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湘军终寂寥——湘军最后的代表“程潜”

来源:社会科学报

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湖南地处内陆，在之前漫长的岁月中没有涌现出太多引领潮流的人物，也许明清之际的船山先生要算一个，而恰恰在近代的大变革时代，湖南在军政方面涌现了很多人才，杨度的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虽然不无夸张，但是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几分道理。哦对了，杨度就是湖南人。

左：杨度 右：谭其骧

湖南涌现的人才，若从清末算起，则首推湘军。罗泽南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首倡编练团练抵抗长毛，后与其儒学弟子曾国藩共同编练湘军。一同以湘军出名的还包括胡林翼等人，日后楚军之魁首左宗棠，亦是湖南人。而湘军随着平定太平天国之胜利，而势力遍及全国，即使曾日后裁湘入淮，这份影响力也难以抹煞。

左：曾国藩 右：左宗棠

比如沸沸扬扬的刺马案，其实有理由怀疑，就是湘军势力指使而为。此事可怖之处在于，堂堂两江总督，被人用匕首刺死，最后莫名其妙马总督头上还被带了“通回”的帽子，派去审案的刑部尚书郑敦谨言，交了审理报告以后，莫名其妙挂冠而去。哦对了，这个郑敦谨，还是湖南人。

曾左为代表的是老湘军。而随着国内的风潮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以来，湖南人亦积极参加了革命。其中又以三者最为著名，宋教仁、黄兴以及蔡锷。而本文的主人公程潜，此时犹未到出场的时候。事实上，以岁数论，黄兴比宋教仁和蔡锷大八岁，而程潜和宋蔡二者同岁。但是在这种大革命大浪潮的时候，有时候晚了一年，造成的差距可能一辈子都难以弥补。程潜，就差了这么关键的几年。

左：蔡锷 中：宋教仁 右：黄兴

那按理说，以上述三者之地位，湘军，或者说湖南之派系，在民国政府，应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清朝覆灭后，章太炎曾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当时南方支持黄兴，北方支持黎元洪，在黄兴、宋教仁主导下，折中人选孙中山出线。事实上，虽然孙黄并举，如果说孙是创建理论的精神领袖，那么黄则是付诸实现的执行领袖。但因为黄兴早逝而无政治遗产之继承者，长期以来，国民党内部尊孙而卑黄。

而蔡锷在民初，怎么也是风云人物。由于追随梁启超，很早就东渡日本留学。在1904年程潜入日本士官学校时，蔡锷已以优异成绩从该校学成归国，成为正在大力编练新军的清廷的香饽饽。宋和蔡都占据了天时，而在革命的征途中，程潜起步较晚，这决定他无法和黄、蔡、宋并肩，而只能成为这几个人的追随者和第二梯队。

终于出场的程潜

按理说，这种年龄结构虽然让程潜落后了蔡松坡与宋钝初这两个同龄人不止一个身位，但对于湘系来说，这种年龄结构实际上是健康的。为避免内部出现争斗而导致损耗，一个像程潜这样的追随者或者说第二梯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问题来了，黄兴和蔡锷在1916年相继去世，而宋教仁更是在1913年遇刺身亡。

这对国民党来说，固然是大为不幸的，而对湖南来说，这种损失更为巨大，辛亥革命的湘籍三巨头皆英年早逝，从此，为民国建立做过巨大牺牲的湖南人在民国政治版图内无可避免地边缘化。首当其冲的，就是程潜。

说了这么些人物，程潜本人还未开始介绍。程潜16岁取得秀才功名，尔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1900年入岳麓书院被录为正课生，期间拜曹毅亭为师学习阳明学说。——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和“经世致用”之说影响了程潜一辈子。

城南书院

作为湖南士子，能否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习，几乎是判断其和传统儒家学说关系远近的一个标准。蔡锷少年时即入新式的时务学堂跟随梁启超，黄兴从长沙城南书院出来后入武昌两湖书院——这是张之洞兴办的新式书院，宋教仁则是由武昌普通中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这四位辛亥革命的元勋中，程潜用在传统经学的时间最长、所花费的工夫也最多，这也导致了他的革命资历不如黄、宋、蔡三公。

岳麓书院

然而程潜在目睹清朝末年地方乱象，毅然决定弃文从武，他自述理由有三，一是中国受列强侵略，有被瓜分的危险；二是中国传统政治腐败，八股和策论都不能“捍卫国家而救危亡”。三是“我自顾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彼八股之徒同，既无真学问，亦无真本领，未足与谋削平弥天患难。曾闻有人自费出洋，研求学问，而我以农民家，无此资斧。亦闻政府间常派遣学生外洋留学，而我为一乡村秀才，决不能分配及我。我反复思维，惟有弃文就武，投考武备学堂，前途或无阻碍。从今以后，决不再习举、业，也不应科举，断然结束我十余年研究中国经史及文学的生涯。

而程潜和黄兴、宋教仁等湘籍革命元老有交集，要等到1904年考上公费留学生，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日本他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影响于第一批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程潜毕业，受四川总督赵尔巽之召，入四川新军任混成协参谋。

1913年宋教仁遇刺，直接导致了匆忙发动的“二次革命”。这种草率的革命，基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国民党大败，程潜化妆潜逃到上海，尔后再流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

随后随着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的浪潮日益高涨。受护国军的委派，程潜以湖南招抚使之职，经过贵州回到家乡湖南，来到了与袁世凯军队交战的最前线。在程潜等人的运作下，大量北洋军官接受招抚。1916年4月28日，程潜受湖南全省人民的推举，在靖县就护国军湖南总司令职，宣布湖南自即日起独立，誓师讨袁。

然而就在这一年，湘系的另两大巨头蔡锷和黄兴先后逝世。再加上死的更早的“十日湘督”焦达峰与“武昌三武”中的蒋翊武，在民国初年扮演重要角色的湘系此时在民党内部算得上中坚力量的，除开程潜，大概只有谭人凤和谭延闿了。

左：蒋翊武 右：焦达峰

而当此时，谭人凤垂垂老矣，1860年出生的他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而且自二次革命以来，谭人凤是被袁世凯政府挂号了的首要通缉犯，只能逃亡日本，再加上他与孙文的关系向来恶劣；而谭延闿，且不说他和焦达峰之死的联系，此人有个响亮的外号，药中甘草，所谓甘草，就是百搭，这家伙的人生信条，就是一个混字。

左：谭延闿 右：谭人凤

这两位仁兄，实难共商大计。因此1916年年底，随着黄蔡的接踵而逝，对国民党内湖南势力而言是转折点，对程潜个人命运亦是如此。程潜无法在国民党内扛起“湘军”大旗，与其他派系竞雄。那老衰的谭人凤、八面玲珑的谭延闿更无此能力。程潜此时的命运，只能和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孙黄之争里，程潜的选择，是站在黄兴这边。可以说随着他当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就不太可能真正信任他，

随着他在陈孙之争中的站队，孙中山在面上显示出了对他的信任。包括委任他为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有传言说孙曾有意让程潜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窃以为不太可能。对于孙中山来说，可能从未真正信任过程潜这个湘籍人士。要论当时的资历，蒋介石是怎么也不可能争得过程潜的。

而程潜最后的高光时刻大概就是北伐战争时期，率领他在十年间打造出来的北伐第六军克复南京。这大概也是湘军对于南京的偏执了，与当年曾国荃害怕李鸿章抢他克复南京的功劳一样，在南京城下，程潜也一意孤行，无视蒋介石的命令，无视友军的意见，单人独享其功。基本上，开罪了蒋介石以下，包括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当我们事后回看，可以说程潜开罪了中央系和桂系，而当时的湘系，并无这样的能力抗住随后的压力。

1928年，随着程潜本人莫名其妙被李宗仁扣押，他的第六军也随之被分化。剩下的两师七个团由第十八师师长张轸率领撤往江西。蒋介石密令朱培德、金汉鼎、王均等部进行围歼。第六军仅剩一营突围至福建，为卢兴邦收编。至此，程潜十余年艰辛组创的第六军被消灭。此后，程潜已没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了。

这在民国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之后的湖南王何健虽然也是湖南人，但是何健称不上湘军。而程潜本人抗战时期做过总参谋长、第一战区司令官、武汉行营主任，并且在1939年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最终权固不重而地位甚高，毕竟他算是代表老湘军的最后一位人物了，也是北伐第六军的代表，应当有一些派系均衡的考虑。

1948年底，当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国民党中央重新起用程潜主持湖南军政，希望靠这位湘军宿将的威望，守住三湘四水。但此时程潜心底作何感想呢？他对总裁蒋介石和代总统李宗仁应该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包袱。

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纯度上远不如共产党。程潜这类前清秀才出身的高级将领，为人处世恐怕更多地遵循儒家的旧道德而非什么主义。那么当解放军占领武汉三镇，即将挥师南下时，程潜为了使故乡免受兵燹之灾，也不无对共产党领导人多湘籍人士的一种乡情认同。

他与共产党代表李明灏签订《长沙和平协定》，并于1949年8月4日与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应该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李明灏曾是程潜任第六军军长时的部下，程潜被李宗仁拘禁后，李明灏曾短暂地继任军长。

程潜在《杂诗四首》中曾写道：“辗转苦夜长，披衣坐前庭。忧来说当见，明月照我撮。北风中夜号，戍角时一鸣。仍但不自己，翘首望天明。”他心中的苦闷，恐怕也只能寄托在诗歌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