禄山，一个居朝为相、身当国柄，一个处外为将、手提雄兵，向来身为对手、视若仇寇。杨国忠从一开始就一直认为安禄山将会造反，是不折不扣的“倒安派”，这就让二者一直处于相互猜忌的状态。在杨国忠看来，自己一直说安禄山谋反，但如果他还没谋反就收拾他，那不是说明自己的判断不正确吗？于是，杨国忠的如意算盘是逼安禄山造反，那样不仅可以在皇帝面前“以明己之先见耳”，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借朝廷之手铲除劲敌。于是，在可以消祸于未萌的时候，杨国忠为了维护一己之私竟然放弃了天赐良机。

后来，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到朝廷，举国震恐，大臣以下，相顾失色，唯独杨国忠认为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先见之明，“扬扬有得色”，笑着说：“陛下发兵讨之，仗大义诛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国命悬于一线而权贵犹自窃喜，私利害于公益竟至于此乎？

当时，哥舒翰率领10万大军镇守潼关，截断了安禄山西取长安的进攻路线；李光弼、郭子仪从河北率军南下，阻挡了安禄山退回范阳的撤退路线。官军四集对安禄山形成瓮中捉鳖的合围之势，安禄山起兵未几就陷入了“进无所攻，退失巢穴”的进退失据的困境。

潼关不开，老巢难回，这时的安禄山充满了追悔莫及的失望情绪，他把谋士召来大骂一通：“我起，而曹谓万全。今四方兵日盛，自关以西，不跬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起兵之时，你们说策之万全，现在官兵日盛，寸步难进，你们还有何脸面见我？安禄山在万念俱灰之际或许还曾想过自己沦为阶下囚的惨状。然而，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当朝权贵再次为了维护私利，让安禄山绝地逢生了。

当时，哥舒翰镇守潼关，有人劝谏说安禄山起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名，当时汉景帝诛晁错而平七国之乱，将军何不师法古人，派兵诛杀杨国忠而靖难呢？哥舒翰同意这一方案，却在未发之时被人泄露给了杨国忠。杨国忠为了明哲保身，在后方开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而哥舒翰认为这是对付自己，上表请将这支军队隶属潼关前线。于是，安禄山还未消灭，统治集团内部的将相矛盾再次公开化。失去军队的杨国忠这时正酝酿着如何挫败哥舒翰。

哥舒翰（图中左下角）只需坚壁清野则可以逸待劳，消灭安禄山

本来，消灭安禄山的最优策略是哥舒翰坚壁清野，以逸待劳，阻之于前，而李光弼、郭子仪挥兵南下，锐意进取，逞之于后，两军合围，形成夹击之势。但是杨国忠这时宁愿哥舒翰失败，也不愿安禄山就戮，宁愿自己宠禄皆保，也不愿朝廷渡过难关。于是，杨国忠给唐玄宗上表，谗言哥舒翰“逗遛不进”，唐玄宗竟被迷惑，不识大局，而连发诏书迫使哥舒翰出兵。哥舒翰无奈之下，“恸哭出关”，放弃万全之策而就莫测之险，结果兵败被擒，潼关失守。形势一时间急转直下，唐玄宗在慌不择路的绝望中仓皇西逃，大唐陷入亡国的危险。

安史之乱简图

可以说，安禄山起兵成功并不是他自己用兵如神，而恰恰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为权贵阶层为维护私利而扭曲了朝廷的正确决策。没有杨国忠对既得利益的誓死保卫，就不会有安禄山困兽犹斗的意外突围。

安禄山与杨国忠的下场都当得起一个“惨”字。安禄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那个他自诩为装满忠心的大肚子，被贴身侍卫一刀砍穿，须臾肠溃而死。幕后的指使竟然是他的亲生儿子。杨国忠自以为战胜了所有当朝的政敌，还能胁迫天子共同前往剑南老巢，正是国家不幸自家幸的幸福时光，却在一个名叫马嵬驿的荒山野岭被义愤填膺的兵变士兵乱刀砍死，并抛尸荒野。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信息困境几乎普遍存在，这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标志。“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硃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这是魏徵对唐太宗说的一段话，来说明如果只有单一信息源，必然导致君主被欺骗，以证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通过《贞观政要》的记录，这8个字也成为历代统治者引以为戒的金科玉律。

增加信息渠道固然能够增强信息的对比，避免单一信息源陷入自证清白的境地，但这只是技术性的调整，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安禄山深谙此道，他深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信息渠道的多少，而在于居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的主观偏好。或者换句话说，在事实还未澄清之前，皇帝内心期盼什么？愿意相信什么，又主观偏向什么？一旦抓住皇帝先入为主的偏好，就能够“选择性”地提供信息，甚至制造假象，而皇帝看到能够印证自己价值偏好的“证据”，也必然会“选择性”地相信。至于那些与自己期盼相左的信息则会被视为异端邪说，从而遭到权力的剿灭，结果皇帝的主观偏好陷入了自我论证的循环之中，从而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这才是“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根本原因。

而聪明的官僚，往往是事先就揣摩到皇帝的心思，然后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信息，最后皇帝竟“意外地”发现事实证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但其实，那只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的“证据”。于是，绝对权力看上去能宰割一切，实际上会陷入自我论证的盲目中，最终会让朝廷丧失发现真相的能力。在这方面，李林甫更是炉火纯青，安禄山与之相比真是萤火虫与日月争辉。

唐玄宗的悲剧在于，他的主观偏好总是被安禄山悄然探知，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唐玄宗总认为上报来的信息在佐证他的判断，其实那是手段更高的欺骗。

导致安禄山崛起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官僚政治产生出既得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著名的“诺斯悖论”，意思是说：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既得利益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显然，前者是既得的私利，而后者则是国家整体的公益，这两个目标处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之中，如果前者压过后者，则是国家衰退的开始。

可以说，“诺斯悖论”为解释杨国忠的行为提供了完美的理论框架。杨国忠身为宰相，秉政当国，一方面要维护宰相的权势，这是私利；另一方面要调和阴阳、治理庶政，这是公益。对杨国忠而言，这二者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如果换作房玄龄、杜如晦、张九龄等士大夫楷模来做唐玄宗的宰相，这些人或许会出于高尚的道德追求而在安禄山祸起萧墙时以身许国、废私立公。然而，当道德约束不复存在，出于私利的选择就会是杨国忠的做法：宁可牺牲公益，也要成全私利；宁可牺牲朝廷，也要保全自己。呜呼，将人性之悲耶？将制度之哀耶？

杨国忠寄生于朝廷，但从不对朝廷产生任何责任。他从朝廷中获得所有人生的成功，却对朝廷并无丝毫的感恩。翻开中国古代历史，杨国忠并不是独有的孤独存在，可以说，历朝历代的最后灭亡都是由于这样一群“寄生虫”肆无忌惮的腐蚀与消耗。明朝末年，天下群盗蜂起、烽火遍地，而福王朱常洵仍然富可敌国，“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致使官军将士抱怨“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清朝将亡，革命军已经席卷大半个中国，那些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只是口头上支持朝廷镇压革命，却不愿为朝廷拿出自己家产的一分一毫。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既得利益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增加既得利益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既得利益一旦形成，就只会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就会不断地损公肥私。杨国忠则是既得利益的极端表现，他明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却仍然不惜牺牲朝廷以谋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