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

来源: 抗战史记

广州商团事变老照片

1924年商团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大影响。作为事件中心的孙中山和国民党，开始接受苏俄的“革命外交”，即打击英国，扼制日本在华势力。同时放弃北伐，转向东征。国民党经过两次东征后，实现广东统一。为之后的北伐，建立了后方基地。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讲1924年广东商团事件。

老广州商铺

一．广州商团起源

广州是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之一。至辛亥革命前，已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统计，1909年广州地区共有店铺27524家。据晚清政府官方记载，1905年广东全年进出口货额达15000万海关两以上，约占全国贸易总额总数的四分之一。广州的商业资产阶级很早就建立了联合体“七十二商会”。1907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立宪团体“尊商自治会”，以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各种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后，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广东也于11月9日宣布“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陈炯明出任广东军政府正，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设军政府于广州。但当时广东军政府力量太弱，以致“五方杂处，尤称难治”，“秩序猝未守备”，局势动荡不安。特别是以会党和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十多万“民军”进入广州。引起了广州社会的剧烈动荡。

1911年底，广州巨商岑伯著与诸同仁合计后，将“粤商自治会”改组成“粤商维持公安会”，并提出“为保卫自身权益应有自卫实力”；商民遂乘此机会“筹办商团”。于是广州商团公所应运而生，成为“粤商维持公安会”下属机构。当时新生的广东军政府无力禁赌和维持治安，对商业购械自卫持允许态度。这造成了广东“凡殷实商户多有储枪自卫者”“中国机械以广东为最多”，许多广东商业团体具有 “各种自卫机械”。

1912年3月，岑伯著即“与首创诸人，仿照上海商团办法，因此制宜，苦心擘画”，正式组建广州商团。刚组建的广州商团规模甚小，参加商团的只有四十多家商铺，大多是一些资本雄厚的店铺。岑伯著，商通课职员陈鉴分任正，副团长。岑，陈均为民族资本家。之后，随着广东时局动荡，商团发展迅猛，参加商团的各商铺“备价四十元，领日本式‘漏底村田’步枪一枝，刺刀一把，子弹一百发，另黄斜纹布服装一套，硬边帽一顶，脚绑一对黄布乡白字‘广州商团’号带一条”。广州商团成为广州民族资产阶级自发组织的武装团体。

广州商团在筹建时，就提出宗旨“防御内难，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至于“其他事项，概不干预”，坚持政治“中立”。孙中山也曾说“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商团是人民的机关”。显然创建初期的广州商团，仅仅只是当地商家自保的武装。

1912年11月中旬，广东军政府以沙俄煽动“独立为由”准备“粤军二师一旅，自备饷械”北上抗战俄。消息传出后，广州商团即通告团民：在军政府出师之时，粤垣治安，“凡我团友，亟应筹定防备事宜”。此后，商团军平时或在店铺及工厂门前站岗，维持市面秩序。

由于商团军受过军事训练，且武器装备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故在辛亥革命后，任何一届广州政权都要买他的账。

广州商团事变肇事者—陈廉伯

二．广州商团裂变—陈廉伯

但是1916年，广州商团创始人岑伯著被刺去世后。当地富商巨贾为争夺团长位置进行二年多的明争暗斗。最终在1919年商团改组后，由陈廉伯以广州商会会长升任团长，陈恭受任副团长。陈廉伯出身于丝业世家，是著名粤商陈启源之子。他更重要的身份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其凭借着汇丰的撑腰，以私铸银币和放贷操纵市场。同时积极笼络了广东官员。而陈恭则为佛山一霸，出自大地主之家，曾任桂军控制下的广东省警察厅秘书长职。广州商团也由原民族资产阶级武团转变成广州买办，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并逐步谋求建立新政权。

陈廉伯当上团长后，大肆扩军。他通过英国汇丰银行牵线，取得港英大局的支持，私自购买大批枪械。仅1923年，他就一次向加拿大“购买步枪千数百枝”，由北京的“陆军部发给入口护照”，又串通海关内的英国人，运入广州。1924年5月广州各商团，民团还曾向丹麦商行订购步枪4800余支，配子弹200余万粒，并由广州大本营领取入口护照。可见广州商团实力之强。

另一方面，陈廉伯收罗大批地痞流氓打手，招募数千人之众。至1924年夏，广州商团已扩充有十个分团，团军计“四千余人，连同后备力量，约达六千余人”。佛山商团有1600余人，并与近郊地主阶级控制的46乡联团而组成的47乡联团。江门商团虽建立较晚，也有千余人。甚至连香山县石岐商团，也有四五百人。可见，此时广州商团已兑变成一支能牵动粤省的军事力量。早在1919年，陈廉伯就任商团团长时便说：商团“若得人扶掖，虽高远之境，不难渐达“，可见陈廉伯之野心。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北校场

三．广州商团事件爆发，孙中山陷入内外交困险境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积极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广州成为全国的工农运动中心。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 , 改变了“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成为工人运动复苏的起点。 尔后, 粤省各行业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在孙中山支持下。广东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来指导农民运动 , 又在广州创办农讲所以培训农民运动 。1924年上半年, 广东全省有十多个农会, 会员达二十万人之多。 此外 , 各地工和农会还建立了武装 , 如广州的工团军和市郊农民自卫军。这很快触及到了广东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

从1923年到1924年，广州商人为抗拒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断罢市罢业，在商团事变前几个月更形成高潮。如1924年5月，为反对统一马路业权案，广州全城罢市。商界召开会议讨论时，会场上派出大队商团警卫，修筑街垒，宣布戒严，武装巡逻。在罢市潮中，广州商团总公所还宣布“全省各属商团，集中省城，进行大会操”。此次罢市最终迫使政府让步，取消新捐税。这助长了陈廉伯等人的嚣张气焰。

同年8月4日，孙中山得到情报“哈佛号”轮船驶抵广州水域。孙遂命蒋介石乘船前往查看。8月10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扣压了“哈佛号“，由永丰，江固两舰监押至黄埔军校门外。经查证为广州商团军向国外订购的武器。这引起广州商团军极为不满，8月12日起便开始要求广州政府归还，并组织商人罢市，引发广州局势动荡。

据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华人学者黄宇和教授在英国档案中发现，陈廉伯等人得到了中国香港汇丰银行代表福勃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的支持。这两人都是英国的”反孙“派。但没有证据证明，英国政府曾扶持广州商团推翻孙中山政权。据香港钟宝贤博士引用汇丰银行档案证明，香港汇丰银行总经理史提芬和他的继任者巴罗也长期支持陈廉伯。但未得到英国政府支持。不过广州商团的存在和其背后的英国势力，让孙中山感到严重威胁。

孙中山认为广州商团是英国在广州势力，并与直系首领吴佩服孚勾结；“哈佛“号装载的大量军火，是用来推翻政府。1924年8月19日 , 孙中山派代表携带亲笔函件前往商团总所，揭露了陈廉伯“欲借商团之力 , 以恢复政府 , 而步意国墨索连尼之后尘”；一周后 , 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 , 讨论商团罢市问题，主张采取果决手段—解散商团 , 以武力制止罢市。并在接见商界代表时，谴责了陈廉伯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谋组“商人政府”的罪行 , 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 , 须即日开市 , 始有商最之余地。倘明日仍不复业 , 我当派遣大队军队 , 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业”。与此同时，孙中山和担任省长的廖仲恺还从十二日起陆续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桂、湘军进驻广州 ,防备商团叛乱。

8月28日,孙中山给驻广州领事团发电报，称次日要武力对付西关商团的大本营。8月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未经英国政府同意。直接向孙中山发出书面抗议。与此同时，英国驻香港海军司令发出威胁，“若孙中山炮轰西关，英国皇家海军所有即一齐行动“。

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驳斥所谓广州政府要对“一个无防御城市开火的野蛮行动“，抗议英国的威胁，认其语气异于宣战”。《宣言》文词激烈，公开指出眼下“英国的大炮对准着的是国民政府，旨在摧毁中国抗击反革命的唯一中心“。同日，孙中山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责英国”政府一贯在外交和财政上支持中国的反革命“和”干涉中国内政“。他据此推断，”这份最后通牒的真义是要倾覆我政府“。

孙中山的态度虽然相当强硬。但陈廉伯积极组织“粤东全省商乡大联团”，进一步扩充实力，企图与广东军政府对抗。早在同年5月底，陈廉伯就擅自纠合全省138埠商团，乡团代表在广州集会，谋划成立所谓广东省商乡团联防总部。还发布联防章程公然规定：“联防总部为广东全省商团最高命令统率机关”，总长有代表联防总部对内对外处置一切的权力。这等于形成了政治化，军事化集团。

不久，在广州商团煽动和支持下，各下属商团和地方乡团袭扰广东工农组织。“联防会议”后，广东省长廖仲恺奉孙中山命令三番五次发出训令，禁止“联防总部”成立。但陈廉伯不仅抗命不遵。还通过沙面“西商会”牵线，由港英汇丰银行出面向德商南利洋行购长短枪9841枝，各式子弹3374200发，总价值超过100万广东元。

孙中山得悉后，遂手谕吊销陈廉伯的“购械护照”。8月20日，2000多名商团会员拥向大元帅府“请愿” , 要孙中山发还枪弹。次日, 全省130埠商团联合罢市。商团还通电煽动地方乡团起来驱逐革命政府的县长，竟宣布 “独立”； 还停止使用政府银行发行的货币，拒绝缴纳正当的赋税等。而滇军将领范石生、 廖行超部“与商团界诸君 , 休戚相关 ”, 对孙中山扣留商团私购枪械一事阳奉阴违。如当孙中山动用武力胁迫商团复市时 , 范、廖以“向孙文用半兵谏式 , 先下令制止各种压场行动 ”, 欲用武力 “迎头痛击革命军 ”。

但此时，陈炯明的部队已逼近广州，孙中山陷入内外交困的危局。与1922年“六一六“事变相比，孙当时的处境更加恶劣。

时任广东省长—胡汉民

四．孙中山妥协与北伐

为改变困境。1924年9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议决把大本营迁移至韶关。与此同时，北方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卢永祥在浙江拉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东北的奉系张作霖准备乘机入关。由于孙中山与奉、皖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 , 因而在9月4日召开的北伐筹备会议上 ,决定调湘军、赣军、豫军全部和滇、粤军的一部兴师北伐；任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 ;在广州设留守府，胡汉民为代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

9月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以摆脱困境。会后，发布“讨伐宣言”和“对粤宣言” , 表示“刻日移师北指 , 与天下共讨曹 ( 馄 ) 吴 ( 佩 孚 ) 诸贼”。 18日 , 中国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 , 申明北伐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 , 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20日, 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 各军旋即分两路向湘、赣出发。

为稳定广东局势。9月10日，孙中山在《告广东民众书》中真实的描述了广州情况和他的处境：“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其革命负担最重要“。他列举了民国以来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后说：这一切”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锋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孙中山自然看到广东人民的不满是有理由的。但又不得不面对”革命政府所由徨傍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同时，他也坦承，形势使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

迫于形势，他宣布了“革命政府的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以作为广东省自治之先导。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废除现行苛捐，由新官吏制定。“这是不得已之举。孙中山已经感觉到难以继续驻足广州。9月12日，他率领大本营移师韶关。留下胡汉民留守广州，代大元帅职务，兼广东省长。后来孙中山自己说，他”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

1924年9月14日，孙中山不得不亲自对商团代表说明扣械原因，并指出，“君等之领袖，颇具野心，阻挠与政府合作“，他请商民”安静等候，不必庸人自扰，鼓噪暴动；更不可受人煽动，为人欺骗“。还承诺最迟两周待查明真相便将武器发还。又过了五天(即9月19日)，政府便把商人集资购买的武器发还，由廖仲恺省长具体处理。同时,孙中山再次致函广州商团说明对涉案人员要分别处理。他依然表示，希望商民与政府合作，”本大元帅必倚商团为手足，视诸君为心腹，此不独商团之幸，亦广东之福也“。孙中山的话不无真诚，因广州情况已使他进退维谷，再加上他认为陈廉伯在”图谋不轨“。不得不派林直勉，连声海等为政府代表到商团商洽，并整顿其内部。以稳定广东局势。

但商团事件未能平息。9月23日，商团又提出强硬要求，诸如悉数归还武器，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等。孙中山未予答复。25日商团鼓动罢市，广州形势更趋紧张。终于在28日晚，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善堂等七代表前来大本营请愿。孙中山并未答应。这天晚上，商团九分队中队长邹竞在巡逻时被捕，经广州警察局长吴铁城审讯后当即将其枪决，这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为避免事态失控。9月29日，由范石生，廖行超调解商团罢市后订定的妥协条件：陈廉伯通电谢罪，省政府撤销对陈廉伯，陈恭受等商团首领的通缉，商团报效政府五十万，政府发还所扣枪械并撤出新驻市区的军队。

但北伐，孙中山又受困于没钱。离开广州移师韶关前，他曾致信苏俄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现在已经是在中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时候了。在这场斗争中，我愿得到贵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友谊与支援，俾可帮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强力控制，恢复我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很明显，这是催促苏俄提供更多援助。

9月13日，孙中山到韶关后身体不适。但他仍坚持北伐。共产党人谭平山于9月2日率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到韶关，并在大本营设立了他本人主持的政治训练部。但孙中山北伐决策却遭到各方的反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反对放弃广州，想让孙中山继续在广州加强反帝斗争。对此，孙中山通过宋庆龄告诉鲍罗庭，他“不能在9月27日回到广州，因为10月1日将为出师北伐组织群众游行，孙博士要出席并向与他者发表讲话“。

对于鲍罗庭不断摧促“返回广州”，孙中山又让宋庆龄写信说：“要拖延一段时间，看事态进一步如何发展“。孙的真实想法是”现在最好首先在这里开始做百姓的工作。此地工作要容易些，因百姓对我们友好，我们在这里工作的优良结果也会影响广州。至于广州，由于近来的鼓噪，那里的人恨我们。或许要等他们敌意平息下去，我们的处境才会容易些“。可见，当时孙中山有暂时缓和“广州商团事件”的想法。以北伐来破局。

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与将领们

五．孙中山放弃北伐，“两手”解决商团事件

而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蒋介石也希望孙中山回到广州。但广州的形势更加恶化，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不仅拒绝提供北伐的50万费用，而且与广东商会暗中联络，于1924年10月9日放风说将第二次罢市。北伐费用已化为泡影，这迫使孙中山放弃北伐，先镇压广州商团。

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节，黄埔军校举行纪念会。蒋介石发表讲话，向学员们发出战斗动员：“今天正当我们阅兵的时候，遇着这种狂风暴雨，正所谓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也正好像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市的光景一样。我们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家更加奋发才行“。孙中山得知广州商团情况后，认为”万难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他希望省长胡汉民，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等”心决胆定，勿为物议所摇，则革命前途幸甚“。

当天，孙中山与鲍罗庭，蒋介石等商量后，决定采取措施。成立以孙中山为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次日便向鲍罗庭发出了《大元帅令》，“聘任鲍罗庭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进入该委员会的有：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汪精。但胡汉民没有进入，显然是两手准备。

在应付时局上，孙中山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由汪，胡二人把当时的局面“维持调护之”；二是“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孙中山认为在广州的形势下，这两种办法“当分途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分途”指孙中山的两手准备，即先由汪，胡与商团军继续“调和”。“维持不住”时就武力解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说的“以俄为师”仅指用武力消灭商团，“断无成就”指仅仅是维护当时广州的局面和他自己的地位，而不是朝着共产国际“前进”，更谈不上改变其一向坚持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建国理论。

青年周恩来

六．苏联和中共力挺孙中山

为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1924年10月6日，苏联驻广州使馆举行升旗仪式。公开邀请许多国民党人员参加。第二天，“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送来一批苏联军援。10月8日，孙中山在欢迎俄舰祝词中盛赞“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的苏联，和“夙持三民主义，亦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奋斗”的孙中山的友谊，希望此举“定使两国邦交更加亲睦”。当天，孙还命蒋介石征求鲍罗庭对军援使用的意见。次日，孙中山指示蒋要依靠加伦将军利用这批武器编练一支“负革命之任务”并听从他孙本人指挥的劲旅，可见雪中送炭之切。也可理解为他向莫斯科主动示好，并期望更多援助。

而在广州“调和”的胡汉民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他被迫向商团军发还的第一批武器。但并没有平息事态。9月20日 , 政府取消了陈廉伯等的通缉令。30日 , 范石生、李福林将部分扣械从黄埔运回广州 , 存放江防司令部,，准备发还商团。但获悉商团接济陈炯明军费并助其进攻广州的消息后，才暂中止。这招致了商团的益发猖撅。

周恩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的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时，号召与会者“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游行队伍至西濠口时，因商团军卸车，道路封闭，双方大打出手。游行队伍中有六名工人被打死。鲍罗庭决定利用此事件，将六人夸大为数十人。蒋介石立即急电孙中山回广州“平难”，暂搁北伐计划。这得到了鲍罗庭的支持。第二天（10月11日），廖仲恺才到韶关向孙中山报告了广州国庆节游行惨案的情况。孙中山只得“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从北伐军中抽调警卫军，湘军一部和粤军张民达部等星夜回师广州 , 又令黄埔学生军参加勘乱。

“广州商团事件”，让共产国际非常“兴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吴廷康，拉狄克等纷纷撰写文章，认为英国麦克唐纳和美国柯立芝政府已“结成统一战线来庇护直系军阀集团”；说帝国主义间尽管也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会利用中国的形势特别是孙中山，陈炯明的矛盾渔利，以期“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9月1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声援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做出具体安排：由外交人员委员发表谈话，以外交人员委员部的名义落实向国民党提供二万五千卢布的援助。

早在，共产国际刚成立。就向其派驻中国的代表们明确指示远东工作方针：“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矛盾”。显然共产国际要利用广州商团事件，来激化广州政府与英国的矛盾。

这个策略自然也为中共接受。陈独秀就对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国民党高层在商团问题上的缓和态度，表示反对，“中派首领胡汉民向商团作出了让步，交出了警察局的大权”，“市政交给了与商团有联络的李福林，以赶走孙科（孙中山长子，时任广州市长）和吴铁城（广州警察局长）。”陈独秀还认为这是国民党内的中派想同商民建立联系：“即想制造更加反动的局势”。蔡和森认为对付他们的正当政策是“只有坚持没收全部扣留的军械，否认范，廖二军阀与商团私订的六条件，进一步完全解除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武装，实际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且他认为这才是一个“推翻帝国义之新时期”的开始。

可见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广州商团军”事件的看法：商团乃反革命组织。由此产生的“革命策略”便是镇压“反革命”。共产国际为此通过各国支部组织了声援国民党的运动。李大钊也多次通过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从苏联向国内传达“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地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

蒋介石演讲

七．广州商团覆灭

此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站了出来，他在校内高喊反帝口号激励学员。他指出英国是“中国的乱源”；同时也揭露它们的手法：利用广州政府“挟制北京政府”，无论办什么交涉，你北京政府如不服从，“我就承认南方政府”。之后，黄埔军校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果断抗击。并声明，如果政府下令把黄埔军校监管的武器归还商团军，那么黄埔学员不会从命。学员们自发使军校进入战备状态。在平叛时，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首先打击商团军，是军校掩护他们退到黄埔岛，受到热烈欢迎。在同商团军冲突期间，黄埔军校还把被迫撤离的广州政府委员们安置在校内。学生军尽管人数不多，却成了广州政府军队的核心”。

10月11日，鲍罗庭据孙中山大元帅令成为革命委员会顾问。开始直接参与镇压广州商团。12日，听过廖仲恺汇报后，孙中山函告胡汉民：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胡汉民不在其中乃“留有余地”。表明了孙中山决定武力解决广州商团事件。

10月15日上午11时， 孙中山发出勘平商团叛乱的命令 。当天国民革命军开始镇压商团军。在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的协助下 , 分五路包围商团的军事据点—西关。商团军企图凭借高楼和铁木栏的屏障 , 负隅顽抗。政府军很快展开全线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酣战，商团军纷纷投降。从西关败逃的商团残部八百余人。大火燃烧至17日方才熄灭。而在清远县会合当地的商团乡团、土匪数千人,两次进攻清远县城,也都先后被政府军镇压下去。至此，成立12年之久的广州商团彻底覆灭。

蒋介石高度评价此次军事行动：“黄埔师生以无隔宿之粮，无尺寸之地，训练初成的孤军，终于敉平了商团之变，制止了帝国主义的觊觎野心，成为北伐之师胜兵先胜的关键之战”。不过据当时广州政府统计，国民革命军伤亡百余人，商团军死伤较少；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统计，国民革命军士兵伤亡数百人，商团军约伤亡200-300人。显然战果并不佳。但显示了蒋介石的雄心。

孙中山和鲍罗庭，汪精卫等人11月6日在广州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的大型活动中发表热情演说，盛赞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不过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事件，却引发不少舆论的批评。虽然无证据证明，英国政府曾直接策划，介入广州商团事件。但广州商团的覆灭，给英帝国主义势力沉重打击。不仅“保存了广州政府”，更稳定了“革命大后方”，同时形成了新的革命浪潮。

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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