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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8月末的一个下午，反对军阀倪嗣冲的一队匪兵，突然冲进了安庆城内陈衍庶的家里。幸好事先得到警报，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攀上屋顶，逃到邻居家里，然后连夜逃到怀宁乡下，躲到了亲戚陈遐文的家里。第三个儿子陈松年仅六七岁，慌不择路，跌倒在邻居家天井中的大浴盆里，邻居大妈趁机在他的屁股上连拍数下，打得他嚎啕大哭，大妈顺手将他衣服扒个精光，把他按在浴盆里洗澡，躲过一劫……
原来，安徽的“讨袁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于8月28日攻占安庆，29日又进入芜湖。安徽都督柏文蔚与秘书长陈独秀落荒而逃，跑到日本；倪嗣冲欲斩草除根，把陈独秀的老家封了，将财产一抢而空。幸好三个儿子逃了出来，这才有了上述一幕。
几个月后，延年、乔年得知父亲已回上海，从母亲高大众的手里取了点衣物，辞别故乡，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母，再也没有回过故乡。这一年，陈延年15岁，陈乔年仅11岁。
陈延年与陈乔年虽为一母所生，外形却很不一样，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不苟言笑，平时沉默寡言，像个“黑面武生”，脾气跟父亲一样倔强。乔年则生来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像个“白面书生”，而且性格开朗，喜欢嬉闹。他们初到上海，与父亲、继母(即高大众的妹妹高君曼)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21号。
对于两个侄儿的到来，高君曼十分开心，她嘘寒问暖，竭尽所能地为他们添衣置物。但陈独秀的教育理念却与别人不同，他主张实行所谓的“兽性”教育，一心要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因此他决意不让儿子们住在自家寓所，只给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出去勤工俭学。
陈独秀让大儿子跟旅法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学习法文，二儿子年幼，跟随自己读书，两人都寄宿在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店堂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他遵照陈的嘱咐，每月给兄弟俩十元生活费，而每次领取生活费时，腼腆的陈延年总是等在外面，而由生性活泼的陈乔年进店到柜台去拿。据潘赞化回忆，兄弟俩的生活十分清苦，白天半工半读，晚上以地板为床，吃烧饼，饮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
高君曼反对陈独秀这么做，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常有南来北往的客人住在陈家，有的客人一住数天，何以非把自己的亲骨肉拒之门外呢？但高君曼苦劝多次也说服不了陈独秀，不得已之下，她找到潘赞化，哭诉道：“望你以老友身份代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回家吃住。”然而，陈独秀不但不听，反而严厉斥责这是“妇人之仁”，“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也可”。
陈延年兄弟见父亲对自己这么严格，学习十分努力，1915年就勤工俭学，先后考入了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一个读本科，一个读附中。也是在这年，陈独秀应聘北上，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月薪300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但他对儿子依然如故，只让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兄弟俩每人5块钱。
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与陈延年兄弟长期分离，加上兄弟二人对父亲以反对旧式包办婚姻为名，抛弃他们的生母，继而与意气相投的姨妹同居、结婚之事大为不满，故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父子间感情淡薄。以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都成了我党重要的革命领导与干部，但陈延年从不称陈独秀为父亲，均直呼其名，陈乔年私下探访陈独秀，才会喊上一声“父亲”。
陈延年立下志向，要带着乔年自创前程。他认为艰苦的生活是对自己的磨练。潘赞化曾描述过寒风刺骨的夜晚见到陈延年的情景：“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小羔羊。以手抚肩背，仍服袷衣(注：单衣)，即问曰：’子无寒乎？’延年路旁拱而立曰：’尚可。’”
一次，安庆老家的叔祖母谢氏带家人在上海找到延年、乔年，见他们衣着破旧，生活艰苦，十分痛惜，直怪陈独秀没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谢氏当即要给他们添置衣服用具，并提出今后由家里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兄弟二人谢绝了叔祖母的好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从北京传来消息，说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被关入大牢。一天，潘赞化问陈延年：“这场运动你怎么看？”延年回答：“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那你对自己父亲被捕怎么看？怕不怕？”延年回答：“既做不怕，怕则不做。”“如有必要，我和乔年都会求此机会做光荣牺牲。”
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生活工作的磨练中，兄弟俩已经做好了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的准备。
陈延年、陈乔年在上海读书期间，各种思潮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广为传播。兄弟二人对巴枯宁等人的学说颇有研究，认为无政府主义最激进、最彻底，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军人物吴稚晖更是十分崇拜。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在全国兴起。“勤于作工，俭以求学”，这个口号受到了大批渴望出国留学、接受新的思潮，但又付不起高昂学费的贫困学子的欢迎。陈延年、陈乔年向远在北京的父亲报告了这一消息，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还特意跟国民党元老、华法教育会成员李石曾说了此事。
1919年12月末，陈延年、陈乔年等百余位青年，乘坐法国邮轮从黄浦江启程，经过40多天的航行，于1920年2月初抵达法国马赛。2月3日，兄弟俩来到了法国巴黎。他们以120法郎在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22号租了一个房间。不久，他们便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每天上课4小时，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与法国文明史等。他们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除了上课，还到巴黎大学图书馆博览群书，想用一年时间修完学校的全部课程。
不料半年后，由吴稚晖等人主导的“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中断对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支持，这使得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得不到资助，过着几乎是流浪式的生活。为了生存下去，兄弟俩只好中断学业，在巴黎或里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先后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当翻砂工，拼命干活，一天辛苦劳动所得无几，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资本家发不出工资，不时拿出明信片当工资，他们只好把成包的明信片寄回上海，让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摆在亚东图书馆里推销换钱。
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之一，陈延年、陈乔年曾经满怀希望，想在这里探求无政府主义的真谛，但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的领导下，发起了抗议驻法公使陈篆克扣政府发给学生的勤工俭学款的行动。吴稚晖、李石曾等联合法国当局，将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个学生强行驱逐回国。陈延年耳闻目睹大量事实，下决心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
此后，兄弟俩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们终于转变了世界观和立场，先后参加了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陈延年在巴黎还主导成立了一个中国书报社，推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1922年6月，陈延年、陈乔年出席了旅欧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举行的会议，正式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当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书记为赵世炎，陈延年任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共中央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邓小平也曾协助印刷和装订发行。
1922年秋，经法共党员、越南著名革命家阮爱国(即胡志明)的介绍，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和中共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不管加入哪个支部，党籍均可互相承认。不久，中共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以及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与陈乔年的人生之路展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父亲，陈独秀其实非常关心两个儿子在法国留学的情况。1923年初，他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获悉旅欧的许多同志在学习与生活方面遭到困难时，决定分批抽调旅欧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后，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第一批12人，于1923年3月18日离开巴黎，经比利时、德国赴苏联。
1924年夏，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需要大量干部领导革命斗争，陈延年等被急调回国。陈乔年到车站替延年送行，他11岁离开家乡，跟随哥哥闯荡南北，共同生活了十一载，结下了极深的情谊，可当时哪里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
1924年9月下旬，陈延年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他没有立即回家去见父亲，而是在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和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等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几年不见，父子关系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更加疏远了。
陈独秀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商量后，决定派陈延年以团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广州。10月初，陈延年来到广州，主持团粤区执委改组工作。10月下旬，他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详述了广东团组织的状况及改组工作的进展。这封信，是迄今见到的陈延年的唯一手迹。不久，中共广东区委原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调任广东区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不久又接替周恩来任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
初到广州时，陈延年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的地方，拉家常、交朋友，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老陈”。广州党内的同志在接触陈延年前，都以为这个留过洋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陈延年生活中极为朴素，总穿一身从苏联带回来的半旧学生服，脚上也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钉底翻毛皮鞋，坚持只领取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一起工作的同志给他总结了“六不”生活作风：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当时广东的革命形势大好，但党员却很少。陈延年召集广东区委领导干部，说：“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从长期的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号召全党组织要大力从优秀的工农兵中发展党员。他派黄平到香港，派彭湃回故乡海陆丰，还派人渡海到海南岛琼崖等处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1926年底，广东全省的各县、各镇都有了党员，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五六百人，增加到五千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38%。
鉴于当时粤汉、广九铁路经常被军阀、土匪骚扰，中共广东区委曾向孙中山提出，应建立一支以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为任务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征得同意后，陈延年与周恩来商量，决定从黄埔军校调来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等人，负责具体的筹建事项。尽管这支队伍属大元帅府管辖，但实为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队伍。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1927年春，陈延年离开广州，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上海及江浙区的工作。组织上通过了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等赴上海组织一个特务委员会，传达贯彻中央决议案。当他们途经南京时，已经是1927年4月13日的早晨……
陈乔年是1925年元旦离开莫斯科的，走的是和他哥哥一样的路线。一过海参崴跨入国境，他便接到中央命令，直接赴京就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当时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是陈乔年的老同学赵世炎，乔年是北方区委领导层中年纪最轻的，时年23岁。
当时北京的形势比广州要复杂得多，基本上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与段祺瑞的北洋军阀反复绞杀争斗的地方。1925年11月，张学良的老师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退至关外，北京一度处在权力“真空”之中。李大钊、赵世炎提出应该联络国民革命军，组织工农群众进行“首都革命”。一个是他的导师，一个是他的学长，但陈延年却有不同想法，他认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态度不坚定，奉系军阀根基雄厚，有日本人的支持，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因此举行“首都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但区委否定了陈乔年的意见，结果“首都革命”很快失败，陈乔年这种“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部长，陈乔年与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的历次重大斗争。他亲自参加了1926年中共领导的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就在奋争的人群之中，胸膛上挨了军警一刺刀，身负重伤。陈乔年忍着剧痛，仍坚持指挥群众撤退，后被紧急送到医院治疗。但他伤势尚未痊愈，便又回到区委日以继夜地工作。
1927年，陈独秀离开上海来到武汉，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延年被选为广东区出席“五大”的代表。4月上旬，陈延年在武汉见到了陈独秀。父子这次相见只有几天，中共中央即派陈延年和李立三、聂荣臻等去上海。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夜，上海已为白色恐怖所笼罩，陈延年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他没有退缩，曾在中共广东区委大会上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与浙江省委。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恒丰里104号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陈延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省委秘书长。会开到一半，突然接到密报，说有一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机关的具体地址，王若飞随即宣布散会并撤离。陈延年与郭、韩二人在附近找了家茶馆边观察动静，边商议工作，直到下午3点不见有任何异样。
但这一次，陈延年大意了。他和郭、韩二人又回到了机关工作，不过一袋烟的功夫，机关被军警团团围住。陈延年、郭伯和见情况危急，为掩护其他同志，以桌椅板凳为武器，和军警展开了搏斗，另外两个同志从屋顶上逃走，得以侥幸脱险。但陈延年、郭伯和等四人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坚称是自己受雇于别人的茶房。敌人见他面色黝黑，粗衣短衫，与一般干粗活的工友无异，便信以为真。陈延年被捕后，赵世炎见他未暴露真实身份，立即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与办案人员交涉，准备以800银元将他赎出。汪孟邹则收到一封署名“陈友生”的信，上写：“鄙人于6月26日被捕……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心急如焚的汪找胡适帮忙，胡适又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出面疏通。岂料所托非人，吴稚晖对陈延年当初“背叛”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怀恨在心，加上久浸于官场，深知陈延年的厉害，接到胡适的信后，吴欣喜若狂，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称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
杨虎本不知道逮捕到了“共党要犯”，在知道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后，立即亲自赶到龙华监狱，下令对陈上手铐脚镣，严加看管。不久韩步先叛变，也指认了陈延年。杨虎不加审讯，在1927年7月4日晚上，将陈延年秘密押赴龙华刑场。宁死不跪的陈延年最终被恼羞成怒的刽子手用乱刀砍死。这是中共在上海牺牲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年仅29岁。
1927年秋，陈乔年被党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此时的他知道大哥陈延年已经牺牲，父亲陈独秀也在上海，中共中央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要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六大，并调共产国际工作。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的事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坚决不愿意去莫斯科。中央派给陈乔年一个任务，就是说服父亲。
此刻陈独秀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3层的小楼上，陪伴他的是秘书黄玠然。
乔年不像延年，对父亲没有那么决断。他借此机会，还经常与妻子史静仪一起前去探望父亲，有时还把新生的儿子“红五”带上。陈乔年其实也不想让父亲去莫斯科，但他对父亲的一些主张也是不赞成的，父子二人常就时局展开激烈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陈独秀苦笑着对黄玠然说：“你看，儿子竟教训起老子来了。”但儿子的到来还是让他充满了喜悦，尤其是“红五”，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但是“红五”不久便因病夭折了。更大的悲剧发生在1928年的2月16日，这一天，陈乔年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上海总工会也在附近酱园路召开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告密，陈乔年、许白昊、郑复他等11人被捕，这是中共江苏省委继陈延年等被捕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破坏。
陈乔年被捕后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姓名、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是南洋富商，也在四处托人营救他，其父在探监时露了马脚——他见到陈乔年后大吃一惊，说这不是我的儿子，于是，陈乔年的身份彻底暴露。
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横眉冷对，保持了气节。在狱中，陈乔年仍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将陈乔年、许白昊、郑复他三人枪杀在龙华刑场，陈乔年仅26岁。
1936年12月，陈独秀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捕，在南京监狱里已有5年。一天，他突然听说“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高兴得如孩童一般，据狱中照顾他的犯人濮清泉回忆：“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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