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革命家宫崎滔天

作者: 许知远

路过池袋西口公园时，我想起了石田衣良的小说。那是1990年代的日本，一群失意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成为了意外的英雄，他们追踪杀害了援交少女的凶手，帮助无力的老人、残障人……小说畅销一时，还被改编成电视剧、漫画，也让池袋再度焕发生机。

石田衣良的青春推理小说《池袋西口公园》

比起银座、六本木，甚至涩谷与新宿，池袋毫无个性，意味着 “土气的三流繁华”。小说触碰到了新时代情绪，比起令人炫目、雄心勃勃的战后岁月，平成年代像是陷入了停滞、颓唐，年轻一代却并非 “平成废物”，边缘人或许更蕴藏着正直、善良与勇敢。

我还想起半年前，我与身穿紫、绿色块衬衣的石田衣良在此散步，他敏锐、开放，还有一种让我羡慕的松弛感。这些记忆刚要展开，宫崎黄石先生的家就到了，他住在池袋一条窄巷中。

这是期待已久的拜访。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稍有兴趣的人皆知，两位日本人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位是长崎商人梅屋庄吉，他慷慨地赞助一次次失败的起义；另一位则是宫崎滔天，他将孙中山介绍给日本政界要人，亲身参与前线战斗。宫崎也浪漫、富冒险精神，既沉醉于美酒、妇人、水浒英雄，又心向世界革命，想缔造一个平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黄石是滔天的曾孙。他继承了宫崎的旧宅，据说它由黄兴出资兴建。他也活跃在中日交往中，在辛亥革命的周年，或是孙中山、黄兴的纪念活动上，他常作为宫崎后人出席，是中日亲密关系的象征。这也是过分模式化的象征，在媒体上，黄石似乎总在陈述那些基础的事实，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如何相见、又如何推动革命，全无个人化的一面。作为家人，他怎样看待宫崎滔天？独特的宫崎家传统对他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宫崎滔天的浪漫基因传给了长子宫崎龙介。年轻记者龙介与柳原白莲的恋情轰动了整个大正时代。白莲不仅更年长，两者社会地位更是悬殊。她是天皇的表妹，与龙介私奔时则仍处于与煤炭大王的婚姻中。

这对传奇夫妇仍与中国关系密切，1953年，二人作为周恩来的客人访问中国，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交谈。毛泽东亦与宫崎家有着特别渊源，1916年末，当宫崎滔天前往湖南参加黄兴的葬礼时，还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致信邀请他前来长沙演讲，对他的革命精神赞叹不已。

1913年，孙中山到访宫崎家。居中为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右边为宫崎滔天。坐在两者之间的青年，就是宫崎龙介。

宫崎龙介、柳原白莲夫妇到访中国，左起依次为：周恩来、柳原白莲、宫崎龙介、廖承志。

这也是一次不无困难的拜访。宫崎黄石先是拒绝，接着对于具体的问题、摄制组的人数一再确认。今天风尤其大，那个温和的东京消失了，我在宫崎家门前瑟瑟等待，看着院内的松树与茶树随风摆动，深棕色的房檐，似乎指向历史深处。

最终走进了这充满历史感的房间时，我被它幽暗的长廊吸引。我与黄石隔桌而向，他消瘦、谨慎，我们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侧头，我就看到了“推心置腹”的匾文，孙中山所书，赠与宫崎滔天，运笔圆润，对于一个自小成长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英文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个值得庆祝的成就。

我想起他们的初次见面。那是1897年9月的横滨中华街，宫崎滔天前来拜访孙中山，却对后者印象不佳。这位大名鼎鼎的流亡者，“口未漱，脸也未洗……对他举动的轻忽、略失庄重，不免感到失望”。孙梳洗完毕，换上衣服，端坐起来，虽“实在比得上一个好绅士”，仍觉得缺些威仪。但当孙中山开始讲述满清的腐败统治、欲实现共和理念时，则显露出另一种景象，“静若处子的他，想不到竟如脱兔一般。不，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终于显示出深山虎啸的气概”，“他的谈吐虽不巧妙，但绝不矫揉造作，滔滔不绝抒发其天真之情，实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觉间为之感动首肯”。

生于1871年熊本县荒尾村的宫崎滔天，是一名下层武士之子。这也正是日本历史新篇章开始之时，统治了日本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崩溃，明治维新发轫。宫崎家族深具这大时代精神。父亲曾开设武馆、传授剑术，从小灌输他“要做英雄”，“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莫大的耻辱”。他的大哥参与了西乡隆盛的叛乱，是人民权利的狂热拥护者。他战死沙场，被视为家中的英雄。

14岁时，他入读大江义塾。这是德富苏峰创办的私塾，他是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启蒙作家，将欧洲思想引入日本，还大声追问日本之命运，倡导自由民权。他还用新的教育方法塑造这些少年。他要学生对他直呼其名，鼓励他们自治，运用西方知识进行辩论。在这个小小的学堂中， “人人以辩士自居……其口中常征引罗伯斯庇尔、丹顿、华盛顿、克伦威尔”。

宫崎滔天是其中的异端，总被一种模糊的壮志未酬感笼罩。出生年份注定他生活在维新英雄们阴影之下，最富戏剧性的年代已然过去，他必须寻找别的方式建功立业。他前往东京，意外地成为了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二哥给他带来一个崭新的理念，他们应协助古老、衰败的中国变革，若中国可以兴起，它可能也会促进印度、暹罗、安南、菲律宾乃至埃及的复兴。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世界革命，面对西方帝国威胁，他们要帮助弱小者取得平等地位。在这个恢宏的计划中，他们找到自己安身立命所在。

但对于宫崎滔天，中国充满诱惑，却又不知如何下手。他试图学中文、潜入中国考察，却遭遇接连的失败，只能在暹罗度过一段毫无成就的时光。但在探索中，他和同志都日益相信：“中国之事只在于人。如果有一位人杰奋起，则天下事一朝可定”，这个人须是“通晓西洋学问的汉高祖”式的人物。最终，他找到了孙中山。

中国同盟会会员合影，后排左一内田良平（黑龙会骨干），后排左二宫崎滔天。

“他们会怎么交谈呢？”我问黄石。宫崎滔天的中文学习从未付诸行动，英文也非常勉强，孙中山则不会日语。像当时很多中日韩人士一样，他们依靠笔谈，汉语像是东亚世界的拉丁文，是共同的教养基础。

黄石翻出了二人的笔谈一则，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我看到了“食在广州，穿在苏州”的字样，还有武汉、重庆、南京等地名。他们在争论该选哪些城市作为未来中国的首都。若不是孙中山日后真的成了临时大总统，这些笔谈就像是两个年轻人的梦话。

他们的确活在梦中。1902年，宫崎滔天为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三十三年之梦》。彼时，他处于人生低谷。他随孙中山四处串联、募集资金、发展同志、购买军火、发动起义，却只收获到一连串失败，被迫做起浪花节歌手的营生。他感慨，人生就像是一场苦涩、幻灭的落花梦，唯有靠酒精、女人、歌唱抒发困闷。

《三十三年之梦》的中文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三十三年之梦》，它的阅读快感让我再难忘却。你自然可以借助其他历史著作，知道泛亚洲主义的兴起，国际网络对辛亥革命之重要……这本书却让我一窥那个时代的内心世界，是什么驱动这些革命者的自我牺牲，在一个又一个挫折中，他们怎么自我慰藉，鼓起新的勇气。

驱动历史的是情感力量、而非思想。促使人们做出选择、开始行动的，都是那种内心无法压抑的火焰，或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厌倦。

在1902年还意兴阑珊的宫崎滔天，不久后就开始撮合黄兴与孙中山的见面，并促成了同盟会在1905年的成立。他的家则成了同盟会聚会之所，《民报》也是在此编辑，宋教仁在日记中，常记录出入其中的片段。

谁也未料到，不过6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在回国途经香港时，一众革命者相聚，脸上满是畅快的笑容。宫崎滔天也身居其中，他的虬髯公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好像梦就这么实现了”，黄石感叹说，在经过这么多失败与同志的死亡之后，革命似乎真的成功了，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孙中山将成为她的大总统，尽管是临时的。

这再度被证明是一场梦。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孙中山仍处于不停的举事与失败中，临终前仍在说“革命尚未成功”，他试图挽救的中国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宫崎滔天无力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他也保持着一个志士的骄傲，从未试图从中国的革命成功中获取任何具体的回报，直到1922年去世前，他始终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一如既往地关注亚洲前途，但新的冲突却在中日两国间愈演愈烈。

黄石还拿出一个藤编的手镯，这是孙中山在1910年代末广州，为宫崎滔天的夫人所编。此刻，他定为各种公务以及背叛、失败所困扰，宫崎的友谊给予他的慰藉，也是革命者的温柔。革命者的霎那温柔，或许是历史中最迷人一刻。

“我羡慕这种有梦想的生活”。半小时的闲谈之后，宫崎黄石放松下来。他说自己一直在商社上班，过的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如果真能早生一百年，他很想过一下曾祖父式的人生，那种有远大追求的生活。他也说起，在这个老宅中长大，他却很少想过宫崎滔天或宫崎龙介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是家里人，孙中山与黄兴的书法、信件，也仅仅是日常陈设的一部分。即使他那位传奇的祖母，大正三美人之一的柳原白莲，也只是个“很慈祥的奶奶”。

从商社退休后，他对家族的历史产生兴趣。他的父母曾在1970年代创办“滔天会”，致力于让公众了解这位传奇人物，那也是中日关系再度回暖的时刻，宫崎家与中国的特殊友谊，再度变成了两国的连接点之一。宫崎黄石的名字也是这种友谊的产物，龙介以“黄石公”为他的孙子起名。宫崎黄石希望能继续这项事业，“年轻人应该了解这些”。

我猜，如果池袋西口公园里那些闲荡的少年，知道宫崎滔天的话，一定也会被他的肆意与莽撞、勇敢又多愁善感的个性，深深吸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