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杜月笙与戴笠及军统的关系

作者:郭旭

一、杜戴结识的时间

杜月笙与戴笠结识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只了解他们两人远在一九二四年前后，即在戴未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之前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就结识了。

戴笠在二十多岁时，在其原籍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穷极无聊、摆赌摊骗人钱财，被人识破，逃避上海，寄居在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兄又为表姊丈的张冠夫（即张衮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姊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沈醉同志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曾述及。戴的表姊为什么讨厌他，主要是因为戴和杜月笙搅在一起的关系。戴当时和杜结识拜把，杜比戴大八岁，戴称杜为三哥，彼此时常来往。他的表姊很厌恶，常对她的丈夫说，戴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杭头阿姐（指杜的大老婆沈氏）的丈夫水果阿三（杜过去的绰号）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并曾当面责备戴，戴仍不改，且常深夜才归，故她常闭门不纳。戴这才离开张家赴粤投考黄埔军校。这件事情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任军统局会计室综计科长时，有一次和张冠夫、林尧民（张、林当时都任会计室副主任）同赴汪山杜月笙家时，张和我们谈起的。

戴笠去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混了一个时期，没有毕业，便离校去给蒋介石作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以后蒋在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戴笠、许忠五、成希超和东方白等为该组组员。这时即初步建立了小型的特务机构，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不久，蒋第一次下野，赴日本前夕，将这个密查组撤销，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把戴、许、成等留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只供给伙食，而将他们应得的三个月薪金全部克扣，自己带了家誉悄悄回了江西。戴、许等在伙食钱用光之后，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质当，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和杜月笙是拜把兄弟，怂恿戴向杜告贷。戴乃向杜借了五十元，公推许经办伙食，不料许拿了这笔款子，没有几天也逃之夭天，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只好再向杜借了五十元，才渡过困难。后来蒋介石复职，戴和周伟龙等组织十人团，继续替蒋进行特务活动。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蒋将十人团扩大为特务处，即以戴为处长。此时许忠五找戴谋工作，戴虽然先后曾派他做过便衣队队长，汉口、西安等警察局的侦缉队队长，但对他约束很严，常被监禁。一九四二年秋，许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戴亲自前往捉赌，可是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仅搜到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戴就将许扣押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维持生活，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每次前来领款，就向我哭诉，说许本人并未叉麻将，是她自己和人有时玩玩，她愿受处分，托我代向戴报告请将许开释。我将情况向毛人凤（当时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反映，毛要我相机报告戴笠。有一天，戴在军统局午餐，说得很高兴，毛示意我代许请求，我依照许妻所说的如实反映，请戴从宽早日将许开释，毛也从旁代许请求。戴当时对我们说许这个人坏极了，连他的钱都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接着他就把上述他们过去在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最后说，如果那时候不是他过去在上海和杜月笙结识拜把的关系由杜一再借钱给他的话，那末除了他过去在上海过惯打流的生活不致挨饿外，他们那几个人在上海无亲无眷，身无长物，不去抢就非讨饭不可，许这个人须得把他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要闹出大乱子的。毛人凤和我听到戴这样说法，不便再多开口。结果许忠五这次被戴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以上两件事实，可以肯定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关系的时间。

二、杜戴的相互勾结利用

杜月笙和戴笠相互勾结利用的事实很多，我知道的太少，除沈醉在上述一文中已经写过的我不重述和补充外，今就我过去所听到的及亲身经历的有关杜与戴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比较关系大一些的事实，写述如下:

（一）杜被戴利用指使其门徒充帮凶

戴笠自一九三二年任特务处处长后，当时上海有各帝国主义者的租界和势力范围，有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寄居活动，因此除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上海区”外，并控制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甬铁路警察署、上海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但当时他的特务在两租界内活动，还有所顾虑，同时那时他的特务喽罗还不多，他以杜月笙的势力遍布于两租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故利用杜替他进行反动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桌路（今宁海西路）六十六号杜的家里，有时临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一九三五年春起，到日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杜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杜的许多别的门生，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绵，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缚的进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在执绑，参加送葬的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又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兵回去。

（二）杜被戴利用组织特务武装

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野心勃勃，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一九三六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力量还是不够的，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国性的队伍。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社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红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当经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为总指挥，下辖五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①。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大）辖四个到五个大队（等于营），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三个小队（等于排）。人数共约二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一百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捉时，他仍将剩余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自己滚入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海溃败下来的蒋军八千余人，混合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帮会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七六号房，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七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处香港分处监查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六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方特务头子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布置忠义救国军配合美军活动。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所属雄村、东峰、玉壶等训练班分批抽调接受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那时美军准备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登陆，要忠义救国军呼应配合，一起行动。戴为了鼓励该军中的帮会分子配合美军抢先占领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免被新四军接收，特邀杜同行。杜以其个人的财产和黑暗势力都在上海，也愿同去。他们于六月二十五日由重庆出发，经贵阳到芷江，改乘飞机到福建建阳转东峰及浙江、安徽等地。我听到当时随戴笠同行的军统局经理处科长叶世在回到重庆后说，戴、杜和梅乐斯等到东峰后，在中美所东峰训练班住了五天，乘汽车前往铝山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商，由顾招待，在那里住了三天，再赴安徽雄村中美班，在该班住了十多天。戴到东峰等训练班时，都召集各班受训官兵和驻在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所属支队的官兵讲话。因为驻在雄村方面的支队较多，所以在雄村班时间较久。戴每次对官兵讲话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都讲得很简单，大意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他随戴离开雄村班后，赴淳安等地视察军统局所属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回来时杜仍留在淳安协助忠义救国军工作，戴留杜逵副处长（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随戴赴东南视察）暂代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担任和杜月笙的联系。

戴这次到以上各地，费时一个多月，到七月底才回重庆。杜月笙留在淳安，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于九月三日回到上海。

这支特务武装部队，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战，在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杭州、海、南京等城市，协助蒋军抢夺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

（三）策动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内幕

汪精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离开重庆前往昆明，经河内、香港转到上海公开投敌，蒋介石以汪抢先投敌，同时还因汪过去和他合谋向日乞和求降,恐汪公开把秘密揭开，都与他不利，故在汪到河内后，便秘密指示戴笠派人前往河内杀汪。戴根据指示，派军统特务余乐醒率领行动人员王鲁翘等到了河内，逾墙入汪寓所，枪杀了曾仲鸣，没能找到汪。汪到港发表所谓“艳电”，不久在日方卵翼下，到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蒋于是又指示戴一面派人继续伺机刺汪，一面派人设法策动随汪投敌的汉奸，分化汪伪组织。因此，戴曾派军统局书记长吴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十人，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沪一区区长陈恭澍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一九三九年，杜经徐寄扇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大致如下：

徐寄扇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汪伪政府外交部长高宗武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一九三八年到港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天（即一九三九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办理。因此杜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寇订的卖国密约，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又于第二天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和高宗武脱离汪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如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十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十万元港币中发给陶、高各四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汪日卖国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汪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五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用他在身边工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二十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疼的经过。据严谔声先生说，徐寄扇在抗战结束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

戴笠从一九三九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军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西借，才能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一九四一年春被调到军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五万元。我们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五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一次在来龙巷范绍增家，两次各挪借十万元，过了两年（一九四四年夏），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迅速膨胀,数字达五千万元。每次还款，杜都不肯计息。记得戴叫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杜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他们五个人轮换地玩，范在“做梦”，我快到杜超身“散梦”，特未意向他说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他就把准备好了的十万元支票交给我。

一九四四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在重庆向杜继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一九四一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一九四三年冬，我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九百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

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徐、万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锺锷（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诒（淞荪）、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任董事长，钱、戴、锺、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能代表杜）任常务董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葬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各投资一千万元，货运局二千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三千万元。后来货运局的二千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五千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二千万元，无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一亿二千万元，商定货运局的二千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陆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一九四三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四十九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资——棉纱和布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三千件于一九四三年冬由商丘分公司运到界首，交由界首货运处处长王兆槐运到西安、重庆等地。运到重庆的，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作价八千万元，交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作价多少，我不知道。第二批纱、布共五百件，由淳安分公司交由浙江货运处处长赵世瑞运到金华，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请其准予将这批物资留作该战区军用，戴复电说，这批物资，他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请示。与此同时，军需署长陈良根据第三战区军需局的报告，亦向戴提出了将这批物资留作该局军用的要求，戴对陈作了同样的答复。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叫我面告陈良，要陈向蒋请求批准。后来，蒋批准交给第三战区作为军用。于一九四四年夏作价二千六百多万元（此时法币已比一九四三年贬值很多）,由财政部办了转账手续。

日本投降后，通济公司由重庆迁到上海中汇大楼（今延安东路上海博物馆），那时货运局已经撤销，朱惠清和林尧民仍留在该公司工作。

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一九四六年十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任局长。一九四七年夏间，通济公司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郑参加会议，回到南京，曾告诉我（我当时任伪国防部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主管该局的商业机构）说，通济的董事会，杜月笙找他出席，会议决定将公司资金折成美金五万元。公司虽然承认过货运局投资二千万元，但该局并未实交股款，只以车辆免费代运物资作为抵偿，今该局早已撤销，我们不占这个便宜，他已向杜表示，该公司的事随杜去搞，我们今后不过问了。

同年秋，蒋介石令保密局将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样所主持的“三有公司”接管，该局在办理移交时，没有把通济公司原来承认货运局的投资额作为该局的商业机构移交给毛接管，仅在移交清册中，叙明了和通济公司的关系。

（六）戴利用杜在帮会中作桥梁

戴笠除利用杜月笙组织特务武装部队外，还利用杜调解他和帮会中人的矛盾及拉拢四川袍哥。

1.戴曾利用杜调解和王亚樵的矛盾。王是上海安徽帮会头子，原是蒋介石拜把弟兄，蒋发迹后，对王疏远，王以后进行暗杀蒋的活动，遭戴毒手，这个事实，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述及，我在这里不复述了。我所补充的是戴在杀王之前，曾两度利用杜拉拢王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戴笠派原任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质恕率领行动人员谷玉林等前往广州，转赴梧州暗杀王亚樵。我当时任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会计股长及军统广东区总稽核，戴来电命我协助吴工作。吴抵广州后，由我拨给用费毫洋券一千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想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当时的地位不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杜以上海帮会首领之一的身份，在新亚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说戴是毛头小子，乳臭未干，谁愿受他的指挥。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破裂。后王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递①，而将汪精卫击伤。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住在中央酒店，故派吴来主持暗杀王的工作。吴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在王的卧室将王枪杀，即乘“广凯”舰返广州，工作尚称顺利。从吴肤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戴笠利用杜月笙调解帮会中人矛盾的一例。

2.戴利用杜拉拢四川袍哥。一九三八年冬，军统局随蒋政权各机关由武汉、长沙撤到重庆后不久，戴笠以蒋管区后方各省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很大，拟仿照以前设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成例，进行控制和运用。他得着蒋的批准在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简称“人民动员委员会”),由军统局领导。该会的主任委员由戴兼任，拉杜为常务委员，当时，杜月笙在香港，由委员朱学范代表。会址设在重庆戴家巷一号。

该会在重庆的工作，主要是与青洪帮的各头目联系。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后，戴利用他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杜家在重庆南岸汪山，杜进城时常在来龙巷十三号范绍增家，借赌博场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替戴拉拢关系。他一进城，必打电话通知戴，有时还到曾家岩一五一号戴的寓所晤谈，有时戴去交通银行楼上访杜。戴知道杜在范家常和范绍增、康心如等赌博,时值重庆有赌博禁令，戴怕碰上他们赌局不方便，所以很少去来龙巷访杜，而且还授意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同在来龙巷内，距范家不远。杜等每次在范家赌博，车辆盈门，深夜始散，侦缉队明知道屋内局面，决不进去，而且加派队员在外巡逻，装做维持交通，实为保护赌博。一九四四年秋，当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军统分子谈荣章,邀我和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龚仙舫到他家吃豆花，龚和谈开玩笑地说：“荣章，你队天天在外面抓赌，为啥子隔壁范家的大赌不去抓？”谈答说，戴笠曾郑重交代过，杜月笙去范家玩牌消遣，结交四川朋友，嘱他好好地保护，这样他怎么敢派人去抓，而且还要派人去保护。

（七）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勾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急于控制四大家族掠夺财富的目的，但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分都在西南山区，他除令敌伪军在原地驻防，拒向人民武装投降外，并依靠美国的飞机、运输舰等为他赶运部队分赴华东、华北、东北各地。同时他着戴笠赶到上海与大汉奸周佛海勾结，指挥一切可利用的特务武装部队以及当地的各种敌伪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城市。戴在上海首先成立一个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办事处主任，他自己经常在沪指挥。此时，杜月笙也回到上海，和戴往来很密，他们勾结的事实很多，我因当时尚在重庆，所知道的较少，兹就我经手过的两件事实，记述如下:

1.杜利用戴收回杜美路（今东湖路）七十号房屋借给戴用作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这所房屋，被汪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因房子被敌伪占过，而他过去尚欠的半数建筑费未付清，恐作敌伪产业处理，故借给戴用，不收租金。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戴由上海回重庆时，曾对我说，上海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原是杜月笙的，他借给我们用，不收租金，我们要替他维修，将来交还时，要修好交还给他。因此，军统办事处借用时，找陆根记营造厂修缮，并搭盖汽车房一大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间，该办事处结束后，又找陆根记将全部房屋修，我还特地由南京到上海验收，会同结束处负责人廖华平交还给杜。听说杜以后将这所房屋卖与美国大使馆，得价款美金八十万元。

2.杜还利用戴的权力收回了法华路正始中学的校舍。此屋在一二八抗战后新建，杜月笙是该校董事会董事长，校长为陈群。上海沦陷后，陈群当了汉奸，仍兼校长，陈死后，该校停办，校舍由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占住，供税警训练班之用，一部分作为军需仓库。日本投降后，戴奉蒋命，接收了税警部队，改编为交警总队，房屋也由军统上海办事处接收。当时伪税警训练班的房屋应该移交给敌伪产业清理处处理，杜利用戴的接管，请戴发还给他，戴允其请，由军统局通知敌伪产业清理处，说此房屋原是杜任董事长的正始中学校舍，已发还给杜了，敌伪产业清理处接到军统局的公函后，就没过问。

杜收回了这所房屋，准备恢复正始中学，他的第二个儿子杜维垣由美国留学回国，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但后面原充税警总团部仓库的一排房子，堆存着棉军服十多万套，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物资，仍由军统局所派交警部队看守着，杜维垣以大门有卫兵守卫，学生出入不便，曾请军统局将仓库移走。一九四六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所接收的军衣等军用物资移交给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我那时任该局经理处处长主管经理业务，曾陪同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派员来沪点交，但该署因为伪税警军衣全是黑色，不适合做军服用，延不接管。拖到一九四七年冬，杜月笙叫郭兰馨和林尧民到南京找毛人凤商量并和我接洽，经我几次催促经理署长陈良和傅仲芳从速接管运走，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将那些军用品搬出。以后该校因时局紧张便停办了。

三、戴笠死后社与军统的关系

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坠机身死，杜月笙很悲，曾由通济公司赠送金法币二十亿元，由林尧民将支票送到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处，毛以这笔款子应送给戴的家属，命林带回上海交给了戴的儿子戴藏宜。

一九四八年一、二月间，杜月笙由上海到南京，住在洪兰友（当时任社会部次长）家里，有一次和洪一道赴灵谷寺戴笠坟前致吊。我以后听到守墓的人说，杜到墓前时，眼泪盈眶，行了三鞠躬礼，在坟墓的周围看了良久才离开。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和戴的关系之深。

戴笠死后，杜月笙与军统（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在内）仍然保持关系，不过杜与郑介民、毛人凤等关系，没有和戴那样亲密。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间杜离沪赴香港为止，王新衡始终担任着双方联系的工作。这个时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杜与军统局、保密局往来的事实，根据我所见所闻列举如下：

（一）一九四六年六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取消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军事委员会撤销，但同时仍将原属该会的军令，军训、后勤等机构与军政部合并为“国防部”，实际上只卸除了军委会这块招牌。他又因人民提出取消特务机构：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化整为零。关于军统局化整为零的计划，我已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美特务合流及戴笠和杜诺迈、赫尔利、柯克等的勾结》一文中述及。这个计划在戴笠生前已经蒋批准，并已开始实行。惟特务首脑部—-军统改组后的名称和隶属问题，迄未解决。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以“国防部”无军统局的编制预算，不能发放经费，只借支维持费几成，致特务经费感到困难。这时，军统局局长郑介民在北平任军调处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由唐纵代理局长，唐对经费不过问，内部事务归副局长毛人凤负责，我当时任该局经理处副处长，负该处实际责任，因将经费困难情形向毛反映，毛命我前来上海，找杜月笙商借法币贰亿元维持。我于六月里来沪，因不知杜的住址，找了王新衡（王当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引我同往十八层楼（即茂名公寓）见杜，杜立即应允，嘱其秘书胡叙五开了贰亿元的支票给我。我问杜此款将来还到何处，杜说只要交给南京通商银行。到了下月初，我到该行归还借款，该行负责人童一平说，杜关照不收利息。以后七、八、九月，每月中我都来上海一次，向杜挪借贰亿元，也都于次月初在南京归还，迄未收过利息。到了十月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编制预算确定，经费有了着落，才停止向杜商借。

一九四九年杜月笙由上海往香港，寓居坚尼地城十八号，同年十月广州解放，我也到了香港。因毛人凤由台湾打电报给我，要我发给香港站组的经费，而经费尚未汇到，该站组急需款项，我又找杜暂借港币一万元，杜立嘱顾嘉棠取了港币现钞一万元给我。过了几天，我即归还，这是我最后和杜见面的一次。不久，我离开香港前往重庆，杜以后对保密局在经济上是否仍有支援，我不清楚了。

（二）一九四六年冬，军统头目徐亮（即徐为彬）以各地青洪帮的势力很大，而军统局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已经结束，为了继续控制利用这股势力，使它成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外围，并作其个人的政治资本，曾向保密局正副局长郑介民、毛人凤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作为团结各地帮会的中心机构，郑等采纳其建议，转报蒋介石批准。该会于一九四七年春，在上海成立总会，由徐亮任理事长，拉杜月笙为常务理事,在蒋管区各省市设有分支会，办法和目的同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一样。徐拉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仍在利用他来号召各地帮会，尤其是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参加，但该会一切实权操于徐手。

（三）戴笠死后，郑介民和毛人凤分任军统局正副局长；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郑、毛分任正副局长，在郑未返局以前，由毛代行。唐纵和毛人凤都不在帮，他们两人和杜没有直接往来。郑介民参加过青帮，是通字辈，辈分比杜大。郑和杜虽有接触，但他们的关系远没有杜和戴笠那样深，郑对杜的态度和戴不同，要用杜时就去找杜，用不着时就不和杜接近。郑在任军统局和保密局局长时，只于一九四七年夏间，由北平到上海时，去看过杜，在杜找他参加通济公司董事会会议以后，就再没去看过杜。郑在通济公司会后，曾在南京对我说，杜月笙吸鸦片烟，生活腐化，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晚上去看杜，杜的精神很好，但他却要休息了，杜拉他长谈，他精神吃不消，因此很不愿去看杜。这是郑自己说他不愿去看杜的原因。其实郑不常与杜接触的最大原因，还在郑怕老婆，郑妻柯淑芳对郑管得很严，怕郑被杜带坏。我于一九四七年夏间，有一次和保密局总务处副处长成希超去南京北平路郑家时，柯就对我们说过这样一番话：上海这个地方坏得很！烟、赌、娼、交际花，无所不有。杜月笙的门槛多，所以郑介民一去上海，她总跟着郑去，怕郑跟杜搞在一起学坏了。郑去看杜，她也和郑一道去，杜请郑去开会，她就不好去，但她打电话催郑赶快回家。

（四）王新衡从一九四六年二月起，任军统局和保密局的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一直继续担任戴笠、郑介民和毛人风等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工作，杜待之如上宾。王不仅和杜本人的关系密切，两家内眷也往来很密。我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每次由南京出差到上海，必去善钟路（今常熟路）一号访王，好几次碰到姚玉兰和杜的大媳妇等在王家打牌吃饭，有两次王还邀我和她们同叉麻将，有时王的岳母和王夫妇也入局，每次都在王家吃了晚饭才散。她们在王家玩牌时，都打电话回家去，杜月笙听到她们在王家玩，就放心了。

一九四八年春，蒋政权选举立法院立法委员，王在上海市竞选，杜出来支持，为王拉选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所谓选举，都是由CC系和蒋经国等操纵，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蒋介石圈定后竞选的。王因和蒋经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私交极好，经蒋经国提出由蒋介石圈定为上海市应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之一。由于所提候选人名额比规定的多，候选人必须自己拉票竞选，王在上海虽已多年，但他一向搞军统特务工作，从搞选举的角度来说，对外关系不够。因此杜月笙不仅为他拉关系，而且破钞为王请客拉选票。王得杜支持，当选了立法委员。一九四八年秋，王到南京伪立法院开会时，曾和我说起：“我竞选立法委员，自己花的钱不多，完全是靠杜月笙帮忙的，杜帮助很热心，亲自为我到各方面拉关系，而且掏腰包请人吃饭，他为我的事耗费精神和金钱不少。”这可以说是杜月笙因为王多年来担任他和戴笠及军统相互勾结利用的联系而对王付出的一笔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