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哈儿（范绍增）家族往事

作者:马拉

今年3月5日“雷锋节”，江湖人称“范哈儿”的著名川军抗日将领、起义将领范绍增先生（1894年—1977年）逝世40周年。这位民国传奇人物出生于四川大竹，成长于重庆，混战于西南，抗日于鄂浙赣，在40年前的3月5日，逝世于河南郑州，过完被家乡百姓誉为“军威义胆，走遍天下”的83岁传奇人生。

一

范之维先生现在位于重庆大礼堂对面的家，一室两厅居住面积64.4平米，显然跟一站开外的上清寺小时候家里15幢98个房间的范庄不能相比，但也整洁明亮，书画芳香，特别是他站在墙上身着我军50式军装的父亲照片下，神形酷似，仿佛回到1949年11月那一天，父亲叫七个太太中最年轻的何蜀熙带着几乎家里的全部钱财，和当时13个儿女中最小的三娃、八妹，逃出范庄，飞往香港。

1、逃家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兵临城下，24岁的范绍增夫人何蜀熙带着13岁的八女范之慧和3岁的三儿范之维，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来接他们的，是5月刚从上海逃到香港的杜月笙派来的人。范之维说：“我记得到机场接我们的，是杜月笙当时的一个管家，他也是司机，还有一个保姆。我老汉跟杜月笙是拜把子兄弟。杜比他大6岁，所以说杜看到我何妈就很热情，一口弟妹弟妹的，很亲热，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不是那么陌生。”

逃港前，范之维跟八姐和他们的养母何妈，跟父亲住在上海杜美路家中。“我的名字是父亲专门请一位佛门长老给我起的，‘维’是佛门居士维摩诘的名字，据说含义很深！我现存最早的照片，就是在杜美路家中照的，父亲养的一条大狼狗，还把我的腿咬伤过。”

范之维

1949年9月，范绍增被老蒋委任为重庆挺进军总司令，但他已无心内战，前景未卜，就回重庆清理家财，把自己后半生最吃重的身家对杜月笙倾城相托，也是看准了人。范之维后来读过一篇父亲口述、军统大佬沈醉执笔、整理（因为范绍增写不来字）的《关于杜月笙》，才知道两人交情：“杜月笙抗战期间逃到重庆去，我老汉热情相待，好吃好喝好住好耍，还给零钱花。他觉得我老汉这人很重情义，在那期间两人结拜为兄弟。后来临快解放，我老汉不愿意跟共产党打仗就跑到上海，杜月笙就反过来还我老汉的情，他跟我老汉确实是江湖上那种情同手足的兄弟关系。”

多年以后在河南郑州，父亲还给从香港回来的范之维摆过一个段子：“他亲口跟我说的，有一次他跟杜月笙打牌，打梭哈，一些书上好像也有这个段子，他输完了，大概是输了他银行一半的存款，我老汉说个人头上的汗水都出来了，还跟杜写欠条。打完牌，杜拿起那张欠条，当着他的面烧了，说我们兄弟之间好耍好说。杜月笙很会做人。”

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

改朝换代之际，从前跺一下脚，上海滩都要抖三抖的青帮老大杜月笙，移居香港又是何种光景？“我现在都记得他的样子，笑眯眯的，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帮会头子，他瘦，颧骨高。当天晚上他在屋里摆了家宴欢迎我们，作陪的有当时陪在他身边的四姨太，名叫姚玉兰（京剧老旦出身），我叫四妈。我喊杜就喊大爹。当时跟他在一起住的，还有另一个太太叫孟小冬（京剧女老生名角，誉为“冬皇”，梅兰芳情人）”。

杜月笙的香港住所，是租的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房子。“当时我还小，就跟何妈住一个屋；我姐姐另外给她一个房间。杜家的人住在二楼。姚玉兰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在楼下住，他们跟我姐姐差不多大，还说得来。”

2、杜家

从重庆逃港的范家三口，和从上海逃港的杜家一大家子，就在香港镶起一桌吃饭了。范之维说：“杜月笙喊我三娃，也是相当亲热。下午，他喜欢吃点外卖的西餐，每次吃的时候都要把我叫去，‘把三娃抱过来’，我过去，他就抱我坐在他腿上。西餐里面有一道菜叫童子鸡，那个鸡确实好吃，他总是把两个鸡腿拿给我啃，我也相当喜欢吃，他就笑眯眯地看到我吃，我的感觉是相当喜欢我。”

杜月笙在屋头很少说话，脸上也不经常有笑脸，但对范家母子，却另有表情。“他给我们打招呼，给我们说话，吃饭的时候给我们夹菜，总是一张笑眯眯的脸。看得出来，他很在乎我们住在他家里舒不舒服，怕我们有不习惯的感觉。不过她对子女要求相当严。当时就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跟着他。都是住校，只有星期天才回来。吃饭也不能跟他同桌，在另外一桌吃。但我和我姐姐就跟他一桌吃，并且他在桌上谈笑风生，对我们确实是很亲切。”

住了一年多，基本上相安无事。“杜的四姨太何玉兰跟我何妈相处得很好，她们有时穿旗袍，也穿便装，经常一起打麻将。出去消费购物，何妈看到的东西，她绝对不要何妈拿钱，全部是自己买了送给她，对我何妈相当好。”

杜月笙和五太太孟小冬1950年在香港结婚

杜家的人，可能也是想以这种方式，让年轻的何妈开心一点，因为她虽然身在香港，但惦记的还是远在重庆那边的当家人。“何妈带我们出来，一直惦记着我老汉的平安，因为什么消息都听不到，她的心情和思想都一直不愉快。杜还经常安慰她，说弟妹不要慌，总会有消息的。一有绍增的情况，我应该是知道的，我就会给你们说。三娃和八妹你们放心地在大爹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其他生活问题，你们不用考虑。”

3、搬家

有一天，范之维至今记得很清楚，何妈脸色相当难看。“她回到屋里就偷偷地哭，当时我四岁多不了解什么事情，我看见姐姐也在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得到消息：我老汉在重庆遭共产党枪毙了。这事在我们三人心中引起很大的波澜。”

在杜家也引起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这里面，我还要说一个关系。我这个何妈跟杜的四姨太关系好，但她跟五姨太孟小冬，不知怎么搞的，处得不是太好。可能姨太太之间也有矛盾，何妈跟四姨太处好了，五姨太可能对她就有点意见了。我在那里感觉是孟小冬没姚玉兰得宠。姚玉兰笑嘻嘻的，孟小冬不怎么逗我。”

杜月笙五太太孟小冬（左）、四太太姚玉兰1950年在香港

有一天杜月笙不在家，姚玉兰、孟小冬和何妈在一起吃饭，孟小冬说了一句相当明显的话，相安无事的局面就挑破了。“他们也听说我老汉当时被‘枪毙’了，孟小冬就在饭桌上说怪话。她说有些人现在那边的事情都了结了，还住在人家屋头，要准备住一辈子呀？这个话听起来相当难听。我何妈相当漂亮，杜对我们又相当好，我估计孟小冬也可能有点多心了，这是我现在猜想的，从姨太太的心理，有点防备的味道。”

何妈也是何等厉害的女人，而且手上又不是没得钱，哪受得了一个唱戏的盐咸醋酸，就决定搬出杜家，另谋住处。“没多久，我何妈就跟杜月笙提出，我们要找地方搬出去！她话说得很委婉。当时蒋介石要求将军们都把家眷移居台湾，说是保护，实为人质。我何妈就说，既然老头子走了，台湾我们就不去了，就在香港安家，八妹也要上学，三娃也快5岁了，不想多打扰你们。杜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知道这里面的各种关系，先是极力挽留，但何妈去意已定，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们搬出去。”

陆军中将上官云相

何妈之所以这样硬气，是因为范绍增在香港，早就给他们做好了几手准备。“我们到香港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杜家，还有当时国民党上将上官云相（“皖南事变”操盘手，曾围阻新四军），他跟我父亲也相当好。他在高等华人别墅区青山道11号买了一个房子，他好像还在台湾，只有太太在住，他们都欢迎我们去长住，但由于有杜家这种情况，我们又不是没钱，何妈决定不再寄人篱下，我们就搬出去租了一层楼，开始自己生活。就这样，我们在杜家住了一年多，再也没有回去过，不到一年后，杜月笙就去世了。”

4、离家

1956年，何妈心灰意冷，丈夫范绍增已被传“枪毙”几年了，香港、大陆处于封锁状态，无法证实。她的精神支柱也倒了，好在带着的八妹和三娃，从杜家出来自立门户，由于经济充足，日子倒也过得下去。

但家里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变故，起因是何妈有一个老相识来找她了。范之维说：“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青年军官，叫蔡文进。他来了之后，我何妈相当高兴，精神各方面都很愉快。何妈专门留他在我们屋头住，我跟姐姐都喊他蔡叔叔。不久，就我这个年纪都看得出来，他跟我何妈的关系不一般。”

这种不一般，最先是姐姐看出来的，还把她“逼”出了家门。“但当时已经传说我父亲去世了，我何妈还年轻嘛，她要有些什么选择的话，我们也不好拦她，但是我姐姐对范家和父母固有的感情，相当强烈，所以她就偷偷去考上了香港泰山电影公司，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影业公司，比较亲大陆亲共。她就对我何妈很客气地说，她长大了，要离家自谋生路。我何妈很伤心，但她拦也拦不住，姐姐就走了。”

著名导演卜万苍，1930年代成名于上海，1951年在香港创办泰山电影公司

姐姐走了，把三娃留在家里又呆了一年多，三娃长大了，也看不惯了。“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明显，我尽管小，但家族意识，维护父亲名声的意识，也很强烈，所以我也相当反感。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蔡想责罚我，我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跑出去开始了一段我另外的生活。”

二

1、小圆帽

1957年年初在香港，11岁的范之维一气之下，逃出养母何妈的家，跟早他一年离家的八姐，也联系不上，顿时无依无靠，竟有点像当年老汉在四川老家大竹清河场，因为顽劣，舞枪弄棒，差点遭爷爷活埋，被叔公救起之后的处境。小崽儿毕竟是将门之后，大袍哥之子，他决定自己在香港闯荡闯荡。

现在上海淮海中路的老大昌

他饿着肚子，晃荡到了香港铜锣湾太子道一家名叫老大昌的西餐馆门口，碰到了机会。老大昌是1937流亡上海的白俄人在上海创办的西餐名店，旗舰店在霞飞路法租界（今淮海中路558号）。美国汉学家、上海城市史家卢汉超教授曾说：“上海著名的老大昌，一楼卖蛋糕点心，二楼是咖啡座，‘文革’期间（曾改名红卫食品厂）也照常营业，里面坐的大多仍是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的人物”。

上海女作家张爱玲1988年（去世前7年）在洛杉矶写的随笔《谈吃与画饼充饥》两次提到它：一是她当年中学附近的兆丰公园(即现在中山公园)店，她最喜欢吃一种“半球型，上面略有酥皮”的小面包，“下面底上嵌着一半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搀了点乳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一是她1960年回香港，忽然在一条僻静的横街上看见一家老大昌分店的招牌，“店伙与从前的老大昌一样，都是本地华人。我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至少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总错不了”。

晚年在美国回忆上海和香港老大昌的张爱玲

范之维1949年逃港之前跟父亲住在上海，说不定就吃过老大昌的点心。他说：“香港那个老大昌，老板是一个香港人，他需要一个门童，当时门童叫boy，我就去应聘，他见我长得眉清目秀，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就把我留下了。先干门童，每月工资港币20元，管吃管住。公平地讲，生活上还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20港币，现在看来不值什么钱，但当时不低，对我来说相当可以。”

范之维一岁在上海杜美路家中，当时可能吃过老大昌的点心

穿上一身白衣服，戴个红边白圆帽的门童服，范家三少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当门童，那真是教育我。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还要出去送一趟外卖面包，作为一个11岁的娃儿，这是最苦的。因为晚上我当门童要当到两点钟，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就要起来给人家送面包。送到八点多钟回来再睡觉。中午12点吃饭，下午3点，我又要开始上班。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最辛苦的，不是他走路啊、出汗呀劳动。最辛苦的是他睡得不够，站起都打瞌睡，难受得不得了，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惩罚。”

2、阿姐跳

在老大昌打工，除了站在门边拉门，迎来送往，他还要经常送外卖，接触了底层港人：小商小贩、黑社会马仔、小市民、打工仔……他还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年龄不会超过20岁。我不知道她姓名，她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就用广东话叫我阿弟。我就笑嘻嘻的，每次送饭总是在她门口大喊：阿姐，饭来了！那个时候鸡蛋叫波蛋，她每回都要订一份西餐，我把餐递给她，她就把钱给我，都要给我一‘斗零’（港币5分钱）小费，还很亲热地摸摸我的头，时间长了我对她就有了很好的印象。因为那时候送饭接触的人不一样，有时候送晚了，汤洒了，饭凉了，有的点餐的家伙就对我乱骂！而阿姐就不一样！”

每次阿姐都是打电话要餐，但有好一阵，也就三、四天，阿姐都没有叫外卖。 “我也感到有点不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有一次，终于听到老大昌饭店另外一个工友说，那个女的跳楼自杀了！当时我好难受。那个工友又随口说那个阿姐是“鸡”，活该！我不知当时怎么回事，竟与这个比我大还高我一头的工友打起来。当时我是失了理智，在狂怒之下把对方打倒，几个人竟没拉住我！”

阿姐长得相当漂亮，香港当时没高楼，六层七层，就算相当高了。她住的地方都是贫民窟，她是找的一座六层楼跳的。“后来，我再去她住的地方送外卖，就听说阿姐死得很惨，肝脑涂地……！阿姐干这一行，生活所逼啊！她爸爸因病过早抛下她们母女去了，阿姐面对已经重病的妈妈，面对香港那个社会，还有什么办法，只有出卖自己肉体……听她姐妹讲，她跳楼，是因为她从黑社会那里借了钱没按时还，钱她给她妈看病了。当时来了几个马仔，把她拉到街上拳打脚踢……阿姐想不开，就跳楼了！阿姐的死对我震动很大。到现在，我在香港的生活有很多都记不起来了，唯独这件事情我忘不了。多少年了，有时候我内心深处会透出一些混账念头并快把持不住了，我想起她，想起了阿姐在生活重压之下那张无助又痛苦的脸，我就会一切归于平静。”

3、兄弟费

范家三少痛打了骂阿姐是“鸡”的工友后，大家对这个一贯缅腆的小弟变得另眼相看了。

有人也盯上了他。“那人公开身份是香港《星岛日报》足球倶乐部经理，一个礼拜总有好几天会在我们饭店喝下午茶或者吃西餐。他与老板很熟，与我们工友也扯得很近，我们叫他董叔。他在我们20岁左右的工友中发一种本子，印刷精美，上面写着‘三民主义靑年团’字样，有国民党的党徽。今天不用说这家伙是个特务！他跟我套近乎，每次进门都要给我比旁人都多的小费。他知道我家世，也知道共产党‘枪毙’了我父亲。他经常对我说，阿弟等你到了年纪，我就介绍你加入三青团，你有基础，前途无量啊！今天想起来，我离那个自我毁灭就差那么一步！”

三少爷当年在大陆，老汉就是掌红吃黑的龙头老大，但在香港，黑社会照样盘剥他。“五十年代的香港黑社会相当有势力，港人都叫它‘第二政府’，当时香港的上层社会都有人出来替它说话，可见它的影响。我在太子道老大昌饭店那条街的黑社会是‘14k’，我每月工资20元，但要在帐房留下2元，那叫‘兄弟费’。如果不交，碰到麻烦，有人欺负你，就没人出来替你‘讲数’（主持公道）。当时香港的底层港人十之有九都入会交费，因为你讨生活想不‘抱团’就找到饭吃，那是妄想。这种社会心态促进了黑社会的发展。香港底层生活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当时也跳不出这个怪圈。”

“兄弟费”这种叫法，很有文献价值，因为我们知道一般都叫“保护费”，没想到香港行会性质的黑社会对“保护费”还曾有这么一种貌似义气的叫法。“夜总会、色情场所、酒吧、赌场，叫保护费。对打工仔，叫兄弟费，意思说相互之间有个依靠，有个支持，出了毛病，有个人出来给你担事情。2块钱，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少的一笔钱哪。交了‘兄弟费’不是什么好事，交费的人实际上成了黑社会马仔，就是说没事便罢，一但有事，你就要放下工作去充当黑社会的打手。”

4、家姐来

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兄弟费”有点无奈而可恨，但当时服务生得的小费收入，也很可喜，可以冲抵“兄弟费”的支出。“香港人那时把小费叫‘贴士‘。老大昌饭店当时对小费有个管理办法：所有客人给的小费都统一入账，月底按个人情况差额发放。我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十几元，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一半还多。”

范家三少自己闯荡，小日子应该说比老汉早年逃出清河场初闯江湖还要滋润一些。他再也不能给她送外卖的那个阿姐，走了，他也累得忘记自己另外还有一个阿姐，但那个阿姐没有忘记他。

“有一天，我正站在店门边给客人拉门，突然，我八姐和一帮衣着光鲜的人来吃饭，把我碰到了，简直有点戏剧性。她离家出去工作后，也忙，和家里少有联系。有一次回去看我，何妈说我跑了，不知去向，反而找八姐要我，怪她把我藏起来了，但她确实不知道，着急惨了，但又无法找我。她一把抱住我，像生怕我又跑了样，问了情况之后，她叫我等过一两天，就过来安排我。”

过两天，姐姐来接他，他本来需要向老板辞个工，但马上又出现的一个戏剧性的状况，让他把这个程序省了。“我们店里面也有一个岁数跟我差不多大的童工，他晚上偷吃了店里的西点，名字叫泡芙，不是圆的那种，是长条的。第二天老板发现了，问是哪个？只有三个童工，有一个就把那个娃儿举报了；老板又问我，我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我知道，我想到我跟他关系不错，没必要把他给报告出来。老板就说：你不说的话，那你就跟他一起走。我脾气也犟，走就走，恰好八姐也来接我了，我就跟她走了。”

三

1、三公主

去年10月28日，我手机微信响了一下，我打开一看，是范家三少范之维先生发来的一条最让金庸震惊的消息：“夏梦今天去世了，83岁，跟我八姐差不多大，当年她们都是‘长城’的好姐妹，不知我八姐还在不在，她在加拿大，情况不了解，没有联系了。”

1957年金庸（1924——）化名林欢，加盟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剧，以此接近他的梦中情人夏梦（1933——2016）

1957年年底，离家出走后正在香港老大昌当门童的范之维，碰到和他失散的八姐范之慧。八姐带给他一个好消息：老汉范绍增在重庆并没有像谣传那样遭枪毙了，而是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后来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而八姐已改名李嫱，成了香港电影明星，跟闺密夏梦、石慧并称“香港长城三公主”，即长城影业公司三大当家花旦。范之维至今记得他从老大昌回到姐姐家里，第一次看到几大花旦一锅烩的场面。

1960年香港长城电影明星在新加坡（左起）：傅奇（长城小生，石慧丈夫）、石慧、陈思思、李嫱、夏梦、平凡(长城小生)

“八姐把我带回家里头几天，八姐的公司，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厂，起了不小的哄动，都知道李嫱把她走散的弟弟找了回来。其中我记得夏梦、石慧、陈思思，鲍方（鲍起静父亲）、傅奇等长影公司的骨干，都到家里祝贺我姐，来看我这个调皮的弟弟。石慧、傅奇两口子还专门定了个大蛋糕祝贺。我姐与夏梦、石慧私人关系特别好。与夏梦合拍了的越剧电影《王老虎抢亲》、《三看御妹刘金定》，《王老虎抢亲》还是由我姐夫胡小峰和金庸联合执导的，八姐还和石慧合拍了《大儿女经》、《映山红》等片子。”

范绍增八女李嫱（左）和夏梦《王老虎抢亲》（1960）剧照，该片由李嫱丈夫胡小峰和金庸联合执导

八姐是个大美人，读书时还是个小才女。范之维和姐姐同过校，记得她当年学霸的气场。“我是5岁上的小学，51年就读小学了，青山道有一个教会学校，名叫圣士提反，何妈送我去那里上学，是高等华人子弟的学校，学费相当贵，我姐姐读的是一般学校，香港同济中学附小。上了两三年，为了节约开支，我也到同济附小跟姐姐在一起，但那个时候我姐姐已经升到同济初中了。我记得每一次学校年终开会的时候，校长都要表扬优秀学生，每次校长念那个广东话‘范之慧’，跟给我这个名字‘范之维’，根本分不清楚。所以每次在表扬我姐姐，我都以为是在表彰我，但大家都知道是在表扬我姐姐，她学习相当好，我也不错哟，在同济附小三年级参加全港小学生演讲大赛，得过第二名奖。不过我的学习还是没有姐姐好，她就经常辅导我。”

2、混血儿

范家的子女和分别属于的妈妈，现在看来，是一种大数据，外人很少有人数得清。范之维说：“我们屋头兄弟姐妹是分开排的：4个男娃儿，8个女娃儿，一共12个娃儿。1949年前，我大哥、范之青、范之淑、范之懿、四姐范之碧、范之俐、八姐范之慧和我，分别排在陈文兰、张绍芬、叶绍芳、房世民、赵蕴华、何淑兰、何蜀熙七个妈妈门下。大哥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原配，在大竹清河场，姓陈，到她老去了，至死都没有出过清河场。我们家这么多兄弟姊妹说白了都是同父异母，但我们都相处的相当好，比如说我跟我二哥我七姐，我十姐，逢年过节，我们相互之间还要彼此问候。”

其中一些娃儿，是妈妈们抱养的，属于范绍增的养女。“我那个大姐是赵妈抱养的，赵妈后来得痨病死了。大姐跟八姐一样，对父亲感情也是很深，对我们弟弟妹妹也是亲如手足，胜于手足。我那个八姐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就是在重庆抱养的，但父女感情很深。八姐是个混血儿，是葡萄牙跟中国混血。她生下来以后，她的生母把她弃养了，我老汉本来就喜欢小娃儿，听说这个娃儿长得很漂亮，叫人抱了一看，果然如此，就把她抱养了”。

当时在范家女儿里面，她是第八个，所以排成第八，取名范之慧，一般都叫她八妹。“在8岁以前，我八姐身体很弱，有肺结核，当时这是不治之症，一支盘尼西林，比黄金还贵。我父亲花了很多钱，终于给她冶好了，所以她相当感激我的父亲。”

泰山电影公司是一个小公司，老板是1930年代上海联华电影公司的著名导演卜万苍，1927年执导了阮玲玉的银幕处女作《挂名的夫妻》，从此阮玲玉踏上星途；后来他把香港泰山公司卖了，投身电视业，包装了“民歌皇后”奚秀兰。八姐考上泰山电影公司后不久，老板就把泰山公司卖给了长城，八姐也就去了长城。“当时长城电影公司推自己的三大花旦，一个是夏梦，第二个是石慧，第三个就是我八姐了。我姐演了很多电影，古装的多一点，姐夫还领我去看过一些，姐姐真是漂亮。”

3、饼干箱

八姐从小就知道她是范绍增的养女，但是对父亲的感情相当深厚。当时从重庆到香港去，等于就是逃难，当时大家的理解，就是逃出去就能活命。范之维说：“为什么我老汉这么多子女不选，偏选了我这个八姐呢?就是我老汉喜欢她，虽是养女和养父，但其实就是亲生的一样。他们父女之情，确实很深。我姐姐也把这个记在她心里头。”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即厚礼。八姐各方托人，不断从香港往河南老爸那里寄食品、寄衣服。“她每个月给我们寄20斤饼干，5斤装，十斤装，我们吃舒服了。是一般的饼干，不能太好，太好了不允许寄来；她心很细，寄的时候，还分几个人的名字寄给我老汉，表示不是一个人寄的。其实都是她寄的。”

1957年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八姐作为香港代表团成员之一，和夏梦一起，到北京开会。范之维说：“八姐他们受到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接见，还集体合影，照了一张有一米多长的大照片，这个照片可惜啦！1975年，她又回来过一趟，专门到郑州看我父亲。老爷子很高兴，想到他没有白喜欢她一场。姐姐看到我也高兴。她把那个照片给我们，文化大革命心头慌，后来不知怎么就搞丢了。”

八姐为什么要把那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他们呢？“因为在文革中她的传说也很多，她把那张照片送我们，就是证明我们的海外关系是干净的。那次回来，八姐看上去有点发体了，她告诉我们，她嫁给长城的著名导演胡小峰后，生了大儿子胡学民，就淡出影界了。原因是生大儿子时打了一些针，这些针有激素，会使人催胖。”

1993年李嫱丈夫胡小峰、陈思思在上海与白杨（中）合影

那次回河南，八姐带着老公和两个女儿，还带了好酒、好烟、食品和衣服，孝敬老汉。海内海外，一家8口，三代同堂，挤在老汉那套河南省体委副主任30多平方米的家里，过了几天非常温馨的日子，是范家1949年后挤得最满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聚齐过那么多人了。

范绍增一生烟酒不沾，河南体委好些烟哥，都盯到女儿带回来的那些烟酒。“他们都晓得他不吃烟，他是高干，每个月有烟票，可买高级香烟。别个就说：范主任，你又不抽烟，烟票送给我们嘛！他说，我屋头老太婆要抽烟，没得法。对的，我叶妈要抽烟。八姐带回来的烟酒，他就给我叶妈吃了。叶妈是个好人，照顾老头子和我们，也很辛苦。”

三年以后，1978年，香港都市轻喜剧片《巴士奇遇结良缘》在大陆公映，八姐在里面演一个配角福婶，从当年的长城花旦，变成长城老旦了。“她身体已经变形啦，胖得不得了，演个卖菜的小摊贩，几乎认不出是她！八姐在香港受到长城电影公司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后来香港回归，她怎么没有回来了？这个我们搞不清楚。听说在香港回归前几年，她到加拿大定居了。他儿子胡学明我比较熟悉，据说现在在香港影视广告界相当出名。八姐跟我七姐同年不同月，我七姐比她大几个月，她今年也是八十了。”

在范之维心中，影幕上的八姐形像，不是《巴士奇遇结良缘》那种，而是他小时候看到的那个样子。一位名叫小宇的资深影迷去香港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在博客中这样评价《三笑》大导演李萍倩执导、李嫱和长城英俊小生平凡主演的《华灯初上》（1961），该片堪称香港《魂断蓝桥》，只是女主人公最后没有跳桥：“《华灯初上》片始，昏蒙的舞厅，在摇摆大乐团爵士音乐中，李嫱一袭旗袍，优雅地走入了舞池里。她如一颗耀眼的珍珠，散发着含蓄而大气的脱俗魅力；乍看，竟有几分英格丽褒曼的味道”。

范之维还记得八姐当年为自己的成长操碎了心。她带着他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去读黄花岗72烈士墓旁的华侨小学。“我读的住校，我八姐全额支付费用，她准备负担到我长大，但读了不到一学期，1958年年底，我父亲专门跟我八姐商量好，不准备让我一个人在广州上学，要求我回河南。”

四

1、火车站

1958年年底，12岁的范家三少范之维，正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旁的华侨小学读书，是八姐送他去的。八姐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当演员，被誉为“长城三公主”；父亲范绍增在河南省体委当副主任，大家叫他范主任。范之维说：“我们一家人分在三处，我老汉也很想我，不让我一个人在广州上学，就专门跟我八姐商量好，要我回到河南他身边。”

八姐把他送上广州到郑州的火车。“我父亲知道我马上就要回去，哎呦，想我想得心切。 我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四夜，看了第一本我们中国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故事情节写得好，很神奇，那印象深得很。也是我第一次从感情上接受新中国，很震动。”

坐着绿皮火车，读着《林海雪原》，郑州到了。“长大以后我和老汉都没再见过，但姐跟我说，他腿受过伤。我就看见站台下面，一个老人，一跛一跛的，在到处喊我的名字‘范之维！范之维！’。我就过去了，我说伯伯，我是范之维！他说老三啦！老三你是老三？就一把抱住我。这是解放后我们父子第一次见面，还是在车站。当时我也是情绪很激动……！”

2、体育场

三少爷看到父亲走路左脚明显有点跛，再发现他的右手是爪的。“后来才晓得，1933年跟贺龙在洪湖打仗，他遭打丢了一个团，手臂重伤，本来要截肢，还是杜月笙派人到汉口接他去上海，找一个英国医生才治好的。手是保住了，但写字歪歪斜斜，没得力。我老汉文化低得相当可以，58年去北京上了一个马列主义学院，才学会用钢笔、毛笔写他‘范绍增’那三个字，你当体委主任，文件送过来，不会签字不行。虽然文化低，但在见识方面，他不比哪个差。”

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左4）和副主席刘文辉（左1）、龙云（左2）、熊克武（左3）、贺龙（左5）、王维周(左6)、邓小平（左7）合影。范绍增跟其中两位有交集：他和贺龙打过仗；民国七年（1918）范绍增加入西南旧军阀部队，在王维舟手下任营长，王离职后范绍增升任团长

洪湖一仗后，范绍增和贺龙再无交集。贺龙1949年后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开建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1952年在重庆兼任中央体委主任，一年后，50军高参兼第148师副师长范绍增，被任命为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后，他和贺龙再次交集。“我父亲在体委这一段，相当辛苦。贺龙表扬他，说他做工作很用心。自然灾害那几年，他想在河南建一个体育场，当时大型的体育场，只有北京、湖南、重庆有，其他地方要建，你想都不要想。他就去找贺龙，贺龙这时已调到北京，喜欢他，就拨了300万，马上就盖起郑州体育场，可容纳万人集会，是大前年才拆掉的。”

文革期间，贺龙遭打倒了。范绍增作为贺龙从前战场上的对手和体委系统的下级，北京下来三个穿军装的贺龙专案外调人员，到河南找到他。“为了消除我父亲的紧张，他们特准可以有一位家属陪同，父亲就叫我跟着他到省体委政工处。三个军人对父亲很客气，叫父亲回忆贺龙都跟他讲过哪些话？两人有没有关系？我父亲说：‘我与贺龙有关系，但那只是上下级关系。因为我是他的下级，他在工作上关心我很正常，谈不上是死党。我在党外，他在党内，总是有距离，群众批判我和他是狗肉朋友，这话不假，因为我们在北京初见面，他就是用狗肉请的我。’我家老头子虽然没文化，但我觉得他的见识和说话的水平，完全可以当外交部长。这次外调贺老总的事，他就这样三言两语搁平了，对方还没得脾气。”

既保全自己，也不出卖兄弟。关键时刻，范绍增身上那种四川大袍哥化险为夷的生存智慧，往往帮他转危为安，他对儿子也是这样。“文革一开始，我正读高三。有一天，父亲叫司机开着车，我们坐到郊外，他对我说，老三，你要起来写一张揭发我的大字报。我不明白，不愿意写。他说，你不写的话，就要遭打成反革命右派。如果你当了右派，这一辈子你就完了。你也不要写多了，就骂一下我吃吃喝喝的旧军阀习气就行了。我只好写了，题目是《打倒父亲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能也是因为这张大字报，父亲和当时体委另外三个主任一起受到批判。三个月以后，体委造反派觉得范绍增改造有进步，叫他回家自学，继续改造。体委那三位主任都扣了工资，有一位主任后来更是分文不发。父亲还好，文革由始至终分文没有扣过工资，可能因为他是起义人员和党外人士吧。”

3、叶妈

范绍增可能也为社会上流传的太太数目大数据而困扰，以至于1957年他在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时，谈了工作之后，还专门辟谣：“另外说一下我私人一些事情，有人说我过去有17个老婆，实际是7个，那是旧社会的事情。总的说来我这个人旧社会腐化，没有把旧思想丢掉，我希望整风再把我整一下。”

17个老婆的说法，来源于1950年代香港《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化名宋乔写的一本民国官场内幕小说《侍卫官杂记》，后来传入大陆出版，“内部发行”。里面写了一个名叫樊劭曾的川军军长，“他的太太姨太太起码有三十个”。在小说里面活跃的，是“樊劭曾”轻浮放浪的十七姨太。范之维说：“河南一些干部也看了这本书，就问我老汉，范主任，你有17个姨太太呀？别个书里面都写了的。我老头子很生气，但回答得很风趣：是有呢，有一个就是写书的人他妹子。”

范绍增与夫人叶绍芳（叶妈）

1949年后，范绍增后半生妻妾星散；1964年后，经河南省政府安排，他从前七妻之一叶绍芳，从四川老家大竹清河场来到河南郑州，照顾他的生活。“我叶妈是一个苦出身，对人相当好，对我们这些子女也相当亲。她就是喜欢喝酒，解放前染上了鸦片瘾，解放后就再没有吃了。当时我父亲已进入部队，根据国家政策，只能一夫一妻，多余的妻子都要遣散。对有子女的妻子，我父亲都给了一笔解散费。这个钱从什么地方来呢？上清寺原来我们有个范庄，我父亲要捐给市政府，当时邓小平说老范你这个不能捐，你一捐外面就要说我们充公啦，对你这个起义人员不能这样，我们必须给你一笔钱。我老汉就用这个钱做了遣散费，每个妻子都得了一点。当时那种情况下只有我叶妈没有地方去，他15岁就跟着我父亲，对我父亲也很有感情，她不要钱，就回到老家清河场。”

范家三少对叶妈感情很深。“叶妈真是好人，传统妇女那种好妈妈。要知道，6、70年代是没有洗衣机的，河南的冬天冷得刺骨，叶妈在冷水里洗我们一家人的衣服，还给我们洗袜子、洗内裤，没过几年她老人家的指关节都变了形！她生活上没有奢求，三天一瓶8角钱的老白干，一天一包2角5的黄金叶纸烟就行了。我和弟弟对她念念不忘。”

也正是叶妈，在范绍增去世后，告诉三少爷：我们原来都说你亲妈去世了，是哄你的，你亲妈并没有死，还健在！

4、亲妈

为什么范家三少在范家没有亲生母亲呢？因为他亲妈性格倔强，从来不进范家门。“我1946年12月26号生于重庆，叶妈告诉我真相后，后来我找到亲妈，扯起当初我进范家的事，才晓得我的身世。我亲妈当时在学校读书，我外公跟我老汉是大竹同乡，是朝天门码头一个袍哥大爷，他那个袍哥当然没我父亲嗨得大，说白了也是想巴结我老汉，就把我亲妈介绍给他，不久生下了我。但我妈晓得我父亲屋头的姨太太有点多，就不肯进范家门，最后，还是外婆把我抱进了范家。”

三少爷生母的娘家世事奇特，非常混搭。“我外公是袍哥大爷，现在罗汉寺对面小商品市场那一块，当时都是他的房产；我舅舅又是个老革命，1936年就入党，当过面包师傅，在重庆有天晚上遭抓了，我父亲给我说，他第二天上午就把我舅舅保出来了，跟他说：你要是共产党的话，你就走；你不是共产党就继续给我烤面包。当天下午果不其然，舅舅就走了。解放后，他是邓颖超那一届全国政协的秘书长，部级干部；我母亲有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一笔小楷字写得相当漂亮，解放后，她自己去考干，考到云南个旧市粮食局，后来退休回重庆，我一直照顾她到83年去世。她脾气相当怪，自强自立，犟得不得了。因为和我老汉的关系，文革遭剃个光头，在牛棚喂猪。她对我老汉不太感冒，说一辈子没享到老汉的福，尽受些老汉的罪。”

5、落幕

1992年刘德一主演的四川方言电视剧《哈儿师长》播出之前，范之维并不晓得父亲有个外号叫“范哈儿”。“他从来没给我说过，我是看了刘德一的《哈儿师长》后才知道的。一般看不出他过去是个军长，也不晓得四川军阀还抗了日。他说话一辈子都是四川口音，原来我一嘴的广东话，普通话也说得不伦不类的，58年回来后跟老爷子住在一起，又把四川大竹话学会啦。刘德一演出了另一个活的范绍增，抗日将领，我们一家相当感谢他。大家看了电视剧觉得他诙谐、好耍，但我看到的真的范绍增不是那么回事，别个是省体委副主任，11级高干，不可能那么好耍的。文革他对我讲：老三，学做人要学周恩来，他对周恩来相当佩服。”

范老爷子原来爱听川戏，在河南那边，就听不成了。“他下围棋和打网球的爱好，在河南还是保持下来了。他原来打麻将打得很好，那阵社会上还没兴打麻将，也就找不到角。在家里，就我俩下下象棋、围棋。体委干部来找他喝咖啡、下棋他都很喜欢，旧军官的习气，他一辈子有些还是改不了。老头子人缘好，解放以后共产党对他也特别好，原来河南省委那个书记、军区政委刘建勋，跟他处得相当好，见到他都是一口一个绍增、绍增。碰到礼拜六就派车来接他去下围棋。平时在屋头，就像现在年轻人唱歌一样，他自己唱个人的川剧。他一哼，我那个叶妈就逗他：哎呀老头你别唱了嘛，大家都在吃饭。你恁个一唱，大家都吃不下去了。他就说：你们不懂，我唱，别个想听还听不到。他还洋洋自得。”

1977年3月5日晚上23点20分，范绍增因败血症在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去世，终年83岁。范之维说：“当时我父亲右脚长了脚气，起了一些泡，叶妈好心，就用针给他挑了。他又去澡堂大池洗澡，就遭感染了病毒。父亲是带着安祥的神态永远离开了我们。”

3月12日，河南省体委组织了814人的追悼会，范绍增半年多前照的一张戴帽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灵堂正墙上，跟他中青年时代风云际会、河山纵横的照片相比，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居家老爷子。官方悼词有“范绍增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是好的”的句子。

范之维说：“这几句悼词再一次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忠肝义胆的人生大节，我们亲属听了都很感动。我的童年先是在大富大贵的显赫家庭里面生长，后来我父亲送我去香港，以为在那边大有发展，结果我反而吃了很多苦。只有回到大陆后，我们范家和国家一起，才蒸蒸日上了。父亲尽管是一名抗日将领，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他老人家只是一叶扁舟，而我们作为他的后人更是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我们亲爱的党，没有我们今天强盛的国家，没有一直记住他的家乡人民，我家的故事早就不复存在了！”

范绍增：过去打内战，都是危害老百姓。这回打日本人，是去打“国仗”，打“国仗”要有一个好样子，要当抗日英雄，不准当狗熊。

樊傻儿：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