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

作者:张生     来源:古籍

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资料，就文本来源而言，可以分为三类：加害者日方资料，受害者中方资料，以及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资料。

第三方资料包括美国、德国、英国、丹麦、苏联、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文献，其中美国文本最为丰富和完整，这是因为：其一，大屠杀发生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中，美国人士人数最多，受教育层次较高，对大屠杀的各个层面记录甚详；①其二，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美国驻中国、日本的外交官与美国政府之间，有较多的互动，留下较多相关的文献；其三，战后，在涉及南京大屠杀一案的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中，大屠杀期间目击日军暴行的西方人士中尤以美国人士提供了较多证词，且只有美国人士出庭作证。②因此，美国文本既是今天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又是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梳理美国文本的作者构成、文本形式和形成过程，分析其传播范围、内涵和证据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③本文为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④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美国文本的作者及其动机

美国文本的作者构成，可分为三类：一是新闻媒体记者。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Frank Tillman Durdin，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Arthur Menken，或译门肯)。⑤南京沦陷时，他们都在南京。⑥另有《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哈立德·阿本德(Hallett Edward Abend，或译埃邦德)和《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John B. Powell)，大屠杀期间虽不在南京，但亦对此事件保持了关注。

二是以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为主体的美国官方人员：大使馆二等秘书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或译阿利森)、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工作人员麦克法恩(A. A McFadyen)。1938年1月6日，他们作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从上海返回南京(另有德国外交官和英国外交官于1月9日返回南京)。外交人员中，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C. E. Gauss)大屠杀期间均不在南京，但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较多相关资料。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和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作为决策者，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原则上和立场上的宣示。另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和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哈利·雅纳尔(Harry E. Yarnell，或译为亚奈尔、亚内尔)等，对南京形势亦十分关注。

三是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次年2月改组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937年12月13日成立)成员为主体的美国民间人士。其中，主要是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包括查尔斯·里格斯(Charles H. Riggs，中文名林查理)、舍尔·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或译贝茨)、刘易斯·史迈士(Lewis S. C. Smyth，或译斯迈思)、C. S.特里默(C. S. Trimmer)、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格蕾丝·鲍尔(Grace Bauer，中文名鲍恩典)、伊娃·海因兹(Iva Hynds)、詹姆斯·麦卡伦(James H. McCallum，中文名麦克伦)、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等人。这些人多为教会背景，来到中国系受各差会(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教会内部各派别，如长老会、基督会等)派遣。另有专职传教士和金陵神学院神职人员，如欧内斯特·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约翰·马吉(John G. Magee)、普拉默·米尔士(W. Plummer Mills，有资料译为米尔斯)、乔治·菲奇(George A. Fitch，中文名费吴生)、休伯特·索恩(Huberbt L. Sone，中文名宋煦伯)等。⑦金陵大学植物学教授艾伯特·斯图尔特(Albert N. Steward，中文名史德蔚)大屠杀高潮期过后来到南京，亦有记述。

上述三种类型的美国人士，以南京大屠杀期间身处南京的人士为相关文本的主要作者。

美国人士留驻或进入南京的原因和动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1.职业要求。A. T.斯提尔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派驻南京的记者。南京沦陷前夕，他从济南出发，逆着奔逃的人流于12月2日来到南京。斯提尔南下时，南京已“注定要完蛋”，⑧但这没有阻碍他深入险地。其他记者亦表现出职业素质，如孟肯与杜丁在中山东路的战斗现场，目击了中国军人的抵抗和牺牲。⑨

2.保护教会财产，传播教义。美国人士多笃信基督教。福斯特在南京沦陷前致信家人，表示：“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祈祷，做基督信徒理应承担的忠实见证。我们是无助的，但上帝不是。”⑩就在南京沦陷前的12月12日上午，教会紧急委员会还在鼓楼教堂做了布道。(11)实际上，即使在大屠杀高潮时期，传教士们也“每天或隔日”出去巡视教会财产。(12)

3.受美国政府指派，保护美国利益。美国外交人员重返南京时，立即调查美国利益的受损情况，并顶住日方干扰，在大使馆内架设“配备操作员的无线电台”。(13)不久，爱利生和林查理一起调查日军从金陵大学掳走妇女的事件，遭受被日军士兵打耳光的侮辱。尽管如此，外交人员代表美国政府的行动，还是对日方产生了压力。(14)

4.救助南京居民，弘扬人道关怀。美国大使馆安排侨民撤退时，魏特琳当即表示：“我不能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事和邻居，他们需要我。”(15)南京沦陷前，贝德士告诉朋友们，他把在极端的危险中“为人们的生命战斗”、“捍卫真理与人道”，当作“精神的激励与震撼”。(16)1937年12月3日，美国大使馆发布最后一次撤离警告，要求美国侨民做最后抉择，福斯特和马吉选择留下。福斯特说：“我们觉得应有尽可能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证中立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这是能提供给我们工作人员和信徒的惟一办法。而且，我们留下的决定也能鼓舞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17)南京美国人士大多在国际知名高校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局势有较敏锐的观察，具有在复杂局势中采取适当方式的能力，从而能与在南京的各种日本势力折冲，比较有效地运转了预设的救助平台和机制，获得巨大的人道救援效果，(18)充分显示了血腥战争中知识的力量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可能达到的高度。

美国人士的上述动机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合的。如传教士不仅积极保护教会财产，也保护了其他美国财产，更是当时南京国际救援的主力，有效地减轻了日军对中国军民施暴的程度。

二、美国文本的类型及传播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美国文本的类型，可分为六类。

1.安全区档案。南京的美国民间人士与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在报告、制止日军暴行，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记录，并收集一些中国人士的目击证言，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ty Zone)，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该书收录69个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使领馆人员、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等交涉的信件文书；安全区委员会请求美、德、英外交官协助对日交涉的报告；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的难民所状况备忘录；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个日军暴行案例。

应指出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委员会对制止日军有组织的搜捕和屠杀无能为力，更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合作以便拯救难民，因此安全区档案对日军大规模屠杀记载甚少，而集中于强奸、抢劫、纵火，以及与难民生活有关的粮食、燃料、药品等问题上，这是其特点，也是局限。(19)

2.“耶鲁文献”(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1920年受基督会派遣来华，后在耶鲁大学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曾两次因在大屠杀期间为南京市民服务被国民政府授勋。(20)他认为，“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全世界人民“有权知道我们时代经历的有意义的篇章”，(21)由其形成的文本在美国文本中占有特殊地位。现与其他相关文献一起，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笔者统称其为“耶鲁文献”。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宁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在中国大陆最早由章开沅教授编译出版。

“耶鲁文献”同时收集了贝德士为中外多家媒体所写的报道，《南京安全区档案》、《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主要或全部内容，福斯特等人所摄照片，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有关档案，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给美国驻南京外交人员的报告，美国各差会基于传教士报告形成的文件，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活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士与日方的来往电文。贝德士战前就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做了大量分析，还秘密调查了日军占领南京后有组织、有系统的贩毒活动，日本对南京的经济独占，中国民众对日军占领的反应，沦陷后南京市民的生活等等。“耶鲁文献”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以贝德士为代表的南京美国人士集体记忆的结晶。

3.美国外交文件。南京沦陷前，留守南京的美国外交人员向约翰逊大使和国务院递交了很多报告，其中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建立过程。(22)返回南京后，他们又撰写了许多目击证词和分析报告。同时，其他西方人士在与日方函电往来时，多向美国大使馆备份，大使馆有选择地向国内发送，很多文件有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批示，成为美国政府对日交涉的依据。战后，其中一小部分被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3)

4.《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读者文摘》、《华盛顿邮报》、《生活》等美国报刊的新闻报道，多数由前述美国记者撰写。另有一些美国记者根据南京美国人士的书信、报告等撰写了一些报道。

5.贝德士等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面宣誓证词及接受质证的内容。1946年5月，东京审判开庭以后，贝德士、威尔逊、马吉三人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接受检察官、控方律师和辩护方律师的质证，对南京大屠杀的许多细节提供证言，并驳斥辩护方律师对控方证据的故意歪曲和攻击。威尔逊、史迈士、费吴生、麦克伦的宣誓证词被法庭接受为书证。(24)

6.其他。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1938年在纽约、伦敦出版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中文版译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同年出版)，国际影响很大。贝德士为此书的写作四处奔走，允诺提供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魏特琳日记，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尚未打印的新闻报道稿，以及费吴生和贝德士的信件。(25)马吉拍摄了记录电影，由费吴生秘密带出南京，在中国、美国放映，并辗转送到德国。另外，史迈士1938年春带领学生对南京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出版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December，1937 to March，1938(中译为《南京战祸写真》，也有译为《南京地区战争灾祸》)一书。由于调查是在日军和伪自治委员会的眼皮下进行，“调查报告里所报道的损失，只是这场战争所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总数的百分之一二”，(26)但仍提供很多宝贵资料。另外，鲍威尔、费吴生的回忆和卡伯特·科维尔的南京视察报告也是美国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民间人士在南京活动的区域，是美国文本的空间基础。他们是中立的第三方，但其活动亦受到日军严格限制，甚至遭受生命威胁。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难民营里搜寻中国士兵，住房委员会副主任林查理一再对日军进行解释，以免其把平民作为军人抓走，结果被日军军官三次用刺刀威胁并殴打。(27)麦克伦被日本士兵刺伤脖子。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人士也有类似遭遇。美国民间人士是勇敢的，但也不能不顾及自身安危，因此其日常活动局限在安全区及其周围，而安全区只占南京城区面积的1/8。只有在中国人跑来求救等特殊情况下，才会有所突破。因为担心传播不利于日军的消息，他们轻易不被允许离开南京城。(28)

外交官活动范围稍大，但需要遵守日军“规矩”，并在日军士兵“陪同”下，而可看到的地区其实早经“清理”。(29)而当美国外交官返回南京、调查日军从美国产业中带走中国妇女加以奸污的案例时，就发生了被日军殴打的“爱利生事件”。(30)

从市中心的鼓楼沿着中山路(今中山北路)前往下关火车站和码头，是南京内外交通的孔道，作为安全区的东北外缘，其范围稍稍超出安全区。马吉曾出城到德国、丹麦人士主持的南京郊区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考察，作为美国人士伸出的触角，是美国文本的重要例外。

综上所述，美国文本覆盖的南京地域客观上受到限制，屠杀特别集中的长江岸边草鞋峡、幕府山、燕子矶、上新河、三汊河等处，在文本中罕见提及，而且处于“听说”状态。(31)可见，南京美国人士虽是现场目击者，但也没能或无法全面掌握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这是美国文本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和局限。

美国文本传播范围极广，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首先，引起“国统区”媒体及政府机关的高度重视。如《大公报》援引纽约泰晤士报(按：即《纽约时报》)驻沪记者亚朋(按：即阿本德)报道称：“中国境内一部分日军几已毫无纪律，其种种暴行，较之中国从前之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32)田伯烈的著作出版后，国民政府立即组织人进行翻译。印刷以后，国际宣传处即奉送20册给蒋介石，又分送各机构和要人，反响强烈。因需求数量一加再加，1938年8月20日国际宣传处复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函件称：“贵处函为兹送《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万七千余册，经分交各办事处转发，现已积存无几，尚第四八两战区及各地游击队保安团均未送发，拟请再行增印三万册左右送处，以便继续担负散发等由，准此，自应照办，因武汉方面印刷数量有限，兹拟在本月底以前，至少先行印上五千册送上，并当尽量设法于最短期内印送三万册，以供需要。”(33)美国文本如此大规模的扩散，证明日本右翼关于战时中国几乎无人提及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不能成立。(34)

其次，在中共抗日根据地，也有一定的传播与影响。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内中第三编第三章第一目，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的抗议，叙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特别是对美国权益的侵犯。毛泽东为此书作序《研究沦陷区》，并题写书名，简称为《日本在沦陷区》。(35)

第三，这些报道传播并影响了英国、德国以及苏联等欧洲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英国从美国文本中得到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36)1938年5月，英国财政部的佩德勒将萨金特神甫的信寄给外交部的豪尔，此信附上了费吴生1937年的圣诞节日记，豪尔表示：“我们已经从其他消息来源得到了几乎相同的情报。”(37)德国方面，贝德士和斯提尔的报告作为副本，由驻北平的德国大使馆办事处寄往德国驻汉口大使馆。(38)马吉拍摄的电影和解说词，被收入《拉贝日记》和罗森的外交报告中。罗森还特地请求希特勒观看这部影片，因为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39)苏联《真理报》援引英国、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以及《纽约时报》记者杜丁都报道了有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杜丁写到，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2天，大规模抢劫、强暴妇女、杀害平民，以及枪杀已成俘虏的中国军人。南京变成了恐怖的城市，街道上遍布尸体。”(40)

第四，美国文本最主要的传播空间在美国，影响较大。美国主流媒体、外交报告、差会报告和私人通信反映了大屠杀的各个侧面，已如前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英文版是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的，发行量达30万册；(41)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海外工作人员英国人李复(Earl H. Leaf)与美国哈蒙基金会的布雷迪小姐取得联系，策划在美放映马吉电影。(42)

费吴生的赴美宣传，是美国文本在美国广泛传播的范例。1938年3月初，他从南京辗转抵达加州，进行了两三场演讲，他说：“其中一次演讲会上，我给大家看了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接受了《洛杉矶时报》记者钱德勒及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的采访。4月，费吴生抵达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豪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以及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等，给美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记者等放映了影片。此外，费吴生还在纽约、芝加哥等地进行了几次演讲。相关美国人士高度评价了费吴生的报告。(43)

三、美国文本反映的南京大屠杀

美国人士原本猜测占领南京的日军将恢复日常秩序，用魏特琳的话说，“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行将结束了”，(44)但日军的大屠杀，随即成为美国文本记载的主要内容。

首先，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的屠杀。

斯提尔离开南京时，估计有5000—20000名军人被屠杀。(45)“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高的尸体。”“从下关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通过。”(46)斯提尔的报道，被杜丁证实，他写道：“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有20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47)

1938年1月3日，威尔逊医生记录了一个17岁男孩的证言：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3个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约6000人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48)

不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是在难民营被日军搜出并杀害的。虽然这样被屠杀的军人只占全部受害者的小部分，但美国人士坦承了自己的相应“责任”，说：“……我们确实认为日本人会适当地处置解除武装的士兵，因此当这些人来找我们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放下武器躲进一两个难民营就会安全的。……后来的几天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杀死了！”(49)

美国官方也得到南京大屠杀的信息。1938年1月21日，约翰逊向南京美国使馆通报得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紧随日军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看到日军在难民营内外公开地酗酒、杀人、强奸、抢劫，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未能对军官们施加影响，后者漠然的态度很可能出于把放纵士兵作为对这座城市的惩罚，而且由于军队的控制，他们对致电东京要求控制军队感到绝望，日本大使馆官员们甚至建议传教士设法在日本公布事态真相，以便利用公众舆论促使日本政府管制军队。”2月2日，在南京现场的爱利生等人向美国政府提出详细报告，说：“所有前中国士兵和那些被怀疑是的人均遭到系统杀戮。尽管得不到准确报告，但据估计，远远超过2万人被以这种方式处决。”(50)

被害人数不断上升。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51)1938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是：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在内，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可怕的生命损失。”(52)

除此之外，1938年初美军情报机构所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也反映了屠杀情况。其中，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月17日在向日本驻美使馆发出训令时，转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该电讯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的目击者的口述记录和信誉毫无疑问的人士的信函提供了充分证明，即日军的所作所为及继续其暴行的手段使人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至少30万中国平民遭到屠杀。”(53)据笔者所知，此乃“30万”这一数字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其次，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的性暴行。

在地狱般的南京，目击中国男女悲惨命运的美国人，甚至无法判断：男人被带上不归路，和妇女在恐怖中承受的创伤，哪件事更令人悲痛。(54)威尔逊医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大屠杀期间，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的威尔逊经常要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保护避难妇女，但1937年12月17日晚上，日军士兵仍翻墙强奸了16名妇女。(55)1938年1月3日，一位40岁左右、脖子被日军砍了4刀的妇女告诉他：1937年12月31日，日军诡称找人帮军官洗衣服，将6个妇女从难民营带走，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被轮奸，其中5人每晚被强奸10—20次，另一个年轻漂亮的每晚要被强奸40次左右。(56)

1937年12月17日，有中国妇女告诉魏特琳：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就在魏特琳祈祷“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的时候，日军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楼里挑选妇女，“被抓走的妇女们哭喊着”。(57)她还记录到，日军士兵在抓不到年轻姑娘时，甚至找青少年男孩。(58)

强奸给妇女们造成严重后果，安全区档案记述了被强奸致死的案例：“一个茶馆老板的17岁的女儿被7名日本士兵轮奸，并于12月18日死亡。……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59)强奸还导致很多妇女怀孕。史德蔚记述道：“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他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60)除这些显性的伤害，强奸还造成被侮辱妇女长期遭受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的隐形折磨。(61)

第三，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抢劫、纵火等罪行。

在美国文本中，日军组织抢劫和纵火的罪行很清楚。贝德士指出：“……这种掠夺现在变成了由日军高级军官指挥的，有组织地对商店进行大面积的破坏。”(62)史迈士告诉朋友们：“12月20日，费吴生和我傍晚开车前往城南地区，看见日军正在有组织地从店铺拿走剩余物品，装进军用卡车，然后再放火焚烧这些房屋。我们意识到这是蓄意毁掉这座城市，绝非偶然所为。”(63)

1937年12月25日，美国政府得到信息：日军事实上侵入了除由外国人居住的每一栋建筑，系统地洗劫居民和商店，对滞留城中、包括难民营中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地侵犯，不加区别地射击和杀戮。(64)

抢劫和纵火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称：“南京31%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毁比例更高；日军损毁及抢劫造成高达1亿法币的直接损失；南京周边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被洗劫几尽，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他们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65)

第四，美国文本揭露了日军进行有组织的毒品买卖、开设“慰安所”的罪行。

贝德士是日方进行有组织毒品买卖的主要记录者。据其估计，日本“每月至少要从这个地区已经非常贫困的民众那里攫取500万元”。贝德士指出，日军特务部门与海洛因贸易关系密切，他讽刺说：“这个地区中日合作的第一位的和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66)他还记录了日军公开张贴的慰安所广告。广告称，慰安所系“兵站指定”，位于“第四日支亲善会馆”，内有“支那美人”。贝德士就此评论说：“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67)

第五，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暴行造成南京人居环境的恶化。

费吴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南京已经被系统地抢劫和焚烧，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68)空壳化的南京，“城内外被敌日残戮之军民，遗尸遍地，臭气熏天……兵燹之后，疫疠丛生，公私医院诊所，均未恢复，患病之人，无处治疗”。(69)贝德士报告说，随着天气转暖，人和动物的尸体到处都是，痢疾和其他疾病爆发的危险更加突出。(70)日军的暴行，还造成食物极度短缺和饮食结构严重畸形，魏特琳记载：“能维持人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乡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吃肉，马也是如此。”(71)

第六，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对大屠杀罪行的掩盖措施。

史迈士记述了一幕闹剧：“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没有重复呢！”(72)

日军还通过其控制的《新申报》，美化处于大屠杀之中的南京，这一点，美国人士同样记录在案。如一篇报道称：“难民处收容了100000多名难民，他们开始对身穿黑黄色制服的军官和士兵变得非常友善。目前有一大批店铺已经开张，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忙碌和兴旺……难民们的孩子从未见过日本士兵，他们簇拥着去围观士兵们。”(73)魏特琳对《新申报》1938年1月8日《日军使难民沸腾起来，南京城和谐气氛令人高兴地发展中》的文章辛辣地讽刺说，文章25句话，只有4句是真的，“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74)美国人士的现场目击证据说明，如今经常出现于日本右翼著作中的南京日军与中国居民所谓“和谐相处”的照片和文字，纯属有意捏造。

因为美国人士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较为全面的记录者，东京审判中，他们被作为检察方的重要证人。史迈士提供书面证词确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间，他和拉贝几乎每天都就日军虐待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两封抗议信。他和拉贝几乎每天会晤日本大使馆官员，而后者“从未否认过这些报告的准确性”。(75)费吴生的书面证词说，当着他们的面，数以百计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任意抓走枪杀，或被“用作练习刺杀的靶子”；1937年12月15日，不顾他们向日军指挥官提出的抗议，全副武装的日军把将近1300名穿着平民衣服的男子分成约100人一组，从安全区总部附近的一个难民营中捆走枪杀；日军开车运载抢劫自商店的财物；手上有老茧或额头上有帽子压痕的人被当作士兵处死；他看到中国人的尸体遍布池塘、大街、房屋内，大多数是男人，但也有一些是女人。(76)麦克伦日记被作为书面证词提交给法庭，详细记录了屠杀、强奸等暴行。(77)

南京审判时，史迈士与林查理各提供3件案例、费吴生提供22件案例，作为谷寿夫的罪证。(78)另有两位当时在难民区工作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出庭作证，证明其所写文件和报告中日军的暴行均系事实。(79)

四、文本折射的美国权益及其内部分歧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士对中国军民的人道贡献，应得到高度评价。但需要指明的是：美国文本的思虑基点是美国权益。

如前所述，美国人士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安全区和周边地区。其重要原因是美国当时在南京的财产集中于这一地区。英国人希尔兹(Shields)曾列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于自己的工厂未能划入安全区，他抱怨说：设立安全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德国人、富裕中国人的财产”。(80)这话从反面道出美国财产多位于安全区内的事实。

贝德士自称“金陵大学最勤奋的通讯员”，(81)其函件是反映美国文本关注焦点的最好注脚。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贝德士连续致函日本大使馆，抗议日军暴行。函件抗议的日军暴行依次如下：14日，日军撕毁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科前的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告示，进行抢劫。15日，在金陵大学藏书楼强奸、强掳妇女，类似案件100余起。16日，在农业经济科强奸妇女30余人。17日，在藏书楼抢劫难民，侮辱妇女；殴打美籍职员、看门人；侵入挂有美国国旗、贴有美国大使馆告示的美侨私宅。18日，在金陵大学附中校园杀、伤幼童各一，殴打职员，侮辱妇女8人，撕毁美国国旗，另在大学各处侮辱妇女6人，并掏枪威胁贝德士。21日，在藏书楼掳走7人；在头条巷4号日本大使馆门口(笔者按：与金陵大学毗邻)轮奸妇女1人；闯入贝德士家中抢劫；在大学隔壁安乐里打伤3人、强奸妇女1人，并进行抢劫；在高家酒馆(笔者按：离金陵大学约500米)奸污妇女2人；闯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欲抢走救护车；在五台山(笔者按：毗邻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掳掠少女；在五台山美国小学撕毁其国旗。22日，在金陵大学图书馆拉走11人；刀刺看门人；抢劫大学宿舍；日军7人闯入锏银巷金陵大学女子圣经教员讲习所奸污妇女；破坏小桃源之金大农业经济研究所、抓走看门人；在大学蚕桑系难民中放枪3次。25日，闯入金陵大学，抢劫难民，开走汽车；在蚕桑系强奸妇女10余起；殴打美国同事、撕毁其臂章；视日本大使馆通告为无物，搜寻中国妇女及财物。27日，拿走金陵大学专修科美国国旗；在校园内带走女性3人奸污，其中1人才11岁；拉走大学仆役和看门人数人；闯入两处美国人住宅；另有300余日军闯入女子圣经教员讲习所，分批奸污女性27人。贝德士所抗议的日军暴行绝大多数发生在安全区内金陵大学等美国产业里，即美国权益所在，他的抗议旨在提醒日军当局信守“保护外侨财产之保证”。(82)

教会财产的保护、传教工作的开展，也是美国权益的组成部分，被南京美国人士高度重视。以福斯特为例，他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参与管理鼓楼医院，十分忙碌。其所属差会——圣公会在南京白下路有一处住宅区，在太平路有一处教堂区，均位于安全区外。1937年12月11、14、17、23、26日，1938年1月10、15、17、26、27日，1938年2月2、3日，福斯特亲自去查看了12次，这还不包括1938年1月17日至26日间记不清确切次数的“几次”，2月记不清具体日期的1次。福斯特确凿地报告美国大使馆：“我坚定地确信对我们建筑的损毁和抢劫均系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所为”，其所报告的损失包括自行车、钢琴、浴缸、床、床垫和椅子，等等。(83)身处中国人生命被予取予夺的南京，福斯特具体到家具的记录，恰恰说明作为美国人的福斯特对美国权益的高度关切。

与此同时，传教工作内容贯穿大多数美国文本的始终。正如贝德士所说，“身处乱世”，“但此时此刻有许多特殊的传教工作可做”。(84)仅以魏特琳1938年4月的日记为例，就可看到，3—6、8、10 18、24、25、28日，数十场宗教活动得到安排。(85)可见，南京美国人士的人道救助和宗教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美国文本强调美国权益的一个重要特点。将人道救助和宗教活动割裂开来，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易陷入神话或求全责备的两极化陷阱之中。

美国官方对美国权益的强调，与民间、教会人士别无二致。1938年1月21日，罗斯福总统就爱利生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告指示说：“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够反对我们保护美国人免遭一支军队的侵扰，而该军队已经不受其国内的民事政府的控制。”(86)2月12日，约翰逊援引赫尔和格鲁的批示，指出在宁美国财产遭受的损失和破坏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赔偿”。(87)

鉴于日本政府再三声明已经反复要求美国人从战区撤离，表示对美国在华机构和个人不服从日军安排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之责，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强硬地告知日本外相广田：“美国政府虽然劝告美国公民撤离发生危险的地区，不过美国公民却没有责任必须这么做……位于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战区的美国财产，大多数是不可能撤离的……任何这类伤害，美国政府都认为必须由日本政府负责。”(88)

然而，南京美国民间人士和美国政府在如何保护美国权益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民间人士认为，日本在南京和中国的暴行以及侵犯各国在华利益的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制止，将来就可能对西方形成直接威胁。而美国官方却仍曲意争取日本的善意对待。1937年12月26日，雅纳尔致长函给松井石根称：“我听说，日本真正的政策是把除己之外的所有商业利益驱逐出上海。我不能相信这一点，因为这和日本政府的反复声明直接相悖。”(89)

民间人士为何主张干预？这与他们身处南京，对南京居民遭受的苦难有直观的观察和切身感受有关，因此希望形势迅速改观。美国政府高层虽口头上严厉谴责日军肆无忌惮，却仍为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提供“实质性的贡献”，(90)这给美国民间人士很大的刺激。贝德士愤然指出：“日本甚至可能轻蔑地将已经支离破碎的九国公约彻底撕毁。它依赖于美国的孤立政策，还有美国心甘情愿向其出售基本的必需品(只要给钱，卖给魔鬼都行)。”(91)福斯特虽然希望美国不卷入战争，但认为“如果英国和美国采取其他措施——例如经济或政治压力，那么日本永远不敢走得像今天这么远”。而且，这种行动在九一八之后就应当开始。(92)南京美国人士赤手空拳与日方交涉、制止日军暴行，不畏艰险向国际社会传播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积极“干预”思想无疑会对美国公众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来自在中国的传教士对公众思想所施加的影响”，被日本视为加剧美国社会中“反日情绪”的重要原因。(93)

但美国政府因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而试图“中立”。美国总统罗斯福指示赫尔，应寻找一切可能途径，避免被中日视为左右袒。(94)日本非常明白美国的“中立”，正如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在致东京的密电指出，“美国公众的态度一直是，现在仍是，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卷入外国战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密电被美国破译，但美国政府仍没有及时转变态度。(95)

1937年12月12日下午，日军将美国炮舰“巴纳”号炸沉于南京附近江面。美方认为，“巴纳”号事件实属“史无前例和意料之外”的暴行，(96)日方也承认这是严重的大错。(97)但真正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国务卿授权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方表示：“美国政府满意地看到，日本在12月14日的复照中迅速地承认责任，表示遗憾并提出赔偿。”(98)次年4月22日，美国收下日本的赔偿支票计2214007.36美元。(99)“巴纳”号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显示美国政府此前形诸纸面的强硬态度只是虚张声势，企图在中日战争中置身事外。

美国权益是美方作为的出发点，但在大屠杀前后，客观上为南京无助军民所依赖；更进一步考量，当时美国在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利益是建立在条约体系基础上的，逻辑上是中国争取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的负面因素，却因为美国被时人视为制止日本侵华可资运用的外援，而被作为正面的存在，反复督促其采取行动。(100)但美国政府的对日委曲求全态度，使得国民政府指望其领导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干预日本侵华行动的意图落空。

余论

美国文本以其第三方立场，在大屠杀事件发生当时，即已显现出无可替代的证明力。曾任日本外务省东亚事务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Is hii Itaro)在东京审判时说，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从上海到任所后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该电报立即被送交陆军省军务局长。当时外务大臣看到电报十分警觉和担忧，要他立即掩盖这些不体面的事情。后来，福井淳的书面报告送达，报告由南京的第三方人士用英语写成。军方表示已发出严厉警告。1938年1月，本间少将被派往南京，暴行才终止。他还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说，曾要求陆军大臣杉山就南京事态采取重大紧急举措。(101)在接受质证时，石射猪太郎表示：“我们把这些报告当作事实接受。”(102)美国人士参与完成的报告被作为事实接受，说明美国文本在暴行发生时就让日方高层“发现”了南京大屠杀。

但1938年夏天以后，美国文本已极少提及大屠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新“发现”南京大屠杀，并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与其征服美国的阴谋联系起来。(103)战后，美国在日本首先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真相，美国文本被提交给东京和南京，成为清算日本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重要依据。(104)美国文本由此超越中国历史的范畴，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随着冷战的发生，美国不再揭露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暴行。而中国大陆方面，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尤其是美方人士作用的认识发生颠覆性变化。(105)美国文本再次被尘封。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文本再次被美、日、中学者全面“发现”出来，引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断深化。(106)

可以说，美国文本与南京大屠杀史本身一样，经历了反复的“发现”与“再发现”，最终成为人类关于战争的共同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