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文:温小鸿

1924年在广东发生的”商团事变”曾经震惊中外。近几十年以来，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对这次事件的判断几乎众口一词，将其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联合发动的一次反革命叛乱”。近来，有研究者通过查阅当时英国外交部的原始档案，证明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这次事件。不过，该文作者仍沿袭一贯的说法，将这次事件称作”叛乱”。1 然而，难以理解的是，商人作为有身家之人，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害怕社会动乱的一群。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舍弃身家性命参与”叛乱”呢？通过研究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广东的社会状况，本文认为，”扣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偶然事件，它构成”商团事变”的近因，而当时广东由于财政、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是这次事件的远由，并影响事件的最后走向。

一

1922年底，身在上海的孙中山经过多方联络，发动了驱逐陈炯明的战争。驻广东西江一带的粤军、驻广西一带的滇军、桂军等各军联合组成西路讨贼军加入这场”讨陈”战争。1923年1月15日，西路讨贼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一时间，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各路军队云集，据粗略统计，仅西路讨贼军桂军和滇军。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央直辖军”，及当时尚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智部就有10万余人，2 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

为了防止军队各自划地为牢，孙中山还未回到广州，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划分各军的防区：沈鸿英的桂军调往肇庆，防守西江一带；杨希闵的滇军驻防北江地区；刘震寰的桂军防守东江、石龙和东莞。命令虽早已下达，但各军却置若罔闻。他们”藉口饷项无着，将该就地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全省收入，为军队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3 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更不愿调往指定防区。

各军最初所截取的地方收入大致如下：滇、桂军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州、佛山一带的税收，其中滇军约截收319万元；桂军约10万元；部分粤军(许崇智部尚在福建) 截取西江地区及江门等地的税源，约109万元。其他各军约100万元；海军37万元。4 由于军队私自截留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锐减。

首先，是盐税收入大幅下降。民国（1912年）以后，广东每年的盐税收入基本上在700万元-800万元左右，1922年达到1100余万元。滇、桂等军入粤后，广东盐务大受冲击。军人私自扣留北江一带盐船的事件经常发生，使盐税大量流失。驻守在珠江口的虎门驻军也不时截留来往于广州、香港间的盐船。1923年，广东的盐税收入下降到585万余元，仅为上年的48.3%，创十年来最低点。5 其次，是厘金严重萎缩。1913年以来，广东每年的厘金收入大致稳定在300-400万元左右，仅次于盐税收入。但是，1923年滇桂军入粤后，各级厘金征收机关亦受冲击。军队私自设卡，承商中饱私囊，使厘金收入大减。1923年和1924年，广东全省的厘金收入分别只有260万元左右，大约是1921年的61%。 6再次，是烟酒税锐减。1920年全省该项税收为232万余元。1921年达到303万余元。但是，滇桂军入粤后，此项税收即告锐减，1923年和1924年分别只有26万余元和54万余元。与1921年相比，降幅分别达91.3%和81.9%，7 幅度之大十分惊人。除了以上几项外，广东财政税收中一些较大的种类如府县商税、爆烈品税、典商营业税、屠宰税、船税等也大幅减少。仅大元帅府成立后的8个月，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328万元，支出却达1087万元。8 然而，”牺牲全省收入，只得维持各军日中之伙食与现状，是以政府日瘦，而军人日肥”， “千里溃粮，军需之急，百倍昔日”。9

1924年的广州街头，暴风雨前夕

为了尽力筹集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大元帅府不得不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经常向广州市的商人和各县紧急摊派。1923年4-8月，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

1924年农历年关前夕，由于财政困难导致军心不稳，大元帅府财政部决定由广州总商会和广东善团总所负责发行”短期军用手票”50万元作为纸币发给军人，以替代军饷。当年上半年，东江战事处于相持阶段，每日光军费就需2万元，其中广州市须负担6500元。10 7月，广东省财政厅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1923年6月，广东省署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9月，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3000元到省，以应军事急需。12月，下令全省预征1924年钱粮，1924年5月，又令省署管辖下的24个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2000元不等。6月，省财厅令在新会县一次性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另方面，想方设法另辟税源。主要有：

1.放开赌禁、烟禁

广东民间一向赌风甚炽，赌税收入因此成为政府税收很重要一部分。1919年和1920年，广东的赌税收入分别为233万余元和73万余元。11 1921-1922年陈炯明主政时，广州地区曾短暂实行过禁赌。

滇桂联军入粤后，迅即划地为牢，开放赌禁，收取赌税。特别是滇军，占据赌博最盛行的广州、佛山一带坐收赌饷，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约100万元的”番摊赌税”。大元帅府重建后，非但无法禁止，还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使其合法化。1924年2月，大元帅府为筹集军饷设立了筹饷局，其主要饷源就是”番摊赌税”。该机构的职能不过是将分散的赌税集中管理，并任命了截收最多赌税的滇军将领范石生为督办。其他各军因不服滇军独占赌税，经常发生冲突。如1924年2月间，滇军和湘军在韶州、广州、增城、香山等地因争”赌规”发生多次冲突。3月间，驻广州的湘军和滇军又因争夺”白鸽票”(赌博的一种) 而大打出手。为平息他们之间的矛盾，大元帅府只好召集各方调停，划段收饷。

由于各路军阀截收赌税，因此，虽然赌博之风盛行，政府却几乎没有赌税收入。1923年，广东财政收到的赌税只有3万余元，1924年更少至区区5000元。12

与赌博不同，贩、吸鸦片表面上是禁止的。但事实上，经常是有禁不止，情况好坏全在于政府禁烟的决心和查禁力度。滇桂军入粤后，藉口军费无着，公开买卖鸦片。当时报纸报道，”滇军以烟土代饷，每两折价三元二”，”广州烟馆统计约百家，多设繁盛街道内，有女招待，招牌书谈话处”。 13

对此状况，大元帅府无能为力。一方面，军饷必须维持，另方面，鸦片泛滥毕竟有损政府形象，且流失不少税饷。于是广东财政厅长杨西岩向当局建议，不如”寓禁于驰”。1923年10月，杨就任禁烟总办，宣布其禁烟办法是，由政府牵头配制一种”禁烟膏”(实为鸦片) 承包给商人，政府分5等收取”牌照费”。次年1月，大本营颁布”禁烟条例”，并于同月设立禁烟局，任命湘军将领鲁涤平为督办。鲁一上任，即宣布设立”鸦片专卖捐”， 以每月9万元承包给万益公司。因此，当局所谓的”禁烟”， 不过是试图将分散在军人手中的烟税收回而巳。但是，这一招后来也没有成功，鸦片烟依然私下泛滥，政府毫无办法。

2.拍卖、举报官产、公产

所谓官产、公产，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渐淤积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等，后者指的是公共财产，如神庙、寺院及各县大族在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宗祠、书院、会馆等。在1923-1924年上半年这段时间的报纸中，经常可见广东省财政厅所属的全省官产清理处的拍卖告示。 14

凡有告示的官产拍卖虽然都有拍卖底价，却很难见到最后公开的成交价。因为，大量的官产拍卖未严格按原有程序办理，而是秘密成交。有权势者乘机中饱私囊。1923年4月8日，一向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美国华侨在美洲同盟会俱乐部集会，对这种丑恶现象感到痛心。有些官产拍卖还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如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曾多次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保留农林试验场作为学校的实验基地。广州大佛寺的僧人也为保存寺庙反复与政府力争。9月，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由地方集资、为防范土匪袭扰而建成的11座炮楼，并指责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15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于1923年9月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该办法规定，凡未能交验合格契约的产业一律充公拍卖，并奖励举报人。11月，大元帅府又令广州市实施<<广州市民业保证条例>>，规定凡有产业者均须缴验契证并按房产价值缴交3%的民产登记费。

由于连年战乱，并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约。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16 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严重动荡不安。1924年1月，孙中山令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颁布<<惩治妄报瞒承官产条例>>，试图扼制”妄报”之风，但收效不大。次月初，当局被迫宣布停止举报官产。

拍卖官产及”民产登记费”的收入虽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1923-1924年这方面的财政收入应有数千万元，所得均投入东江战场。 17

3.招商承办厘税

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且在广东特别盛行。但后来因出现不法之徒借政府名义欺压商人之事，因而遭广东商人的抵制。18

1921年2月，由于政府财政糸统紊乱、入不敷出，于是广东省财厅宣布招商承办全省厘税。这种征税办法，对政府来说，可以向承商预先收取押金(预饷) ，且税收数目有了确定数额，不致如预算的渺茫，还避免了派员征收的麻烦。

1923-1924年间，招商承办厘税开始大规模实行并形成固定制度。最初，只是由政府出面将一些原有税收承包给私人收取。如1923年7月，省长廖仲恺批准香港商人以支付高(州) 雷(州) 讨贼军军费为条件，承办该地区府税、酒税和屠捐。接着，军队亦扮演政府的角色，招商承办厘税。又如1924年3月，驻粤滇军总司令部贴布告，招商承办广州市的”粪溺出口捐”。进而，某些人见此营生有利可图，遂积极向政府提议，开征并承包新税捐。而当局对此亦不作仔细调查，只要有人想得出征税名目并愿意承包，便轻率批准，19 其主事者乘机中饱私囊。更严重的，是军队与承商勾结盘剥商人。如同年5月，顺德蚕丝商人就多次向大元帅府投诉，抗议厘税承商勾结军人向商人课以重税。

至于所谓公开招标承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例行公事而已。实际上承投的都是”皇亲国戚”、捐棍奸商以及地痞势力，早已与主管官员暗中勾通，”明委暗承”。当时，由于承办捐务而发家的人不少。

由于厘税承商往往借政府(或军队)之名，肆意欺诈商人，因而引发不少矛盾。1923年12月间，广州、佛山、顺德一带土丝行商人罢市，抗议丝税承包商开源公司对生丝加征1%的附加厘金。罢市造成大批丝业工人失业，工人多次前往广州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恢复工作。

到1924年下半年，由于财政情况越来越严重，当局对承办厘税者又有了新的要求：除了原先规定的缴交保证金外，还要预付1个月的厘税。不过，由于仍然有利可图，承办者还是趋之若鹜。

4.扩大征收房屋租捐

广东的房捐始于1912年。1921年以前，广东的房捐收入年平均为56万余元。20 到1923年初，房捐的比例迅速提高，次数频繁，如广州为租价的15%，佛山为20%等。当年4-10月，财政当局向广州市的房屋业主和租户收得租捐共91万元。到1924年底共征收5次租捐，每次征收都是业主、租户各捐1个月房租，所得均在60-70万左右。时人评价这种方法”筹款之易且多”，对于房产多的大地主来说还算小数，”所苦者，恃房租收入为养口费之孤寡耳”。21

5.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

1923年8月，陆海军大元帅府令广东省署颁布实施”商业牌照税条例”。规定全省所有商业公司、店铺一律按其资本额一次性征收1%的商业牌照税，以济军饷。此举遭到广东商人的普遍反对。广州总商会多次召集商人代表集议，要求政府取消该项决定，未果。当年，当局即征得38万余元。 22

除了上述几种新增税种外，其他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如果不是想方设法筹集经费，那么，很难理解在军队几乎瓜分政府税收的情况下，广东财政还能应付1923-1924年东江战场频繁的战争。

虽然军队截收了大部分税收，但在围剿陈炯明的东江之战中，各军”仍未轻易用也，每一次调动，必要求发积饷若干，每打一仗，必要求奖金若干”。23 为了换得他们执行命令，孙中山经常只能依靠金钱来稳定军心。1923年9月初，滇军一部获得小胜，即要孙中山发30万元才肯继续前进。24 类似事件一再发生，甚至11月石龙大溃败后，滇桂联军总司令杨希闵还表示要孙中山发10万元作奖励才能组织反攻。孙中山十分愤慨，但又无可奈何，最后还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25 对此，孙中山自己心里很清楚。他曾经说过：”因为战事要靠军人，而现在一般军人多是不明主义者。彼等不是为主义而战争，而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 26

9-11月间，孙中山要么在东江前线亲自督师，要么返回广州想尽办法筹集军饷并亲自携往前线，以便发给将士，组织进攻。如11月2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的紧急筹饷会议上筹得48万元，次日他就携款赶往石龙。几天后款即用罄，孙中山又赶回广州筹款，以实现给士兵每冲锋一次发20元的承诺。即使这样，仍无法满足滇桂军的胃口。在战事危急时，孙中山就算下达”不听命令即执行军法”的死令，他们也置若罔闻，”不顾而去”。27 但孙中山仍不能对这些骄兵悍将执行军法，几天后还不得不下令嘉奖以示慰抚。28

二

1923-1924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二师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另外，令民众惊恐不已的是军队强行拉夫。1923年8月间，滇军、粤军在广州长堤一带强行拉夫，行人纷纷走避，”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29 月底，大元帅府令广州市公安局24小时内募兵3000人送往东江战场。次月初，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募夫3万余人，已雇募殆尽，要求孙中山批准各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越演越烈，”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30 光天化日之下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

政府失去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 1923年4月底，大元帅府财政部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 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 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商人抵制。

6月12日，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8月，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担军粮时，米商以6月份的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1923年9月，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10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相对于上述消极抵抗的方式，罢市、抗税行动则激烈得多，使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现仅列举部分见于报端、较有影响的：

时间 发动(或参与者)者 反对内容 抗议方式

1923年3月 北江一带船民 北江重重关卡征收”柴艇费” 罢市

1923年7月 广州总商会 省署实施”商业牌照税条例” 请愿

1923年9月 广州鱼贩商行 当局加收鲜鱼税 罢市

1924年1月 广州火柴公会 当局开征”火柴捐” 近10家工厂停业

1924年2月 广州各行商人 抵制军人强行使用军用手票 与军人冲突

1924年2月 东莞万顷沙渔民 渔税承商征税苛例 与军警冲突

1924年3月 广州制鞋商人 当局开征”胶鞋捐” 罢市

1924年3月 广东银业公会 当局开征”银市买卖捐” 所属各银号罢市

1924年3月 东莞当押行商人 驻军强行征收商业牌照费 罢市

1924年4月 广州总商会 当局提高地方税、厘金各20%和50% 请愿

1924年4月 广州各药行商人 当局开征”药品特种捐” 罢市

1924年4月 小北江一带商会 该地区军人私设关卡 请愿

1924年4月 佛山商人 军队开征20%军费及40%印花税附加捐 罢市

1924年5月 广东内河船商公会 当局开征”加二军费” 总罢航

1924年5月 南雄纸业商人 滇军在粤北开征2.5%土产附加捐 罢市

1924年5月 广州、顺德丝商 厘税承商勾结军人欺压商人 罢市

1924年6月 广州烟酒商人 当局开征20%附加税 罢市

1924年6月 佛山酒楼茶居商人 当局开征”筵席捐” 罢市

1924年6月 广州糖面业商人 当局开征2.5%”销场捐” 罢市

1924年6月 粤北石矿商人 当局向每担矿石征收3.5元附加军费 罢业

1924年7月 乐昌县商会 当地驻军重复收取”百货捐” 请愿

1924年10月 广东驳载工会 军队开征”横水渡捐” 所有客轮停航

1924年11月 广州当押行商人 当局以无法使用的军用票抵押借款 罢市

1924年12月 南雄县商人 军人劫掠商店 罢市

上述此类事件多得无法一一而足。正如<<粤海关档案>>所纪载：”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31 “广州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大不以为然”。”说到农民，他们认为孙、陈之争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到头来，持械到军队后方骚扰之事，时有发生”。32 到1924年10月，孙中山也承认：”自军兴(指滇桂联军入粤驱陈)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33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愿看到的。孙中山也深知这一点。1923-1924年，孙中山曾作过许多努力，试图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

为了解决军队截留税收的问题，孙中山反复召集财政会议，迭次下达财政统一令。然而，各军将领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特别是占据富庶地区–省佛、南(海)番(禺)顺(德)及北江沿岸的滇军和西江流域及江门一带的粤军，其将领虽公开表示按照孙中山的要求，限时交回财权，但时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他各军也步其后尘。”上峰虽三令五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响应”，”此种恶例(指瓜分税收) 一开，几成军人当然享受之权利。故司财者虽数易其人，然终乏术挽救此积重难返之弊”。34

孙文与商团代表见面

1924年9月，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府财政总长和广东省财厅厅长，推行孙中山的财政统一计划。但各军将领根本不把廖仲恺放在眼里，逼得廖仲恺仅仅10余天便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忧心忡忡地说；”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35 以廖仲恺这样一贯坚定的职业革命家都感到如此无奈，可见情况之严重。

1923年3月7日，鉴于广东商人在贩货途中屡屡遭到兵、匪抢劫，广东省省长徐绍桢下令恢复”广东保商卫旅营”，专职保卫省内河道客货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恺任省长后，又令广东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卫旅营切实负起缉匪护商之责。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这类措施却被不法军人、官员利用，由”护商机关”变成”害商机关”。为此，孙中山于6月27日签发<<临时军律>>共6条，严厉规定军队不得欺压民众。7月上旬，又下令关闭广州市区内约15处”民军办事处”，以期杜绝随意拉夫现象。从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孙中山的这类命令更加频密，先后下令撤消北江商运局、小北江商运事务所、水陆侦缉联合队、珠江水上保安事务所等等，并令一律撤消广宁、四会一带的”护商机关”。至于直接向各军将领发布的严禁扰民的命令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孙中山的命令如一纸空文，各种名目的稽查队、巡缉队、侦察队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扰民、害民之事频繁发生。各种投诉不断涌进大元帅府。甚至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这类现象也毫不收敛。如1923年底，孙中山刚下令所有军队移驻广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军队就以筹款名义，从东江战场涌入广州，大北、南岸一带的民居多被占据，滋生不少纠纷。1924年8月，驻广州的滇、湘、桂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战时军需处”。该机构一成立，便不顾大元帅府的禁令，宣布对剧院、渡船、汽车、冥钱、棒香等征收一系列新税。

由于整治不法军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孙中山在各军政要人的会议上不禁愤愤地说：”迭次战事，滇军肆意索饷，致我罗掘俱穷，复卖公产，弄到民沸腾，集矢于我”。36

到1924年8、9月间，促使孙中山下决心再次北伐，由经济危机引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失去信心并打算放弃广东，希望通过北伐，为革命另辟一新天地。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指入粤的滇、桂联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37 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伐；将广州还给广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税。 这当中包含了他对广东人民的许多内疚和无奈。

三

1923年-1924年间，与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同时，是广东商团的超常发展。

广东商团最早源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自卫团体–粤商维持公安会。1912年2月，由粤商维持公安会组织了”粤省商团”。当时，该组织获得北京政府备案并批准持械训练。

商人以武装组织的形式参与维持社会治安，不应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时，多数商人认为”维持公安是政府的责任，粤商负此责乃临时过渡性质。”38 可是，几年以后，这一”过渡”非但未能结束，反而愈加扩大。1917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向各地颁发了经北洋政府核准的商团组织章程，全国各地组织商团成了固定制度。在广东，除了在广州成立粤省商团总公所外，一些市镇也设立了商团，其活动经费和成员均由各行商人自由凑合、自备武器、购置制服、缴纳团费，并要派人出操、巡夜。

广东光复后，政权迭次变更，内乱不断。每当社会发生政治危机时，商团都派出武装小分队上街巡逻，保卫商场。1919年春，在粤省商团总所的帮助下，江门商团成立，数月间便成立两个大队，共200多人。

1923年-1924年间，伴随着财政、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治安的严重恶化，是广东商团的超常发展。1923年初，佛山商团(该团成立于1912年) 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扩充至1600多人，组成12个分团分驻市内各处。香山县商会也于此时建立了有14个分团、一个总团的香城商团。同年11月，广州市郊沙河成立商团。

1924年2月，粤省商团公所召开委员会议，决定将广州商团重新编成10个分团，共有团员8000人(其中4000人为后备)，全省共有5万人。39 随后，在商团的年度选举中，广州总商会会长、香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当选为团长。陈廉伯，广东南海人，是中国第一家以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厂主陈启源（1834-1903）之子。到了陈廉伯这一代，其家族在广东的丝织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出口业乃至金融业等，均有显赫的地位。

广东商团的不断发展，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后南北军阀长期混战、国家长期不统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造成的。如果社会是安定和有序的，维持治安(特别是专职)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管治能力削弱，警察经费紧缺，力量单薄。更严重的是，匪患不已甚至兵匪一家，军人根本不把警察和司法机关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来说，他们自信地认为，10余年来，”粤垣政局迭变，商场未大受蹂躏，皆商团自卫之力”，40 他们”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心理”。41

对于商团的发展，广东历次政府都是采取支持或默许的态度。1919年7月，当广东桂糸政权统治发生危机时，广州商团决定”循旧例”武装巡逻。1923年4月，粤省商团总公所就近日社会治安恶劣，向当局要求商团军昼夜上街巡逻，并佩带”粤商团军”标志，省长徐绍桢予以批准。同月，由于水路治安恶化，大元帅府颁布”筹办全省船民自治联防章程”，鼓励航运商人筹建商团。次年5月，广东内河航商商团成立。

1924年1月14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时发表演说，称”商团和警察的责任是维持治安”，并说：”警察是政府的杌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孙中山还要求商团，作为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的事”，”不可再守中立”。42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广州商团的领导层并没有积极的回应。在此之前，廖仲恺曾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以其在广东商界中的名望和实力帮助孙中山的革命。对此，陈曾予以婉拒。表面上，他以身家性命重要、不宜卷入党争、政争为由，实际上反映了在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及工农革命运动兴起后，商人出于阶级本能的恐惧。他们承认：”自共产之说倡，我国资产阶级、商人阶级，靡不惴惴然若大祸将至，其深恶而痛绝之，至矣极矣”。43 6月29日，当孙中山在广州北较场检阅广东警卫军、武装警察和广东商团军并举行授旗仪式时，参加仪式的商团军对孙中山所授商团军大旗中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小旗表示不满，认为这将丧失商团军的中立性。

“商团事件”发生前的两、三个月间，广东各地商人罢市异常频繁，到处弥漫着对政府、军队的不信任态度、愁怨之气和逆反心理，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各行商人联合罢市、拒用中央银行纸币、各地商团联手抗击军人盘剥。

1923年以来，虽然商人罢市已相当普遍，但基本上还是以本行业为主。1924年5月底，当广州市政当局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开征”铺底捐”这一几乎涉及所有商铺的措施时，惹起各行商人众怒，差点酿成全城总罢市。后来，当局虽然顺从民意，取消了这一措施，但广州商人已经历了一次联合罢市的预演。

孙文与廖仲恺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七周年活动

当中央银行宣布成立时，商人对政府强烈的不信任态度集中表现出来。早在1923年初重建大元帅府时，孙中山已经下令筹建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行长，并委托美国钞票印制公司印制了正面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但是，由于准备金无法解决，该银行一直开不了业。直到1924年8月，才正式公布中央银行组织章程，称该行”资本额先定为国币1000万元，中央银行资本募集外债1000万元充之”，并”有发行货币的特权”。44 8月15日中央银行一成立，广东银业公会就于17日召集同业大会，对多年来政府不仅不下力气恢复停顿中的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和广东省银行，令持有这两个银行的纸币者大受损失，反而又开新银行、发行新纸币感到十分不满，同时对广东政府能否为中央银行筹集到1000万元资本金颇为怀疑，决定18日全城银业罢市，一致拒绝”此项无兑现纸币发出”。45 金融停顿，对困境中的政府财政工作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广东商团成立多年以来，基本上是各地各自为政，相互间虽然有联络，但很少有行动上的联合。1924年中，由于社会治安恶化，各地商团有了联合行动的要求。5、6月间，广州、佛山、番禺、东莞、顺德、清远、江门、香山等108个商埠代表在广州商团驻地举行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决定组建”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推举陈廉伯为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任副总长，并宣布于8月13日举行联防总部成立庆典。会议还决定各埠集资，由商团联防总部统一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7月初，驻顺德九江的滇军因强行开征蚕丝附加税并收缴当地商团、乡团枪支导致严重冲突。九江商会和乡民联名致电广州商团总部，要求按照”联防协议”出兵增援。于是，广州、佛山的商团派队支援，各地的商人也纷纷表示声援，迫使滇军撤出九江。事后，上海的商业报纸发表评论：”兵多而不能防匪，反为民害，人民厌恶军队之心甚于恶匪，此种仇怨之气积之愈久能不如九江商团奋然而起耶？”46

四

广东商团组织形成规模后即开始购置武器。以往，他们一般是先向政府申请备案获取许可证，从政府所属的广州石井兵工厂购置武器，也有向别处购买。在扣械事件发生前，粤省商团公所已曾两度向当局申领许可证，预备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均因其他原因未购成而致许可证失效。47

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于两月前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枪械弹药运到广州。当商团欲凭大元帅府军政部于8月4日颁发的、有效期为3个月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向海关领取这批武器时，被粤海关税务司告知，非有大元帅府的命令不得提取。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武器在两月前订购，许可证在武器到岸前6天才申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48

既然如此，为何”扣械事件”最终还是走向激化，从而导致”商团事变”发生呢？研究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解决事件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来自明的、暗的金钱交易贯穿其中，反映出当时社会业已存在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一直影响着事件的解决过程。

还在枪械即将到达、陈廉伯等商团负责人忙于申领进口许可证时，已有政界要人找上门来，声称如每枝枪缴交60元港币的佣金，即可保证安全起卸这批武器，为商团所拒。后来，经粤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兼粤汉铁路总办许崇浩从中牵线，商团花了5万元向大元帅府军政部申领到进口许可证。49 由于有这一内幕，因此，当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的这批进口枪械、吊销军政部所发的许可证时，粤军一批高级将领如许崇智、魏邦平、李福林、梁鸿楷等均表示不满，主张以妥协方法解决问题。

枪械被扣后，商团不甘于此，多方活动。除发动商人公开向政府请愿外，还设法通过”调人”从中斡旋。8月18日，商团代表在南海县长李宝祥的引领下，前往大元帅府面见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胡指出商团此次在购械时手续上有不合之处，他提出补救办法是，每枝枪另向政府缴交60元，由政府重新核发手续。这批武器中有步枪、驳壳手枪及大、小手枪共9641枝，以每枝60元计，共57.8万余元，这对当时处于财政极度困难中的广东政府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还未包括一批机关枪和1000余箱子弹的处置。次日，大本营秘书林直勉等３人前往粤省商团公所，代表孙中山宣布政府解决”扣械事件”办法，其中就包括了胡汉民的提议。林直勉等人还对商团中人称，”政府正在财政支绌，诸君爱国爱乡，当不吝此区区”。50

对于政府的要求，商团认为难以接受。各地商团代表在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的召集下，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51 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

这次罢市不同以往个别行业的罢市，带来的只是局部的影响。而各地商人联合罢市，其影响是广泛的。仅经济方面而言，商人停止向政府纳税，无疑立即切断政府的财政收入。当时，广东政府在财政上毫无库存，每日巨额的开支仰仗于即时的税收。如果税收中断，无疑马上动摇孙中山政府的统治，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在大罢市发生前，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已经宣称，不帕与商团开仗，只帕商人罢市。因为一旦发生罢市，就会税收断绝、金融停滞、军心摇动，东江陈炯明军会乘机反攻。52

大罢市发生后，截取广州、佛山一带大部分税收的滇军大为紧张。其将领反对孙中山以武力强迫商人开市的主张，称”滇军饷源，全在省城，若令省中商场受军队践踏，即不啻自断其饷源”。53 罢市次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立即界入调停。29日，在范、廖的主持下，与商团订立含有陈廉伯悔过、宣誓效忠政府、当局7天内发还枪械、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商团改组后归省长节制、商店复业后军队回防及商团联防改组等6顶内容的协议。同日，孙中山对这一调解协议基本表示认可。协议签定后，商人陆续复市。

几天后，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揭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孙中山认为这是他实践反直三角联盟、在北京实行”中央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4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桂、粤军抽调一部随行。

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元帅府并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援，更妄论政府自身正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中。而占据富庶之地、截收财源的滇、桂军等，根本无意离开他们赖以敛财的地方开赴前线。尽管困难重重，孙中山还是义无反顾，坚持出师北伐。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北伐誓师典礼后出发韶关，大本营迁往韶关，广州设留守府，胡汉民任留守大元帅。

按照8月29日签订的6项协议，政府应在7天内发还所扣枪械。时限过后，承诺并无兑现。于是，商团又开始鼓噪罢市。实际上，商团的枪械未能如时发还，与当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缺饷缺械的北伐有关。9月12日，胡汉民在给范石生的函中称，”政府北伐，固我粤人所当尽力者，则商人如何设法，为政府筹措二三百万之入款”，”令我北伐军费有着，师行无滞”。54 9月18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藉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此后10余天，商团仍然为还械协议中增加索款一项与政府争持不下，直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9日，孙中山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孙中山去了韶关后，在给蒋介石的函件中，也曾提到要蒋设法将扣留商团的子弹运往韶关。55

“扣械事件”发生后两个月里，孙中山一直未下武力解决事件的决心，甚至打算藉北伐离开广东这个”不生不死”56 的是非之地。促使他最后决心武力解决商团，与来自苏联政府的财政援助有很大关系。

早在1923年初孙中山与苏联政府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时，对方已承诺要给孙中山的革命提供财政支持。但直到一年多后的1924年10月7日，也就是广东商团正在发动第二次大罢市时，由苏联军舰装载的第一船武器弹药才抵达广州黄埔。这批武器对孙中山尤如雪中送炭，既给他带来了惊喜，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

在此之前，孙中山对苏俄政府代表的意见并非每事言听计从。当时在广州的苏联政府代表、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孙中山放弃广东、仓促北伐的决策，极力主张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的军事总顾问、苏俄将军加仑也坚决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坚持”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 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57 但当时孙中山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出师北伐。

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第一批武器援助到来后，以后还将陆续有来，孙中山必须重视鲍罗廷、加仑等人的意见。10月9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函中，提出为了对付商人罢市后的局面，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一崭新的名词显然由苏俄引进。孙中山镇压商团的决心一定，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58

这是迄今发现反映商团事件中市井兵燹的唯一照片，可见房屋已全部烧通顶，只剩下框架，触目惊心

10月12日，由孙中山自任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鲍罗廷为顾问，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至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商团陆续被缴械、遣散，以”扣械事件”引发的”商团事变”最后终于以武力平定收场。在镇压商团过程中，不法军人、地痞和土匪乘机在广州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西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其结果是悲剧性的。

结语

通过对”商团事变”发生前广东的社会矛盾以及事变过程的研究，笔者认为，以往对商团事变定性为”叛乱”是武断和简单的。许多人未及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方方面面作深入研究便匆忙下结论，且人云亦云。几十年以来，囿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某些教条，这种现象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屡见不鲜。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的真实将会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