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灭掉突厥，但也优待突厥

现在很多文章起说武则天对后突厥的战绩，总喜欢拿唐太宗来比，说唐太宗如何如何厉害，吞并了突厥那么大一块地盘，然后说武则天把这些地盘全丢了，还被后突厥打得落花流水什么什么的。其实，唐太宗“灭掉”突厥固然很了不起，但他更多地是笼络了突厥。到武则天执政时，边境形势已变，所以武则天选择了将突厥挡在长城之外。

这里先说说隋末唐初的突厥形势。

突厥深度介入了隋朝末年的乱局

隋末唐初大大小小的军阀都联络过突厥，连唐高祖李渊也不例外。

早在李渊太原起兵之时，就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过协议，而且协议内容还不止“子女玉帛皆可汗所有”这么简单。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比较详细。李渊起初给始毕可汗传话，邀请突厥一起出兵，又说他自己起兵主要是为了勤王，并非造反，等把局势稳定下来再让皇帝（隋炀帝）与突厥和亲，回到原先隋文帝与启民可汗的时代。他在信上说：“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炀帝），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隋文帝）之时，岂非好事？”

不过李渊其实是太小瞧这位始毕可汗了。以前启民可汗与隋文帝的那种关系，也就是隋朝安置突厥，然后突厥臣服于隋朝，这在中原王朝看来自然非常理想，但在突厥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滋味。始毕给李渊回信，把“唐公”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隋主（炀帝）这人可不怎么样，你要是帮他的话我就不凑热闹了。但是如果唐公你自己当天子，那我就跟你一起干。（“……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従。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则従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

综合各种史料的说法，李渊一开始本来不想反隋，是被周围的人逼着反的，而这些逼他造反的人当中，就有实力雄厚的突厥可汗始毕。当李渊终于决定起兵后，立刻得到了始毕的军事援助，包括战马和突厥士兵。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李渊在起兵之初跟突厥套近乎，并不是真的依赖那些突厥军援，只是担心突厥会趁乱袭击自己的根据地晋阳。现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如果联系上下文，可知李渊提出这个优厚条件的前提是要突厥不要侵犯晋阳百姓。

后来到武则天时期，契丹叛乱，突厥也同样趁火打劫。武周与突厥的默啜达成协议，以一批丰厚物资换取默啜对契丹的进攻。但是同样道理，武周并不是真的稀罕默啜的“援军”，只是想避免契丹与突厥的联手进犯。某些文章大肆渲染什么武则天连个契丹都打不过，还得仰仗突厥，说这种话的要么是屁股决定脑袋武黑甚至唐黑，要么是对突厥的历史一知半解。

启民可汗的诸多儿子当中，先后有三位做了突厥可汗。始毕是第一个，也是最有政治手腕的一个。他在位期间大肆扶植各路反隋势力。他不断怂恿李渊起兵，对别的军阀也是一样。有些缺乏根基的军阀，比如刘武周、梁师都等人，干脆直接接受了始毕的册封。

隋末唐初的形势，仍然是四分五裂。图片来源于网络。

始毕对中原的策略就是：“尽量挑起纷争，保持军阀混战，谁最强就打谁。”所以李渊在起兵之初与突厥的关系还算融洽，但当他成功占领长安，真的表现出一统天下的态势后，始毕的态度就变了。唐朝立国之初的武德二年，始毕甚至打算亲自渡过黄河与梁师都汇合，再加上刘武周的人马，一起攻打唐朝。恰在这时他病死了。然而继任可汗处罗、颉利都继续执行大哥始毕的策略。比如处罗继位不久就接受了前隋义成公主的建议，把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立为隋王，还给他配备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小朝廷。

处罗可汗比较短命，上任不到两年也死了。他弟弟咄苾继任，就是最终被太宗打败的颉利可汗。不过在他做可汗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主动袭击，成为唐朝在武德年间的最大威胁。颉利不但与尚存的军阀联手，而且往往亲自出兵，不再象始毕、处罗时期那样躲在幕后。

唐高祖起初对突厥一直是以忍让为主，因为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还有窦建德、王世充这样的大敌在侧。等这些割据势力逐一剪除后，高祖对突厥仍然是“韬光养晦”，没有主动反击，因为在百废待兴之时不想没完没了地打仗。武德六年，高祖甚至认为“天下安定”，干脆撤销了十二军建制。没想到接下来突厥伙同一些残余军阀没完没了地进犯，搞得北方边患是一波连着一波。高祖终于下决心全力对付突厥，内政外交双管齐下。在内，武德八年恢复了十二军建制，对外，开始积极联络远在西域的西突厥。

不过，这时唐朝内部的皇子争权也到了白热化程度。武德九年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突厥是否直接介入了玄武门之变，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突厥进犯与玄武门之变，在时间表上紧紧交织在一起。因此突厥即便不是主动，也是在客观上影响了这次著名的政变。

纵观突厥在隋末唐初的表现，政治手法相当娴熟。尽管突厥与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进犯中原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资源，但绝不是“抢了就跑”这么简单。突厥与中原王朝彼此的了解都很深入。隋、唐有蕃胡豪杰为其出谋划策，突厥也有汉家儿女为其运筹帷幄。比如隋朝义成公主，先后嫁给启民可汗与始毕、处罗、颉利，成了“铁打的可贺敦（可汗之妻）”。义成公主不但始终忠于大隋，而且能量巨大，成为唐朝大敌，搞得贞观初年唐破突厥时，李靖一见到她就赶紧杀了。此外，突厥的存在也给各种心怀大志不安分的豪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不少军阀在唐朝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依然死磕到底，又或者本来已经归顺唐朝但又反叛的，这些人都认为突厥是自己的坚强后盾。

唐太宗灭掉突厥，但也优待突厥

突厥介入中原政治太深了，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好处。军阀混战时，突厥固然能够从中渔利，可一旦中原王朝喘息已定、开始反攻，突厥就把自己全搭进去了。

唐太宗靠政变上台，刚登基时内政不稳，结果再一次被突厥趁虚而入，遭遇了一次凶险万分的突袭。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刚登基不到一个月，颉利就率领十万大军南下。突厥这一次不但人马众多，而且进军神速，仅十天就打到了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便桥，等于是兵临城下。为什么突厥军能这么快？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突厥部落早已占据了河套地区的丰州（五原郡）、胜州（榆林郡），而夏州（朔方郡）是梁师都的地盘。可以说此时的突厥一直就蹲在长安边上，兵马说来就来。另外，玄武门之变对可能属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一系的边防守将造成震动，也减弱了本来就不牢固的防线。

接下来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唐太宗只带了六名亲随，跑到渭水的便桥上对着颉利隔空喊话，骂他背信弃义不讲理。结果颉利等突厥首领都被吓到了，纷纷下马膜拜。接着唐朝军队赶到，“军容大盛”。这时太宗又一个人到桥上与颉利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什么什么协议，突厥就此退兵。

这件事史称“便桥之盟”，如果深入追究的话可没那么光彩。根据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太宗与颉利的这次谈判主要还是重金贿赂，花大钱买和平，所以太宗对渭水之围一直耿耿于怀。

台湾学者朱振宏在仔细梳理了史料后还提出，太宗这一次不但是贿赂，而且对突厥重新称臣。本来，唐高祖起兵时是向突厥称臣的，但随着地位稳固就开始平起平坐，后来又决定给突厥写信时改用“敕”，意思是大唐反过来把突厥视为臣子了。可是太宗为了应付眼前危机，只好重新称臣。这也是为什么太宗后来攒足了劲头非报仇不可。又根据安元寿的墓志，可知太宗在便桥上与颉利谈判时并非真的孤身一人，他带上了胡人（粟特人）安元寿，可能是为了方便谈判。安元寿后来一直受到唐朝的优待。

不管怎样，这次渭水谈判给唐朝带来了几年宝贵的边境和平，为反攻建立了条件。贞观的前三年，太宗励精图治，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大搞练兵。贞观三年秋，复仇时机终于成熟。这时突厥早已腹背受敌，漠北的回纥、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纷纷起兵反抗颉利。太宗也是一位善于分化瓦解敌方的高手，成功拉拢了突厥的小可汗～突利～（始毕之子，颉利之侄），又对薛延陀的首领热情鼓励，册封他为珍珠毗伽可汗，大力支持他跟颉利对着干。薛延陀由此自建汗国，雄踞漠北，把突厥挤压到了漠南。继而天灾降临，大雪冻死了大批牲畜，让突厥牧民陷入饥荒。太宗便以李靖为行军总管，调集一批开国名将，率十万大军分五路进攻突厥。这场战争持续了数月，一直打到贞观四年，结果是唐朝大胜，颉利本人被生擒，东突厥就此被灭。这是唐朝最著名的战争之一，描述文章极多，就不细说了。

唐朝灭东突厥之战打得十分漂亮。紧接着唐太宗又创立了十分高明的羁縻制度，允许突厥自治，但授予他们中原系统的官职，诸如都督、刺史。这样一来，突厥就是实质上自治，但名义上是唐朝的臣民。此后这套制度得到大力推广，成为唐朝统治边疆的通用办法。

不过，唐朝与突厥接下来有几十年的和平时光，却并非仅凭武力，也并不是因为“羁縻制度”有多么神奇，其实主要还是靠老办法－－优待。

颉利可以说是唐朝大敌，在北方边境为虐多年。太宗抓住他后历数他几项死罪，却并没杀他，反而好吃好喝地招待。颉利后来非常郁闷，和家人一起哭，太宗知道后还设法安慰，让他去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方便打猎。颉利不想去，太宗也由着他，授予他右卫大将军之职，让他留在长安，赐以田宅。

对于普通的突厥牧民来说，贞观四年这场“失败”的战争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安宁的、有保障的生活。战争之前，突厥是内乱不断加上天灾肆虐，战争之后，大约十万突厥人归附了唐朝。他们被安置到了北方边境，包括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这一地区水草丰盛，非常适合游牧。

唐太宗时期，把漠南地区划为突厥自治区，设立了单于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的辖区在黄河的河套以北。但是河套之内的胜州、夏州等地也安置了大量突厥部落。

按照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惯例，战争俘虏会沦为奴隶。可是唐朝并没有把突厥人当成奴隶，反而让他们自治。太宗在北方设置了几个羁縻州，如顺州、佑州、化州、长州。这些州的名字先后有变动，大体的地理位置是跨越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境地带。州刺史就由突厥贵族担任，基本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换言之，突厥人就在唐朝的北方边境上生活。

对于在此前被突厥掠去为奴的汉人，太宗也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强行索要，而是花钱赎回的。《新塘书·突厥传》说：“隋乱，华民多没于虏，（太宗）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

投降的突厥贵族所受优待更甚。唐玄宗时的史官吴兢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说：“其酋首（突厥首领们）至皆拜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因而人居长安者数千家。”五品以上的官员算是高干，这就是说在战争结束后，唐朝的朝廷里增加了一百多名突厥籍高干。

如此优待突厥，自然会引起一些反对。贞观时代的贤臣之一李大亮就给太宗提意见说：“近日突厥倾国人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陆，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摩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所以从李大亮的上疏可知，当时唐朝不可能将突厥人同化，只能安抚，为此还得花不少钱。别忘了，贞观初年百废待兴，太宗为了节约行政开支，指示房玄龄、杜如晦两个宰相大幅裁减公务员，把京官从两千人裁减到了643人－－此为太宗的功绩之一。现在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突厥高干，这帐该如何算法？

我认为太宗对突厥的这些政策都很正确，完全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其后北方边境几十年大体上和平就说明这些政策有效。可是，如果这些对突厥的优待政策不是唐太宗、而是武则天搞出来的，我可以保证，肯定会被正史的史官们鸡蛋里面挑骨头、成效忽略不计、缺点无限放大、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唧唧歪歪、大喷特喷，然后被当代武黑们骂成丧权辱国。

实际上，当时朝廷里对如何安置突厥就进行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强行同化，也就是打散突厥部落，让突厥人散居到农耕地区。但是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以诚相待、优厚安抚，即让突厥部落保全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边境上适于游牧的地区安扎，“请于河南（黄河之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贞观政要》）

在河套地区的突厥部落很可能是“就地安置”，因为那时他们已经占据这些地方了。早在武德元年，唐朝为了灭掉西秦薛举就与突厥做了交易，不干涉突厥进入五原郡（丰州）、榆林郡（胜州），然后突厥就真的过来了。当然，有些文章说唐朝这是“割让”丰州、胜州，也有些夸张，因为那时河套地区还都在地方军阀手上，又不受唐朝控制。不过到贞观四年灭突厥时，这些军阀也被消灭，唐朝已牢固掌握了河套。这时唐朝确实面临一个抉择：是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以南还是以北？

河套地区至关重要，即是游牧民族理想的栖息地，又是中原王朝防范北方入侵的前线。秦、汉两朝修长城都修到了河套之外（之北）。所以当温彦博提出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之南，立刻遭到魏征的强烈反对，说这是养虎为患：“匈奴（指突厥）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又说：“且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滋息百倍，居我肘腋，逼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魏征的意思是安置地区最好是黄河以北，反正那里是突厥故地（“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

温彦博坚持认为突厥人可以教化，只要政策得法，就可以成为唐朝百姓，还能帮助唐朝守卫北方边境。魏征则认为，根据以往历史经验，这些突厥部落并不可靠，如果安置在黄河以南，等力量壮大之后必成心腹之患，到时五胡乱华的局面可能重演－－这里必须说一句：魏征并没错，突厥后来确实反了，之所以没有酿成大乱，这里面有唐高宗的功劳，更有武则天的功劳。

唐太宗一开始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安置在黄河之南。不过到了贞观十三年，几位心怀不满的突厥贵族策划政变，在九成宫（麟游县的离宫）谋刺太宗。太宗本人虽然毫发无伤，却也虚惊一场，于是改变了想法，把突厥迁到了黄河之北。直到这时他才册立了一位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并赐姓李氏。

但是这位新可汗李思摩一到黄河之北，就受到了当地老大薛延陀汗国的攻击。李思摩在突厥人中又无威信，难以抵抗来自漠北的进攻。几年后，突厥人向太宗要求还是回到黄河以南。太宗答应了，把突厥重新安置在胜州、夏州（《旧唐书·突厥传》：思摩不能抚其众，皆不惬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夏州即隋朝朔方郡，曾是梁师都的地盘。

从太宗朝到高宗朝，北方的突厥羁縻州府设置一直有所变更。这期间唐朝又收服了漠北的铁勒诸部。高宗朝中期，在漠南设了单于大都督府，管理突厥；在漠北设了安北都护府，管理漠北诸部。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唐朝地图，单于都护府全境都在黄河以北。

到高宗朝末期，突厥终于再次反叛。但这时的唐朝毕竟实力雄厚，将这些叛离一一平定。武则天接手之后，不但进一步将叛离的突厥部落赶往漠北草原深处，而且在北方边境逐步建立起了长期镇守的边防军。