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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乔路短，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
2024-05-23
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延乔路。有人说：“延乔路短，集贤路长，他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这条路是为了纪念两位安徽的烈士：陈延年、陈乔年。
陈延年（1898年—1927年7月4日），又名遐延，安徽省怀宁县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长子。作为陈独秀的儿子，他原本可以躺平，过安逸的小日子。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不过，也正由于无数像他一样先辈们的付出，才有了今天我们的繁华。
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他从小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再加上性格内向，平时又喜欢看书，不太爱说话，怎么看也跟读书人沾不上边，所以家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面武生”。陈延年的气质也很符合“武生”这个描述：性格刚毅、脾气倔强，认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这种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一次，安庆老家的叔祖母谢氏带家人在上海找延年、乔年，见他们衣着破旧，生活艰苦，当即要给他们添置衣服用具，并提出今后由家里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兄弟俩坚持要自食其力，谢绝了叔祖母的好意。
潘赞化曾描述过寒夜见到陈延年的情景：“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小羔羊。以手抚肩背，仍服袷衣(注：单衣)，即问曰：‘子无寒乎？’延年路旁拱而立曰：‘尚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传来消息，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入狱。有一天潘赞化问陈延年：“这场运动你怎么看？”陈延年回答说：“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那你对自己父亲被捕怎么看？怕不怕？”延年回答：“既做不怕，怕则不做。如有必要,我和乔年都会求此机会做光荣牺牲。”此时的他，已经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了。
参加革命以后，他更加严格的对待自己。他给自己定下了“六不”：不照相、不脱离工农群众、不谈恋爱、不滥交高朋名人、不铺张浪费、不大饮大食。他这样做，一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二是为了更好的掩护自己。而这种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他一直坚持直到牺牲。
陈延年长的像个武夫，有趣的是，弟弟陈乔年跟他正好相反，白白净净，性格外向。不过两个人关系一直很好。哥哥是妥妥的“弟控”，弟弟是妥妥的“哥控”。两个人相亲相敬，直到牺牲。
陈延年比陈乔年大四岁，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母亲是陈独秀的第一任妻子高晓岚。在老家的时候，两个人就一直待在一起。后来被接到上海，一开始，陈独秀安排陈延年跟旅法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学习法文，陈乔年因为年纪小，跟随自己读书。
在上海期间，由于陈独秀要磨练两个儿子的意志，所以要求他们食宿自理。陈延年就带着弟弟到外面勤工俭学。兄弟两个吃住学习都在一起。陈延年作为兄长，对弟弟照顾有加，无论什么都最先想到弟弟。而陈乔年也对哥哥敬重有加。在哥哥的影响下，陈乔年也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后来他们双双考入震旦大学。不久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他们先是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在现实的洗礼下完成了信仰的转变。在五四运动中，兄弟两个也在一起游行示威，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3月18日，他们一起离开巴黎，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几年，陈延年与陈乔年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无论是从信仰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做到了高度同步。
可是，分离的日子还是来了。1924年陈延年被调回国内，陈乔年到车站替延年送行。谁料这一别竟是永诀，自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兄弟两个结束了22年的共同生活，从此天各一方，在不同地方领导革命。陈延年在广东担任区委书记。1925年元旦，陈乔年回国后赴京，就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
最终，命运还是跟兄弟俩开了个玩笑。他们两个都是在江苏省委工作时被捕，而且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更巧的是，最初他们因使用化名没有认出，后来他们因为熟人的指认而暴露。兄弟二人都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他们相继牺牲，前后只相差了一年。
用一句话来形容陈氏父子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相爱相杀”。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以下三点：
一是受母亲的影响。1915年，陈延年和弟弟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他一到上海，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多了个妈，还是亲妈的妹妹。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宣布正式结婚。姨妈变继母，而且亲妈还活着。换成谁也接受不了。这让陈延年觉得父亲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二是陈独秀家庭的位置缺失。陈独秀因为从事革命，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本身工作较忙，因此很少回家。这就导致父子关系的疏离。安徽的“讨袁革命”失败后，1913年8月28日，倪嗣冲攻占安庆。陈独秀逃往日本，躲过一劫，但是家人却遭了殃。倪嗣冲带兵查封了陈独秀的老家，并将财产洗劫一空。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陈独秀投身革命，势必导致对家庭的责任有所缺失。陈延年对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也与此有关。
三是陈独秀过于严苛的“兽性”教育。到达上海后，高君曼对延年和乔年相当不错，整天嘘寒问暖,还给他们添衣置物。所以，他们跟姨妈相处的还算融洽。相比之下，陈独秀的做法有点很不“亲爹”。不仅生活费少得可怜，两个人每月只有十块大洋，而且连家也不让住，两个人只能寄宿在亚东图书馆里。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白天读书之余到外面扛活，晚上打地铺，烧饼就凉水就是一顿饭。
陈独秀这么做，并不是故意刁难儿子。他有自己的考虑。他深鉴于当时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决心让儿子接受“野蛮其体魄，文明起精神”的“兽性”教育。
陈延年对父亲的成见，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父亲的苦心。他从不喊陈独秀父亲，而是直接喊名字，有时候也叫 “老头子”。入党以后，他们也一直叫“独秀同志”，像个陌生人。这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也多次体现。不同于在电视剧中两人最后的和解，在历史上，似乎终其一生，陈延年也没有“原谅”父亲。
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并没有让他们反目。其实，陈延年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还是理解的。因此，他也在努力不让父亲失望。虎父无犬子，他最终成长优秀的革命战士。1927年他被国民党杀害时，也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成为了父亲的骄傲。
实际上，陈独秀对儿子感情很深。陈延年、陈乔年相继牺牲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那时候，陈独秀还在南京监狱。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得跳了起来。然后马上托人打酒买菜。在牢房里，他摆好了菜，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他斟了第二杯，嚎啕大哭：“延年啦，乔年啦，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
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国外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一股脑的涌了进来。其中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很受欢迎。无政府主义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废除政府及其管理机构，在当时的环境下很有市场。陈延年认真阅读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等无政府主义著作后，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下半年，一战刚刚结束，欧洲成为一片废墟。欧洲各国政府想办法重建欧洲。可是壮劳力基本上都被打光了，只能向外国借人。所以不少国家放宽了对中国青年的入境限制。不少学生看准这个机会，前往欧洲勤工俭学，史称“旅欧勤工俭学运动”。
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多半是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华法教育会会长李石增，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等。陈延年对他们十分崇拜，吴稚晖对他也十分欣赏。在吴稚晖的资助下，兄弟二人顺利抵达法国开始了旅法生涯。在法国，他们一面勤工俭学, 一面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宣传工作搞的风生水起，不少留学生都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后来赵世炎回忆说：“李卓、李合林、陈延年兄弟 (合起来就是华林无政府派) 等发言, 各派都加攻击, 尽说刁钻话, 说的都是似是而非, 很足以动人。”这时的他，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
然而，现实最终将这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无情的嘲弄了一番。陈延年渐渐的发现无政府主义者虚伪的嘴脸。其中导火索就是“二二八”求学运动。
1921年年初, 华法教育会突然单方面宣布解除与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关系。不久又传出职员挪用救济款的丑闻。2月，当局以蒙尼达学校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这下学生们坐不住了。2月28日，400余名学生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的组织领导下，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结果失败。
“二二八”运动失败后，学生一直要求回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校方看学生闹的凶，就勉强同意了，然而9月24日开学前夕突然变了卦：只有具有文凭、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才能在大学里学习；不仅要带够生活费, 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学生们一怒之下到中法大学校游行。结果校方不仅拒绝了学生的要求, 还搞了武力镇压，把学生送进了监狱。
正是由于华法教育会的无情、北洋军阀政府的冷漠以及凄苦的工读生活，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市场越来越小。这时候，周恩来、赵世炎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陈延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他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研究俄国十月革命, 逐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真理性。最终他打破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幻想，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学说，完成了信仰的转变与升华。
不久，为了革命需要，陈延年和陈乔年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刊。陈延年借鉴了先前在亚东图书馆的经验，把书店搞的红红火火，不少共产主义者被吸引到这里集会。1922年6月22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他当选少共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他继承了老爹办杂志的才能，《少年》在勤工俭学学生成为热门读物，有人干脆叫它“巴黎《新青年》”。
1924年夏，陈延年回国，被派赴广州工作。他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延年被任命为江浙区委书记。不久江浙区委被撤销，陈延年为江苏省委书记。然而由于叛徒出卖，江苏省委很快就被破坏，陈延年不幸被捕。
在狱中，陈延年化名陈友生，因此最初并未暴露。有一天他给汪孟邹去信。汪孟邹得知陈延年被捕，心急如焚，即乘火车到了南京找胡适商量对策。胡适又转托吴稚晖帮忙。吴稚晖却因陈延年在信仰的转变而怀恨在心，于是将他出卖。陈延年的身份暴露后，国民党对其进行威逼利诱，妄图从他那里得到口供，却一无所获，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秘密押赴龙华刑场。临刑前，反动军警喝令他跪下。陈延年愤怒地高声喊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刽子手们恼羞成怒，强行将其按倒。可是只要一松手陈延年就一跃而起。刽子手干脆一拥而上，再次将他按倒，并用乱刀将他杀害。而那一年，陈延年只有29岁。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的英名和英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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