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的传奇经历

2014年8月2日，徐州《彭城晚报》刊登了邓葆光的相关文章《邓葆光在徐州的日子和他的传奇经历》，该文由任世岚口述、提供照片，于盛庭整理撰写。

1982年摄于徐州煤机厂,右起：傅钟文（全国著名太极拳大师）、邓葆光（小孩为邓葆光徒弟任世岚的女儿任新）

1982年夏摄于徐州云龙山,右起：罗克云（徒弟）、邓葆光、傅钟文、任新（任世岚女儿）、任世岚（徒弟）、石百凤（任世岚妻子）

邓葆光将军（1908—2003），湖北省黄安（今名红安）县人。他的传奇经历早已由福建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影片《在暗杀名单上》。

至于以他为原型的纪实小说就更多了：二十多年前，《浙江日报》、《北京晚报》、《文汇报》等报纸曾连载描写邓将军的题为《拂晓归来》或《拂晓前的密电》等纪实小说。

这位原国民党军统局的高层人物，之所以如此吸引世人的眼球，不仅仅是因为有“军统”和“中美技术合作所”等经历，也不仅因为1950年9月12日他在香港被台湾保密局的特务砍杀得奄奄一息时回归新中国，还有因为他曾凭着独到的战争经济情报学知识，在抗日战争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预测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员；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冒死为人民奉上出自故宫的110个大木箱70000册古籍善本和档案资料。

邓葆光原名邓宝光，16岁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改名邓葆光。校长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是他的同乡，与他的父亲有兄弟之谊，班主任是陈潭秋。邓葆光的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师生的青睐。

1927年，19岁的邓葆光毕业后考进汉口花行工作，并被调到上海分行当会计。业余闲暇，他将自己的所闻所感撰著成经济论文，取笔名“陈全一”或“权一”投寄报纸。

1929年，经陶希圣的介绍，邓葆光认识了主编《生活周刊》的著名报人邹韬奋等文化界名流，并承担起为他们誊清稿件的业余工作，借以获取一些生活补贴。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杭州浙江国术馆担任教务长的杨氏太极第三代传人杨澄甫先生，时常到上海为社会名流担任武术教练。邓葆光对杨澄甫的大名仰慕已久，经过邹韬奋的介绍，邓葆光以每月二十块大洋的高额学费投拜在杨澄甫先生门下学习太极拳，成为杨氏太极的嫡传。

同门中有号称诗书画医拳“五绝老人”的郑曼青，还有在上海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德国人彼得等。

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家民族遭受欺侮践踏的消息传到上海。他突然冒出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对抗日本，就必须到日本当学生，研究对付日本的办法。

1934年初，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当时中日关系不断恶化，邓葆光发表了许多经济学论文，其中也流露出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便以各种借口时时给邓制造刁难，并由校长亲自找到邓葆光，代表日本政府下达驱逐令，邓葆光只好暂时离开东京回国。

1935年夏，北平的一家报纸拟采用他的一篇论文，他到了北平，偶遇学习太极拳的同门学友彼得，并应邀到他家中做客，见到彼得的妹妹——让他一见钟情的美籍德国姑娘格尼娜。

不久，二人相恋结婚，在妻子的帮助下，邓葆光改名换姓，重入东京中央大学，攻研日本经济。他在上海《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报刊大量发表有关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状况的论文。这些文章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密切关注，甚至成为沪、宁各高等学府及经济研究机关必不可缺的参考读物。

邓葆光的系列经济学论文，也引起中国驻日使馆副武官胡屏章的密切关注，他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本的通信地址，自称姓胡的读者，频频从南京发函与邓葆光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共同研究日本经济。

邓文在各处发表，署名皆不同，胡屏章如何确认出自一人之手，又能探知他在东京的住处呢？涉世未深的邓葆光对这些细节并没太留意。更令他惊奇的是，胡屏章曾多次在信中提到日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

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遂将胡屏章引为知音好友。胡屏章则表示对邓葆光佩服得五体投地，鼓励他必须为国家利益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效力，甚至表示将来可以为他力荐合适工作单位。

1937年邓葆光回国，刚抵上海，从未谋面的胡屏章早已恭候于外轮码头。他替邓葆光写了一封保荐信，信封上写着“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戴雨农先生收”。

邓葆光被引荐进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即戴笠掌管的军统）工作。这时，戴笠正千方百计网罗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邓葆光与胡屏章这一段“友情”的小插曲，竟使他阴差阳错地跨进了“站着进来，横着出去”的军统门槛。

从抗战开始，戴笠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但他对经济作战完全外行，因此加紧网罗经济专家成立军统经济科开展工作。

戴笠出身于平民，所以选“专家”时不免与许多出身卑微的权贵大亨一样犯下迷信学历的低级错误。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科科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很好，但是却缺乏实践经验，所以成效甚微。

戴是聪明人，一看这戴眼镜的洋博士不行，马上架空费同泽，临阵换将，任命对日本经济素有研究的邓葆光担任副科长，负责实际工作。

邓葆光到重庆，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研究大后方的经济状况。邓葆光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棉粮外流)和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统一规划、管理、监督战时物资调配和流动，控制后方物价。

这份报告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圈阅后立即转发行政院，要求全面实施。

同时邓葆光也被直接任命为“对敌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委，负责指挥抢夺沦陷区物资，掌管缉私、战时物流货运工作，管理战时物价和打击投机倒把等事务。

1941年秋，邓葆光看到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报道，他推断日本不生产橡胶，而橡胶产于南洋群岛，日本只有突袭南太平洋美国军事基地，才能取得南洋橡胶。

邓葆光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

邓葆光想方设法将这份情报送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案头，却没有引起罗斯福的重视，直到后来发生偷袭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才追悔莫及。

抗战胜利后，邓葆光担任上海处理局组长，接收了日本人和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1947年7月7日，东方经纪图书馆开幕，该馆为国防保密局研究所机构，邓葆光为所长。

1948年深秋，国民党大势已去，保密局严令邓葆光将他掌管的财产抢运到台湾，包括研究所搜集的7万册珍贵古籍（110箱）。邓葆光托朋友找汤元老商量，汤元老筹集70两黄金，资助邓葆光将古籍运到香港招商局仓库。不久，邓葆光又将宝物秘密转移到香港中环路私人仓库。

1950年9月，台湾军统局毛人凤派人追杀邓葆光，意欲夺回古籍等财物。邓葆光在街头身中九刀被围攻，幸而以太极拳突出重围保住性命。最后，港英当局用“灵车”将他护送到广州。

邓葆光辗转将110箱7万册珍贵古籍以及其他国宝，统统献给新中国，如今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

1955年，邓葆光正准备进一步做好经济研究，却因直接联系人潘汉年、杨帆被定为“内奸”，也被指控为“投诚不诚”。

直到1980年，这位历经风雨的爱国老人，终于得以平反，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1955年—1980年期间，邓葆光在安徽、徐州等地接受劳动改造，贫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他的意志，每天仍在坚持研练太极拳。

1970年前后，邓葆光在徐州煤机厂清扫街道，在徐钢厂工作的任世岚每天上班都会看见他清瘦的身影。当时任世岚既好奇又同情，主动帮他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

邓葆光得知任世岚爱好武术，便全心教授杨氏太极拳，担心自己的身份牵连无辜，未以师父自居，任世岚却始终以师礼相待。

有一次，邓葆光感冒发烧，任世岚带他去市区看病拿药，又买了当时颇为奢侈的牛肉烧饼给他补身体。

邓葆光感慨道：十几年都没吃过了。任世岚闻言百感交集，更加精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直到平反的消息传来，邓葆光总算放下心中的顾虑，正式确定他和任世岚的师徒关系。迁居上海后，还将任世岚引荐给太极宗师傅钟文。

邓葆光回忆往事时，对徒弟任世岚说过：当年在香港被杀手们围攻，如果没学过太极拳，只怕难逃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